合法性辩护与方法论创新: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两大前提——基于2013年部门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

于桂凤

(作者于桂凤系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克莱蒙神学院访问学者，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态哲学)

近年来，部门哲学的蓬勃发展，已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然而，从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部门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但远未达到理论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而要使部门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断开拓其新的发展空间，获取新的生长点，就必须自觉探究和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必将在促进部门哲学自身繁荣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本文以价值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管理哲学等领域2013年发表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例，试析推进部门哲学及整个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化的两大前提性问题。

一、合法性的论证与辩护

“发现理论困难是哲学创新的首要前提。”①孙正聿:《哲学创新的前提性思考》，载《求是学刊》2001年第9 期。当前，部门哲学研究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部分学者对其存在的合法性的质疑。从历史上看，不断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是哲学固有的一大特点，也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当代中国部门哲学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尤其需要这种合法性辩护。这对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具有清理地基的重要意义。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价值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等部门哲学已日益成为中国哲学创新的重要生长点。但时至今日，关于部门哲学合法性的争论从未停止。最近的一场争论发生在苏州大学的王金福与陈忠两位教授之间，值得学界关注。在《哲学的死亡与复活——从马克思、恩格斯反哲学的立场看“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一文中，王金福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历程从“哲学”时期到“反哲学”时期的转变及其实质出发，对部门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认为“部门哲学”如果意味着应用哲学原理来解决“部门”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部门哲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有过而后来加以否定的哲学。“部门哲学”的兴盛，标志着死去了的哲学的复活，同时也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和衰退。②王金福:《哲学的死亡与复活——从马克思、恩格斯反哲学的立场看“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载《学术月刊》2013年第2 期。在《哲学本性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以“城市哲学”为例兼与王金福教授商榷》一文中，陈忠以“城市哲学”为例，从哲学的本性出发，对这种观点给予了积极回应，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问题哲学、语境哲学，“部门哲学”的问题性与语境性，决定了“部门哲学”作为哲学而存在的知识与学科合法性;同时，哲学在本质上又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对哲学发展新对象、新视域、新线索的不断进入和开启，是“部门哲学”在方法论层面的合法性依据。“小微化”、“日常化”是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城市哲学”等“部门哲学”之所以在批判和质疑中不断繁荣，其根本合法性依据正在于这种研究适应社会发展的民主化、生活化趋势。因此，部门哲学的当代兴起，不仅不是哲学的倒退，反而是哲学的发展，是哲学自觉进行跨界研究、可能性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①陈忠:《哲学本性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以“城市哲学”为例兼与王金福教授商榷》，载《学术月刊》2013年第2 期。

上述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界在部门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上存在的两种对立的观点，也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当代中国部门哲学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合法性的质疑。关于部门哲学合法性的质疑源于学界在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基础性问题的理解上存在很多争议，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从学理上讲，每一门哲学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规定性，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这些特定的规定性意味着任何哲学学科都应该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边界，以特定实践领域为研究对象的部门哲学更应如此。当部门哲学无法清晰而准确地界定自身的理论边界时，它就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因为与哲学和其他具体学科争抢地盘而导致越界行为和泛化现象，一是陷入与哲学和其他具体学科保持距离而局限于狭小空间、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封闭境地。前者无疑会使部门哲学过高估价自身的理论功能，从而附加自身过多的且又难以完成的本不属于它的思想任务，后者则有可能使部门哲学过低估价自身的理论价值，从而放弃某些它本该承担的理论责任。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到部门哲学的理论建构与功能发挥，进而危及到部门哲学的合法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哲学和其他具体学科的深入发展，从而不利于中国学术与学科建设的整体进步。

部门哲学理论边界的模糊直接与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解的相对“不确定性”有关。众所周知，每一门部门哲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如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社会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价值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价值”，管理哲学的对象是“管理”等等。但是，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管理?与之相应的部门哲学并未给出明确而统一的回答。相反，政治哲学对“政治”范畴的理解，文化哲学对“文化”概念的界定，社会哲学对“社会”内涵的解读，价值哲学对“价值”含义的定位，管理哲学对“管理”分析，都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差异性的理解，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人们关于“政治”、“文化”、“社会”、“价值”的理解空间，但却使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价值哲学的研究对象呈现出不统一而模糊的特点，并由此导致诸多的理论纷争，影响了人们对其学科性质的准确把握，最终威胁到各部门哲学存在的合法性。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部门哲学研究中，阻碍了部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并厘定各部门哲学的研究对象，只有对自身的研究对象有了准确的定位，部门哲学才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和创新。

从2013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不仅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价值领域的研究相对突出。在《重新厘定价值哲学的研究对象——兼论价值关系说是一种狭义价值论》一文中，兰久富就明确指出，价值哲学研究领域的许多争论就是因为对价值概念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只有对价值哲学的研究对象有了清晰、准确的把握之后，价值哲学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他认为，作为价值哲学研究对象的“价值”有两种，一种是在“有用”含义上把握的价值，指的是有用性;另一种是在“重要”含义上把握的价值，指的是重要性。有用性专指用来满足需要或达到目的的手段价值，即使用价值，是狭义价值;重要性即意义，泛指各种受人重视和追求的价值，既包括手段价值，也包括目的价值，是广义价值。从狭义价值论转向广义价值论是国内价值哲学发展的方向。①兰久富:《重新厘定价值哲学的研究对象——兼论价值关系说是一种狭义价值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 期。在《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研究并重——价值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江畅认为，价值哲学当然要研究一般价值问题，但并不限于此。无论从西方哲学史看，还是从学科的内在逻辑来看，价值哲学研究的焦点性问题都应该是德性问题，即个人和社会的优良品质问题。西方思想家对德性问题的关注经历了一个以个人德性问题为重点，到以社会德性问题为重点，再到社会德性问题研究和个人德性问题研究并重的过程。今天两者并重并非西方思想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自觉所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尚未关联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通过回顾和反思使我们从自发走向自觉，建立以德性问题研究为中心、以个人德性问题和社会德性问题研究为两翼的价值哲学学科体系。②江畅:《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研究并重——价值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 期。而在《价值研究的哲学奠基——价值哲学的存在论思考》一文中，张曙光则对价值概念进行了存在论的解读。他认为，“价值”是以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社会的核心课题。对价值现象的哲学研究，首先要进行存在论的思考，以澄清围绕价值问题的意见之争，明确价值现象的根据之所在。存在论的“存在”由“人生在世”的活动呈现，“价值”则是人生在世的“意义”指引人的生命活动所发挥的功能，也是生活世界自身的属性。存在的三种基本方式构成了人类得以共存、自存和持存的“境域”、“境遇”和“境界”。而将意义归结为价值、价值归结为利益的所谓价值观，表明了某些现代人的精神沉沦，价值哲学必须给予批判和超越。③张曙光:《价值研究的哲学奠基——价值哲学的存在论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 期。另外，在《论文化哲学视界中的“文化”范畴——兼议文化哲学的基本旨趣与定位》一文中，李群山认为，文化哲学视界中的文化范畴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研究领域中文化范畴的特定规定性，作为文化哲学研究之对象的文化必须是具有人本性和总体性的特征。与之相一致，文化哲学在基本旨趣上不是对文化现象的一般描述与解析，从根本上在于通过对文化的探讨，在最深层次意义上探讨人本身及其存在。①李群山:《论文化哲学视界中的“文化”范畴——兼议文化哲学的基本旨趣与定位》，载《前沿》2013年第7 期。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部门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

在同一部门哲学领域内，学者们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除了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外，还与他们对部门哲学自身的学科性质的多元理解有直接关系。例如，在经济哲学领域，自经济哲学在中国兴起以来，学术界对于经济哲学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它的界说至少不下二十余种。早在20 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曾归纳出国内学术界关于经济哲学的十九种界定。②胡义成:《经济哲学并非学园的专利——兼评国内十余种“经济哲学”的界定》，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 期。在政治哲学研究领域，也有学者明确指出，近些年来，政治哲学的研究虽然有勃兴的迹象，并且确实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解趋势却越加多元和复杂了。其中，在《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一文中，罗骞从哲学与政治在当代的双重变迁出发，提出在今天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氛围中，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并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关于人类共同体可能生活之哲学思考，它穿行在实然与应然的中间地带，创造和发明共同体生活的基本观念并为这种观念进行辩护。③罗骞:《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在《政治哲学的“规定”及其当代性》一文中，臧峰宇从政治哲学的概念构成、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等多种视角分析了关于政治哲学的不同“规定”，认为把握政治哲学的当代性是一条通达政治哲学意旨的切近路径，并指出正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典型样态，它呈现了一种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致思路径和在场形态。④臧峰宇: 《政治哲学的“规定”及其当代性》，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 期。另外，在《管理哲学学科性质的再思考》一文中，王奕指出，学界关于“管理哲学是什么”的回答，竟有几十种。学界在管理哲学学科性质的理解上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根源在于研究者所持哲学理论的不同。实证主义、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是当前学界在界定管理哲学学科性质所使用的常见的三种哲学理论。这三种视角各有所长，不存在对错问题。但是，就当前的研究状况尤其是国内管理哲学的研究状况而言，将管理哲学定位为“在不同哲学理论指导下，以管理为研究对象的部门哲学”较为恰当，原因在于管理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社会背景与自身发展规律相结合的产物。①王奕:《管理哲学学科性质的再思考》，载《理论界》2013年第5 期。

对部门哲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的多元理解，体现了部门哲学研究理论边界的开放性。不过，正如有学者所言，理论边界适度的开放性对于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但如果这种开放性不受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边界，呈现出“自由化”倾向，那么，该学术研究领域的合法性将会受到挑战。②衣俊卿:《论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4 期。部门哲学的合法性之所以遭受质疑或否定，就与其理论边界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在科学界定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明确自身的理论边界，应是为部门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关键。科学厘定各部门哲学学科的理论边界，不仅要自觉树立边界意识，更需要丰富的理论资源作支撑。这就要求研究者们既要加强对各部门哲学史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又要深化对部门哲学核心概念史的梳理与研究。这里有一点要注意，从学理上讲，厘定部门哲学的理论边界，确实离不开对其核心概念的基本含义、概念生成与演进的内在逻辑、概念限定的问题域等问题的考察，但是不能完全从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痴迷于“概念游戏”，而要把概念史的考察与现实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因为任何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这两个层面的共同研究有利于人们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那些有争议的部门哲学概念、观点或思想，也有助于人们对各部门哲学兴起的历史语境、发展的基本脉络、整体面貌、本质属性等有一个清晰而系统的把握，从而深刻理解部门哲学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更好地推进部门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二、方法论的反思与创新

任何哲学研究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方法论缺失或不合理是导致哲学研究陷入理论困境的主要原因。部门哲学研究尤其如此。例如在价值哲学研究领域，有学者明确指出，主客体关系模式是导致价值哲学研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这种方法论模式除了导致一种关于价值本质的效用主义解释之外，还意味着对人的拒斥和消解，它使价值论研究丧失了人学的基础。①赖金良:《哲学价值论研究的人学基础》，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5 期。部门哲学研究要摆脱理论困境，推进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离不开方法论问题的自觉反思与创新。而且，部门哲学对于推进哲学创新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概念、范畴、理论观点的创新，更表现在方法论的创新。

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绝不仅仅意味着某种工具性的研究手段，它既涉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方式问题，还包括宏观的研究视野、研究思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部门哲学的方法论反思与创新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各部门哲学自身所蕴含的方法论及其意义的阐释与反思。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部门哲学本身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阐释与检视自身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是部门哲学进行方法论创新的前提。从2013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这个层面上的方法论反思相对比较突出，并在多个维度展开。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史学与哲学之间》一文中，余晓玲、刘同舫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方法论意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史学具体性与哲学抽象性的张力及共振中寻求平衡，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更具有历史之维，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渗透于史学，使其具备原则高度，从而实现学科超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对世界全球化与现存资本主义命运的把握上、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所进行的观察上具有方法论意义，对当今中国走出顾此失彼、失衡发展的思维惯性具有指导作用。①余晓玲、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史学与哲学之间》，载《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2 期。在《〈资本论〉对城市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一文中，陈忠分析了《资本论》对城市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资本论》处理概念与对象关系、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策略，对城市哲学形成合理的概念与概念群具有方法论意义;《资本论》对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关系的处理，对城市哲学确认合理的历史观具有方法论意义;《资本论》对精英主体与世俗主体关系的处理，对城市哲学形成合理的主体性原则、价值立场具有重要意义;《资本论》处理不同理论、思想之间关系的策略，对城市哲学处理城市批评史与城市发展史的关系，探索面向生活和未来的城市智慧具有重要启发。这一方法论分析不仅深化了对《资本论》的当代价值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为城市哲学的理性建构与现实发展提供了多重启示。②陈忠:《〈资本论〉对城市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9期。在《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方法论》一文中，杨晓东、马俊峰分析了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认为马基雅维里摆脱了形而上的研究方法，立足于意大利的历史经验与社会现实来阐释政治的具体内涵、目标与运作方式，这种以政治实践为本位的叙述方式，体现了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特征。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方法论思想蕴含着作为政治知识的方法论、作为政治判断的方法论和作为政治科学的博弈论等丰富内容，从不同维度展示了政治判断、政治博弈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智慧，这些可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构建和政治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③杨晓东、马俊峰:《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载《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一文中，袁久红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他认为，继20 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复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纷纷转向政治哲学研究，但因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于政治哲学研究有效性的质疑，在方法论上，他们开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偏离，其目的是寻找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之作为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有效途径，可以将之概括为从“经济主义”走向政治中心论、从整体主义走向个体分析、从阶级分析走向多元分析。①袁久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 期。在《马克思法哲学方法论中人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一文中，冯炬、徐毅君分析了马克思法哲学方法论中存在的历史维度与人的维度，并认为“完整主义”的马克思哲学研究需要把这两个维度还原为一个整体去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结构性原貌的。②冯炬、徐毅君:《马克思法哲学方法论中人与历史的双重维度》，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 期。

第二，具体研究方法、方式的发掘与创新。这个层面的研究，既涉及各部门哲学代表人物、主要学派的研究方式、方法的发掘与阐释，又包括当前学界研究部门哲学的方式、方法的反思与创新。在《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一文中，李佃来认为，在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中，不将研究方法的审理提升为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或许永远都是不完整的，甚至于走入歧途而积重难返也是有可能的。鉴于此，他提出，方法论反思是推进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当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运用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但这一方法的合理性和长处却是有限的，需要在对这一方法之偏蔽的指认中突出历史主义方法。从分析哲学的方法切换到历史主义方法，将会延伸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论题，扩大此一研究的论域，这是通达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内核的有效途径。③李佃来:《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在《从历史维度审视作为范畴的价值》一文中，何中华指出，国内学术界对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的研究，大都采取一种静力学的或曰静态的考察，即把价值范畴当做一种不受历史约束的永恒不变的抽象规定加以确认，脱离特定历史语境提出并解决问题。这种研究方式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地思”的运思特点，遮蔽了价值的历史展现性质，从而妨碍了对其本真性的揭示。按照马克思的运思方式，只有把价值范畴当做一种历史的规定加以追问，才是恰当的。价值同理性的分裂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现象或事实，它在本质上属于现代维度，“价值”被作为一个自觉的问题提出，意味着价值同理性的分裂及其对立已然在历史基础层面实际地发生了。从历史上看，价值理想是一把“双刃剑”，它提供批判的尺度，要求“从后思索”，但若脱离了历史基础，就有可能沦为“乌托邦”，从而酿成历史悲剧。①何中华:《从历史维度审视作为范畴的价值》，载《烟台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 期。在《“灰色”的哲学理论与“常青”的体育之间——体育哲学研究中引入哲学人类学方法探析》一文中，高强分析了体育哲学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研究方法，有助于破解抽象的哲学理论与丰富具体的体育现实之间一直存在的隔阂。②高强:《“灰色”的哲学理论与“常青”的体育之间——体育哲学研究中引入哲学人类学方法探析》，载《体育与科学》2013年第6 期。

第三，整体研究思路、范式、视野的审视与转换。这对各部门哲学研究的总体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当代价值研究的新进路》一文中，李德顺提出当代中国价值研究需要一种思维变革。他认为，当代价值研究的主要困境主要来自价值思维方式的落后，这种落后的主要表现是价值研究所使用的传统理论框架本身缺少必要的批判性反思和富有时代感的超越，总体上仍受限于20 世纪以前奠定的以实体为中心的理论视野，未能充分进入以关系(实践)思维为特征的新的存在论，和以人的“知情意”全部精神活动为对象的意识论境界，因而难以准确把握“价值”现象的特点和地位，难以真正进入适合于价值对象的思维情境。要改变这种状况，有必要重新确立一种以实践为根基的辩证思维框架。③李德顺:《当代价值研究的新进路》，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 期。在《社会文化的实践哲学诠释及其意义》一文中，阎孟伟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论点“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提出了研究文化问题的实践哲学思路，并从这一思路出发，对社会文化的形态、实质、核心及其在社会发展的作用作了全新的理解。①阎孟伟:《社会文化的实践哲学诠释及其意义》，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1 期。在《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革新——从主观逻辑到客观逻辑的转换》一文中，李红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成政治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历经了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从政治批判转向经济批判三个发展阶段;在研究方法论上发生了哲学范式的里程碑式的创新，进行了从主观逻辑到客观逻辑的根本性转换，具体表现为: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范式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范式，再转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范式。②李文亮:《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革新——从主观逻辑到客观逻辑的转换》，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5 期。在《论经济哲学认识论中的两条路线》一文中，宫敬才结合思想史，分析了经济哲学认识论中的两条路线，一条以人的认识能力无限论为逻辑前提，一条以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论为基础。以人的认识能力无限论为指导的经济学研究离现实经济生活越来越远，学院化倾向愈演愈烈，而以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论为指导的经济学研究则日渐显示出经济生活智慧的气象。③宫敬才:《论经济哲学认识论中的两条路线》，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在《当代中国价值问题及价值重建的社会历史哲学辨析》一文中，张曙光提出了分析当代中国价值问题的社会历史哲学视野。他认为，当代中国的价值问题是发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因而以社会转型的概念框架加以分析是合理的。但是，中国作为有着悠久而博大的文化传统的文明体的转型，有自身特殊的问题和方式，这种特殊性既植根于其社会历史传统及其矛盾中，又只能在现代世界的交往关系中获得理解并生发出普遍意义。中国现代的价值问题特别是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问题，不是狭义的道德问题，而是原来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秩序——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解体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投射和表现。因而，当代中国大陆价值的重建，也只能诉诸以经济政治制度为关键所在的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文明秩序的建构。①张曙光:《当代中国价值问题及价值重建的社会历史哲学辨析》，载《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4 期。以社会历史哲学视野研究价值问题，有助于价值哲学研究走出认识论模式的困境。在《经济哲学视域中的生态危机发生机制透析》一文中，卜祥记、何亚娟把生态危机问题放到经济哲学视域下进行分析，认为当哲学把生态危机的发生根源归结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而经济学指向自然资源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矛盾的时候，它们都忽略了造成断裂与矛盾的现实性根源——支配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资本逻辑。正是资本呼唤出人类的无限欲望，造成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资源稀缺与欲望无限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通过观念层面的“欲望支配世界”、“经济个人主义”以及“价值通约主义”等，无限地放大了作为矛盾一方的“欲望无限”，从而直接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与生态危机的呈现和加剧。②卜祥记、何亚娟:《经济哲学视域中的生态危机发生机制透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 期。不可否认，从经济哲学的视野分析生态危机机制，不仅体现出一定的深刻性，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种方式的创新性，对于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是必要的。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多角度、多层面的方法论反思与创新，对于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结合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来看，从中国哲学总体研究现状来看，当前中国的部门哲学研究中最需要反思的方法论问题就是广泛存在的严重的“西方化”现象，也有学者称之“拥西情结”或“西方中心主义”。这不仅表现在西方重要学者或哲学派别的理论、思想和观点成为学者们主要阐释的对象，而且即使是在阐释中国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时，基本上也都以西方的理论框架、话语体系、研究方法为主要参照物，特别是对某些热点问题的追踪、对某些理论的评判也常常是以西方的研究为依据。有学者在谈到政治哲学研究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时，甚至说“汉语政治哲学的研究完全是‘西方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翻版”①任建涛:《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2 期。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绝对，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哲学研究学术主体意识的薄弱。整体性的学术主体意识薄弱，不但难以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或观点，更不利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在全球化的时代与格局中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是推进中国学术创新与发展的重要之道，更是确立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的必要之路。

从部门哲学的跨学科特征来看，推进部门哲学的方法论创新，不仅要自觉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且要在加强跨学科对话的基础上生成新的研究方法。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已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文化哲学领域洪晓楠提出的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霍桂桓提出的个体生成论的方法，李鹏程采用现象学的方法进行文化哲学研究;发展哲学领域，杨信礼提出了发展本体论与发展认识论相统一的方法、系统科学的方法、实践反思的方法;政治哲学领域，武汉大学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团队”采取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推理方法、局部研究与整体研究相交叉的切近方法;价值哲学领域，孙伟平等主张价值问题研究的主体性方法;管理哲学领域，张尚仁提出的科学一体化的研究方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的提出离不开跨学科的对话和融合。部门哲学自身是交叉性学科，本身就蕴含着对话与融合的因子，但是在现实的学术实践中，部门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部门哲学间的互动并未达到理论与实践的要求。这就要求部门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要加强合作，展开跨学科研究。这一点对于中国学者尤其重要。面对重大、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自觉进行跨学科研究，而且是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反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法学等的跨学科研究，不难看到，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是以丰富的、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储备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研究主体仅具备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其他相关具体学科的知识。如“研究现代管理哲学，除了要结合哲学和管理学来研究之外，还涉及一系列其他学科，既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也涉及决策科学、预测科学、行为科学、创造学、人才学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一系列新兴学科和理论。”①张尚仁:《管理哲学的对象、意义和研究方法》，载《人文杂志》1986年第6 期。但是，由于学科建制、学术专业分工等因素制约，当代中国大多数部门哲学研究者，并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在这种条件下，加强学科联盟意识，促进部门哲学研究者与其他相关具体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就成为一种必要。前面提到的组建于2010年的武汉大学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团队”，就采取了跨学科的方式组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为主，整合其他学科青年学术骨干的力量，从不同的路向开展和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这说明学界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开始了有效的探索。事实证明，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不仅可以给双方既有的学科研究范式带来新的启迪，而且可以为双方未来的学科话语体系建构带来新的思路，从而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的生成提供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