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的发展逻辑

张天勇

(作者张天勇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发展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自2001年初步提出①任平在2001年昆山召开“长江三角洲第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作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探索》的大会发言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出场学问题。，特别是自2003年首次较为系统阐发以来的十余年间②在2003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中，任平教授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理论。，实现了从范式反思到范式自觉、宏观理路到微观建构、范式建构到范式应用的发展过程，已成为特色鲜明.具有深刻解释力和创造力的研究范式，在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和重点领域的创新突破方面正发挥着其独特优势。

一、从“范式反思”到“范式自觉”: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的出场逻辑

以“无情地批判和无限地指向未来”(德里达语)为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反应、解答改革开放以来的生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使命，也是其得以生发的肥沃土壤。对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实践迅速做出反应的是教科书领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重要范式——“教科书范式”。这是20 世纪80年代起步最早、成效最为显著的研究范式，该范式在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新见解、新运用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时至今日，教科书范式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并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几代人。

教科书范式依对马克思主义核心基点理解和教科书构筑的逻辑差异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从“物质本体论”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以肖前的《辩证唯物主义》第1、2 版为代表)、“历史唯物主义”(以肖前的《历史唯物主义》第1、2 版和赵光武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为代表)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李秀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2、3、4 版为代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反映时代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方面虽有所差异，特别是李秀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4 版力图强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等，但从本质上仍然都是从物质本体论出发来构筑的，从本质框架上都没有突破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教科书框架。其二是以实践为基点的“实践唯物主义”(以辛敬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其把实践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传统教科书范式中的物质与精神两极对立的叙事框架和表述方式，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意义。只有把实践提高到本体论高度的实践唯物主义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三是从“主客统一”认识论出发的“实践哲学”(以高清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代表)，实践哲学认为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不在世界观，而在于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唯物和唯心之上的主客统一的实践思维方式。

但是无论哪种教科书范式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易于“非历史”地对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易于造成对“原理”的僵化理解。而要“历史”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克服教科书范式的弊端，关键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不同阶段产生的“原初”语境把握马克思理论，同时立足当下的语境和语境的转换推进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重新出场。

针对教科书研究范式的缺陷，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兴起，这一范式是为了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思想的发展，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学者”批判以往教科书的“非法(非历史)”引用文本的方法，主张从历史发生的角度，以文本学与文献学的范式去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进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①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 页。坚持该类范式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文本不是“现成在手”而是尚需“重新上手”和“重新打开”;对马克思哲学原初语境的分析是一种渐次展开的“历史现象学”。这一阐释范式借助于当代解释学方法，取得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成果。但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不可能仅仅通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考订与解读、仅仅通过文本学—文献学研究来达到。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思想形态对出场语境与出场路径具有深度的依赖性，因而是历史的出场形态。要科学深刻理解马克思文本思想，必须要穿越文本，深入其背后去把握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文本形态的关联。②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 期。也就是说“语境还原”是“文本还原”的发生学基础，要把握马克思文本思想的原初意义，仅仅回到文本还是不够的，要回到文本产生的语境。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话范式”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吸收以往一些优秀思想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开放性是其最鲜明的特征，要保持其活力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并继续站在文明发展的潮头，就需要通过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思想展开对话，就要批判地汲取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对话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与“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其理论旨趣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考古对象或是用于解答现实问题的资料库，也不是立足于价值中立原则进行纯粹的马克思文本文献的考据。对话的目标之一是将马克思“带入”当下，其背后的逻辑不是回到马克思，而是让马克思走进当代，当代化是对话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对话范式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马克思说了什么，而更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对话范式更不是用多元话语简单地“座架”支援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通过批判、反思、吸收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思想。然而，“对话不能仅仅限于文本层面、理论层面的对话，而是需要历史的底板、时代的基础和实践的尺度。离开这些基础的对话就会变成抽象法则的较量，也就失去了时代真理的标准。”①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 期。任何对话都不是单一的问答或个体独白，平息争议的标准不是对话的某一方，而是对话所面对的实践本身。因此，当下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种差异思想中展开的对话，只有围绕时代问题与中国社会实践才会更有意义。离开了实践底板/现实语境的对话只能成为自说自话的空谈。

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就是通过反思和解答社会实践深刻变革所带来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抓住时代问题，以“问题反思”为中心的“问题反思学”的研究范式主要涉及两个基本层面的相互关系:一是“问题中的哲学”，就是将时代实践问题转换为哲学问题，即实践问题的哲学抽象;“问题反思学”第一个环节就是把握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应该是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国人生活的根本性问题。而问题的时代性是其显著的特点。马克思曾认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20 页。近年来，中国道路、文化自觉、社会公正、政治现代性等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都上升为了哲学问题。二是“哲学中的问题”，也就是考察哲学的问题意识，看哲学如何反映、把握时代问题，并在哲学中加以解答，即实践问题的哲学解答。并不是所有“问题中的哲学”都能达到对整个哲学范式的变革程度，只有那些反映一个时代的、整体的问题群，才能成为研究范式的“格式塔转换”的触发点，外在的反思无法触及事物的本质性环节，内在的(哲学的)反思才能用本质性向度照亮事物的时代本质经纬，意即“问题中的哲学”只有达到“哲学中的问题”，反思的问题学才能实现其“走进”当代的目标。“问题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问题”，“两者的结合，实际上就是时代实践与哲学与时俱进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如何从(变迁的)历史语境出发去看待问题与哲学的关系。该范式抓住了哲学的时代性、问题性，但该范式同样需要从时代的重大实践即理论产生的语境才能做出深刻的哲学反思”。②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 期。

这些范式是我国理论工作者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探索，客观上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繁荣发展。但也都面临着如上所说得的诸多困境，这些困境表明:原有范式的逻辑框架遇到了无法解答的难题，也预示着新范式出场的必然性。出场学范式正是在对传统研究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范式反思是新范式建立的一个重要维度。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范式的产生都不是单方面的原因，除了对原有范式的反思之外，出场学范式的出场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即出场学提出者一直强调的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即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是时代底板或曰实践底板，这是出场学范式产生的出场语境。出场学认为任何理论形态的出场都离不开出场语境，正是因为这是个“脱节的时代”，时代发生了深刻变革，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需要(重新)出场，才需要由“当年”走向“当代”，如果没有时代变革这一基本指认大前提，那么理论需要就不再是出场而是捍卫。

范式革命是更根本和深刻的革命，范式反思的过程也是对新范式自觉化的过程。出场学范式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反之，该范式的提出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范式的弊端，展示了强大的解释力、生命力和创造力，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是对其他哲学范式的扬弃。如它在吸收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要整体把握马克思思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非历史”地截取的同时，要求研究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在吸收对话范式和反思的问题学范式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价值同时，坚持把马克思的思想始终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并不是其思想的本然性使然，恰好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时代性来自于历史的魅力，来自于崇尚实践的与时俱进的创新力和反思性。吸收原有范式的积极因素和环节是新范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发展努力克服其弊端。其二，出场学范式能够解释其他哲学范式中存在的主要反常事实，进而超越旧模式的狭隘眼界，具有较原范式更强的解释力。文本解释学存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怎样评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献和文本样式的意义和价值?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意义形态与思想本真意义的关系?如何评价其思想出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与文本意义的关系?哪些代表他们的真实思想?标准是什么?等等。出场学认为，对当年马克思思想的出场不能仅满足于文本意义的解释，更不能将文本意义和形态固定化，将之等同于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要深度挖掘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从文本针对的历史问题、从其出场路径去探索文本意义的源泉，将文本形态和意义形态看做一种对历史语境和路径具有深刻依赖性的出场形态。历史语境的变迁，始终是文本意义变迁的现实基础。其三，出场学比其他哲学范式具有更大预见性和解释力。出场学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出场形态，从而将马克思文本—思想—意义层面的流动性作为历史语境变化的必然产物，从而为理解提供了指向未来的开放向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属于指向未来的时代性思想，因此才具有时代性和强大生命力，才可能不断出场。①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 期。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的产生是理论工作者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创新路径的结果，其发生发展有深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时代的深刻变革为新范式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底板和必然的要求，深刻变化时代需要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依托创新的范式;对原有范式的反思并吸收其优势并克服其不足是构建具有更强解释力和创造力新范式的关键，当然，这还只是指导建构的“一般原则”，要真正建构起来，还需要宏观理路的谋划和微观结构的建设。

二、从宏观理路到微观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的体系构建

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是由其鲜明宗旨、基本原则以及一系列范畴所组成的有机系统，都是经过长久的推敲、探微、反复验证和不断修正而日臻完善的，“出场学范式”提出和发展也是如此。从宏观理路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坚持一个根本宗旨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一个根本指认即与支撑马克思理论产生的时代相比，当今的时代发生了深刻变革;两条主线即马克思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的时代变化和就是从“当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形态、思想、理论的变化;一个根本方法论即出场学循环。从微观机构上讲主要是一系列范畴的确立和阐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在于“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 页。，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立足深刻变迁的时代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是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出场学范式正是为了承担这一理论使命而产生的，没有与时俱进的理论追求，也就根本不存在理论出场，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出场学范式。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相比，当代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基本确认是出场学范式发生发展的基础。只有在时代发生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重新出场才是真命题。正因如此，在出场学范式产生的过程中，对于社会深刻变革这一点，出场学范式的提出者任平教授才大动笔墨，进行了极其详尽和深刻的论证。在其《新全球化时代与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研究》2000年第12 期)、《新全球化历史语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创新路径》(《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和应答》(《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 期)、《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视界与前景——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新全球化时代与21 世纪公共哲学》 (《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在新全球化语境中引领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 (《江海学刊》2004年第1 期)、《知识经济生产方式、交往实践观与新全球化时代》(《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 期)、《新全球化时代、交往实践观与21 世纪哲学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求是学刊》1999年第6 期)、《新全球化与21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论纲》(《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2 期)、《新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学范式:交往实践共同体》(《学术研究》2001年第9 期)等文章和一系列的学术大会中详细深刻地阐述了新全球化时代理论以及新旧全球化的五大区别(其一，两者的产业轴心不同;其二，两者结构构成内涵不同;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其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与马克思所在的旧全球化时代相比，他认为今天是个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时代是其对这个时代最根本最整体性的指认，这一指认构成了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有两条主线，其一是从马克思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变化分析入手。它包括: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原初语境”;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新语境;从历史语境到当代语境的变化和“历史间距”，以及这一间距对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提出的要求，等等。其二是从“当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形态、思想、理论的变化。两者之间出现“历史间距”，就是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上的变化。“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构成的两大模块，与历史语境变化的两大模块的相互对应性，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学视域。正是在这一经纬线上，无论是“原版马克思”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都不应当被重新僵化地理解。①任平:《走向出场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路径与未来趋势》，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9 期。

出场学循环是“出场”与“差异”构成的一对矛盾，其矛盾运动是理论不断出场的内在动力和根本机制。“出场”与“差异”是出场学研究范式中的两个核心要素，两者之间存在着两个对应的阐释循环:“出场”与“在场”的循环;“同一”与“差异”的循环。“出场”与“在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循环。首先，“出场”是为了“在场”。“在场”的想象与愿景推动着“出场者”的“出场”。“在世之梦”既成为“出场”的目的，又是“出场”的动力。因此，要理解“出场”，必须要理解出场“所为”的目的，即“可能的在场”本身。在场的可能性引导、推动、召唤着出场者的出场，使出场变成一个朝向在场转变的谋划行动。其次，出场是生产，在场是结果，两者是相互规定、关联阐明的，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出场学结构。“出场”与“在场”也相互对立。出场与在场相互对立、相互否定，彼此都是任何一方不能脱离的“他者”。“出场”与“在场”的循环也是哲学自我反思之镜。一切形而上学之梦幻就是企求过去、现在、将来一劳永逸地“永恒在场”，但总是不断地被解构而重新出场。(在场的)同一与(出场的)差异是相互循环的。在场的同一形成了存在状态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形成了差异的出场赖以行动的前提条件。差异对同一的否定，是一个“间接性范畴”，必须首先理解在场的同一，才能深刻理解出场的差异本身。反之亦然，要理解、选择和设计在场的同一，必须要深刻理解出场带来的差异，在差异中坚守同一，在否定中保持肯定，在多元化中守护一元，这是在场的阐释逻辑与行动逻辑。同一与差异，不仅相互区别，相互对应，而且相互循环。两个循环成为“出场”辩证法的核心。理解了出场学循环，就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机制。历史地出场与在场、同一与差异的循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①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两个循环》，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9 期。

从微观结构上讲，出场学范式的微观要素主要包括出场、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出场形态等。

“出场”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不断超越，永远是与时俱进地创新，是对出场路径、出场方式与出场形态的时代选择。“出场”与“退场”相对，也不等于“在场”。“退场”是落后与时代的地平线被时代所淘汰的状态，“在场”是既成，一切教条主义则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现成在场形态”，一劳永逸地僵化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从来就坚决反对将思想变成教条。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空间语境转换而不断重新出场的。②任平:《走向出场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路径与未来趋势》，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9 期。出场是思想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为在场的过程、行动和谋划。

出场语境是当时的社会实践状态，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所构成的历史结构或历史时代，是思想理论的发生学基础，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语境指的就是构成当年马克思思想的发生学基础，也即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实践状态(原初语境)，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指的是当下社会实践状态(当下语境)。对出场语境的分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出场条件的考察，是对从当年到当代历史条件演变的分析。这里的语境类似于伽达默尔视野里的处境:“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①伽达狱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 页。

出场路径顾名思义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出场语境的基础上的出场方式或者出场方法。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所谓“一体”，就是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实践反思，这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什么问题出场，什么问题不出场，先出场还是后出场，隆重出场还是作为配角出场首先是由其所处的时代实践决定的，是对时代实践重大问题的反思，不是“纯”理论的无病呻吟。所谓“两翼”，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及与各种时代思潮的对话。②任平:《走向出场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路径与未来趋势》，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9 期。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就是立足于时代重大实践问题(把实践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同时积极开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和各种时代思潮的对话，围绕“一体”布局“两翼”，通过“两翼”实现“一体”。

出场形态是指理论通过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所展现出来的理论形态。马克思文本意义、文本形态、理论形态是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理论表现。无论是经典马克思理论形态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场语境)。马克思任何阶段的理论形态都是其所在时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的相对历史形态，而不是超越出场语境和路径的无条件、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对文本意义结构的理解，也不能舍弃语境和路径来孤立地加以研究。

与时俱进的目标定位规定了出场学范式的路径品格和理论目标追求，是统摄整个范式的灵魂;时代变革的根本指认构成了出场学范式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理论创新发展的现实起点;两条主线实际上是理论出场的逻辑过程，向神经中枢一样串起各个环节;出场学循环则是理论不断出场的内在机理和内在动力，这个内在机理微观上是由出场、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等这些核心范畴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出场语境是前提基础，出场路径是方法手段，出场形态是目标结果，出场则是者三个要要素的动态过程，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场学研究即是经典马克思理论依托出场语境的历史转换，通过“一体两翼”的出场路径展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形态即出场形态，这整个过程的谋划和实现就是出场。正是依靠这样的整体机制才能保证理论的不断出场，才能“无限地指向未来”，出场学范式“与时俱进”的范式品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内在相同共生，也正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方面，出场学范式必然具有更大的张力。

三、从范式建构到范式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的检验

范式建构和范式运用是个辩证的过程，在范式形成后，虽仍需要在运用中继续修正和完善，但其作为自觉性工具的一面更加突出。出场学范式在整体上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出场形态的同时，也正被自觉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个别理论领域的探索上，甚至“脱域”到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与此同时，出场学的话语也在被学界广泛接受和使用。

任平教授立足新旧全球化变迁的时代语境和语境转换，通过“一体两翼”的路径，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交往实践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理论创新已被学界所熟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场学范式提出和形成，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流范式，在被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创新研究同时，也在自觉运用到马克思资本理论、正义理论、城市理论、生产理论的当代出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领域的研究上。

马克思资本理论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领域，但对《资本论》的研究大多是“回到”式的重新打开，基本上停留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文献挖掘，其当代维度也即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在今天应以何面目出现鲜有突破。如近年来对《资本论》研究主要涉及其意义及历史定位①参见孙乐强: 《重新理解〈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及其历史地位》，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1 期。，《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的逻辑到身体的逻辑的思想的梳理②参见燕连福:《从资本的逻辑到身体的逻辑——对马克思哲学的另一种解读》，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0 期。，《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及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四卷结构”的过程，“六册结构计划”③参见张雷声: 《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载《学术界》2012年第3 期。王晓红、黄竹:《晚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新探》，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 期。，等等。

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出场学研究，该领域研究成果主要有任平的《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阐释》(《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 期)、《文化的资本逻辑与资本的文化逻辑:资本创新场景的辩证批判》等。在出场学的视域中，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已经由旧全球化时代转向新全球化时代，历史场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资本的主导产业发生了深刻的转换，资本的主导形态从当年马克思面对的工业资本，经过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而转向金融资本，进而再转向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扩展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消费品资本等等。从马克思到当代，资本形态不断拓展，不断变革形态，不断再出场。伴随着这一转换也展现着不同的历史场景，在转向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当代形态过程中，也正展现着全新的历史场景:消费成为引导生产的主导因素，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由消费主导生产、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消费社会”，引导、激发甚至制造消费需要符号与文化引导，品牌营销使符号和文化成为决定物质生产的因素，因此“符号政治经济学”似乎取代了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文化似乎不再是一个被物质生产决定的上层建筑因素，正由处在整个链条的末端而作为结果存在的环节变为整个链条的起点，于是，文化产业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成为这一时代的轴心要素等等。资本形态深刻变革使在资本本性支配下的自我创新过程，就是资本的重新出场。①任平:《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阐释》，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 期。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出场学研究，该领域研究成果主要有任平的《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江海学刊》2011年第2 期)、张天勇的《走进“差异的正义”》(《哲学动态》2009年第12 期)、王文东《从差异正义到综合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治理原则探析》(《理论导刊》2010年第4 期)等。在出场学视域中，当下中国既非利益完全一致的同质性社会，也非利益对立的异质性社会，而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局部/部分利益不同的差异性社会，基于这一基本判断，马克思正义理论在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应展现为“差异的正义”的正义形态，其主要由“公平”和“差异”两者构成，它们既相互对立、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差异的正义”原则，这是建设和谐社会引导当下中国发展的价值准则。“差异的正义”是马克思的正义原则基于当代差异性社会这一历史事实(出场语境)基础上的出场形态，是差异性社会的价值原则反映。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出场学研究，该领域研究成果主要有任平的《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 期)、《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江海学刊》2009年第1 期)、王文东的《从启蒙现代性到新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历程、差异、地位》(《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3 期)、高峰的《新全球化与21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论纲》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主题，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对此，学界主要有三种声音:其一是主张继续“五四”以来一直倡导的以“工业化”、“市场化”、“科学”、“民主”为标识的韦伯式经典现代性模式。然而，尽管中国还没有完成这些标识，但是作为旧全球化时代的经典现代性模式弊端丛生，在新全球化时代已经被否弃和替代;其二是主张跨越这一模式，直接导入后现代模式(通过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抑或创新社会等途径);其三是倡言以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和鲍曼等人主张的或“流动的”、“反思的”现代性模式为准绳，走“第二次现代性”道路。在出场学的视域中，这些现代性的思考都没有实现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更有甚者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有现代性理论，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也被一再遮蔽。①任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 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处在新全球化时代这一特殊历史境遇中进行的，也就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遭遇了后现代化、后工业化的挑战，这构成了我国现代化的基本境遇，这决定了我们坚持的现代性不是韦伯的经典现代性，也不是西方理论学者一直大力宣扬的后现代性，更不是“第二次现代性”，而是马克思现代性视域中的双重向度的真正展开:以超越现代性地平线的后现代向度来引领、改造的现代性，构成的新现代性。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新现代性的基本层面是现代性而非后现代型，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处在世界新全球化时代中的初级阶段，是世界新全球化的一部分，这决定了我们的新现代性不是旧全球化时代韦伯所倡导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或者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

此外，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出场学研究(孙江等)、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的出场学研究(孙江等)、符号学理论的出场学研究(张天勇等)、历史唯物主义出场学研究(陈忠、庄友刚等)，这些都在马克思某个重点理论领域展开了出场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有创见性的成果并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研究前景。出场学研究范式也被“脱域”应用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化等领域，作为一个自觉的方法论，正在展现其强大的理论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