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倭通交中的朝鲜半岛因素

王 坤

（1.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119；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126）

史学

隋倭通交中的朝鲜半岛因素

王 坤1,2

（1.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119；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126）

隋代是古代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倭通交表面上看似乎是两国之间的问题，实际上却与东亚世界诸国相互联动紧密相关。在以东亚世界的共同性和关联性，分析隋倭关系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各国的独特性。隋倭关系既是东亚世界相互关联的体现，又是两国出于独特性的情势而作出的选择。对隋朝而言是与高句丽的关系，而对于倭国而言是与新罗的关系，两种国际关系的各自发展，是隋倭通交的动因之一。

东亚世界；隋朝；倭国；高句丽；新罗；

隋政权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达几百年的分裂状态，使中国重新恢复到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性的意义，而且对于东亚世界格局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东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世界，各国间的关系经常是互为因果的。隋的经略南北，使东亚不稳定的国际关系从此开始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由多级间的势力均衡，向以隋为中心的一元化国际关系转变的趋势[1]。隋代也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倭通交不仅开启了隋唐时代近三百年中日文化交流繁盛的序幕，也基本确定了随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从东亚世界视域的高度，鸟瞰隋倭关系的建立及发展，通过分析双方作出决策时的历史背景及攸关方，能够揭示隋倭通交的目的和实质，也有助于理解各国间势力的均衡和消长对东亚世界产生的影响。

一、隋的天下秩序与东亚世界体系①

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核心内涵是“天下”观，这是一种独特的对于生存环境和宇宙的认知。“天下”观或“普天之下”观，源自于上古中国直至西周的古老宗教意识，在经过后世长期的发展和充实，最终演变成为前近代时期东亚世界的一种政治秩序观和文化。这种以中国皇权为最高统治权威的“天下秩序”，集中地表现为中国对他国的“册封”及外国的前来“朝贡”两方面。隋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自秦汉时代之后，持续时间较久的统一时期，也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渐从恢复、调整、确立，并付诸于东亚国际交往实践的重要历史时期。自统一的汉帝国灭亡之后，中国在东亚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随之丧失，国家逐渐走向分裂。继之而来的三国纷争、两晋更迭、“五胡乱华”等都进一步打乱了以往以汉朝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以汉朝政治思想继承者自居的隋，在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之后，在对外关系上着手重新恢复自汉之后瓦解的天下秩序。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把东亚视为一个完整的、自律的世界，用联系的观点从更广阔的视野去探讨东亚各国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在东亚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它是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基轴。从实质上来讲，无论是“天下秩序”还是“册封体制”，都具备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即在这种政治秩序之下，接受了中国的汉字、儒教、律令制、佛教、科技等中国的先进的文化[2]。西嶋认为“东亚世界”的形成，即东亚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肇端于两汉，形成于六朝，完成于隋唐。如西嶋所云，东亚世界或者说东亚文化圈形成之后，朝鲜半岛三国及倭国己经不可能各自孤立地展开其历史了。他们相互间经常随着中国王朝的动向而推进其历史。汉唐间一千年的中日关系及其变迁，正是以“东亚世界”的形成为背景的②。但是，西嶋“东亚世界论”的局限性在于无法概括所有与中国王朝交往的情况。西嶋的册封体制论及东亚世界论，应该看做是将日本历史更广义地放在与东亚诸国的关系中，来考虑的一个假说性理论。册封体制论是从在东亚史甚至在世界史中，如何定位日本史这一问题意识中诞生的[3]。在东亚诸国与中国王朝的交涉，与北亚、中亚诸国与中国王朝的交涉间还存在区别之处，这也是事实[4]。堀敏一先生深入研究了唐代的羁縻体制之后，指出隋唐帝国的对外关系并不局限于册封体制，乃是根据各国的实力而呈现出多种关系形式，从而构成了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堀敏一认为，中国王朝通过使之保持异民族的习俗，同时由朝贡、服属关系来统治异民族的做法，在汉代以来一般称为羁縻，而册封是羁縻形态之一[5]。堀敏一先生的观点避免了仅以“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来分析国家间关系的缺点，不仅注意册封的形式，而且在具体的问题上深入内里，更多地挖掘册封关系表象下掩藏的内涵。通过对各国接受中国对外关系规则的内在需要进行研究，强调在东亚世界互为关联的大背景下，各国社会发展和接受中国文化的阶段性差异。在具体研究中，通过分析东亚各国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外环境，揭示国家间互动的内涵。无论是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还是堀敏一的“羁縻体制论”，或者是类似的东亚国际体系概念，仅仅依靠某一种理论，完全性地概括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是很困难的。因此，在东亚世界视域中，既要注意各国共同性和关联性特征，又要充分考虑各自的独特性，才能确定各国间关系的发展与东亚世界整体的内在联系。

二、倭国遣使入隋的动因

隋朝建立之后，倾力于巩固政权和统一南北，力图建立天下新秩序。此时期的倭国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自 581年至618年，倭国历经敏达（572-585）、用明（586-587）、崇峻（588-592）、推古（593-628）等天皇统治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倭国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大的氏姓贵族继续扩充田庄和兼并土地，直接影响到朝廷的经济基础；以苏我氏和物部氏为代表的两大斗争集团围绕“崇佛”与“排佛”、“王位继承”等问题相互对立，两派直至发展为火并。斗争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以苏我氏为主导的统治③。推古天皇登上王位后，立厩户皇子为摄政，是为圣德太子。对于圣德太子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他创立官僚体制确立政治秩序和提倡佛教。提倡佛教的意义一方面在于用超越“氏”的新信仰来统一贵族的思想，另一方面在于使中央和地方的氏姓贵族及百姓对皇权产生威严之感。

推古天皇八年（600）春，“新罗与任那相攻，天皇欲救任那”[6]。实际上，自六世纪中叶起，倭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逐渐受到挤压，尤其是倭国在朝鲜半岛的据点任那被吞并，使倭国难以顺利地从朝鲜半岛获得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人员。自从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2）新罗灭任那以来，倭国一直耿耿于怀，几代天皇都欲解决任那问题。可以说，“任那问题”是倭国六世纪后半至七世纪前半所面临的最大的外交问题。所以，此次新罗进攻任那，迫使圣德太子必须面对。倭国于当年出动万余众，泛海攻打新罗，出兵虽然取得一定战果，但新罗以灵活机智的方式应对了倭国的进攻④。倭国翌年遣使于高句丽和百济“急救任那”，但未获得很大响应。推古十年（602），作为“击新罗将军”的来目皇子病逝，征新罗计划被搁置，任那问题仍未彻底解决。而且，新罗已于开皇十四年（594），先于倭国朝贡隋朝，在国际战略上占得了主动。面对大陆新兴的隋王朝及东亚世界出现的新动向，更着眼于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解决任那问题，倭国遂决定遣使入隋，以达到通过引进佛法巩固国内政治，以及在国际上争取主动的双重目的，这是促使倭国与隋建立通交关系的动因。

三、隋与倭通交的动因

隋政权成立之初，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形势极其复杂。隋文帝对内部发展生产，对外部诸多势力区别对待，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最终实现并保持了隋的大国地位。如前所述，隋朝两代君臣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立以隋为主导的“天下秩序”，各国与隋的交往都必须在这种秩序中开展。一方面，它是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方式，另一方面，它又被当作东亚世界各国与隋朝开展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作为认可并接受这种原则的表现就是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的册封。可以说这种一直以来朝贡中国，并被视为“东夷”之一的倭国当然也应包括在内。这是隋之所以在倭国使节入隋之后，旋即遣使倭国宣喻的原因之一。

而促使隋迅速与倭国建立通交关系的另一动因-也是较重要的因素-是高句丽。早在南北朝后期，北方的政权更迭大大削弱了中国在东亚政治活动中的影响力。北方的突厥、契丹、高句丽、靺鞨等国家或部族逐渐活跃起来。突厥恃强凌驾于北方小朝廷之上。东北的高句丽向南北扩张，在征服了靺鞨部分之后，觊觎辽西。实际上高句丽以高宝宁和契丹为代理人与突厥暗中勾结攻隋。隋文帝觉察到此二者联盟将来对隋政权必然构成巨大威胁，于是于开皇三年（583）四月下诏征讨高宝宁。隋在此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高宝宁被杀；突厥内部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势力被大大削弱；高句丽控制下的各势力也逐渐分化。

表1：隋与高句丽的交往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高句丽与隋有冲突，但在表面上，高句丽仍然与隋朝保持着紧张而和平的关系，高句丽还能基本履行作为外藩国的臣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阳王时期，高句丽频繁遣使来朝，而到了高元王时期遣使很少。开皇十一年春正月的遣使可以说是高句丽在看到陈亡之后，在隋的强大政治压力下的应付之举⑦。直到开皇十八年（598），高元王率众寇辽西，隋以大军讨伐，高句丽在军事压力下，奉表谢罪[7]。但是，高句丽觊觎东北，拓展疆域的企图一直存在。而且在朝鲜半岛内，高句丽凭借较强的实力，不断南侵百济和新罗，相对弱小的百济和新罗只能一边抵抗一边向隋王朝求救。隋作为东亚世界秩序的的主导者，必须制止这种不守藩国礼节的行为。同时，此举也是对自我权威尊严的维护。大业三年（607）七月，高句丽向北突厥派出使者，企图建立联盟，恰好此时隋炀帝临幸突厥启民可汗帐，“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8]5652。面对高句丽日渐坐大之势，隋炀帝在多方考量之后，决心出兵讨伐。

通过以上考察可见，自隋朝建立伊始，高句丽一直都是影响隋政权巩固疆域和实践政治理念的一大问题，必须予以解决。在经过一番准备后，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8]5636。 而需要注意的是，恰巧在时隔两月之后的大业四年三月，倭国遣使抵隋。在隋朝君臣商讨征伐高丽事宜，上下备战正酣之时，倭国遣使的到来不得不引起隋炀帝的注意，有必要派人察访其动态。于是才出现了，尽管隋炀帝对于倭国国书“览之不悦”，但仍于翌年派遣使节赴倭的情况。

四、小 结

从隋朝建立到最终为唐所替，自始至终都必须面对来自东北方的高句丽的挑战。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隋王朝政治理念的实践，而且也牵动着整个东亚世界的局势。在隋朝力图建立的天下秩序中，尽管倭国遣使平均频率是高的，但实际上，倭国并不是最被看重的角色，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尽管倭国遣使过程中，有“不合义理”之处，隋朝仍然未作出强烈的反弹。而隋炀帝时，因着眼于要讨伐高句丽，才在倭国小野妹子到来之后，不失时机地遣裴世清前往倭国，一方面是对倭国朝贡的回礼，而更重要的是实地探查倭国的动向和态度。

而对于此时期的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夺回被新罗控制的任那控制权的问题，而不是要在国际上装出一副大国的样子才遣使入隋的。在隋的政治理念中，倭国似乎有被边缘化的倾向，或许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对隋炀帝的遣使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隆重礼遇。这样不但能够便于日后引进佛教，也能够在国际事务上引为远威。而历史上隋唐以前日本列岛上的政权主动向大陆政权遣使朝贡，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调整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间政治关系的需要。

放眼整个东亚区域，通过对隋倭关系的建立及发展的考察，发现隋倭关系不单纯是两国间的问题，而是两国各自与东亚世界其他国家关系互动发展的结果，尤其是朝鲜半岛牵涉其中是促使双方展开外交活动的重要因素。对于隋朝而言是与高句丽的关系，就倭国而言是与新罗间的关系。隋倭通交是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相互关联发展的结果，也是各自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应对当时区域形势变化而作出的选择。

[注 释]

① 关于古代东亚或东北亚国际体系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据宋成有著《东北亚传统国际体系的变迁——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互动关系述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政治外交组，2002年6月）中提到的有：1.西嶋定生的“册封关系体制说”，2.堀敏一的“东亚世界体系说”，3.谷川道雄的“古代东亚世界说”，4.安部健夫的“四方天下说”，5.栗元朋信的“内臣外臣礼法说”，6藤间生大的“东亚世界说”，7.信夫清三郎的“华夷秩序说”，8.滨下武志的“中华帝国朝贡贸易体制说”，9.全海宗的“朝贡制度说”，10.费正清的“中华世界秩序”，11.何芳川的“华夷秩序说”，12.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制说”，13.张启雄的“中华世界帝国体系说”，等等。（以上转引自王小甫：《总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载氏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另外，还有台湾学者高明士的“天下秩序说”（参见氏著《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② 近代以降，日本推行维新变革、殖产兴业，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领先于亚洲各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但是，国力增强之后的日本出现了歧视亚洲其他国家的倾向，思想界和理论家鼓吹“脱亚入欧”，试图从文化上否定日本作为亚洲一员的现实。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日本出兵侵略中国、朝鲜，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给各国带来深重灾难，日本自身也深受其害。以此为鉴，西嶋理论性地阐述了自古以来，日本历史与中国、朝鲜半岛的互动关系，努力地向日本人阐明东亚世界诸国的历史性联系。西嶋的理论在学界之所以受到关注，原因之一或许就是其中也包含着对于近代以来,日本国家行为的严肃反省。

③ 可以说，苏我氏成为皇戚并在除去对手物部氏之后，其家族势力已无人可及，甚至于暗杀崇峻天皇，坐拥朝中大权，建立起了“苏我王朝”，此种形势直至苏我入鹿时期才结束。

④ 《日本书纪》卷22推古天皇八年春二月条载：……，乃到于新罗，攻五城而拔。于是新罗王惶之举白旗，到于将军之麾下而立。割多多罗、素奈罗、弗知鬼、委陀、南迦罗、阿罗罗六城，以请服。时将军共议曰：“新罗知罪服之，强击不可”。则奏上。爰天皇更遣难波吉师神于新罗，复遣难波吉士木莲子于任那。并检校事状。爰新罗王、任那王，二国遣使贡调。仍奏表之曰：“天上有神，地有天皇。除是二神，何亦有畏乎?自今以后，不有相攻。且不干船柂,每岁必朝”。则遣使以召还将军，将军等至自新罗，即新罗亦侵任那。

⑤ 本文所采用《隋书》版本为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

⑥ 本文所采用《资治通鉴》版本为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

⑦ 《资治通鉴》卷 178《隋纪二》，文帝开皇十七年条载：开皇十年，“高丽王高阳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隋文帝得知，赐高阳王玺书，“虽称蕃附，诚节未尽”，并威胁“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

[1]韩昇.隋朝与高丽关系的演变[J].海交史研究,1998(2):8.

[2]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29.

[3]王勇.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7.

[4] 金子修一.册封体制论与北亚·中亚[M].唐史论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202.

[5]堀敏一.東アジアの歴史像をどう構成するか--前近代の場合[J].历史学研究,1963,276:63-69.

[6] 舍人亲王.日本书纪[M].东京:经济杂志社,1897(明治三十年):374.

[7](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16.

[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本文推荐专家：

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韩、中日关系史，隋唐史等。

师 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文化等。

The Factor of Korean Peninsula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ui and Yamato

WANG KUN1,2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2.Foreign Language School ,Xidian University,Xi'an,710126）

The Sui Dynasty, which performs a transitional function, is an important perio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s. On the surfa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ui and Yamato i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ut in fact their communication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dynamic changes in the East Asi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 and Yamato is analyzed not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ness and relevance in the East Asia but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queness of each country.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not only symbolizes the correlation in the East Asia, but also is the result produced by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For Sui it is a matter of dealing with Koguryo,while for Yamato it is a matter of dealing with Sill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kinds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is one of the motivation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ui and Yamato.

the East Asia; the Sui Dynasty; Yamato; Koguryo; Silla

K241

A

1008-472X(2014)11-0115-05

2014-10-0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K5051308008）。

王坤（1976-），男，陕西西安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日关系史，日本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