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困境与对策探析

2014-12-29 02:12刘先春王小鹏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4年5期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对策措施

刘先春 王小鹏

摘 要:寻求改革动力、破除改革阻力是推进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从改革的动力供给、动力需求两方面看,推动改革进行的动力供给不足,妨碍改革推进的阻力不断加大,两种作用力的互相抵制使得改革总动力优势不明显,改革面临动力供不应求的危险。凝聚改革共识,寻求改革动力要做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改革的内聚力、引导力;壮大改革拥护者和支持者的实力,扩大改革的动力基础;破除“利益藩篱”,消解既得利益群体,克服改革阻力;突出改革的目标导向,回归改革应有的价值理性,形成改革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动力; 动力需求; 对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5-0005-05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绘制出了改革新蓝图,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全会提出了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改革举措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如何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寻求改革动力,破除改革阻力,成为现阶段全面推动改革的重大课题。

一、寻求改革动力的必要性解析

改革蓝图绘制之后,中国可能面临着两种选择和结果:一是改革陷入“贯彻危机”之中,改革目标成为一纸空文;一是用“踏石有印、抓铁留痕”的干劲去落实改革每项任务,改革目标预期实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以实际行动全面落实才是改革的最终环节。改革愿望的迫切性和改革蓝图的系统性并不能完全转化为改革动力,“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2]。改革是动力,那么推进改革的动力又是什么?我国面临的改革动力处境如何?如何寻求改革最大合力?

中国的改革动力,简言之,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得以进行和完成的推动力量。总体说来,人民群众是推进改革的最终力量,改革动力是在各种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合力,不同时期其强弱表现不一样。改革阻力指阻碍改革推进的力量,它主要是以改革保守者和反对者为载体消解改革动力的一种反向力。

寻求改革动力,破除改革阻力是任何改革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纵观历史改革,战国商鞅变法、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等等,都能发现共同的规律:改革支持者和改革反对者的力量对比最终决定改革成败。改革成败取决于动力和阻力两个变量,改革顺利程度和改革动力正相关、和改革阻力负相关,即:在阻力既定条件下,增强改革动力有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行;在动力既定条件下,减弱阻力有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行。所以,在改革目标既定的前提下,改革动力越大,阻力越小,改革越容易成功。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也印证了这一逻辑的合理性。正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正是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呼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也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广泛参与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领导,改革才有了强大的共识和动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正如科斯所说:“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家引导的改革与草根改革的双重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无法正确认识中国改革中的二元结构,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故事。”[3]中国领导者的支持和民众参与的二元结构下,改革获得了足够的动力保证。

汇聚改革合力,克服改革阻力是推进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新时期改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不言而喻,不改革,中国便可能错失重大历史机遇期;不改革,发展方式的转变便难以实现;不改革,深层次的利益、体制机制矛盾便难以根除;不改革,前期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可能面临丧失的危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终会遭受挫折。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期,风险和难度不断加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改革要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新时期改革的迫切性和任务艰巨性注定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不仅面临思想观念的束缚,而且面临利益固化的体制机制矛盾,如果没有强大的动力来推动,改革极可能在各方的讨价还价和相互抵制中停滞不前。显然,现阶段改革所处的动力处境并不乐观,只有客观冷静地分析改革的动力现状,创造改革动力释放的条件,凝聚改革共识、激活改革动力、克服改革阻力,才能形成推动改革进行的强大合力。

二、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困境分析

从改革的动力供给、动力需求两方面看,推动改革进行的动力相对减弱,妨碍改革推进的阻力加大,两种作用力的互相抵制使得改革总动力优势不明显,改革动力面临供不应求的危险。

1.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供给不足

改革是时代要求、人民呼声和党的使命。“任何一项改革方案的实施都必须有动力支持,否则改革措施就会变成劝说或禁令。”[4]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强大的动力供给,需要不折不扣地落实。

(1)从危机推动型变革到发展型变革,改革内在动力逐渐衰减 社会成员改变现状的内在心理需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了改革原动力,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对比决定行为付出,任何社会目标只有当契合多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时才能实现,正如刘宗洪强调,“追求功利性是人们选择或认同社会发展目标的主导动力。如果一个社会目标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利益,这个社会目标就不能被人们所接受”[5]。中国改革在极端贫困落后的处境下启动,变革成本几乎为零,“穷则思变”,人民想摆脱生存困境的强烈愿望、国家想挣脱危机的内在诉求等汇聚成了改革的巨大合力,从而推动了改革顺利进行。随着生存危机的缓解,改革向发展型变革转变,其内在动力不断衰减。一方面,人们生存条件不断改善,预期收益基本实现,促使其产生惰性心理,维持原状的惯性思维逐渐占上风,加上变革成本模糊性和风险不确定性导致改革动力减弱。另一方面,发展型变革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侧重于社会公共福利层面,公共物品产权不明晰并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变革个人从中获得的收益明显小于社会整体,使得改革责任容易被虚化,个体不愿承担改革成本,“搭便车”的理性选择会造成改革动力的不断削减。所以,改革动力衰弱有其内在必然性。

(2)多元利益阶层的崛起及相互间的博弈使得改革陷入利益冲突漩涡之中,改革共识难以达成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我国社会多元利益格局逐渐形成。多元利益格局下人们利益需求多样,利益体之间的博弈削弱了改革共识。一方面,利益体之间的利益需求矛盾和力量差异造成了博弈的非均衡性,各利益体很可能会从带有短视性和局部性的自身利益出发,使得利益冲突处于一种无序竞争状态,造成了整体利益共识难以达成。正如学者指出,“不同利益群体往往利益取向和利益诉求不同,甚至相互排斥,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达成改革共识的难度”[6]。另一方面,我国利益诉求机制的缺失使得利益表达渠道阻塞,有利益体存在“失声”可能,这容易加剧利益分化和社会矛盾,从而瓦解社会总体力量,更糟糕的是强势利益集团会曲解和减弱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权威,科学决策的实效会在部分利益体的对抗中大打折扣,针对房价的“新国五条”微弱的政策成效正说明了这一点。总之,利益需求多样性、利益矛盾显性化以及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使得改革共识、整体合力难以有效汇聚。

(3)改革资源分配不均衡,改革拥护者和支持者改革能力的有限性造成了改革的整体动力不足 我国遵循“先富带后富”的发展策略,前期改革主要“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现阶段改革要解决的则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这种“涓滴效应”也产生了许多问题。现阶段,我们不仅面临发展转型的问题,更面临如何解决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重要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成为新时期改革最艰巨的任务。从“先富”的过程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人致富伴随着不公平和不合法,伊格尔顿指出:“为了未来的正义,现在的非正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7]致富过程自然地产生了人们对资源的不公平争夺和占有。尽管纵向来看,几乎每个人都是改革受益者,但许多人相对贫困的处境却不断恶化,先富者占有大量改革资源,后富者却被排除在社会财富和体制之外,两极分化作为前提又进一步加剧过程不平等,产生了“马太效应”。客观来看,部分社会群体在前期改革中获利相对较少,他们强烈要求在新一轮改革中得到补偿,但占有改革资源的有限性使其普遍感到无力。改革支持者缺乏改革资源,有改革资源者不愿承担改革成本,这种矛盾形成的尴尬境地极大地消解了改革动力。

(4)改革领导者的双重角色使得权力难以摆脱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冲突的困境,客观上削弱了改革动力 党和政府既是改革领导者,又是改革对象,这种双重角色使其陷入了利益困境中,削弱了改革领导力。从内部看,改革由权力集中到权力约束,强调权力的“公共性”、“有限性”和“服务性”,改革者面临改革自身的艰难抉择。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8]。掌权者难以摆脱对权力的贪恋,对权力的占有惯性和害怕失权的恐惧心理使其容易在改革中裹足不前。尽管改革自身有利于权力长期稳定,但部分官员的短视行为造成了对权力整体性的侵蚀。通俗地讲,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现在要把权力回归到市场和社会,这必然削弱改革领导者内部的改革动力。从外部看,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成为时代最强音,这种整体性价值诉求和个体力量的有限性使得人们更多地把希望和责任寄托在政府身上,但政府改革动力有限使得成果兑现可能远远低于社会预期需求,这种不平衡容易引发“信任危机”,导致人们的改革激情和使命感减弱,这反过来制约了改革领导者引导力、组织力、推动力的充分发挥。

此外,改革正义价值缺失,过分的务实主义对道德和价值的践踏,导致了改革的精神动力不足。市场经济下人们对物质利益表现出巨大热情,利益成为了最具主导性力量,工具理性在全社会蔓延和异化,道德精神在“一切向钱看”的利益标准下黯然失色,改革精神动力日益衰弱。

2.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需求不断加大

之所以把改革阻力放在改革动力需求方面来分析,原因就在于改革阻力是消解改革动力的反作用力,克服的阻力越大,需要相应的动力就越大,改革阻力过大是新时期改革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1)渐进改革演化为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难度和复杂度增加,改革动力需求加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有深刻的现实依据。“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的改革是从容易的、简单的方面入手的,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之所以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处于社会主义的边缘地带,改革成本较小。“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三十多年前。”[9]改革成果的不平衡性迫切需要改革的全面设计、整体推进。具体来看,改革不仅面临增量调整,更面临存量调整,并非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红利,“帕累托改进”的现实条件已不存在。改革承担的不确定风险加大,面临更加复杂的矛盾,涉及了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邓小平针对体制改革曾指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10]体制改革难度和风险性加大了改革不确定因素。从而,随着改革全面纵深推进,改革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客观上构成了改革内在阻力,对改革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动”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相应地扩大了改革动力需求。

(2)既得利益者对推进改革的强势阻挠,导致改革动力需求加大 体制机制变革的实质是对人们利益的调整,最终落脚于人的因素。科斯指出:“任何经济改革都会牵涉到游戏规则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定有赢家和输家。”[11]面临利益受损的群体会通过各种方式极力阻挠改革。既得利益者占有稀缺资源,在原有体制机制庇护下,稳固的“利益联姻”所形成的“利益藩篱”是社会固化和践踏社会公正的主要推手。有学者甚至认为,改革难以推进的根本原因就是既得利益的阻力过大。“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12]习近平讲“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李克强强调“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都难”,都客观反映出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改革最大阻力和风险,所以,能否顺利突破利益藩篱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突破利益藩篱注定了改革不可能在不损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消解阻力需要相应动力,这极大地增加了改革的动力需求。此外,落后的思想观念也构成了改革阻力,尽管相比之前有些减弱。

改革动力超过改革阻力临界点之后,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即保持改革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下,改革目标才能最终实现。现阶段,改革动力供给减弱和动力需求加大使得改革可能陷入“改不动”的瓶颈之中,凝聚改革共识、激活改革动力成为我国推动改革的现实重任。

三、凝聚改革共识、寻求改革合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减少成本获取最大预期收益是人们的永恒选择,迟福林指出:“新阶段改革的复杂性和改革的难度在增加,利益关系成为影响改革的关键因素。”[13]改革关键还是处理好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破解改革动力难题的根本。

1.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改革的内聚力、引导力

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执政行为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换言之,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党的坚强有力是中国不出问题的根本保证。纵观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党的领导为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动力资源。作为改革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作为改革动力系统的“心脏”,只要中国共产党想改、敢改、能改,改革才能推行。为此,党要明确改革宗旨意识,铭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之笼,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使自身从利益羁绊中挣脱出来,从权力贪恋中清醒过来。要增强党自身的战斗力和纯洁性,一手抓惩治腐败和群众路线,一手抓改革,两者结合起来,就真正找到了“自上而下”改革的突破口,也才能增强改革的内聚力和牵引力,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反腐成效也正说明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要增强党的团结,真正选拔和任用具有强烈改革意识、优秀改革能力的人,建设强有力的改革队伍,强化改革领导力。只有从自身做起,“敢于革自己的命”向自己动刀,才能清除自身顽疾和党内蛀虫,保持自身强大动力,才能赢得人民支持,凝聚广泛的改革共识和动力。

2.壮大改革拥护者和支持者的实力,扩大改革的动力基础

习近平指出:“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成功。”[14]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实践是改革的原动力,只要群众认同改革、支持改革、推行改革,才能真正形成改革动力的铜墙铁壁。首先,要在尊重人民主体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倡导社会公平正义,使改革机会和成果向每个人敞开,个人创造力会在正义的前提下汇聚成强大的社会推动力,“当社会有了正义,机会面向所有人,即使社会中最不幸的阶层也尊重社会体制时,他们会努力工作来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挑战或者推翻当前的社会体制”[15]。其次,要拓宽利益表达的渠道,调整深层次的利益格局,凝聚改革共识。个体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是以其实际占有资源和享有权利为依据的,要增强社会成员的实际“权利”,尤其要尊重社会弱势群体的发言权,使他们能参与到改革进程之中。最后,要培养“新的改革受益者”,彻底壮大拥护改革的群体力量。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力量博弈,潜在的改革受益者将是改革最大的支持群体,只有调动他们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形成新的利益阶层,才会扩大改革阵营的支持力量。新时期改革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要让群众积极地参与到改革之中。为此,要围绕群众切身利益做好、做足民生工程,民生联结民心和民力,民力是改革动力之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难以阻挡的改革之势。

3.破除“利益藩篱”、消解既得利益群体,克服改革阻力

“改革必然触及利益,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敢于出招、敢于得罪人、敢于突破既得利益,真正让改革落地。”[16]突破利益藩篱不仅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更需要高超的智慧和技巧。并非所有的利益既得者都是改革阻力,区分对待利益既得者无疑是改革的明智之举,破除利益藩篱关键是要斩断权力和资本之间不正当的利益链条。特别是以反腐利剑来惩处与权力不正当关联的利益体,无疑具有很大的威慑力。此外,还需要探寻多种方式来瓦解利益藩篱。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打破部分国企的垄断地位,使市场各要素都能平等、公平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重视制度在这方面的关键作用,破除利益藩篱赖以存在的环境。其次,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分领域分阶段地化解改革中的阻力,凡是拥护改革的利益既得者在法律框架下尽可能地保护其利益,补偿其在改革推进中可能丧失的合法权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阻力。最后,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发挥公共舆论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监督作用,使其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无处藏身,加大对其代言人的批判力度,抹去其身上合法意识形态色彩。总之,理顺权力、资本和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防止权钱勾结,破除体制弊端是消解改革阻力的根本途径。此外,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做到改革于法有据,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进和巩固改革成果。

4.突出改革的目标导向、回归改革应有的价值理性,形成改革精神动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产生了巨大号召力,因为它契合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愿望。任何时候,只要人民心中有希望,国家和社会才真正有希望。以目标和希望激发行动,以行动来强化希望,才能最终实现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改革新蓝图,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领会其精神实质和详细内容,在内心深处受到感召。“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有思想上的深刻认同、目标激励,才有行动上的坚实有力,要深刻普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破解思想障碍,在执政党和社会中形成广泛的目标认同、情感认同、责任认同。当然,新蓝图的伟大意义不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而是由以后的实践成果来定义,这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定义了其划时代的意义一样。要充分利用改革“热劲”不失时机地抓落实来保持改革的希望和精神动力,真正干出实效,强化人民的希望和信心。社会主义改革具有深层次的价值归属性,让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正是社会主义价值的内在要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首先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但生产力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不是以贫富差距、道德沦陷为代价,如果那样,社会主义就踏上了“奴役之路”。所以,要回归社会主义改革应有的价值,坚持“以人为本”,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印刻在人们心中,为改革提供永恒的精神归宿和精神动力。

贯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和智慧,让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改革成功的保证。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列出的60项改革任务已经有39项启动。[17]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顶层设计和统筹部署下,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而强有力的带领下,各项改革目标在不断地推进和落实,这既反映出新时期改革的希望,也预示着落实改革任务的艰难性。“改革不是做样子,不是做表面文章,只说不做不行,说了做了没有成效也不行。”[18]改革不能叶公好龙,更不能中途停止。只有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聚改革动力,才能最终实现改革的预定目标,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永续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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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习近平.关键是找出体制机制症结[N].新京报,2014-08-19.

[责任编辑:孙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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