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区域变体的特点与普通话差错的分际*

董思聪 徐 杰

1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澳门

1 引言

随着普通话在中国大范围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快速推广,原有旧标准和当前新形势之间的一系列问题也日益突出。徐杰和董思聪(2013)指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语音标准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其在百年国语运动中的历史使命,我们现在则应该本着开放、宽松、包容的态度对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标准从宽掌握,将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宽式国际汉语”的新理念,让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汉语普通话使用者平等分享对我们民族共同语的所有权、监护权和解释权,给予境内外客观存在的各个普通话区域变体以平等地位和充分尊严,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国内的普通话推广以及汉语的国际传播,并在海内外汉语普通话语言社区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就其本质而言,这个理念是民族共同语标准适度多元论。它不仅尊重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也符合语言发展演变中“动态自然趋同”的自身规律。徐杰和董思聪(2013)认为,对普通话的标准进行微调,不会导致新方言的产生,因为在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日益一体化的世界,方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社会条件早已被彻底摧毁。而早已承认多元标准的英语,其诸多区域变体之间不仅没有进一步分化,反而在毫无强制力的情况下自然地相互靠拢,快速趋同。汉语各区域变体的发展方向也必定如此。我们最近欣喜地看到,刁晏斌(2015)在对海峡两岸词汇趋同的调查中发现,不仅存在大陆向台湾靠拢的现象,而且近年来台湾国语向大陆普通话靠拢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可以说目前两岸共同语的融合至少在数量上已经发展到了基本均衡的双向互动交流状态。这在台湾地区的语言规划、工具书收词、科技术语选择以及日常语言运用中都有较多表现。比如,不仅“春运”、“铁饭碗”等反映大陆特有事物或文化、制度的词语已经进入了台湾国语,而且在台湾存在对应词语的一些大陆词汇也被引进了台湾,甚至像“熊猫”、“钓鱼岛”等大陆词语与相应的“猫熊”、“钓鱼台”等台湾原有词语在使用量上已经持平甚至反超后者。在两岸共同语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谁也没有规定大陆词汇向台湾词汇靠拢,也没人要求台湾词汇靠拢大陆,但依然是这样一个趋同的结果。

徐杰和董思聪(2013)所提出的将“标准音”改为“基础音”,指的是只对普通话的声韵母和基本声调作出音系上的规定,而在轻声、儿化等等方面容忍各地变体自行其是,各有特色。这仅仅是对民族共同语问题进行的框架式的理论阐述。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上,有个重要的技术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那就是容忍各地变体自行其是的那一部分语言内容该如何划定范围。我们倡导语言政策从独尊、排他转为多元、宽容,但如果过度放任,不予约束,则完全违背初衷,过犹不及。为了避免“地方特色”成为滥用、误用语言的庇护所,必须处理好开放性和规范性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明晰普通话区域变体的特点和普通话差错的分际。本文将试图从体系性、稳定性和可理解性三个方面出发,对变体特点和差错的区分标准进行考察。①本文提出的区分标准主要针对语音,同样也适用于词汇和语法。不过普通话的经典定义“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词汇、语法标准,存在比较灵活的取值范围,体现了宽松的原则,本身就很好地包容了各区域变体的特点,在教学和推广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我们不拟在词汇、语法方面做进一步阐述。

2 体系性

普通话区域变体的特点应该自成体系,自身和谐匀称,无自相矛盾之处。这是任何自然语言或者自然语言的变体都具有的特征。而普通话差错则可能不成体系,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

我们需要对相关概念进行一些说明。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两种偏离目的语的情况:偏误和差错。Corder(1967)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偏误具有体系性,而且它表明学习者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确切语言系统;差错不具有体系性,它是由于说话人具体的记忆、生理和心理状态而产生的随机性错误。Corder还从生成语法理论的角度指出,偏误反映的是语言能力,而差错则是语言运用层面的现象。我们提出普通话区域变体的特点是具有体系性的,而差错则不具有。由于普通话区域变体的特点和普通话学习中出现的偏误均自成体系,因此有必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再进行一下讨论。

当前执行的普通话语音规范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在这一标准下,所有与北京语音不一致的地方,均应视为偏误或者差错。但是如果依照徐杰和董思聪(2013)的微调方案,仅将北京语音当作基础音,把包括北京式普通话在内的所有普通话区域变体都平等对待,那么普通话所定义的实际上只是一组各变体共享的核心语言特征。如此一来,没有任何一种自然语言可以称为标准的普通话,而之前算作偏误的部分语言成分,如果具备后文论述的稳定性与可理解性,则可以被容纳进宽式普通话的系统内成为变体特点,获得应有的地位;如若不兼备另外两种属性,则作为差错处理。这一转变可以表示为图1。目前学界对“偏误”这一术语的使用并不统一,如叶军(2012)在分析上海普通话的语音特点时,认为有的偏误很零散,因人而异,而有的偏误较集中,呈现系统性。如果我们把“偏误”严格局限为偏离目的语的具有体系性的语言现象,那么先前研究中各个地方普通话的偏误,如果同时符合本文的其余标准,则都可算作普通话区域变体的特点。不一样的地方只是在于,由于微调后的普通话外延扩大,之前对旧目的语的偏离却完全有可能符合新目的语,从而使得一部分语言成分得以摘掉“偏误”的帽子。②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无限循环的问题:扩大普通话外延将部分偏误纳入共同语,那么在学习新共同语时出现的新偏误,是否也该纳入?以此类推。我们认为此类情况出现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存的各区域变体,是当地居民在数辈人长时间的普通话学习和使用中稳固下来的系统,受到了母语系统以及教学和交际中各种因素的充分影响,即使新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暂时的偏离情况,也几乎都能最终达至与新目的语相符。

图1微调普通话标准之后部分偏误地位的转变

参照Selinker(1972)的研究,普通话区域变体的特点大致应有如下五种主要成因:母语迁移、训练迁移、二语学习策略、二语交际策略、对目的语规则的过度概括。这里的母语迁移,指的是各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其语言诸多子系统中与普通话不同的特征,对当地人的普通话学习所产生的影响。③具体地说,这里的母语迁移是一种负迁移,即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所产生的干扰导致语言学习中偏离目的语的情况。我们认为,在成体系的普通话区域变体特点的形成问题上,母语迁移起着最主要的作用。我们无法预测某地居民在学习普通话时,其母语的哪些具体特征会迁移至普通话,但我们却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当地居民发生母语迁移,对其普通话产生影响的可能特征的集合。这一集合所包含的项目就是学习者的母语和普通话的诸多差异之处,而这些差异自然都是成系统的,不可能是零散的说话者口误或随意的个人创造。所以由母语迁移所导致的对目的语整类的偏离,无论是源于上述可能特征集合的哪些具体项目,都会具备体系性,而非随机或偶然。参照朱永锴(1998),汉语方言语音迁移对普通话学习所造成的常见偏离现象主要有:舌尖后音[tʂ]、[tʂh]、[ʂ]与舌尖前音[ts]、[tsh]、[s]不分;部分[tɕ]、[tɕh]、[ɕ]读若尖音;[n]、[l]声母不分;[f]、[x]声母不分;前后鼻音韵母不分;儿韵母及儿化韵掌握不好;轻声掌握不好等等。例如,在闽方言区的普通话区域变体中,[tʂ]、[tʂh]、[ʂ]、[ʐ]成系统地被放弃,另外[tɕ]、[tɕh]、[ɕ]并于[ts]、[tsh]、[s](李如龙1988);在海南文昌的普通话变体中,儿韵母的字如“而、二、儿、耳”等等,大都发成在听感上与[ɚ]十分接近的[ɔ]韵母(林芳颖2014);又如在重庆市的普通话变体里面,没有[n]声母,北京式普通话中声母为[n]、[l]的字几乎均读作[l]声母。这些现象都不是零散的个例或随机的口误,而是成系统出现的,具备普通话区域变体特点的体系性要求。

3 稳定性

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历时的稳定性指的是某语言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性质一致,不会不停地变动;共时的稳定性指的是在同一个区域、同一个社区,该现象是所有成员或者大多数人共同拥有的语言特点。而普通话差错则应缺乏稳定性,可能一直在变(在靠拢普通话的过程中),也可能同一语言社区内只有极个别人存在某种普通话差错,而且不同人的差错各不相同。当然,稳定性是相对的,没有事物能在时间长河中保持绝对静止,也没有超能力可以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每一次发音。

变体特点应该具有的历时稳定性,可以借助二语学习研究中介语理论和石化现象予以说明。Selinker(1972)提出,中介语是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原因导致对目的语的偏离,从而产生的一个独立语言系统,它既异于学习者母语,也异于目的语。各地居民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中介语系统,甚至当前普通话的若干区域变体都可视为一种特殊的中介语。根据Saville-Troike(2012:43),中介语通常被认为具备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中介语具备系统性,正好可以说明本文的上一条标准;而中介语具备动态性,似乎与普通话区域变体特点的稳定性相背离,实则不然。中介语的动态性,指的是学习者在努力靠拢目的语的过程中,中介语的很多要素会处于一种变动的状态,而这也符合一般人对语言学习的普遍认识。如叶军(2012)通过对上海人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不同等级的人进行分析,发现有的语音特征会随着等级的提高而出现很明显的减少甚至消失,呈现一种动态变化。但是,中介语的这种动态变化,不是一种会无休止持续下去的现象。绝大部分情况下,它总有停下脚步的那一刻,哪怕未曾达至目的语的标准,这就是石化现象。石化现象是指语言学习者在向目的语靠拢的过程里面,倾向于保持一些与其母语相关的语言项、规则和子系统,而与学习者的年龄大小或接受目的语教育的内容多少无关(Selinker 1972)。叶军(2012)的研究同样也反映出,有的语音特征非常顽固,以致于一些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的上海人也依旧没法摆脱。石化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Selinker(1972)认为95%的二语学习者不能最终达到目的语的水平,而最终发生石化而停留在某个阶段。这种观点得到大多数中介语研究者的认同(劲松2004)。

可见,中介语的动态性和稳定性并不矛盾。各地区的居民在学习普通话时,都会形成自己的中介语系统。随着学习和训练的不断进行,他们的语言水平会分阶段地向普通话靠拢。④Selinker认为,中介语的动态变化并非在一个从母语到目的语的连续统上平稳持续地向前发展,而是从一个稳定水平到另一个稳定水平的不连续发展(转引自Saville-Troike 2012:43)。这表明即使没有石化,中介语也不是随时在变动。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会最终脱离中介语而达到目的语标准,大多数的普通话学习者会止步于某一个稳定的阶段,而这时发生石化的中介语会长期伴随他们。中国境内以及海外各地区居民使用的普通话区域变体,就是具有稳定性、已经石化的中介语。这些变体中与作为基础的北京语音不一致之处,都是长期存在的、能够代表当地语言文化的语音特征,如果在符合体系性和可理解性的前提下,即为变体特点。而那些随时可能消失的临时的语言偏离现象,只能看作差错。例如,陈嘉莹(2015)在对广东东莞普通话变体的调查中发现,发音人对“是”字的发音在一个小时的语料中不断变化,时而[sɿ32],时而[sɿ51];杨捷(2015)指出山西太谷的普通话变体中也存在发音的摇摆性,如“娃”字的[vəɁ11]和[vɒ22]两种发音,以及“上”字的[xaɁ434]和[sɒŋ45]两种发音,都具有差不多的使用频率。根据本文的标准,我们不能将这些不具备稳定性的语言现象看作普通话区域变体的特点。

变体特点共时的稳定性,也就是群体性。某种与北京式普通话不一致的现象,其使用者是当地全体居民(或大多数居民)还是个别居民,可用以鉴别该现象是区域变体的特点还是普通话学习中的差错。比如顾百里(Kubler)指出台湾地区的居民在使用汉民族共同语时,很少出现轻声 ,⑤转引自廖秋忠(1989)。这在共时的语言社团中具备群体性、稳定性,便可算作变体特点。李慧(2013)在对江苏泰兴普通话变体的考察中发现,有一位发音人没有[tʂ]、[tʂh]声母,却有[ʂ]声母,异于泰兴的通常情况。通过调查得知,这只是该发音人在使用普通话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动机造成的,属于个别现象,因此不可算作区域变体的特点。李如龙(1988)指出,在一个方言区的一个时期里,多数人所说的作为方言和普通话中介的过渡语其成分构成具有大体一致的系统性。这很好地说明了普通话区域变体特点应该具有的历时稳定性、共时稳定性,以及体系性等性质。

稳定的普通话区域变体作为一种功能齐备、体系完整的独立语言系统,在有的情况下可能被赋予一些特殊的功能负荷,成为一种社会方言。劲松(2004)提及浙江萧山有一种带萧山本地话腔调的普通话,具有身份象征,因此与当地或周边地区居民交流时使用这种萧普,与北方人交际时使用更接近现行标准的普通话。此外,劲松和牛芳(2010)调查发现,长沙高学历年轻群体中通行一种长沙普通话。使用者在正式和严肃的场合使用标准普通话,在体现地域身份的场合使用方言,而需要同时体现地域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场合则使用这种石化了的变体。这类现象进一步佐证了变体特点和差错的不同之处。只有稳定、自成体系的语言系统才有可能进一步承担社会交际中的不同功能,而不停变动、因人而异、随机偶然的语言特征,绝不可能附加在一个负载交际功能的备选语言项目之上,供整个语言社团的成员进行语码选择。

4 可理解性

可理解性标准指的是变体特点不影响跟其他普通话区域变体的语言沟通,而差错可能会影响。

各地居民在普通话学习中出现石化现象,形成区域变体的特点,Selinker(1972)提到的交际策略是一大成因。二语学习者一旦认为其所学的语言知识已经足够进行交流,能使得互相理解,便可能停止学习。不过,交谈时所使用的语言是否能够让对方理解,并不是一个依靠直觉经验便可回答的简单随意的问题。它涉及很多理论建构和实证性的操作。二语学习中的可理解性问题已经获得了学界几十年的关注。Smith&Nelson(1985)对英语可理解性研究中的一些共识进行了总结,其中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由于越来越多的非英语母语者之间使用英语进行交流,母语者不再是判断英语可理解度的唯一标准;英语母语者的英语并不总是比非母语者具有更高的可理解度;听话者越积极主动地接触某英语变体,则该变体对其的可理解度就越高;听话者越期望理解说话者,则说话者所使用语言对其的可理解度就越高。

对英语这一世界语言的众多变体之间的可理解性研究,可以为汉民族共同语的相关问题提供参考。首先,某个语言特征是否具有足够的可理解性,不以北京式普通话使用者的评判为标准。普通话应定位为全球各地汉语使用者互相交流的共同工具,其地位平等的诸多区域变体在日常交际中并非围绕北京式普通话在运作,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的配对。而且在具体的对话交际中,北京式普通话未必就比其它的区域变体具备更高的可理解度。因此,某个特征是否可令听话者理解,也应在整个汉语大家庭里面进行考察。其次,可理解度的高低会随交际者的主观态度而出现一定的浮动。如果听话者对某变体具有较高的价值评判,则可能更容易理解该变体使用者拥有的语言特征;相反,如果听话者对某变体心存偏见,则其语言特征的可理解度可能会降低。可见,对可理解性需要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判定。不过我们估计随着普通话各区域变体获得足够的尊重和应有的地位,对不同变体价值评判的差异也会大幅缩小,从而使得可理解性随主观态度而浮动的情况更趋轻微。

对具体项目进行可理解性判定,区分开变体特点和普通话差错,可以通过一系列测试手段进行。张伶俐(2012)在对中国大学生英语发音的国际可理解性研究中,分别采用了口语测试、听力测试、听话者问卷调查、说话者问卷调查、可理解性评分标准等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一套程序,对各地普通话使用中的一些语言特征进行考察,划定出区域变体特点和普通话差错在可理解性方面的界限。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语言的可理解性是在真实的互动交流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测试中不可忽视语境的作用。庄小荣(2011)对广东大学生进行的英语语音可理解度研究中,提供语境的实验材料和零语境的实验材料,在可理解度的分值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的平均值在80%左右,而后者仅为46%左右。对实际使用的语言,进行实证性的考察,二者缺一不可。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分析可理解性,从而确定普通话区域变体的特点和普通话差错的分际。

5 三项属性均为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提出的体系性、稳定性和可理解性这三项属性都是必要非充分条件,也即必须三项同时满足才可以将语言现象判定为区域变体的特点,否则只能算作差错。根据是否符合本文的三项属性,普通话差错在理论上存在以下七种可能:只满足一项属性,包括[+体系性,-稳定性,-可理解性],[-体系性,+稳定性,-可理解性]和[-体系性,-稳定性,+可理解性];只满足两项属性,包括[+体系性,+稳定性,-可理解性],[+体系性,-稳定性,+可理解性]和[-体系性,+稳定性,+可理解性];一项属性都不满足,即[-体系性,-稳定性,-可理解性]。下面略举几例说明。

我们在前文提到,台湾地区的汉民族共同语很少出现轻声。该现象与北京式普通话相比是整类特性的有无之别,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具备体系性;获得区域内主体使用者的长期使用,具备稳定性;事实证明它也毫不影响台湾居民与其他地区华人的交流,具备可理解性,⑥前文曾指出,可理解性的科学判定需要实际语境中的测试来提供支持。本小节涉及可理解性的论述只为说明问题,并非实证性的考察。因此可以算作变体特点。不过,前文论及江苏泰兴普通话变体研究中的一位发音人没有[tʂ]、[tʂh]声母,却出于特殊动机而有[ʂ]声母,这一现象只满足一条属性,不能算作变体特点。虽然它与北京式普通话一致,不妨碍理解,但却是泰兴普通话变体音系中的例外,不具备体系性;只出现在个别人身上,也不具备稳定性。此外,陈嘉莹(2015)指出广东东莞普通话变体的阴平调值约99%为55调,但某发音人将“关”读作213调,而另有一发音人将“光”读作213调。该现象是东莞普通话变体声调系统中的例外,不具备体系性;与北京式普通话上声的214调类似而容易导致误解,不具备可理解性;只是个别人的现象,不具备共时的稳定性。它不是发音人的一时口误,所具备的仅仅是历时的稳定性,只可看作差错。另外,根据林芳颖(2014),海南文昌普通话变体中的透母字如“通、听、太”等等,全部沿用了文昌方言[x]声母的读法。这是受到方言特点迁移而造成的系统性现象,也具备历时和共时的稳定性,但是北京式普通话中的[x]和[th]是能够区分意义的,该现象极有可能在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交际中造成可理解性方面的困难,因此它虽然满足两项属性,仍不可算作变体特点。最后,王超(2015)在调查江苏南通普通话变体的过程中,发音人出现过一次将“广州”的“州”字沿用方言发音读作[tse]的情况,但随即又改为符合变体音系的[tsou]。该昙花一现的[tse]读音只是随机、偶然的口误,并非成体系地整类沿用方言发音,也不具备稳定性,而且与北京式普通话的[tʂou]读音存在较大差异,理应不具备可理解性。三项属性均不满足,当然只能作为差错处理。

6 结语

我们倡导对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进行宽松把握,同时也强调在寻求开放之际必须紧守规范的底线。这就好比大家都要进北京城,但是不一定非得住进市中心的北京饭店才算到了北京,进入北京市郊的区县也同样算是到了北京。而北京市郊的区县跟北京以外的地方区别在哪里呢?它们和北京市中心共用电话区号,而且北京的行政管理、公共交通,以及教育医疗等服务均能覆盖到。在进行普通话推广和汉语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明晰普通话区域变体的特点和普通话差错的分际,根据体系性、稳定性和可理解性标准,结合科学的详细检测方案,将随机的、偶然的、易变的、个人的以及可理解度低的语言现象排除在普通话大家庭之外,使得不同的普通话区域变体可以在宽容并且健康的环境中得到合理存在与健康发展的应有空间。⑦普通话区域变体有两个层次:境内和境外。它们与北京式普通话形成偏离的社会原因有所不同。境内变体与北京式普通话和各地方言存在长期而紧密的互动,而境外变体则在各自不同的社会中发展演变。比如台湾国语和北京式普通话的差别,是由1949年之前的早期国语在不同的社会中分化发展而形成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在本文讨论的领域里不具有语言学意义,也即我们论述的道理在同样意义下适用于境内、境外两个层次。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醒作者注意这个重要的问题!

Chen,Jiaying(陈嘉莹).2015.Dongguan Putonghua Bianti Yanjiu东莞普通话变体研究 [Studies on Putonghua Variants in Dongguan].Aome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澳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Macau].

Corder,S.P.1967.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4:161-170.

Diao,Yanbin(刁晏斌).2015.Taiwan“Guoyu”cihui yu dalu Putonghua qutong xianxiang diaocha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An investigation of the vocabulary convergence of Taiwan Mandarin and the Mainland Putonghua].Zhongguo Yuwen中国语文[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2015.3:278-285.

Jin,Song(劲松).2004.Zhongjieyu“jianghua”de yuyanxue yiyi中介语“僵化”的语言学意义 [The linguistic sense of interlanguage fossolization].Minzu Yuwen民族语文[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2004.2:32-37.

Jin,Song(劲松)&Fang Niu(牛芳).2010.Changsha difang Putonghua guhua yanjiu:Difang Putonghua guhua de ge’an diaocha长沙地方普通话固化研究——地方普通话固化的个案调查 [The fossilization of local Putonghua in Changsha:A sociolinguistic survey].Yuyan Wenzi Yingyong语言文字应用[Applied Linguistics]2010.4:41-49.

Li,Hui(李慧).2013.Taixing Fangyan de Jiaojiyu Bianti Yanjiu泰兴方言的交际语变体研究 [Studieson Taixing Lingua Franca].Aome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澳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Macau].

Li,Rulong(李如龙).1988.Lun fangyan he Putonghua zhijian de guoduyu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过渡语 [On the interlanguage bet ween dialects and Mandarin].Fujian Shifan Daxue Xuebao(Zhexue Shehui Kexue Ban)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Fujian Nor 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tion)]1988.2:62-70.

Liao,Qiuzhong(廖秋忠).1989.“Guoyu zai Taiwan zhi yanbian”pingjie《国语在台湾之演变》评介 [Review of“The Develop ment of Mandarin in Taiwan: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Guowai Yuyanxue国外语言学 [Linguistics Abroad]1989.3:122-127.

Lin,Fangying(林芳颖).2014.Wenchang Putonghua Bianti Yanjiu文昌普通话变体研究 [Studies on Wenchang Putonghua Variant].Aome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澳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Macau].

Saville-Troike,M.2012.Introduc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nd 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linker,Larry.1972.Interlanguag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972.1-4:209-232.

Smith,L.E.&C.L.Nelson.1985.International intelligibility of English:directions and resources.World Englishes 3:333-342.

Wang,Chao(王超).2015.Nantong Putonghua Bianti Yuyin Yanjiu南通普通话变体语音研究 [Studies on the Phonetics of Nantong Putonghua Variant].Aome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澳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Macau].

Xu,Jie(徐杰)&Sicong Dong(董思聪).2013.Han minzu gongtongyu de yuyin biaozhun ying weitiao wei“yi Beijing yuyin wei jichuyin”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应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Re-Defining the Beijing dialect status in describing the standard Mandarin].Yuyan Kexue语言科学[Linguistic Sciences]2013.5:460-468.

Yang,Jie(杨捷).2015.Taigu Putonghua Bianti de Shengyun Tezheng太谷普通话变体的声韵特征 [A Study of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Initials and Finals of Putonghua Variant in Taigu,Shanxi Province].Aome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澳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Macau].

Ye,Jun(叶军).2012.Shanghai difang Putonghua kouyin tezheng yuxiang dongtai fenxi上海地方普通话口音特征语项动态分析[Dynamic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 linguistic items of the Shanghai Putonghua accent].Yuyan Wenzi Yingyong语言文字应用[Applied Linguistics]2012.S1:130-138.

Zhang,Lingli(张伶俐).2012.Zhongguo daxuesheng yingyu fayin de guoji kelijiexing yanjiu中国大学生英语发音的国际可理解性研究 [International Intelligibility of Chinese-accented English].Huazhong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Ph.D.Dissertation,Central China Nor mal University].

Zhu,Yongkai(朱永锴).1998.“Lanqing guanhua”shuolüe“蓝青官话”说略 [Asketch of non-standard Mandarin].Yuwen Yanjiu语文研究[Linguistic Researches]1998.2:56-60.

Zhuang,Xiaorong(庄小荣).2011.Guangdong daxuesheng yingyu yuyin kelijiedu de yingxiang yinsu yanjiu广东大学生

英语语音可理解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A study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lligibility of Guangdong college students’English].Nanchang Gaozhuan Xuebao南昌高专学报[Journal of Nanchang College]2011.2: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