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典籍翻译的本质与策略*1
——以《诗经》翻译为例

李玉良　祝婷婷（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岛266061）

论典籍翻译的本质与策略*1
——以《诗经》翻译为例

李玉良［1］祝婷婷［2］
（［1］［2］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岛266061）

［提 要］典籍外译实践表明，典籍翻译并非总是忠实和准确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文本、语言思维、诗学、文化四个不同层次上的整合与变异。整合与变异有时是有目的性的，有时是无目的性的，部分原因在于语言上的差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文化交流共生的内在动力。

典籍翻译 诗学观念 文化观念 整合与变异

一　引言

在《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操纵》①Lefévere， Andre.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中，勒菲弗尔（Andre Lefévere，1945-1996）描述了《荷马史诗》等典籍翻译中的人为篡改现象，指出影响翻译过程和结果的三大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首次向世人系统地揭示了典籍翻译中的整合与变异现象及其成因，极大地影响了翻译观念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钱钟书就注意到典籍翻译中的整合与变异问题。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先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和阐释林纾小说翻译中的任意发挥和改写现象，首次肯定了“讹”的文学创作意义与“媒”的文化交流意义，②参见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9-105页.对加深对翻译的认识起了很

* 本文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儒家经典翻译传播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编号：13BYY036）阶段成果，特此声明。大作用。

就《诗经》英译而言，《诗经》虽然居中华民族文化经典之首，其翻译却从来都是不完全忠实的，整合与变异构成了其外译的主要特征。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典籍翻译在本质上是整合与变异。

二　整合与变异的概念

整合本来属于文化学概念，指不同体系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内容之间的相互吸收、融合和调和，使之趋于一体化的过程。这一概念逐渐地用于其他学科领域，如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作为一个术语，整合的要义有二：（1）意味着不同因素之间的融合；（2）意味着一体化的过程。因而，整合不是指多个因素的简单组合，而是不同事物或系统在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可见，整合强调一致性或和谐性，是不同事物或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新质的过程。本文使用的整合概念就是这一基本涵义。

变异最初是生物学概念，指生物的变异特性使生物个体能够产生新的性状，演化成新的物种，后用于医学、语言学、人类学、经济学等。本文的变异概念主要指翻译过程对目的语言文化性质产生影响并使之发生变化的特性。

典籍翻译是多层次的整合过程，它必然影响目的语言文化，导致原文本与译作之间产生变化，因而其所属语言文化的性质也必然发生变异。所以，整合与变异基本上构成了典籍翻译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

整合过程必须有对象，其对象是原文本及与之相关的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确切地说，整合的对象是译者在以上这些文本中寻到的众多“指向点”，这些“指向点”在众多翻译过程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或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或融合，最终生成另一具有独特生命的有机体。变异则表现为一种结果，即在整合力的作用下新质产生。变异是原文本在经翻译后，出现的质的迁移，可能表现为一种积极创造，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消极背叛。所谓积极创造是对目的文化发展或文化传播有利的创新性改写；而所谓消极背叛带有本族文化中心主义色彩，为了达到某一种狭隘目的，译者对原文的任意操纵。

整合与变异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基本上是过程和结果的关系，两者之间在时间上可以是同时和先后的关系，整合具有行为特性，变异具有性质特性。整合的行为产生质的变异。因而，没有整合就没有变异，有整合就必然有变异，两者如影随形，二位一体。

三　跨文化文本互文过程

“典籍”早在周朝末期就已出现。《孟子·告子下》云：“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汉朝赵岐注“典籍”曰：“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即关于先祖法度的文字记载，这可视为“典籍”最初的意义所指。后来，典籍的内涵与外延逐渐扩展，用指一个民族历史上所有的文化精华文本。近代以来，典籍多指《十三经》及其他经、史、子、集。朱自清用“经典”代称“典籍”，认为经典“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 ”。（朱自清，2004：1）因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典籍必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但要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就只能凭借翻译这一途径。翻译暗示着跨越文化文本的互通和交融，在这一文本互通和交融的过程中典籍翻译到底有怎样特质呢？

通常认为，典籍是民族文化精华的结晶，那么翻译的标准就只能原文本及其承载的意义；翻译原则也就只有一条：忠实于原文本及其承载的意义。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在其《翻译教程》中说，翻译的忠实性随原文本的重要性的增加而增加。（Newmark，2001：46）按照这一观点，典籍翻译应当是与原文一模一样的“克隆”产品。然而，现实中的典籍翻译并非如此，反倒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本整合与变异过程，主要表现在理解和表达两个层面的文本互文过程。

典籍一般有两个主要特点：（1）时间上比较悠久，（2）主旨弘奥。因此，典籍翻译过程一般要比其他种类的翻译复杂。译者在选择一部典籍之后，首先要开展深入的相关研究，主要研究是典籍文本及其注疏以及有关典籍的历史文化背景资料。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翻译《诗经》时，曾参考50多部有代表性的经学著作，融合了毛亨、郑玄、孔颖达、阮元、陈启源、段玉裁、毛奇龄、顾炎武、王引之、王柏、戴震、王韬，尤其是朱熹等各家各派的成果及观点，堪称一部跨文化的《诗经》研究著作。其他诗经译者也都参考了一定数量的经学著作，这就形成了典籍文本理解中各家观点的综合与整合。

典籍翻译的表达过程是一种译文本的综合研究和创造性化用，即多种译文本的互文过程。理雅各的翻译受到孙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1695-1767）等人前译的启发，而理雅各之后的《诗经》英译本也都带着理雅各的影子。威廉·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生卒年不详）创造性地整合了理雅各的两个译本，在诗行的简洁性方面比理雅各的韵体译本更胜一筹，其译本大量地征引了理雅各的观点，仅在翻译注释中引用理雅各散体译本的注释前后就达13次。例如，在《召南·行露》译文的注释中，詹宁斯直接转引了理雅各在散体译本中据经学家刘恒《列女传·贞顺篇》所作的注释①William Jennings， The Shi King， the Old “Poetry Classic” of the Chinese ： a Close Metr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London :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 1891，p.47.：

Dr. Legge thus cites the account given by an ancient writer of the origin of these lines: “A lady of Shin was promised in marriage to a man of Fung. The ceremonial offerings from his family， however， were not so complete as the rules required； and when he wished to meet her and convey her home， she and her friends refused to carry out the engagement. The other party brought the case to trial， and the lady made this Ode，asserting that while a single ceremony was not compiled with， she would not allow herself to be forced from her parent’s house.”

庞德对前译的参考也是翻译互文性的著例。如Cheadle所示，②Mary Paterson Cheadle， Ezra Pound's Confucian Trans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pp.156-157.庞德于1917年读威廉·詹宁斯英译本《诗经》（The Shi King： The Old Poetry Classic of the Chinese）；1920年读孙璋19世纪早期拉丁文《诗经》译本；1944至1945年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研读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英译本《诗经》；1950年得到理雅各的英汉对照版《诗经》（1871）。在参考前译本的基础上，庞德决定不去效法任何译本，采用意象派诗歌的形式翻译《诗经》。从多版《诗经》翻译来看，翻译文本的生成过程在整体上是一个创造性整合过程。每经过一次创造性整合，前译的许多优点会在新的译本中被借鉴和发扬，弱点或讹误会得到一定的克服和纠正，但同时也出现新的弱点和讹误；相对原作和前译，翻译文本就会产生新的变异。译本的整合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尽管译者在心理上一般不愿公开承认对前译的借鉴，但前译之鉴总会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新译之中。从理论上讲，后译对前译的参考是一种无限循环，一部典籍的新译本常常会随新时代的到来应运而生。因此，典籍翻译不是一次性的原文再现过程，而是一个无限延续的创造性互文过程。

在本质上，表达过程中的创造性化用并不表现为多文一本的互文化用，而是典籍本身的内容与目的语典籍的互文化用，利玛窦在翻译《论语》时对基督教教义的互文化用就是极典型的一例。

四　语言思维方式的同化过程

不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角度看，经过翻译的典籍，其译文的语言是不可能保持纯粹的。无论译者使用的是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方法，最终的语言表达只能是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化合。从两种语言的关系看，翻译是语言矛盾的化解过程，译者拿自己的母语去表现原语文化中的事物和观念，实际上是把原语的思维和表达习惯纳入目的语言思维框架，或者用目的语语言去适应原语思维和表达习惯。因此，翻译过程就是两种语言思维方式在相互矛盾和作用中不断同化的过程。同化的方式不外乎两种，即目的语思维表达方式向原语妥协，反之亦然。然而，两种同化方式并非决然地独立运行，往往是两种方式交替进行，因而译文虽用的仍是目的语文字，但在深层的思维方式上已经是两种语言思维方式的化合物，犹如异族情人的结合，其爱情的种子既不同于父亲，也不同于母亲，而是一个混血儿。虽然生成物中原来的元素都还依稀可见，其性质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从操作过程看，因沐浴在原文世界中，译者的言语思维和表达习惯必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变化必然会外化在语言上，表现为概念的借用和句法的变异。在《诗经》英译本中，语言的同化现象随处可见。例如，理雅各《关雎》英译文的基本语法结构仍是规范的英文，但诗行、句序几乎跟原文完全一样，颇有汉诗的风味：

参差荇菜，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左右流之。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

窈窕淑女，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寤寐求之。 Waking and sleeping， he sought her.

较之理雅各，庞德的《诗经》译文使用的语言更加浓缩，使人感受到浓重的汉语式的意合味道。译诗句子没有了正常的英语句法结构，诗行的词只靠意思自行连接，属于高度意合性的汉语表达特征，以《采蘩》的最后一节为例：

被之僮僮， In high wimple

夙夜在公。 bear to the temple

被之祁祁， ere dawn light，

薄言还归。 then home

典籍翻译中语言与思维方式上的同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潜在行为，但有时也是自觉的目的性行为。有时候，翻译承载着发展本族语言的旨归，这在文学翻译中尤其普遍。譬如，“新文化运动”中以鲁迅为代表的“硬译”派，就以翻译来丰富和发展汉语语言为目的。这一时期的翻译对汉语现代化的贡献之大，尽人皆知。期间，从西方语言中借用的大量哲学、科学等概念、术语，特别是从日语中反借用的大量词汇一直活跃在现代汉语中，成为现代汉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样，我国文化典籍的外译也可丰富和发展目的语的语言和思维。一般来说，随着翻译文本融入目的语文化过程的深入，原文语言的许多特点必然会融入目的语，使其逐渐发生质的迁移。诚然，原语语言因素要融入目的语是有条件的，受到目的语本身的语言规范性、目的语与原语的互补性、目的文化与原语的关联性和互补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也与翻译文本在目的文化中的地位有直接关系。

五　诗学观念的冲突与变通

典籍翻译过程中文本和语言层面上的整合与变异一般比较具体，也比较明显。文学典籍翻译中有一些东西则不那么显见。诗学层面上的整合与变异就是一例。诗学是一种理论或观念，涉及诗的本质、结构及创作等一般原理。像《诗经》这样的经典，译者在翻译时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诗学原理来指导翻译，即用什么样的诗体来呈现原文本，这就涉及诗的概念问题。

中西诗学存在显性差异。中国的诗学传统以《诗经》为源头，以抒情诗为核心。中国文人历来讲究用诗来抒情言志，形式上讲究随意赋形，高度意合，讲求韵律之美，喜欢一唱三叠，最好能手舞足蹈；内容上讲究讽喻美刺而“温柔敦厚”的思想性和社会性；在创作上讲究曲折、含蓄，寓意深远，意味悠长。西方诗学传统发轫于希腊的《荷马史诗》，以叙事诗为宗。西方文人历来讲究以诗言事，即使是抒情诗，语言也比较直白，情感强烈，句法规整，知性逻辑线索清楚，以章节重复为大忌。可见，仅从诗的传统观念上，中西之间差别甚大。基于上述可以断定，西方的“史诗”（epic）不是中国诗学意义上的“诗”，只是分行书写的“诗体的历史”而已。（辜正坤，2003：476）因此，中西诗歌互译时，译者在两种诗学的矛盾中寻求融合就成为一种常态。

《诗经》中“兴”是常用的修辞手法，在译文中却常被篡改，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螽斯》就是其中一例：

螽斯羽， Ye locusts ， winged tribes ，

诜诜兮。 How harmoniously you collect together！

宜尔子孫，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ants

振振兮。 Should be multitudinous！

螽斯羽， Ye locusts， winged tribes ，

薨薨兮。 How sound your wings in fight！

宜尔子孫，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ents

绳绳兮。 Should be as in unbroken strings！

螽斯羽， Ye locusts， winged tribes ，

揖揖兮。 How you cluster together！

宜尔子孫，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ents

蟄蟄兮。 Should be in swarms！①James Legg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IV—Part I，II. London: Henry Frow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rehouse， Amen Corner， E. C. 1939，p.11.

原诗每章的首句是比句，末句是所比之事。朱熹说：“螽斯比也。螽斯，蝗属，长而青，长角长股，能以股相切作声，一生九十九子……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1958：46）但是，译文中每章末句却仍然说的是螽斯。“your descendents”的意思理解为“locusts’ descendents”，符合译文的上下文的连贯，然而读者很难把其转而理解为原文“尔子孙”所指的王族子孙，这或许是译者直接翻译的结果，但实际的效果却与原文迥异。译者也可能是考虑到原文的“比”在译文中不好实现，就做了艺术手法上的调整，取消了原诗中的“比”。无论是哪种情况，译文都改变了原诗的“比”的艺术。

其实，诗学的差异给翻译带来的困难，早已为中西诗歌翻译的实践所证明。20世纪20、30年代西方诗歌刚被介绍时，我国学术界和读者对冯至等人翻译的西方诗歌的反应便为明证。但是，我国现代诗的发展也展示了中西诗歌的可融性。《诗经》翻译的历史也再一次表明：在更深层次上，作为文学著作的《诗经》译本是跨文化的诗学观念和文学艺术的矛盾统一，是原文本审美内涵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学土壤中的再生。西方译者在翻译中不同程度地践行了中国古老的“温柔敦厚”“思无邪”以及“兴观群怨”和“抒情言志”的诗学观念，在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尽可能传达《诗经》文本原有的思想内涵，并尽量保持原诗在形式上的审美特征，如分行方式、韵律方式，乃至重章方式等。在表现手法上，原诗中的意象手法、比喻手法为多数译者所重视，并尽力在译本中反映了出来。保持原来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可视为西方译者对中国古诗艺术在整体上的借鉴，是西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吸收。

与此同时，《诗经》各个译者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原作艺术，但吸收得不够全面，不够彻底。原诗的审美内涵在译本中有所变形，原诗的艺术形式在更大程度上被扭曲。诗行的增减，诗章的增减，韵律形式的西化，表现手法的转换，部分意象的阉割和变异，这一切都反映出译者对原诗艺术形式的吸收是有条件的和可改造的。阿连壁（J. F. R. Allan，1844-1920）和克拉默宾（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1872-1945）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口味，对原诗的叠章部分作了删节。庞德翻译的《关雎》就完全是意象化了的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再到艺术形式都很难找到原诗的容貌：

“Hid！ Hid！” the fish-hawk saith，

by isle in Ho the fish-hawk saith:

“Dark and clear ，

Dark and clear，

So shall be the prince’s fere.”

Clear as the stream her modesty；

As neath dark boughs her secrecy，

reed against reed

tall on slight.

As the stream moves left and right，

dark and clear，dark and clear.

To seek and not find

as a dream in his mind，

think how her robe should be，

distantly， to toss and turn，

to toss and turn.

High reed caught in ts’ai grass

so deep her secrecy；

Lute sound in lute sound is caught，

touching， passing， left and right.

Bang the gong of her delight.①Ezra Pound，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ned by Confuciu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1954， p.2.当然，译者对原诗艺术形式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客观上不可控制的变异，如格律形式。

六　文化阐释与整合

典籍翻译涉及的最高层次是民族文化层次，如典籍中的古老观念。因在目的文化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观念或对应的文化事物去替代，许多内容就需要阐释。阐释的方式一般是用近似文化观念或文化事物替代，这就形成一定程度的阐释。另一种阐释方式是对原文内容从本土文化的观点出发直接做出解释。翻译通过这两种阐释方式实现了译入语文化对原文化的整合。

从《诗经》翻译来看，译者往往以本文化的价值观来评判和处理翻译对象，这种他者的眼光往往导致原文内容的删节、篡改以及一些出人意料的注释，这样的例子在《诗经》译本中屡见不鲜，如阿连壁翻译的《麟之趾》①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The Book of Chinese Poetry： The Shih Ching or Classic of Poetr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891， p.19.：

麟之趾。 Poets say there lives a creature

振振公子， Of so gentle kind a nature，

于嗟麟兮！On no living thing ’t will tread，

麟之定。 No， not even the grass in spring；

振振公姓， Never injures mortal thing.

于嗟麟兮！ Such the creature called a “Lin，”

麟之角。 Like it are the royal kin，

振振公族， Sons and grandsons， all the brood，

于嗟麟兮！Just as gentle， kind and good.

诗人的直接言说变成了诗人的转述，这一微妙的变化反映了译者对原诗内容的不同理解。译者不懂得“麟”在原诗中的象征性文化意义，把“麟”变作了现实中的动物（creature），这是典型的文化误读。实际上，麟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象征祥瑞的仁兽，与凤、龟、龙共称为“四灵”。《礼记·礼运》云：“出土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椰”。可见，麒麟是周人道德理想的化身。译者在诗后注解中则说：“我常常想，可能是先人因为记忆的模糊或者耳闻口传的错误，而把长颈鹿误说成了‘麟’。长颈鹿性情温和，对人对物没有任何伤害，倒与‘麟’的概念相对应。当然，长颈鹿长有两只角，不是一只，但角上长有一层软肉，不牴人，很可能是长颈鹿身上长的花斑被人误说成了麟身上的鳞。这一说法如果成立，就会为以下理论提供一些证据。该理论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来自巴克特里亚或迦勒底，从非洲来这里的旅行者可能早已到过这里，他们在这里看到过羚羊。”①I have often thought it possible that some faint memories or distorted accounts of the giraffe may have given rise to the idea of the “Lin.” The giraffe， as a gentle harmless animal， corresponds to one conception of the “Lin.” It has two horns certainly， instead of one， but these horns are covered with a feshy growth， and are not used to butt with. Its spots may well have become confused with scales. If this theory is well founded， it would seem to offer some slight evidence in corroboration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Chinese races came originally from Bactria or Chaldæa， whither travelers from Africa，who had seen the giraffe， might very possibly have reached.译者猜测“麟”就是非洲的长颈鹿，以及中华民族的祖先来自非洲，试图以此充当西方人类学证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整合与利用。

文化阐释可落实在字句上，也可落实在整个文本上。对文本的阐释与整合是宏观的，一般是译者对翻译对象的认知被贯穿到整个翻译文本当中。以《诗经》中的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为例，前者一般是译者被当作后者的载体来对待。几位主要的《诗经》英译者关注的是文化品质和内涵，因而英译变成一种文化整合过程。如果说理雅各翻译《诗经》意在吸收其中的古代宗教文化和礼乐文化，那么韦利则是企图使读者了解中华民族祖先的生活方式、伦理标准、情感方式和生产方式；庞德则看重《诗经》中的文学价值和政教功能。《诗经》英译者总是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吸收《诗经》中的精华，为其社会文化服务。从这一角度说，《诗经》文化就是中为西用。

从形式上看，《诗经》翻译对中国译者来说有所不同。我国译者翻译《诗经》是以对外传播民族文化为目的，译者倾向于在译本中保留所有原文化特色，继而使原文化特色融入目的文化并逐步对其产生影响。另一目的是纠正本族语译者的错误，因此才在翻译中力求忠实和准确。但这种翻译，其效果有时会适得其反：由于译文力求全面，译者往往忽视了目的语一般读者的跨文化接受心理和接受能力，往往影响了文化整合的速度和效果，因为这样的译本对读者的要求较高，读者不仅要有较全面的中国文化知识背景，且对《诗经》要有较好的知识储备，这样的读者自然是占少数，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自然也就难以达到。这样的译本尽管异化程度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慢慢影响并改变目的文化，只是需要的时间较长。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翻译毕竟都是一种文化阐释和整合。更大的文化整合实际上是在翻译之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中进行的。

七　结语

综观典籍翻译的历史，典籍译者似乎都在追求忠实性，但译文事实上常常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忠实性原则的反证。这说明典籍翻译虽然十分严肃，但在各层次上的整合与变异仍然普遍存在，有些是策略性的，有些则是被迫的。

整合与变异一般在文本、语言、诗学和文化四个层面同时发生，其中文化层面上的变异还会延伸到文本以外的现实社会文化生活。整合与变异的原因是典籍翻译建基于文本和语言转换，有文本和语言转换就必然有整合与变异，但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典籍翻译植根于现实，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且典籍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典籍翻译必然有其功利性和目的性的一面，就必须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整合与变异是典籍翻译的特质，但不是典籍翻译的方法论原则。

［1］ Newmark， Peter. 2001.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4］ 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On the Nature of and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With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Songs as a case

Li Yuliang［1］Zhu Tingting［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n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Viewed from the practice of classic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classic translation is not always faithful or precise， whose striking characteristic， however， is that it is a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variation on the levels of text， language and thinking， poetics， and culture. Integration and variation in translating is sometimes purposeful， but some other times not. And the reasons lying behind are part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inner drive for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

classic translation； poetic notion； cultural values； integration and variation

李玉良（1964—），男，山东青岛人，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青岛科技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典籍翻译、文学翻译、跨文化传播、中西译论等，联系地址：青岛市松岭路99号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66061）。Email：yuliangli66@sina.com。

祝婷婷（1989—），女，山东人，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联系地址：青岛市松岭路99号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66061）。Email：11310539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