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中的经济关系

叶楚炎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儒林外史》是一部全面展现士人生存境况的小说，对此，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儒林”本身就透露出小说写的并非单个士人，而是构成整个“儒林”的士人群体。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小说中的叙事线索、细节刻画、意旨表达等内容的时候，应该将这些都放在以“儒林”为名的士人群体之内进行统一的考察。其次，士人是社会诸多阶层之一，这不仅意味着其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社会阶层发生联系，也意味着处在日常社会中的士人，他们的生活状态不只是读书、作文、写诗、交友、聚会、考试而已，与其他阶层一样，作为生活的必需，他们也要和其他人发生经济交往，而小说中的大量描述正指向了这一点：《儒林外史》中的很多士人都曾经接济过别人银钱，或是接受过别人送与的钱财。

就此而言，《儒林外史》中的一句话显得尤为关键，在小说临近结尾的第五十五回有道：“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1］665前半句主要说的科举，也是一直以来便为论者所注重的议题。而后半句说的则是士人在不同的经济处境下仗义疏财的方式：手头阔绰之时可以奢侈豪华地挥金如土，而日用不足时则不免疏散稀少地使用银钱。因此，这里所说的豪侠，并非指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张铁臂、凤鸣岐等真真假假的侠客，而是指士人如同豪侠一般用钱财去周济旁人。这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与士人有关的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也暗示出，就其在小说中的重要程度而言，这些经济交往可能与广受重视的“科举”正相仿佛。

事实上，如果我们细心追寻，会发现《儒林外史》中极为细致地描述了种种与经济交往有关的“豪侠”之举，这些豪侠之举在士人群体内部以及士人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形成了一种与日常生活联系极为紧密、但往往为我们所忽略的关系：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潜伏于小说文本的内部，成为横贯整部小说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本文便以《儒林外史》中的经济关系为考察对象，探究经济关系对于《儒林外史》叙事的影响及其在小说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盛衰变迁中勾勒的叙事线索

从“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中可以初步体会到，“奢华”与“萧索”或许是经济关系中的两个关键词，从历时性的层次着眼，从“奢华”到“萧索”正勾勒出《儒林外史》在经济维度的一条叙事线索。在《儒林外史》的第三十四回，蘧公孙曾感叹道：“我娄家表叔那番豪举，而今再不可得了。”［1］422这种今不如昔的悲叹不只是蘧公孙一个人的感怀，而是不断地在《儒林外史》中出现：酒汁、人情、生旦、游人等莫不如此。很难说所有的一切都不比从前的好有什么确实的客观依据，这种蕴意于某一微物的片面化主观视角也很难照见历史演进的真实轨迹。但这样的视角在小说中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脉络：在世俗微物的映衬下，所有的一切都被纳入世风日下的运行轨道，以“奢华”、“萧索”为端点的经济关系也是如此。

细读小说可以发现，人物之间的馈赠以及接受赠予极为普遍，但比较起来，数额较多的资助几乎都发生在小说的上半部。（1）例如王惠随同丁忧的荀玫归乡，“共借了上千两的银子与荀家”［1］101；在王惠担任南昌知府时，蘧景玉代表其父蘧太守，将“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二千余金”［1］105悉数送与王惠；再加上二娄公子用在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等人身上的一千多两银子，凡此等等，整个上半部涉及的经济交往不仅频繁，而且都数额颇大。

相对而言，下半部的经济交往仍旧频繁，但数量就小得多了。除了杜少卿败家式的豪举之外，人物之间的财物馈赠很少有超过百两银子的支出。陈木南先后两次从国公府的徐九公子那儿“借”出了共四百两银子是数额最大的一笔，余大先生在无为知州那儿打秋风得到一百三十三两银子也已算是不菲的收入，而其他人物之间的相互资助则都多不过数十两，少则数两，更有季苇萧送给鲍廷玺区区五钱银子的寒薄赠予。就数额而言，上下半部的经济关系形成了鲜明的比照，而此前的“奢华”与后来的“萧索”也正构成了盛极难继的酒汁、生旦等之外另一重更为深沉的叹息。

不仅是整部书的经济关系都经历着这种由盛而衰的变化，经济关系牵涉到的很多士人也是如此。对于这些士人来说，“奢华”与“萧索”是他们过去和如今的真实写照。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杜少卿，在天长县时，杜少卿的浪掷千金曾经帮助过臧荼、张俊民、鲍廷玺等人，在移家南京后，千金散尽的杜少卿豪杰气不减当初，可帮起人来却已是力不从心：郭孝子和沈琼枝都曾获得杜少卿的资助，但数额仅仅是四两银子，而给郭孝子的四两银子更是杜少卿将自家的衣服当了之后才筹措出来的。还不止是从奢华的资助者变成萧索的资助者，杜少卿在从安庆回南京的途中没有盘缠，是靠着韦四太爷资助的十两银子才回到家中；虞育德知道杜少卿日用不措，将一笔有八十两礼银的碑文让给杜少卿作；而在余大先生来访时，杜少卿窘困到连一桌酒席也办不出来，最后是庄濯江雪中送炭，送来四两银子和些食物，杜少卿才做得成主人。在整部《儒林外史》所描绘的经济关系都江河日下的大背景下，杜少卿也经历了身份的转变：从最具豪杰气的资助者变成了集中受到士人关照的被资助者。

除了整个经济关系与经济关系中个体士人由盛而衰的变化之外，即使是在已经属于萧索一端的下半部，在相似的士人之间，由于出现时段有先有后，也会显现出相同的变化轨迹。在《儒林外史》中，虞华轩颇有些杜少卿影子的意味。杜少卿与虞华轩都是世家子弟，两人的祖父或是状元或是翰林，父亲则都曾任太守之职，但两人自己却并未考中任何科名；杜少卿曾在“僻壤小邑”守着祖产，和些“庸夫俗子”打交道，虞华轩同样在五河这样的恶俗地方，“守着几亩田园”，与诸多的势利小人周旋；据娄焕文所说，杜少卿的“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1］403，而虞华轩“也是一个非同小可之人”，有“一肚子的学问”［1］572；杜少卿曾捐银三百两修建泰伯祠，虞华轩也曾出几百两银子重修玄武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汉秋先生就说虞华轩形象是“作者早年在故乡愤世疾俗、满腹块垒的受伤心灵外射的投影”，是吴敬梓以自己的三种状态投射在小说中形成的三个人物形象之一。［2］145

尽管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可两人在经济关系中的表现却不尽相同，与杜少卿一掷千金的败家相比，虞华轩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家省吃俭用，积起几两银子”。在《儒林外史》中，虽然虞华轩是随手就能 “搬出三十锭大元宝来”［1］573的富户，却并没有其他的士人受到过虞华轩的接济，这在书中形象颇为正面的士人中算是一个特例。这或许是作者在用另一种笔调写出虞华轩完全不同于杜少卿的省俭，也便是天目山樵所指出的：“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移也”。［1］572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较之上半部已经萧索得多的下半部书中，随着时间的推延，经济关系还在朝着越发萧索的方向滑落下去。实际上，《儒林外史》整部书都呈现出一幅从云蒸霞蔚到风流云散的盛衰变迁，经济关系由奢华到萧索的变化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经济关系的这种变化不仅是全书一条主要的叙事脉络，也是通过书中与经济关系有关的各种叙事线索的穿插勾连才共同呈现出来的：不止是全书上下半部的盛衰转变，亦有个体士人的今不如昔，同时也包括下半部书中形成影像关系的士人由昂至低的具体表现。而所有这些线索的交错、融会也为小说意旨的表达提供了依托和契机。

二、链条式·辐射式：经济关系的传递和崩溃

通过追索可以发现，在《儒林外史》所描绘的经济关系中，有两种最为主要的呈现方式，其一是通过线形的链条式传递完成经济关系上的连缀。例如王惠曾借给荀玫上千两的银子，这笔银子的偿还者不是荀玫而是蘧太守蘧景玉父子，当蘧景玉代表蘧太守将两千余两银子送给王惠时，天目山樵评道：“可代荀玫还债。 ”［1］105此后蘧太守的孙子蘧公孙也资助了王惠二百两银子，而当他在嘉兴险些吃谋逆官司时，是靠了好友马二先生一笔九十二两银子的资助才渡过难关，如前所说，这笔钱蘧公孙并没有还，替他还的人则是洪憨仙。洪憨仙为了让马二先生相信自己是个神仙，送给他一些“银母”让他回去炼银子，炼出来的银子“足有八九十两重”，恰“与嘉兴垫款轻重相当”［1］194。 在这些部分中，荀玫、王惠、蘧佑、蘧景玉、蘧公孙、马二先生、洪憨仙等人物前后相连，经由相互之间发生的经济交往勾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条隐秘的链条式经济传递线索。

第二种方式是以某个人物为核心的辐射式传递。在上半部书中，以二娄公子为核心，接受过他们资助的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等人则围绕在其周围。在下半部书里，虞育德与受到其接济的武书、杜少卿、汤相公、郭孝子等人同样形成了辐射式的传递。相对说来，在这种传递方式中，杜少卿的地位更为重要，由于他既是最慷慨的资助者同时又是受到颇多赠予的被资助者，以杜少卿为中心，被他资助的臧荼、张俊民、鲍廷玺、郭孝子、沈琼枝等人与曾经接济过他的韦四太爷、虞育德、庄濯江等人都被与杜少卿有关的经济关系聚拢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可以笼罩下半部绝大多数篇幅的经济关系圈。

从小说结构的角度说，以这两种传递方式为主的经济关系将牵扯其中的诸多人物和故事充分连缀起来，成为“布局不免松解”［3］561的浮泛印象之下更为确实也更为精细的一个小说构架。同时，小说作者的某些深意也正隐藏在这些银钱交往的后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链条式传递的经济关系中，钱财不是由被“借与”或是“垫付”的人偿还，而是由后面出现的其他人物用某种方式代为偿还，这种此债彼还的微妙联系不仅将先后出现的士人串联到一起，同时也体现出经济关系中某种潜行的准则：在其他士人需要的时候施以援手，而在救助他们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困窘之时你同样会获得来自他人的帮助，甚至获得的帮助很可能不是有心有意的，却是以善有善报、天道循环不爽的方式回馈过来——如马二先生从洪憨仙那里获得的银子就是如此。这条潜规则支撑了链条式经济关系的运行，也使得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能够以较为流畅的方式良好运转。但辐射式经济关系成为主流隐约宣告着这种潜规则的中断和破产：士林最需要的不是士人之间的互帮互助，而是一两个豪杰士人以一掷千金的方式兼济天下，满足所有士人的经济需要。

更进一步说，链条式经济关系的中断并不是因为辐射式经济关系的出现，在其运行过程中就已经蕴含着覆灭的危机。链条式关系中潜规则的确立需要所有的士人都有良好的道德基础和信仰，这样他们才能不求回报地施舍他人并且满怀希望地相信接济出去的钱财还能够通过相同或相类的方式回到自己手中。但在《儒林外史》所呈现的链条式经济关系中，却并不是如此。还是以上面举到的经济关系为例，从品行上说，蘧佑、蘧景玉、马二先生等人都基本符合那种良好的道德要求，这也是此段经济关系能够维系下来的一个重要基础，但链条中的另几个人则与他们有显著的区别。

这段经济关系的起点是王惠借了上千两银子给荀玫，借钱之举构成了“王员外立朝敦友谊”［1］91的重要一环，表面上看，似乎体现了王惠对于荀玫诚挚的友情，也彰显了王惠慷慨友善的品性，可实际情形却并非这样。在王惠考上进士的时候，先前只是童生的周进早已是官任国子监司业的一位显宦，其门下还有范进等进士出身位居御史、通政级别的学生。即使周进有既往不咎的雅量，考虑到自己身为举人时曾对着周进“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并让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1］27，王惠也不免会觉得心虚胆寒。在王惠看来，身为自己同年、同时也是周进学生的荀玫无疑是改善与周进、范进等人关系的一个天赐机缘。正因为如此，王惠才会极为热络地与荀玫结交，而借给荀玫上千两银子正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除此之外，王惠告假与荀玫一同回到家乡，也有借替荀太夫人治丧之机进一步巩固与拓展在家乡的影响力的用意，因此才会将原本需要“数百金”［1］100的丧仪办到了上千两银子的规模，并惊动了一省之内司、道、府、县的所有官员，也哄动了薛家集以及“百十里路外的人”［1］101。由此可见，王惠对荀玫的资助并非因为同年同乡的“友谊”，而是同样出自王举人式的“势利”。

起点如此，这段经济关系的终点也不例外。当马二先生看到洪憨仙 “一部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1］190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认为他“一定是个神仙无疑”［1］193。 洪憨仙所送的银母都炼成了十足纹银则将马二先生对于洪憨仙的信服推到了极点。但随着洪憨仙的身亡，神仙背后的故事才被揭示出来：洪憨仙原本只是个“不守本分”、“惯弄玄虚”［1］197的普通凡人而已，送给马二先生银子，也不过是以此引诱马二先生与他结伙去骗胡三公子的一万两银子。就此而言，洪憨仙对于马二先生的赠予不是神仙下凡普济世人，却是江湖骗棍布下的有毒香饵。

正因为如此，尽管有蘧佑、马二先生等人的良好道德作为支撑，这段以势利始、以骗术终的链条式经济关系却也没有进一步持续下去，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链条式经济关系的脆弱：其存在和运行有赖于其中每一个士人的道德支持，当若干环节偏离了这种要求的时候，整个经济关系也会不断走向没有出路的歧途。而从《儒林外史》展现的士人普遍的道德状况看，此段链条式的经济关系能贯穿这么多的人物，本身已是一个奇迹。

相对说来，在辐射式的经济关系中，更容易出问题的则是被资助者一方。可以看到，在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中，每一个充当接济者的核心士人都有着颇为真诚恳挚的资助动机，无论是二娄公子还是虞育德、杜少卿都是如此。可对于大多数的被资助者来说，这些真诚恳挚的动机都是他们攫取钱财的良机，张铁臂的故事便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张铁臂与杨执中、权勿用等人一样都是娄府的座上宾，但张铁臂与杨、权二人的地位并不相同，他不是名士，更不曾被二娄公子钦慕到要三顾茅庐或是设置“潜亭”相候的地步。张铁臂只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一个“侠客”，从席间舞剑之事看，他更像是一个职业帮闲或是文人雅集中的异色点缀。所有这些都说明，凭借这样的地位和身份，除了酒食之外，张铁臂很难像杨、权一样从二娄公子那里捞取到实际的好处。而与杨执中和权勿用表面上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1］154，实则“一无所能”［1］161相比，张铁臂至少还有舞剑这一件真本事，这也应是熟知杨、权二人底细的张铁臂心中愤愤不平之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张铁臂才会瞅准二娄公子的求贤若渴和对于古典式因缘际会的追慕，用一个革囊装的猪头，从二娄公子那里诈走了五百两银子。与原初的本事（2）不同的是，在《儒林外史》“虚设人头会”的故事里，所有的被接济者都参与其中，张铁臂的狡诈和杨、权二人的虚妄共同将二娄公子古雅风趣的豪举篡改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出自作者的有意安排，在以杜少卿为核心的辐射式经济关系中，改名做张俊民的张铁臂作为被资助者再一次出现，并且他再次与臧荼、鲍廷玺等被资助者联手，把杜少卿的豪杰之举变成了以欺骗和掠夺为主题的集体狂欢。如果说，杨执中、权勿用等人至少还用名士的假面遮住了对于钱财的贪欲，或者说，他们对于名的追求更甚于利，臧荼、张俊民、鲍廷玺等人则毫不遮掩地将追逐利益的贪欲暴露出来。这些人蜂拥而上，用各种借口迅速掠走了杜少卿卖田得来的银子，并且还要当面嘲弄杜少卿是个“大老官”［1］398，他们手捧着资助得来的银钱却践踏着资助所依存的道德大笑而去，而以某位士人为核心的辐射式经济关系也便在这种被资助者的狂欢中走向崩溃。

因此，资助者与被资助者既是链条式与辐射式经济关系的两大要素，同时也是导致它们覆灭的两个根源。而对于《儒林外史》中其他更为零散的经济关系来说，也莫不是如此。张静斋在范进中举之后送给他五十两银子和空屋一所，除了拉拢范进这名新晋乡绅之外，更为直接的目的是希望范进能陪着他去汤奉那里打秋风，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素有吝啬之名的严监生曾先后数次送给妻舅王德、王仁兄弟银子，累积起来有数百两之多，表面看起来是对于妻族的照顾和妻子王氏辛苦持家的感念，实则却是为小妾赵氏的扶正疏通人情；而王德、王仁在获得了这些馈赠之后，也就迅速从王氏的娘家人变成了赵氏的“娘家人”，为赵氏取代王氏的正室之位尽心效力。所有这些都说明，本应是士人之间体现善意、温情、友道、亲谊的经济关系，却成为了用金钱收买权势、利益、名分、情感的交易所。

总之，当链条式的经济关系不能善始善终的时候，人们才恍然发现辐射式经济关系也无法承担那么多厚望：即便是无偿的或是不求回报的援助，本身也渗透着各种势利与欺骗的因子，它们不断吞噬资助所依存的道德，让士人之间的善意和豪举沉浸并消解于令人窒息的铜臭中。链条式与辐射式经济关系便如同小说第一回王冕看到的流星雨一般，划过一路耀眼的光迹，却是在不可抑制地坠落。这其实也是一种意义更为普遍的隐喻：《儒林外史》所描述的经济关系其实都处在坠落之中，而同时处于堕落中的还有与之紧紧相连的士人的经济状况、道德水准和生存状态。虽然《儒林外史》里的经济交往极为频繁，但这些经济关系非但不能彻底解决士人经济上的困顿，还在将他们扯入更为困窘不堪的生存境地中去。

三、经济关系：困境与解脱

从最基本的层面说，之所以《儒林外史》会对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细致的描绘，是由于经济关系对于士人生活的重要性。《儒林外史》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士人所能从事的职业：官员、馆师、幕士、选家、医生、山人、帮闲、测字先生……但如此广泛的就业渠道并不能解决士人的生计问题，他们反倒成为最容易陷入经济危机中的一群人。小说中的士人会因为各种原因陷入经济的困顿：没有钱援例入监、没有钱办理丧仪、没有钱摆脱监禁之苦、没有钱应对敲诈勒索、没有钱回家尽孝、没有钱外出寻亲、没有钱招待亲友，也甚至没有钱维系最基本的日常开支，“没有钱”成为《儒林外史》中形色各异的士人的统一悲叹。看似经济是与士人生活格格不入的俗务，实则却在每一处地方都勒紧着他们的喉咙。在这样的状况下，来自其他士人的救助是他们摆脱困境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也是《儒林外史》会详细展现士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原因所在。

但问题在于，这些资助一方面帮助他们暂时地解决了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却又将他们拖入更为窘迫的境地，小说结尾处的陈木南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从数额上说，陈木南几乎是下半部书中获得资助最多的士人，这是因为其有得天独厚的关系——国公府的徐九公子是其表弟，因此他非常容易地先后两次从国公府借来了共四百两银子。但与其他士人用资助来的钱财去解决生计问题、礼仪问题、应考问题等不同的是，陈木南却用这笔银子去逛妓院，这几乎是全书中最不堪的士人牛浦也不曾去做过的事情。银子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当“银子又用的精光，还剩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债”而徐九公子又远去福建无人可以借钱的时候，陈木南便索性“一溜烟走了”［1］658-659。可以说，下半部书结尾处的陈木南和上半部书结尾处的牛浦相映成趣，牛浦的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以及陈木南的荒唐无行一至于斯充分说明了士人究竟可以跌落到怎样的道德底线，而倘或没有轻松借来的那四百两银子以及看似可以无限借贷的国公府表弟，陈木南也不会如此这般堕入经济与道德的双重绝境。

不止到了全书的末尾才是如此，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匡超人。匡超人也是书中受到关照和馈赠最多的士人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匡超人既是有许多传奇遇合的士人，却也是整部书中堕落幅度最为巨大的一个士人，而他之所以会如此巨幅地堕落，与每一次的遇合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二先生的十两银子不仅让匡超人可以有盘缠回到家乡乐清，同时还能拿余钱做一个小本生意赡养父母，但马二先生的这笔资助以及说出的一番“‘显亲扬名’才是大孝”［1］200的道理却也同时开启了匡超人慕求势利之心；李本瑛的馈赠和赏识让匡超人考上了秀才，可当匡超人穿上衣巾之后眼中便只有知县李本瑛而没有学里的教官，对此，齐省堂本有评语曰，“便变了气质，真是快速之至”［1］218；而潘三给匡超人的二百多两银子则更是匡超人用品行和道德交换而来的，潘三所做的短截印文及私动朱笔、买嘱枪手代考等种种不法之事皆有匡超人参与其中。当匡超人在杭州城里身上渐渐光鲜起来的时候，已从一个孝子堕落成“丧心昧良”［1］255之徒，而究其缘由，每一笔资助、每一个资助者都难辞其咎，正是“他偏有许多遇合”，却“而爱之适所以害之”［1］247，所有的资助、遇合累积在一起，共同让匡超人完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人性逆转。

经济关系促使并加速了陈木南、匡超人等负面士人的沉沦，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形象颇为正面的士人来说，经济关系也会成为他们品行的污点。与杜少卿和虞华轩的关系相似，余大先生也可以视为虞育德在书中的影子，但却显得稍逊一筹，而这正与经济关系有关。在四十四回，余大先生曾经接受无为知州的一百三十三两银子的资助，但钱不是由知州出，而是让余大先生去说一件“人命牵连的事”［1］543的人情，从四百银子的好处费里分得三分之一。对于说人情之事，身为戏子的鲍文卿在二十五回中曾有一段正论：“况且他若有理，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来寻情。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边受屈，岂不丧了阴德？”［1］319但此等有损阴德之事余大先生却做了，这不仅在日后让余大先生名陷私和人命的官司几乎难以脱身，也损害了余大先生的品行，便如天目山樵所说：“余大先生平素无玷，只此一节未免有愧白圭。”［1］543

因此，当陷入种种经济窘境中的士人苦苦等待援助到来的时候，以链条式和辐射式为代表的经济关系却已走向了崩溃，而即使他们得到了资助或是在稍有余裕的状况下去资助他人，这些士人在经济关系中失去的也比获得的更多——银钱远远不能弥补他们在道德品行上的损失。以此为基点，经济关系成为了各种境遇下所有士人的共同折磨：在贫困寒微的境遇下，当士人热望钱财援助的时候，却等不到雪中送炭式的援助；而等他们一旦中举、中进士时，各种赠予也随之而来，但同时赠予中也掺杂着令人不安的各种欺骗与势利的因子；即使在士人为官之后也依然不能逃脱经济关系的束缚，他们成了秋风客觊觎的对象，荀玫与无为知州都因为贪赃被拿问，以“打秋风”为代表的经济关系或许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缘。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不管是奢华还是萧索，经济关系总是士人挥之不去的苦痛与摆脱不掉的阴影。

更为严重的是，不论他们是否受到实际的援助，由于这些士人对于经济上的各种遇合以及借由经济关系所展开的人际交往都有出乎寻常的期待，他们很难将自己从经济关系不切实际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正视自己在经济方面的真正处境：基于科举考试的低录取率，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本务的读书非但不能让他们安身立命，反倒会大量地耗费钱财，令他们有衣食之忧。因此，虽然是四民之首，但士人也依然要有其他谋生的技能，就这一点而言，士人与被他们轻视的农、工、商等并没有区别。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经济关系方面，可以将《儒林外史》中其他阶层的普通平民视为士人的榜样。小说中的第一笔资助并非发生于士人与士人之间，而是来自于商人。在小说的第三回，周进见到贡院之后的昏死、痛哭、呕血打动了金有余等几个生意人，由此开始资助周进援例入监。众位客人的捐金之举赢得了几位评点者的一致赞叹：“光明磊落，富贵场中无此人”、“不读书却偏晓得引书，读书者偏不依着书上话做”、“难为生意人竟能躬行实践”。［1］33在这些评点中，“读书人”与“生意人”成为两个意义对立的群体：前者读书而不能躬身实践，后者虽不读书然所为却合乎正理；前者以读书为本务但满心都是富贵之念，后者整日在银钱中讨生活倒能不计利益、行光明磊落之事。不仅读书人与生意人自身都是名实相悖的，两者之间更是形成了互相颠倒的奇妙错乱：读书与生意只是他们的职业，就其品行而言，读书人酷似生意人，而生意人则更像读书人。

这种奇妙的颠倒形成了对于以读书为业的士人的绝妙反讽，同时，也是在小说的起始处为士人树立了一个经济关系的典范。金有余等生意人的义举不仅告诉士人应该如何光明磊落地去践行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金有余”这样的名字本身也是在启迪士人怎样才能避免被卷入以萧索为终点的运行轨道，就此而言，金有余劝周进随他一起去做生意时所说的 “这读书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难了。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几时？ ”［1］28也是对于《儒林外史》此后出现的所有士人的当头棒喝。

作为资助者的金有余等商人令小说中的诸多士人望尘莫及，而身为被资助者的鲍文卿同样让这些士人深有愧色。从身份上说，金有余等是商人，还属于良民，而鲍文卿则是被视为贱民的“倡优隶卒”中的一员，位于整个社会的最底层。但就是这一个位于社会阶层最低一级的戏子，却做出了书中所有的士大夫都不曾做过的事情：他曾前后数次推辞别人的赠予，而谢绝的银子加在一起有一千两之多。同时，如前所论，鲍文卿拒绝借说人情牟利，也和余大先生用说人情的方式打秋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对比。而连“事事古道、可敬”［1］566的余大先生在这一点上也比不上鲍文卿，就更不用说其他那些深陷名缰利锁之中的士人了。

由此可见，当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走向崩溃，并且往往成为他们品行与道德连累的时候，被士人轻视乃至贱视的商人、戏子却通过自己的举动告诉士人应该如何做一个合乎义理的资助者与被资助者。而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无论是商人还是戏子，他们都能够不依赖于经济关系而独立生存，正如鲍文卿所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1］318， 别人资助的银子哪怕再多，也不能成为真正的依靠。从这一角度说，《儒林外史》不仅用商人和戏子为士人树立了榜样，士人之中那些真正能看透经济关系本质的人，也在做着同样具有典范意义的事。

小说第一回出现的王冕无疑是作者心目中最完美的士人，而在经济方面也同样如此。王冕自小为秦老爹放牛，以此贴补家用。长大后则以卖画为业，并且能够“渐渐不愁衣食”［1］5。 在离开家乡到了山东之后，“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与过往的人。每日问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1］10相较于其他士人居家时要穷死，外出时又几乎要饿死，王冕谋生的本事和其高洁的品行一样，都是这些士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小说的后半部，真儒虞育德在经济方面也有类似于王冕的表现，虞育德十四岁就成了孤儿，却也在十四岁就开始坐馆教书。对此，虞育德的东家祁太公功不可没，他不仅让儿子拜十四岁的虞育德为老师，还说出了这番话：“虞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学这些诗文无益，须要学两件寻饭吃的本事。我少年时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选择，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为救急之用。 ”［1］444此后在虞育德陷入失馆危机之时，正是靠着祁太公传授的堪舆之术才度过难关。而虞博士对杜少卿所说的“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1］563也正是承袭了祁太公此前的劝诫。

巧合的是，在王冕和虞育德周围都有家事富足、性情淳厚，同时又极为友善的潜在资助者存在，王冕的邻居秦老爹以及虞育德的东家祁太公都是这样的人物。可在日常生活中，秦老爹和祁太公却都不曾给予他们银钱的馈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老爹、祁太公用提供工作机会或是传授谋生技艺的方式帮助了王冕和虞育德，相对于总会花完的银钱，对于士人来说，来自这些普通平民甚至贱民的永远不会萧索的对待生活的本分态度和生存能力才是更为珍贵的资助，而这或许也是士人摆脱他们自身困境的唯一途径。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虽然《儒林外史》中频繁的经济交往不仅成为士人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在日常经济上的期待和依靠，但这些经济关系并不能彻底解决士人经济上的困顿，相反，它还在将他们扯入更为困窘不堪的生存境地中去。而如何才能突破这样的生存困境，这既是书中所有经济关系累积而形成的一个巨大问号，亦是为何作者吴敬梓会如此关注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并将之极为细密地呈现在小说中一个重要原因。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吴敬梓时，曾提到他的“不善治生”与“性又豪”［4］115，表面看来，杜少卿这一人物的浪掷千金似乎是作者真实性情与生活经历在小说中的简单投射，但倘或如此，《儒林外史》可能也就不会具备鲁迅所称赞的“伟大”意义。《儒林外史》之所以是《儒林外史》，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吴敬梓的“秉持公心”［4］115。 杜少卿的豪举实际上有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士人探寻出路的意味。就此而言，杜少卿败家式的资助是希望能实现士人无所羁绊、无所牵挂的真正独立，祖产等经济枷锁的去除便是其中颇为关键的一步——这既是解除了自己的束缚，也是消解了那些别有居心的欺诈者和势利者对于钱财的觊觎。但或许是枷锁去除得太彻底了些，杜少卿移居南京后的广受资助又分明显示出：田产祖居的经济束缚会导致不自由，一无所有的贫困状态同样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因此，在杜少卿这一具有自况意味的人物之外，吴敬梓又加进了一个杜少卿的影子虞华轩。虞华轩的省俭可以匡正杜少卿前期的奢华，也自然能避免杜少卿后期的萧索，同时更能斩断和其他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当整个外界的儒林都像五河县的士人群体一般深深地陷入势利和浇薄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虞华轩个体的省俭非但于事无补，连他自己也在滑向偏激与俭省过度近于吝的异端，偏离了作者更为心许的爽俊浑厚。

因此，从经济关系的角度说，杜少卿的前后期与虞华轩代表了吴敬梓为士人出路所作的三种探寻：作慷慨任气的资助者、成为被广泛照顾的被资助者，抑或是隔断与资助者被资助者之间的联系谨守门户作一个守财者，而这三种探寻其实都无一例外地以此路不通作为终结。这也意味着吴敬梓虽然分外着意于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敏锐地看到了经济关系对于士人道德品行和生存状态的束缚与破坏，但他却无力在士人群体之中找寻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由此反观《儒林外史》中的士人，经济关系让士人可以拥有士人化的生活方式，即不用从事其他的劳作，甚至也没有田产的固定收入，却也可以凭借钱财资助较为宽裕地度日。因此，从理论上说，经济关系让士人更像是士人。但实际上，经济关系却并不能支持起士人对其的热望，士人的境遇不会真正因为经济关系而得到彻底改善。相反，经济关系还会不断摧毁吞噬士人所应当秉持的道德和义理——这其实是比生活方式更为本质的“士人化”的内容。因而，就现实情形来看，经济关系使得士人都不再像是士人。此外，经济关系将诸多士人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具有群体性质的“儒林”，可与此同时，经济关系也将士人在情感和道德上彼此割裂开来，将他们打上穷困者、吝啬者、欺骗者、愚笨者、凉薄者、至诚者之类的标签，以至于经济关系中的这些士人更多感受到的不是随赠予一起传达的情感与道义，而是由金钱铸造而成的冷漠和隔膜。就此而言，经济关系对于士人本身和士人群体的破坏及解构才是其蜿蜒曲折行进路线的最终指向。

山穷水尽之际，社会阶层在士人之下的平民或贱民却用他们自尊自立、光明磊落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拯救士林的资源和途径。当在经济关系中纠结迷失的士人日渐衰颓、走向没落的时候，受到启迪教导的士人也已踏上了普通平民化的重生之路，而前者的覆灭与后者的新生却都导致了相同的结局：士人不再是士人，儒林也不复存在，这也是为何四大奇人会出现在小说末尾的原因所在。

可以看到，四大奇人的社会身份都极其低微，或是如季遐年一般无家无业，或是如王太等人一般以卖火纸筒子、开茶馆、作裁缝为生，但他们却能够领悟往往被视为士人专利的琴棋书茶的真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以极其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虽然每日的所得或许只是“五六十个小钱”而已，“除去柴米，还做得什么事？”［1］669可他们却从不奢望别人的援助，不仅四大奇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第五十五回中形成了四篇独立的传纪，他们也不和“学校中的朋友”［1］669相与，并能够傲骨嶙峋地宣布：“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又不贪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1］667就是在这种勉强维持温饱同时又无所依傍的简单生活中，他们却实现了道德与精神的自尊自足，这或许也是吴敬梓在辛苦追寻之后所能够找到的最接近圆满的终极解答。

注释：

（1）本文所说的上半部指一至二十六回鲍文卿之死的部分，而从二十六回鲍廷玺和王太太的故事开始，则转入下半部。

（2）即《太平广记》卷二三八所载张祜之事。

［1］［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M］．李汉秋，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李汉秋．儒林外史鉴赏辞典［K］．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

［3］蒋瑞藻．小说考证［G］．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