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多种研究成果充实外国新闻史教学刍议

贾乐蓉



运用多种研究成果充实外国新闻史教学刍议

贾乐蓉

本文认为，应当大力借鉴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充实外国新闻史的教学，提高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凸显这门课程在当下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应当注意的一个基本前提，外国新闻史的内史部分应当是脉络清晰、逻辑严整、突出规律的，而外史部分应当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新闻内史。

外国新闻史 教学 研究成果

贾乐蓉，女，汉族，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关于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问题，已有一些专家学者撰文进行了探讨。其中有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的《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的几点看法》(张允若，2003年第6期《国际新闻界》)，还有从该学科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的《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方汉奇，《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期)。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了探讨，例如，外国新闻史教学的理论价值与当代意义(盛芳：《试论外国新闻史教学的理论价值与当代意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1月)、课堂教学(陈海波：《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的激活链条》，《青年记者》，2011年2月下；李雪梅：《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改革探析》，《中国报业》，2011.3[下])等问题。本文主要阐述如何运用多种研究成果充实外国新闻史教学的问题。

对于教学来说，教材的建设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在外国新闻史的教材建设方面，国内已经有了不少较为权威的著作。例如，张昆的《简明世界新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2006年1月第8次印刷)、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2007年3月第2版、2007年3月第5次印刷)、张允若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程曼丽的《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郭镇之的《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李彬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李良荣的《西方新闻事业概论(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三版)、陈力丹、王辰瑶的《外国新闻传播史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陈力丹、钱婕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等。

此外，还有一些以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为主旨的教材，例如，李良荣的《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辜晓进的《当代中外新闻传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

这些教材各有优势，承担这门课程的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及需要进行选择。但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运用多种研究成果完善和充实外国新闻史的教学。

几年前，《新闻大学》(2007年)和《国际新闻界》(2009—2010年)围绕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进行了两次较为集中的讨论。在这两次较为密集的讨论中，颇多学者提出了非常有益的看法。笔者认为，外国新闻史的教学也应当汲取上述讨论中一些合理化的建议，用以完善外国新闻史的教学。

笔者赞同李彬、刘宪阁在《新闻社会史：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可能》(2010年第3期《国际新闻界》)一文中提出的将新闻史分为内史与外史的看法。新闻内史，即有关新闻事业自身的发生、发展、兴衰、演变的过程，聚焦于新闻事业本身，而新闻外史，简言之，即新闻事业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笔者认为，在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方面，也应当在关注内史的同时关注外史，并将其运用到教学当中。以往，我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内史上，这没有问题，但或许，我们也应当适当关注一下外史的部分。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教学来说，内史当然是其主干，但外史也有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来可以渲染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学生对当时的社会情境产生“同情之理解”，这样便有了理解内史的基础，二来由于有了外史的存在，新闻业在社会大格局中的地位、作用才能凸显出来，可以使我们对于外国新闻史的教学从简单的描述层面进入到解释层面，帮助学生增加理解，最后，外史还可增强课程的趣味性。

如果说，我们在前文罗列的多种教材主要是关于外国新闻史的内史，那么，在外史部分，我们还有相当多的空间可以拓展。

就笔者的阅读所见，目前就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可运用于外国新闻史的教学中。

先谈内史方面，笔者以国别和年代为序对这方面的著作作一简单的梳理。

在英国新闻史方面，近些年来，有以下一些作品值得关注：《英国新闻史》(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英国传媒体制》(唐亚明、王凌洁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5月)、《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威廉姆斯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知情者：揭秘英国十年丑闻的私人日记》(皮尔斯·摩根著，东方出版社，2009年6月)、《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吴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做严肃的电视：英国电视为什么好看》(周康梁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4月)、《底线：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自由》(埃文斯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等。它们虽然不是教材，但其中丰富的内容可直接用于充实现有教材，有的是富有说服力的实例，有的甚至可以填补空白点。另外，由于是专门性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对自己的研究有着较为深入和独到的见解，这是一本容纳多个国家或多个时代的外国新闻史教材所不能达到的。而有的甚至可以修正教材中的个别观点。例如，在大多数外国新闻史教材中，英国的印花税最终被取缔是英国新闻工作者不断努力和斗争的结果。而《英国新闻史》一书的作者则通过研究给出了新的解释，即，取缔印花税实际上是英国统治者为对付当时屡禁不止的激进报刊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这种观点完全颠覆了此前的认识。此外，《底线》一书为我们向学生解释英国的新闻自由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通过默多克向《泰晤士报》前主编埃文斯的施压，生动地呈现了英国报业新闻自由的真实状况。而《知情者》一书则为我们理解英国的小报文化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南。

在美国新闻史方面，除了在国内久负盛誉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迈克尔·埃默里等著，新华出版社)外，近些年又陆续有《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戴维·哈伯斯塔姆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8月)、《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舒德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美国传媒史》(大卫·斯隆编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达洛尔·M·韦斯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等著作出版。它们都从不同方面加深了我们对于美国新闻业的了解，而有的著作则对于我们重视审视美国新闻业提供了新的角度。以《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为例，它对于美国新闻业的发展是以“党派性媒体”、“商业化媒体”、“客观性媒体”、“解释性媒体”和“分化的媒体”的脉络展开的，相较于以往的美国新闻史的著作来讲，这无疑是一种较为新颖的、同时也是以新闻业自身发展规律为基础的划分方法，它不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而是把媒介自身形态的发展作为主线，这有助于我们从新的维度思考和理解美国的新闻史。运用到教学中，则能更清晰地向学生解释美国新闻业自身的发展规律。

在德国新闻史方面，有《德国双轨电视制度研究》(曹晚红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7月)以及《德国西占区报业重建研究(1945—1949)》(李银波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2月)两部专著值得注意，它们为我们深入了解德国新闻业的某些方面提供了相较之前更为深入的认识。例如，前者专注于德国的双轨电视制度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特点，为我们深入解释了为何同为公共广播电视，但德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仍具有一些独特之处。例如，即使是在商业化大潮来袭的情况下，仍较其他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更加强调其公共性。这与德国对纳粹时期的反省是分不开的。而后者则聚焦于二战后的德国西占区报业。

在日本传媒史方面，有《现代传媒史》(佐藤卓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报业的活路》(中马清福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日本传媒体制创新》(龙一春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媒介与社会变迁：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诸葛蔚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日本大众传媒史(增补版)》(山本文雄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等著作。其中，诸葛蔚东的《媒介与社会变迁：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一书聚焦于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所实行的改革对于日本传媒政策的改造及其影响，这对于我们向学生解释日本传媒业在二战后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大多数教材可能在谈到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所实行的媒体改革时一掠而过，但是，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时期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改革的政策，包括日本媒体改革的政策。从而在与同在二战后被占领的德国作对比时，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为什么德国对于战后的反思那么深刻，它的媒体的转型为什么那么彻底，而日本不只是政策，其媒体转型都是不彻底的。

关于法国新闻史，《从狄德罗到因特网：法国传媒史》(巴尔比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一书值得关注。关于俄罗斯传媒业的发展，笔者的《当代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1月)对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传媒业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此外，一些专著涉及了以往较少被关注国家的传媒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越南新闻传媒研究》(易文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以及我校赵靳秋老师撰写的《新加坡大众传媒研究》等。

由于时间所限，笔者未对相关论文进行细致的梳理，但是，《新闻界》杂志近年来刊发了不少关于外国传媒业的论文。例如，《新闻界》的“国际视野”栏目陆续推出了巴拿马、尼泊尔、瑞典、赞比亚、坦桑尼亚、新西兰、伊朗、以色列、比利时等鲜为国内新闻传播学界了解和关注的国家的传媒业论文。

所有以上新出版的著作及论文都可以帮助我们完善外国新闻史的内史的研究及教学。

在外国新闻史的外史方面，亦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教学中加以运用。例如，新近翻译出版的《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一书尽管是关于民主德国时期的读者研究，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的画卷，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民主德国的阅读氛围，从而对德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媒体背景产生“同情之理解”。在法国方面，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则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业，带我们返回到当时那个年代的历史氛围中去。目前笔者正在阅读的由前苏联的改革设计师之一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写的《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一书，尽管是作为回忆录的形式写就的，但是，它对于我们理解苏联时期的社会情况，尤其是改革年代的诸多政治、历史背景，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

有较多的新闻史教师谈到本课程常被学生评价为“单调无味”，如果能够恰当地运用外史，或可有助于将内史中的干燥事实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令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当时的新闻现象与人物、事件，以及新闻现象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或还可令课程增添些趣味。

走笔至此，笔者认为，影像资料的合理运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些影视资料，例如《大国崛起》，可用于向学生展示某些国家历史发展的背景，而在向学生介绍美国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时，可以向学生推荐课前观看《公民凯恩》，之后在课堂上组织讨论。《晚安，好运》关于美国新闻记者默罗与麦卡锡主义的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德国电影《窃听风云》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民主德国时期的社会背景。此外，一些美国电视节目的视频，如《新闻60分》等都可以在课堂上短时间播放，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美国电视节目的特点。

最后想要提及的一点是，还应当密切关注外国新闻业最新的发展动态，例如，窃听门事件、斯诺登事件，都是关于新闻自由在当前英美国家中的最新案例，它既可以有助于学生理解新闻自由的相对性，也可以让教师在结合历史的前提下，给学生分析新闻自由是如何演变来的，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变化。此外，还要密切关注新媒体在各国的发展。这正体现了方汉奇先生所说的，“新闻史研究者要做历史的守望者”。不仅体现了我们常讲的新闻史的教学要结合历史与当下，还对我们检验新闻事业发展中的一些基本规律颇有益处。再则，也可为日后外国新闻史的教学积累材料。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以大力借鉴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充实外国新闻史的教学，提高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并凸显其在当代的意义。但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外国新闻史的内史部分应当是脉络清晰、逻辑严整、突出规律的，而外史部分应当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新闻内史。否则，学生会在大量的材料面前失去重点，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