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财政“大国范”

●本刊评论员

大国财政“大国范”

●本刊评论员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国力不断增强，财政体量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之下，无论是从中国对人类财政制度文明建设的贡献上，还是从中国对国际责任的履行上，提出和探讨“大国财政”治理的命题，符合学术和实践上的需求，“大国财政”应该属于真问题而非伪问题。

回溯财政史，讲“大国财政”，没人可以回避英国十七世纪甚至更早些时候的荣耀。这种荣耀不是来自它“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权，而是来自它在财政制度文明上给人类积累的珍贵的制度性“社会资本”。英国第一个革除了以“高暴力浓度”为基础的掠夺式贡赋财政、领地财政和满足统治集团欲望为目的的赋税财政，在17世纪就实现了向公共财政和预算国家转型。这一进程中，更早的标志性进步是13世纪初国王与贵族们签订了《大宪章》，确立了对国王课税权加以限制、国王征税必经被征者同意、“无代表则无税”原则的条款。第二个标杆是随后因讨论税收问题的需要使议会应运而生，民意越来越多地介入财政活动。财政转型得以完成的标志则是1688年的议会制和1689年制定《权利法案》，后者第4条规定：“凡未经议会允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任意征税，超出议会准许的时间或方式皆为非法”，在国家法律上正式确立了财政民主制度，议会承担起推行公共财政制度的历史责任。这样的制度文明遗产惠及人类几百年，它不仅给许多先发国家完成财政转型提供了借鉴，至今还是很多后发国家财政改革的指引。

英国的历史荣耀说明，“大国财政”、“大国范”之根本不在于“大”而在于财政制度的创新能力以及其中包含的人类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同梦想。无论国家实体之大小，只要这个国家推动了制度文明，我们就应该对其泱泱大风给予敬意。作为一个人口比重大、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在财政领域的“大国范”，更要体现在它无愧于推动财政制度文明进步所扮演的角色上，要以政府的简朴之风、公平的财政分享、能否有处罚哪怕是私用一个信封者的力量来验证。

中国到了讲“大国财政”的时候，也别忘了保持必要的“淡定”。从财力基础来看，经济总量第二对应的是人均水平不高，人均可用财力还相当有限，中国式的大国不等于富国；从增长潜力来看，国民综合负担已趋高点，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已经凸现，财政规模的增长从超常转向常态不可避免；从收入分配看，高增长对应的是高基尼系数，社会保障欠账不小，财政分配的公平性还待增强；从财政制度文明看，财权配置、预算编制和管理、财政行为的规范、财政监督的有效性等方面多有不足，中国应该在世界范围的财政制度文明或者说制度性的“社会资本”上更多地输出正能量；从国际影响力看，国家责任和国际责任的平衡、参与国际事务量力而行之力、价值观的冲突等变量不能不纳入分析的范围。所以，讲“大国财政”的时候不能因经济起飞阶段的暂时超常增长和目前“富政府”的非常态而膨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财政可持续增长的路径和财政分配公正的实现，要更多检讨自身引领世界财政制度文明建设的力量，参与国际事务也要遏制超过国力、财力的许可追求虚荣或政治功利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