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视阈的阐释

2015-03-22 07:25王丽

新疆社科论坛 2015年1期

王丽

●文化教育

王丽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治理。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不再局限和拘泥于各种危机产生的表层及中间层原因，而是深入到危机背后、深入到现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从主导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开始，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进行整体性反思。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而言，文化反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

全球风险社会公共危机治理文化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鲜有单一因素导致的事件。政治、经济、利益、制度、资源、环境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每一个公共危机背后都包含着复杂的原因结构和演变过程。这使得单个学科和视角无法全面审视其内在结构，无法完整揭示其内在矛盾及深刻根源。文化是人们对复杂社会问题进行整体和系统分析的最佳视角，是人类解决难题、不断创新的力量和源泉所在。因此，文化也是整体、系统地审视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的最佳视角。全球风险社会下，理解危机、治理危机，改变人类当前的危险境遇、创造新未来，人们必须从文化视阈分析和反思，从观念创新和文化转变中寻找出路。从文化视阈出发，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及其治理进行分析，作为一种创新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全球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与文化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对所生活时代社会性质的全新理解、判定和阐释，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1986)一书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尽管该理论在提出伊始就遭到人们置疑，认为该理论对社会转型和社会性质的判断是一种“德国式”的担忧，但此后在全球各地频频发生的各种(全球性)公共危机证明，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准确判断。

在乌尔里希·贝克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现代工业化文明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各种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潜在的副作用”，这些“潜在的副作用”日积月累并形成系统化的交织和联系，最终将人类社会推向一种无法逃避的风险命运和危机情境——风险社会。①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之后，接着又于1992年提出“世界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乌尔里希·贝克指出，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②(或全球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现代化的风险呈现出一种全球化趋势，因此，风险社会从总体上讲是一种全球风险社会。关于全球风险社会的内涵，乌尔里希·贝克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于2001年11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演讲稿中这样表述：全球风险社会的新的涵义依存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③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为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进入21世纪，各种公共危机此起彼伏、在全球各地肆虐。从地震、洪水、泥石流、台风等自然灾害到现代化风险导致的环境污染，如大气臭氧层空洞、土壤污染、水污染、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等等，全球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大型公共疫情、极端灾害性气候事件、恐怖主义……，最终将人类社会推入公共危机频发时代。所谓公共危机，就是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发展进程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影响的过程或事件。全球风险社会下，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给全球各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干扰和破坏。有一些深层的系统性危机，诸如全球生态危机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这一切迫使人类必须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及其治理进行整体性思考和深入分析。那么，这个整体性视角应该如何选择呢？

著名学者伯纳德·奥斯特利说，文化是我们所做的每件事物的中心和理由，(因此)文化具有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整体能力。④首先，尽管在过去，文化常常被看成是变化的结果，而现在，文化越来越被看作是变化的原因。从早期的文化研究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尔蒙德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再到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文化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系统基质的因变价值无不凸显。其次，文化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作为整体性概念的文化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解释：一是最广义的文化概念，这是一个包括所有物种的生命活动在内的大范畴和大系统，文化是一个包含所有层次和内容的统一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系统基质。文化不仅仅是人类的行为和产物，其他物种也有文化。二是仅指人类物种行为与产物的一般广义文化概念。在这个层面上，文化是指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及其成果。这一层面的文化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理解。从内容上讲，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一个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制度、习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在内的复杂系统。⑤从性质上讲，文化就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文化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生活方式。从动态层面来看，文化是人类的自我完善和协调过程。从结果和表象上来看，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共享符号系统。⑥总而言之，文化如梁漱溟所言，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⑦再次，公共危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演变的产物，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内容。尤其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其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形成的深刻原因和系统基质。因此，把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放入到“复杂的、多维的文化利益场境中去一展身手，会十分有用。”⑧

二、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文化视角的分析

任何事物的存在、发生和发展都要依托一定的环境，公共危机也不例外。对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文化既是秩序的工具，也是失序的原因。⑨人类文化发展到现代文化阶段，由于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扩张，各种现代性风险急剧释放，这些风险犹如宇宙空间中的暗物质，最终汇集为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各种公共危机。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逻辑因果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一是从观念层面来讲，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内在根源。二是从实践过程来讲，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物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系统地制造出各种现代性风险，并最终形成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

1.观念内因：人类中心主义。

2.实践动因：现代化进程。

在乌尔里希·贝克看来，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因此只能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角度来阐释。在《风险社会》一书中，乌尔里希·贝克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系统地导致了现代化风险以及风险社会的形成。在工业化与风险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联：现代化进程/工业化进程释放出越来越多的“人为不确定性”，“人为不确定性”进一步转化为现代化风险，现代化风险的系统产生和累积形成风险社会。除了风险社会，现代性风险还有另一个逻辑演变后果，即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因此说，现代化进程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主要原因。“人为不确定性——现代性风险——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这就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形成逻辑。“人为不确定性”源自现代化进程中的决策，并通过现代化进程系统释放和转化为现代性风险。现代性风险的不断聚集，最终形成全球风险社会这样一个危险境遇。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是现代性风险的另一种逻辑演化后果，是部分集结在一起的现代性风险的爆发形式。风险是一个古老的现象，但现代性风险是一个新事物，是现代文明的发明、现代化进程的系统产物。全球风险社会的风险是自然风险和现代性风险的结合体，并主要体现为现代性风险。现代化过程中，各种人为不确定性的系统释放导致现代性风险的激增，现代性风险在经历一定时期的积聚、交融和发酵之后，在一定的时候以公共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

3.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现代性公共危机和结构性暴力。

三、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观念的转变

1.全球安全共同体意识。

全球风险社会下，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都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全球生态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将接受危机的考验，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群可以完全幸免，也没有哪一个物种可以全身而退。全球风险社会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险境遇，其背后是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问题。对于全球风险社会，人类首先要形成一种全球安全共同体意识，因为整个地球陷入危机之中，大家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全球安全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全人类对自身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应该享有安全、自由、繁荣、发展等目标所具有的整体意识。全球安全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在于，唤起人类的合作意识，引导人们普遍加入到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的共同事业中来。全球风险社会下，如果没有全球安全共同体意识、没有全球人类的集体行动和相互合作，就不可能有最终的集体安全和整体幸福。

2.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

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全球性环境危机日益加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观念。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打破了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观念，提倡生态本位思想。首先，生态本位思想承认自然界及其生物都具有内在价值，主张地球上的生物都平等地享有生存权利；进而强调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协调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存，突出自然正义，提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存，人类应当善待自然、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均衡发展。总的来讲，生态整体主义不仅把自然、人和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且还强调它们之间的辩证复合关系，把同等的关注赋予自然。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提倡的是“自然—人—社会”的有机辩证发展。

3.以人为本、充满生态智慧的经济道德。

在明确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关系之后，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人类如何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进行经济建设。新的经济建设需要一种新的经济道德。新的经济道德首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道德经济，摒弃对人的异化和奴化，不再重视对人的物质财富的积累，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人的基本需要和根本利益的对人的可行能力及实质性自由的扩展，切实提高人类生活的幸福度。其次，新经济的价值观是一种充满生态智慧的价值体系：保护环境而非肆意破坏、懂得资源节制而非大肆掠夺、注重发展而非增长、强调可持续而非无限度扩张、关心人类的幸福度而非效率和效益、敢于承担责任而非推卸与转嫁危机，在强调竞争的同时关注公平、正义，帮助不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在和谐中求发展，在平衡中求共赢。

4.绿色、和谐的政治文化。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不仅需要新的经济道德，还需要新的政治文化。新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崇尚生态、环保、绿色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推崇多元主义、尊重多样性、更具包容性的和谐政治文化。绿色、和谐的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包括确立和强化生态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正义、实践自由平等、强调非暴力、推行个人与全球责任等价值观念。绿色、和谐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服务于平等需要和平等志向、富于同情的政治文化，是以人类的人格与共同善为中心，承担保护共同善之责任，维护公共利益和普遍诉求的责任文化。

总之，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是建立在文化反思基础上的，以新的文化价值观为引领的，以崭新形式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政治民主为路径，以构建体现普遍利益和共同善的制度为手段，在全人类共同利益指引下建构全球安全共同体的文化转型过程。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治理。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不再局限和拘泥于各种危机产生的表层及中间层原因，而是深入到危机背后、深入到现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从主导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开始，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进行整体性反思。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而言，文化反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反思本身就是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价值观、生态观，进而以此为引领，通过制度创新等途径，促使人类的行为方式发生整体性转变，从而逐步摆脱全球风险社会这一危险境遇，摆脱现代性公共危机的破坏和干扰，这就是文化治理的涵义所在。

注释：

①乌尔里希·贝克(德)：《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19页。

②乌尔里希·贝克(德)：《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③乌尔里希·贝克(德)：《“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J]，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第72页。

④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朱邦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⑤ 泰勒(英)：《原始文化》[M]，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⑥ 克利福德·格尔茨(美)：《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⑦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⑧ 马林诺夫斯基(英)：《科学的文化理论》[M]，黄剑波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⑨齐格蒙特·鲍曼(英)：《作为实践的文化》[M]，郑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⑩杨通进：《寻找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J]，《伦理学》，2006年第6期，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