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进步性的历史考察
——以农工党为例

2015-03-26 08:37王勒懿王佳玲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关键词:农工党多党合作民主党派

王勒懿,王佳玲

(黑龙江社会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90)

进步性是我国民主党派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多党合作制度的基础和条件。中国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反帝反封建、寻求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遵循历史前进的方向,坚持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内容相同或相似的进步性特征,并在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框架和体制中,通过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以及参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及时反映所联系的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整合社会资源,凝心聚力,不断巩固执政党的广泛政治基础,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出了显著的贡献。通过对农工党的历史考察,厘清其政党的进步性特征,对于各民主党派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进步历程

农工党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工党虽然脱胎于国民党并几易其名,但其历史发展同其他民主党派基本一致,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为实现民主解放和民族振兴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历史,具有显著的进步性。

(一)早期政党组织的成立具有进步性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四·一二”政变的序幕,随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也都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1927年11月,农工党先烈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8年初,与国内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因故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以邓演达为总负责。随后,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草拟了《党纲》、《政纲》,在上海、江西等多省市开展秘密活动。这种在蒋介石白色恐怖之下较早做出的抗争,是具有明显进步性质的政党活动。

(二)指导思想及政治纲领具有进步性

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的组织基础上,邓演达逐渐形成了一套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社会结构的分析、革命的方针政策和革命的发展前程——社会主义。1930年8月9日,邓演达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代表来自十个省区,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确立了《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会议还一致通过了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1]20《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党历史上第一个纲领。农工党先烈邓演达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1]21在民主革命时期,虽然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农工党几度易名,但始终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作为基本纲领。临委会成立以后,积极开展了具有进步性质的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

(三)顺应历史潮流与中国共产党积极合作抗日救亡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民族危机更趋严重。临委会负责人在重大的根本问题上取得共识:“现在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1]31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临委会率先响应并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建议组织反日阵线,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同年11月,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会上将党名变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表明了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和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决心。会议通过的《临时行动纲领》规定的党的政治任务是:“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确立了“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1]32自此,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农工党开始了同中共合作的新开端。

抗日战争期间,围绕着抗战与民主这两个问题,中国的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不断展开斗争。解委会对此经过反复实践与对比,认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该偏向共产党。”[1]33当中共提出“结束党治,立施民主宪政”的要求时,作为解委会代表的章伯钧立即提出相应提案,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同共产党密切配合,互相呼应。1938年2月,解委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举行了两党会谈,一致表示今后须加强合作,共赴国难,为解委会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1941年1月中旬,两党举行正式会谈,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在同年1月25日的中共中央报告中,周恩来表示第三党(解委会)“与我们建立了更密切之合作”。

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解委会编印了《政治通讯》和《工作通讯》,成立了各种学生救亡组织和工人、农民组织,加紧推动联合抗日工作。特别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等与黄琪翔就联合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交换意见,希望黄琪翔利用本身条件,为增进合作抗日起些推动和促进作用。卢沟桥事变后,中共通电号召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解委会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响应中共《通电》,并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参加和开展一切抗日活动。据农工党党史资料记载,当时解委会负责人黄琪翔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直接参与指挥了“八·一三”淞沪会战,参加对日作战。黄琪翔还出征缅甸,担任了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协同英军作战。解委会还组织了抗日游击武装,在华东、华北、华南、西南的战场上,都洒下了解委会烈士的鲜血;在北平、天津、广州相继成立抗战团体;在华南出版抗日刊物,积极开展宣传和支援抗日救亡活动;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盟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一道,坚持争取民主宪政和抗日救亡斗争,走在了进步的前列。

(四)坚持共产党领导,争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以争取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黄琪翔第一个站出来声明支持,解委会发表了《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表明了反对内战的原则立场,并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平建国。在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的过程中,解委会始终与中共采取一致行动,继续同中共团结合作。1947年2月,解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更党名为农工民主党,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对于加强和推进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精神指引下,农工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在配合解放军开展军事斗争中,积极组织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军队中破坏国民党的战斗力。在解放大西南的庆功会上,刘伯承司令员曾嘉奖农工党员刘宗宽为“解放西南第一功”[1]48。1948年五一前夕,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49。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6月,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以示竭诚。从此,农工党同其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积极参加新政协活动,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各项问题,为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1]491949年1月,农工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农工党代表彭泽民、丘哲、季方等5人,以及代表民盟的农工党员章伯钧出席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直接参与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人民政府的组建工作。在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章伯钧等2人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章伯钧、彭泽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章伯钧、彭泽民等4人还在政府担任职务。

农工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一道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成为在国家政权中的合作,这就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格局,为民主党派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二、农工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进步历程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更表明了共产党与包括农工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共同追求与奋斗的、具有进步性特征的目标已经实现,农工党也从旧中国的在野党,转变为新中国的参政党,其职能和作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性质也从阶级的联盟转变为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一)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中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农工党举行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上,一部分代表提出农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对此,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周恩来指出:农工党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政党,在革命困难时期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胜利之后也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无疾而终。周恩来肝胆照人的话语使代表们深受鼓舞,毛泽东主席也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全体代表。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重点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同志”[1]53,实行自我改造。会议还决定进行全国党务整理,清理整顿组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不断加强党员自身学习和改造。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之后,还选派干部参加由各级政协统一组织的改造工作组,直接或间接参加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受到了生动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一时期,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共同任务,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农工党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到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各项社会运动中,为巩固人民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在新时期围绕国家工作重点开创工作新局面

新时期,随着工作重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我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面对新时期新任务,农工党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初步实现了领导班子新老结合和交替。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为农工党工作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党派的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68据此,农工党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新时期农工党的中心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的农工党九大、十大继续并深化了八大确立的工作重点,广泛动员党员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多种形式为“四化”服务,特别是在计划生育、教育体制、城市建设、医药卫生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了大量改革意见和建议,很多意见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贯彻中共中央《意见》,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

198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写入宪法,使这项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党合作制度走上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农工党围绕发展这个主题,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基本职能,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汇聚智慧建言献策,为执政党和国家科学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发挥界别优势,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发展了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关系。

三、农工党进步性的基本特征

民主党派的进步性与民主党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现阶段,这种进步性集中体现在同中国共产党的通力合作上,体现在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纵观农工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四个基本特征。

(一)政治取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农工党自成立以来的85年间,其政治取向从中立观望、同情合作,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建立和发展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始终顺应历史潮流,追逐着民主进步的旗帜。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文件)指出:“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2]农工党作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主体之一,坚持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领导、参政党合作,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党内工作,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农工党进步性的长期成功的具体实践。

(二)群众基础:成员及成员组成具有进步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工党各级组织发展始终坚持从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有利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有利于加强自身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出发,始终坚持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和有一定代表性人士为主。近年来,新增加了环境保护与人口计划生育发展界别人士。这些成员在其所在行业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成员个体也具有进步性特征。农工党各级组织积极号召广大成员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成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重要力量之一,[3]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之一,具有更加鲜明的进步性。

(三)工作职能:为实现中国梦汇智聚力

农工党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国梦伟大目标的远景实现,充分发挥所联系界别成员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做出努力。此外,农工党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关注民生方面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渠道和载体,与执政党共同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对策。在促进发展方面,着眼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汇聚成员智慧,为执政党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探索农工党服务地方经济的新思路。在构建和谐方面,发挥执政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掌握民情,倾听民声,为党和政府化解矛盾确保稳定做出了积极努力。

(四)政治价值: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是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进步要求的选择。农工党作为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参政党和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之一,直接参与政治协商,在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责无旁贷。不仅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注重调动党内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履行好委员职责,更要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政治协商。与此同时,农工党还要与执政党一道不断探索和推进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让政治协商这一重要民主形式永远充满生机活力。

创建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农工党,在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的长期实践,经过反复比较与鉴别,逐步由同情、支持进而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具有进步性特征的广阔道路,并紧跟时代步伐,持续追求进步性,不断提升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五种能力,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1]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编辑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读本[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

[2]李燕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J].北京社会科学,2009(1):24-31.

[3]九三学社广西区委、广西社会主义学院联合课题组.保持民主党派进步性探析 [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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