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传播媒介对发展西北林业的认识

马红艳

（宁夏医科大学人文社科部，银川750001）

20世纪30－40年代，西北社会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如何开发和建设西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研究西北。传播媒介既是对西北开发观点的宣传者和传播者，更推动了大量专门研究西北问题的报刊的创建。如西北研究分会创办的《西北研究》、上海西北学会研究部的《新西北》、河南大学西北研究会的《新西北》、兰州的《新西北月刊》、《西北论衡》、《西北研究》、《西北晨钟》、《西北》、《新亚细亚》、《西北问题周刊》、《西北言论》、《西北公论》、《西北先锋》、《西北文化》、《西北农林》、《西北角》、《陇铎》、《开发西北》、《西北周刊》、《西北问题季刊》，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提倡之下，在社会的舆论和西北报刊等传播媒介的推动下，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开发西北的浪潮。传播媒介提出在西北开发和建设中，发展西北林业可以改善西北严酷的自然环境，进而减少西北的自然灾害，其中一些关于发展西北林业的思想仍值得借鉴。

1 对西北森林及林业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上，早有人认识到发展西北林业的重要性。清末，陕甘总督陶模在《劝谕陕甘通省栽种树木示》中，论述了植树造林的六大益处：“盖树木蕃滋，有六利焉。种树于山坡，可以免沙压而减水害，一利也；种树于瘠土，可以化碱为沃，引导泉流，二利也；塞外沙漠，无树不雨，终年树木之区，恒多时雨。衡以格致之理，种树于旷野，可以接洽霄壤，调和雨泽，三利也；种树遍于僻壤荒村，可以上迓天和，驱疫疠而养民病，四利也；种树成一长排，可以阻风势而御冰雹。机炮日奇，飞空悬炸，各国深知城郭无用，皆撤毁垣墙，掘沟种树，环绕数重，以代坚壁，丛林高矗立，混目迷形，侧准易乖，飞丸多阻，可以涉险而御弹，五利也；安邑种枣，富比列侯；襄阳收橘，岁易多缣。与其博锱铢于异地，何若话桑麻于故乡，六利也。故中外通人纂富国策，首推树艺。”［3］

民国时期，在开发西北和建设西北的呼声中，国民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通过了《西北交通案》《西北水利案》《黄河造林局案》，西北的林业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的一定的成果。到了抗战时期，发展西北林业除了以上的好处外，还对发展交通和巩固国防，发展工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吾人不欲复兴西北则已，如欲谈复兴西北，开发生产，因为有识者之一般言论，而开发生产者唯一要图，似无有更急于保存西北地方，防止森林荒废者，吾人认为复兴西北，当自复兴西北森林始，故在西北各省实行大规模之造林，使能保土蓄水，改造农业生产，又为确切不移之理”［4］。有了森林就要发展林业，林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同时，其对发展工业也具有很大的关系，“现代工业发达国家之利用木材，几乎是无微不至，除由林中砍伐干才，供给建筑及器具用途外，更究其物质组织及化学的利用，而为新兴工业上之重要原料，所谓‘原料木材’者是也。此种研究，迄今仍在继续进行，力求改进，前途发展，何可限量？再观我国，则工业固不发达，而森林的经营，亦落人后，深望从事林业者，早为设计，努力经营，则十数年后，改进新兴工业所需之木材原料当不至发生问题矣”［5］。西北交通的发展也依赖于西北林业的发展，铁路所需的枕木数量很大，“以后还要年年更换，西北应预先培植此类树木，以便就地取材”［6］。抗战时期，一些军用物资的生产，或直接取自于木材，或间接由木材而来。所以，为西北开发计和抗战的胜利，都要积极发展西北的林业。

2 森林资源的调查及植树造林

2.1 西北森林资源的调查

为了更好地发展西北的林业，全面推进西北开发，西北各省必须也曾经对西北森林资源进行了调查。西北各省的森林面积分布及树种如下，陕西的森林“自古以来，以秦岭山脉为茂盛”，全省森林面积“约占三万万亩”。树种以杨树、柳树、桦树、松树、柏树、椿树、栎树、杉树与核桃为主。洛南、南郑、安康、平利、紫阳、石泉各县的桐树“年产桐油约五六万担，安康产一种蜡树，都是工业上是重要原料”［1］。甘肃的天然林场较多。从1940年起，甘肃省农业改进所森林股对陇南地区的森林资源进行了普查，计有天水东南部及徽县两当北部的小陇山林区，两当南部及徽县东南部的黑山林区，徽县南部的安西山林区，康县南部的寨子山林区，康县西南及文县东部的月照山林区，西和、礼县及成县北部的铁山林区，武山南部及漳县东南部的麒麟山林区，卓尼及西固、武都、文县一带的岷山林区，临洮、康县之间的莲花山林区，夏河土门关以西的积石山林区，景泰县西永泰山及靖远县之哈息山等处的永泰山林区等。通过调查，这些林区的面积总共为25.86万hm2。主要树种有华山松、油松、白皮松、云杉、紫衫、赤桦、白桦、板栗、橡树、椴木类、槭树、漆树、鉄檀、山杨等。［2］宁夏的森林比较少，“除白杨、河柳、枣树之外，数量无多，”“惟贺兰山西坡，有云杉等林木”，所以“要加紧造林，将来亦属有望”［1］。青海的林区，面积甚广，当时青海的森林有祁连山的八宝林区，贵德的松巴林区、东山林区，囊谦县的都兰林场，“共和黄河两岸产云杉，湟水上游山谷间产多量的松柏，大河壩以西之可可乌苏等地，松柏杨柳绵亘数十里，都兰及黄河上游森林亦多，塔尔寺对面山中，多松、桦、杨、柳等树”，“同仁县林地，产衫桦杨柳”［1］。

新疆的林区比较多，有（1）迪化林区，分为迪化林区包括南山小渠子，谢家沟林场，这一林区森林面积最广，遍生松木；孚远林区，东自二工河起，西至白杨河止，宽约25 km，长约120 km，产有松、桦、杨、榆等树；阜康林区，宽约20 km，长约90 km，多生长松、杨、柳、榆等树；奇台林区，宽约20 km，长约120 km，以白杨、红松、柳、榆为主；木垒河林区，面积与奇台林区相当；乌苏林区，主要是鹿角湾林场；绥来林区，主要是牛圈子林场；呼图壁林场，主要是雀儿沟林场。以上各林区均设有巡林警兵护林。（2）伊犁林区，这是新疆林业的中心，森林遍布特克斯、巩乃斯、哈什三河流域，“据调查有138个大沟，面积为4 100平方华里（1 025 km2）”，“有十二个以上林卡，各派大批警兵巡查”［2］。（3）塔城林区，包括东山、南山两个林区，额敏县东山林区盛产杨、柳。另外还有阿拉巴克孜和塔斯两个松林林区。

2.2 培育新品种和积极植树造林

推行管理和保护林业组织结构的设立。陕西省在1919年，就设立了林务专员办事处，1928年成立省林务总局，同时裁撤林务专员办事处。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新建苗圃，在公路沿线，黄河沿岸及河流岸畔造林，并育苗栽树。陕西省政府在开发林业中采取了如下的措施，（1）择定城西关地址设立省林业试验场，面积14多hm2，委派林业专家经营，主要进行育苗，“平均每年约育苗二十五万株”，分发各县栽种；（2）规定各县苗圃面积，令饬遵办，“截至二十年（1931年）终……遵令成立者，计长安、潼关等三十一县”；（3）严饬各县对所有公路两旁一律植树，“藉固路基”；（4）览本省黄河渭河两岸滩地空旷，均未植树，“特令饬沿河各县切实劝导人民，认真植树；并饬各县对于一切河流，亦须，同时植树，免致汛滥”［7］。新疆为了发展林业，于1936－1942年间陆续成立了迪化、伊犁、塔城、阿克苏等五个林业局，他们一方面执行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森林法，同时还积极执行新疆省制定的《林木砍伐规则》及《林木伐价征收条例》中所规定的，在森林区设立巡查卡房和警兵，负责森林的管理，使长期以来新疆破坏森林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在抗战时期，新疆的政局比较稳定，省政府当局建立了健全的林业结构，制定了各种林业规章制度，鼓励并宣传人民积极植树，使新疆的林业有所发展。

甘宁青三省设立了农业改进所，积极发展和培植新的林木。特别是在张心一担任甘肃省建设厅长后，他通过实地考察，认为甘肃还有很多土质很好而没有努力经营的荒山，在这里不应该种植庄稼，而是只能够种草种树。于是在农业改进所的主持下，于1941年秋开始在兰州附近进行荒山造林实验。1942年又扩大组织省会造林委员会，专司其职。在宁夏，省政府于1938年设立了农业实验场，1939年成立了农业改进所、农务局，1941年将农业改进所、农务局、农林总场合并为农林局，1942年又将农林局改为农林处，直辖于总政府。当年，农林处制定出全省三年的造林计划，并成立了省营林场四处：中山公园农林场、八里桥农林场、云亭农林场和新政农林场。这些林场均设有苗圃，总计15.87 hm2，年育苗36.6万株。此外，宁夏各县也建立了县、区、乡林场［2］。同时，宁夏还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和管理树木的办法，以促进宁夏林业的成长和发展，“无论公私树木，直径不满三寸者，酌砌围墙。新植未越冬树木，须用绵软草料妥为包扎。凡乡保甲长不遵照本条之规定办理，而致树木损伤冻死者，予以连坐处分。无论公私树木，其直径不满一尺二寸者，无论何人持何理由，概不准砍伐，如有违背，买卖双方各课以树价10倍罚金，做一日至十日之工役。公私树木直径已长至一尺二寸，因需要采伐者，未经请准，不得擅自采伐；凡因不慎被车畜损伤树木者，罚做一日至三日之工役”［2］。在青海，植树造林被列入青海省的六大中心工作之一。所以，在省政府的督促之下，“青海省的造林成绩，可说是为西北各省之冠”［8］。马步芳统治青海时，就指挥士兵栽树。而在植树节时，其亲自“领导各界壮丁，于湟水河畔，荒芜地区，每日上午六时起至下午四时止，挖窝种植”，“该省前后种植的树已有五百万株以上，今年栽植的树苗，据当局统计为1 567 000株，这样努力下去，青海实有森林遍地的可能”［8］。同时，青海各县也积极植树造林，因为其造林的成绩成为考核主要政绩的内容之一。

2.3 西北五省大力发展经济林和植树造林

2.3.1 西北积极发展经济林 在开发和建设西北中，所需要的木材量很大，除了原有的林木之外，“应该依各地之特殊环境与需要，而经营不同的森林作业，如需要木炭的地方，宜经营轮伐期短的薪炭林，开矿的地方，经营矿柱林，制造家具器皿的地方，经营一定大小的工艺材，建筑高楼大厦的地方，经营轮伐期长的冲霄合抱大材”［6］。针对西北地方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发展经济林业，发展“直接关乎人民生活而积极提倡的森林副业”［4］。

（1）培植薪炭林

薪炭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之物，但在西北由于森林荒废，“不但薪炭之材，无由采取，即草木亦不易滋生”。这就造成西北人民所用的薪柴价格十分昂贵，而且也容易造成灾荒。西北多山，绵亘数省，无地不可以栽培林木。根据西北地势“可翦插白杨河柳树枝条，实行插木造林，三五年后，每年即可翦发粗枝，以供燃料，并使由切断粗枝之头部，再萌发枝条，长新材，如此循环利用树木上部翦而复发之枝条，在林业则谓之头木作业”［4］。

（2）培植造纸的树木

抗战之前中国的纸张多来自国外，抗战时期，中国所需的纸张大增。所以，西北发展经济林业就要多栽培造纸的林木，作为生产纸张的原料。在西北“造林于荒地，生长颇易三五年后保其萌发多数之叶条”［4］，以其作原料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纸张，以供国内外的需求。

（3）培植榆剥皮林

西北的气候适合榆树的生长，榆树的皮和根是制香料的主要原料，临洮所产的盘香就是以榆树皮为重要的原料。同时，榆树的根系和枝条比较发达，待其长成后可挖旁根，剥其皮以作为香料的原料。

（4）改良炭烧

在西北地区，一些汽车，尤其在西北公路汉宝路（汉中至宝鸡）一段有使用木炭的汽车，这样就使木炭的需求量大增。但是西北的烧炭技术落后，约500 kg的原料仅能产生50 kg的烧炭，其他大部分的木料，化为灰烬，十分可惜。所以，在西北要大力发展薪炭林，使其在燃烧原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西北“如能由西北公路局，或西北技专学校等聘定林产制造专家，在原料出产地方，用改良方法研究烧炭，调节火力，缩短时间，其产量至少增加一倍”［4］。

（5）增植枣林

枣树是耐碱的树种之一，也是在西北最易生长的树木。枣树的种植，既可产大量的枣子，“俾益于农村经济当非常浅显，”又可以用于其他，“比之采用其他树种其经济利益不可同日而语”［4］。同时，发展林产副业还要载桑养蚕，培养蘑菇和插值杞柳条。培植和发展西北林业副产，主要从经济和实用的角度提倡并积极发展的。但是，“森林树木之生长成材，多则百数十年，少亦二三十年，其收益之久远，为林业经营之特性”［4］，所以发展林业经济要考虑到这一特点，不可急功近利而图其他。

2.3.2 西北各省都在积极植树造林 抗战时期，西北各省建设了很多的苗圃以育苗，为其他地区提供树苗。1938年新疆植树2 649 800株，1939年植树8 782 682株，1940年植树11 352 400株，1941年植树12 655 000余株，1942年植树9 466 941株。［9］甘肃则在全省各地设立苗圃，有徽县苗圃、靖远苗圃、定西苗圃和中山林苗圃，这些苗圃为甘肃各地提供了大量的苗木，如1940年靖远县境内造林10万株，1941年造林20万株。全省“当年移植苗木220万株，播种苗木276万株，扦插96万株”［2］。青海省因为把发展林业作为其工作中心之一，使青海的树木的数量增长很快。据青海省政府1941年统计，1930－1939年十年间，省垣及西宁、民和、互助、乐都、贵德、大同等十二县，共植树214.54万株，1940－1944年，每年增加到600万株，1945年增加到900万株。宁夏的林业在省政府和农业机构的推动下，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计划。宁夏先是征集民工，强制性地进行义务植树，后来采取军民分区造林的办法。1942年，宁夏新辟林场18处，总面积564.3 hm2，植树540.8万株，成活率为60%。1943年，又大力发展经济林、果树林、风景林、示范薪炭林，总面积140.7 hm2，植树87 088株［2］。陕西在这一时期林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育成的树苗主要有：槐、椿、榆、杨、柳、杏、胡桃、桑、桐、合欢、皂角、漆、松、柏等树种。1935－1945年，陕西农业改进所下属的各林场共育苗4 000万株，造林约3 407万株［10］。

3 林业发展及其对社会的贡献

林业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生态环境严酷的西北地区更是如此。

3.1 对西北环境和气候的影响

3.1.1 涵养水源 西北是一个干旱的地区，造成干旱的原因之一就是树木量很少，所以要大量植树造林，发展林业，这“不单是把荒凉的西北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另外却自有他重大是功用……森林在西北最大的效用是涵养水源，防止冲刷。西北全年雨量虽少，但每逢雨季，因为森林摧毁，童山濯濯，雨水一泻无余，桥梁房舍冲毁，肥沃表土被冲走，人民不但没有好处，反因雨水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有＇全年皆干旱，一雨便成灾＇之称”。大量植树造林后，下雨时，“树干枝叶先保持一部分，落到地面，枯枝落叶和植被又能含蓄一部分，同时树根及土内空隙，亦可容纳一部分，所以下流入河的水，既减其量，又杀其势，自然就不会冲刷成灾了”［6］。

3.1.2 减少旱灾 在西北植树造林可以起到减少旱灾的作用。西北的林木多了，就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使地面含蓄水分的蒸发时间延长。因为“内地所蒸发之水分，又大部系由森林植物蒸发而来”，同时有林区域的雨量较无林区域的雨量“多百分之二十四。由此可知森林能增加雨量为确切无疑之事，森林既能增加雨量，则雨水不感缺乏，旱灾自可减少矣”［11］。

3.1.3 调节气候 西北的气候，以温度论，最高最低相差很大，几乎都在“四十度以上”，所以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日夜温差大。如果在西北多植树造林，荒山变绿土，树木吸收一部分热量，阳光到达地面者较少，这样温度就不会太高，“即附近之空气，亦必因此而冷却，及至夜间以枝叶之障蔽，地热有不易放散，空气亦不易冷却，同理亦能使距离森林较远之地方，受其影响而成一种温和之气候也”［11］。

3.2 植树造林与民生的关系

民生之事关系到人的衣食住行。在西北积极植树造林对改善西北人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从衣来说，人们所衣者，以丝、麻、棉、毛、皮作原料，其中麻与棉取之于农产品，而西北的农产品之生长和增长与林业有关系。至于丝的生产，就要依赖桑树才能生产，“近年来发明人造丝，又纯系由木材之纤维所造成，故人论蚕丝或人造丝，均不能离开森林也”［11］。从食来说，人类从林业中获取的食品，一则是直接产自于树木的果实，一则是间接的仰赖树木所生存的动物，其肉可供人类食用。“青海的森林广大，栖息其中的动物如牦牛，力大无比，其皮骨可制器皿”；那里的黄牛“皮可制褥，血可治痨疾，肉亦可食”；大头弯羊，“肉味均美，皮亦有用”；“麝为贵重的药兽，价值极高”，还有其他许多的动物，“均以皮毛贵重驰名”［1］。从住的方面来说，林木的作用就更大了，所住的房屋、所使用的器具，无不取自于森林，“事实昭然，毋庸多赘”。所以，经济发展西北的林业可以改善人民的住的问题。从行的方面来说，如马车，铁路的枕木和汽车的燃料都以木材作为原料，所以发展林业与行的关系也很密切。

3.3 植树造林与抗战的关系

在抗战时期，木材的用量大增。作为抗战建国大后方的西北来说，积极发展林业就更为迫切和重要。除了对西北原有的林木加以利用支持抗战外，还要大力发展更多的新的林场。无论是对民生的改善，年产的增加，还是直接用于战争，都是对抗战胜利最大是支持。一是发展军用工业的原料，如木浆、桐油、松节油、樟脑以及单宁均可从林木中获得。如桐油“且亦为我国对外贸易之主要输出品，每年以桐油所换取之外汇，以国币计之，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处月报载：民国二十五年为七三，三七八，六五四元，二十六年为八九，八四五，五六三元，二十七年为三九，二三七，○三八元，二十八年为三三，六一四，七九四元，其价值之巨，殊可惊人”；单宁主要“为制革工业之重要原料”［11］，西北有丰富的皮革及制皮革的原料，推动西北工业的发展。同时，西北的林业又为抗战提供直接的支持，如用于发展交通、国防、木炭和工业方面的木材等等。

4 对现在西北林业发展的启示

在西北开发时期，西北的森林得到保护，又增加了培育的新的林木，在地方政府和林业机构的积极努力下，西北各省的林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甘肃和陕西两省所建立的林业实验场所展开的试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有些新的发展西北林业的的科学认识、对西北林业对西北生态、对西北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西北土壤与西北林业发展相适应性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4.1 发展西北林业的科学理念

西北林业的发展必须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之下取得长久的发展。无论是对土壤的研究，林木品种的选择，还是培育新的林木品种都要符合西北自然环境。同时，西北林业的研究和持续发展都需要相关的科技人员，需要他们以科学的精神进行研究。在科技人员和西北人民的努力之下，这一时期西北各省积极地植树造林，保护西北的环境，改善生态环境。这对西北各族人民而言，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环保观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关于林业的保护和对林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后人产生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把它与植树造林、荒山种草结合起来，首次把现代科学技术用到这一方面。”为以后“大规模地开展治理黄河、水土保持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2］。

4.2 西北林业的持续发展

西北地区除对原有的森林加以利用之外，还要对西北林业后续发展有所考虑，以免造成“不顾木材生产供给之保续，殊为可惜”［11］。为了发展和改进西北的林业应该对各天然林区的伐木商人进行统制，由政府组织官商合办的伐木的公司，在森林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以达到对西北木材的利用和保护兼顾。一是在国防之地的林区，应该收回国有，由政府管理和经营，“且严禁开垦，以保国土之保安”。二是在林区应该取缔任意放牧和放火烧山的行为，“如有违者，可酌其轻重，加以相当之处分”。三是在荒山之地，鼓励人们积极植树造林，政府应该“奖励荒山植林，除派林业技术人员指导及贷款补助外，应斟酌情形给以苗种”。四是西北林区树木的砍伐应在政府的指导下并与伐木商人合组伐木公司，伐木公司是经理“须尽先任用林业技术人员，以期业务进展之收效”［11］。五是木材的搬运，尤其在交通不变的地方，可设木栈道搬运，这一方法设备简单，费用经济，在当时是十分适宜的。以上几点是对西北在战时和西北开发和建设时期，应该积极努力实践的最有效的改进林业的意见。

［1］ 李方晨.西北资源概况［J］.西北论衡，1940，8（22）：18－21.

［2］ 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3］ 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M］.卷35

［4］ 曾济宽.西北地方应积极提倡森林副业［J］.新西北月刊，1941，4（4）：3－7.

［5］ 时事短评.积极发展西北林业［J］.西北论衡1939，8（16）：2.

［6］ 王劲草.建设西北与中国前途［J］.西北研究，1943，6（9、10合）：8－18.

［7］ 秦孝仪.革命文献89辑［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508.

［8］ 章云保.建设中的青海［J］.西北研究，1939（25）：6－9.

［9］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3册）［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269－270.

［10］ 陕行汇刊（1、2合刊）［J］.1946：12－13.

［11］ 刘兴朝.抗战时期之西北林业［J］.西北论衡，1941，9（8）：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