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研究

［摘要］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组织肌体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赢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执政信任，拥有执政资格的必然要求。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较之以往有其自身的规律，主要表现在必须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意识、必须恪守政党治理的威严性、必须把握政党治理的系统性、必须坚持政党治理的长期性、必须维护制度治党的权威性以及必须提升思想建党的有效性等六个层面。深入研究、探索和遵循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对于更好地加强和改善执政党自身建设，重塑政治形象，提升执政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价值。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 ( 2015) 03-114-07

［收稿日期］2015－03－18

［修回日期］2015－04－20

［作者简介］刘　明( 1977—)，男，福建福安人，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守旧的政治统治的历史史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的雄厚的政治资本、强大的道义支撑以及由此衍生的持久的情感认同。一党执政和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框架表明，中国共产党优化组织体系除了借力外在因素所产生的异体监督外，更需要来自本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的强化。所以，从严治党成了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推进政党治理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和路径依赖。

随着执政环境的不断变更，特别是政治方位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由领导计划经济向领导市场经济逐渐转型，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但同时面对的挑战和压力也前所未有。高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使执政党面临更多的由利益诱惑、权钱交易所引致的政治衰败的高风险。因此，在异质化的执政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比过去有着更加深刻的政治内涵。它应当是指在新的执政周期中，中国共产党基于其内部顽疾和外部考验给政党组织体系带来腐蚀性的影响并可能危及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政治预期，而从更加高远的视角对政党治理进行顶层设计和宏观考量，重在强化政党治理的有机性、威严性、法理性和常态化，旨在打破传统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现象而形不成合力的困局，从而防止政党因沉溺于公共权力引发的政党变形，有效地抵御腐化变质的危险，重新存续人民群众对党的心理向往和拥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1］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具有其本质特点和规律。分析和探求其内在逻辑理路，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化和拓展。

一、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责任意识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的重要论述中，全面建成小康是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要求，它们构成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愿景和总体格局。毫无疑问，在“四个全面”的相互逻辑关联当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制定者，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者，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者。也正因为如此，多重角色交织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厚重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但同时也对执政党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翼。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亿万群众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就必然要具备政党应有的科学的执政思维、高远的执政境界、超强的执政能力和合理的执政方式等基本素质。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引领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资格。相反，如果执政党贪腐衰败，执政素质低下，在人民群众不能享有执政威望和良好政治形象，社会认同感不强，是无法带领民众实现国家繁荣、民族兴旺的宏伟目标的。换句话说，执政党和领导党的两维特性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思量政党建设和政党发展时必须首先就在观念层面给予统一认识，即要在其全体成员中牢固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意识，执政党才可赢得生存良机。其次，由超大型政党发展规模传导出来的政党治理压力也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行动理念上应当时刻保持管党治党的责任意识。对于一个快接近九千万成员且欲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拥有这种思想储备和心理准备是中国共产党极强的使命感和危机感使然。最为重要的是，强化管党治党的责任意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熟和执政成长。它既是对本党60多年执政历程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国外老党、大党兴衰成败的教训汲取，更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现代政党政治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所以，执政党的广大成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从主观上意识到管党治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有可能实现政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党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外在压力;另一方面，党组织自身建设状况、党员队伍能力素质以及党的执政水平与形势任务要求相比尚有差距。与此同时，在管党治党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主体责任不到位的问题普遍存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一些地方和部门还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1］因此，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迫切和繁重，是一场持久战。这就要求: ( 1)要在广大党员中牢固树立政党意识。全体党员干部都要积极维护党的权威，努力做到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塑造健康的政党形象，强化党的观念，培育对党的忠诚感和追随感，切实把党的意识体现在各项工作环节中。( 2)要在领导干部中牢固树立抓好党建工作的理念。把党建工作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把它作为最大的政绩考核指标，同步谋划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真正承担好全面从严治党任务。( 3)要在各级党委党组中厘清职责定位。明确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层层分解，各司其职，同时构建科学的责任追究机制，健全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而形成制度建设的合力，切实保持党的肌体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真正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恪守政党治理的威严性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可以说，治理的严格与否将直接决定着政党的组织肌体的纯洁性与先进性，也将决定着政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 ［2］因此，坚持政党治理的威严性成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始终把握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义。历史经验也表明，一个政党如果在自身建设的标准上始终落后于时代和民众的要求与期盼，管党治党松懈，最终必将丧失执政权。例如，苏联解体尽管是多种原因叠加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共产党在执政后期缺乏有效的政党治理模式，党员干部贪腐现象严重，培植出特权阶层，在人民群众中失去执政党的政治威信，必然导致政权垮台。因政党治理不严而失去执政地位还有意大利的天民党、日本的自民党( 1993 年)等等。可见，全面从严治党对于任何执政党来说的确是关乎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更是关系其能否赢得社会民众的政权信誉且永葆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命题。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是强调为人民群众谋福祉并具有远大目标的政治组织。崇高的政治使命包含着执政廉洁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达到上述要求。那么，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恪守政党治理的威严性着力点究竟体现在哪?从“管理”到“治理”的概念变迁本身意味着对传统执政环境的解构和对新的执政标准的期许。政党治理首先应当致力于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政党治理威严的成效必须体现在整个党内生态系统的健康和运转有序。政治生态环境是现代政党及其成员参与党内政治活动的条件依存和背景依赖。因而，坚持政党治理的威严性须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入手，特别是要依照政党党内政治规则依法依规地建构议事决策的氛围和情境，有效防止和规制当前部分基层从政环境的污浊和恶化乱象，确保政党组织内循环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如果政治生态环境的建构为执政党实现自我治理平铺了组织体系的整体景观和场域，那么处在该政治系统空间下的制度、规定、准则等则构成政党治理所依靠的刚性要素。换句话说，政党治理的威严性还来自于上述政治规矩的完备性和严密性。政党执政规约的严谨和严格，必然促成政党成员极强的自适性和自控力;政党执政规约的柔和与松弛，必然造就政党成员执政行为的随意性和无序性。执政党要确定国家意志的传递通畅且零阻滞，构筑一套严密的党内制度、法规体系是必备要求。尤其在多元价值观纷争和多样利益格局碰撞的干扰下，以执政规矩来标齐和框定组织成员的行动理念是避免成员失范、政党失序的长效之举。如果政治规纪、政治守则能为执政党成员的从政意识、从政价值提供制度导引，那么这是建立在对政治行为的“失范、规制、再失范、再规制”理想状态的前提预设。也就是说，制度保障的威力不等值或不反映制度执行的效力。因此，强化政党执政规矩的成效还需要执政监督体系的弥合和映衬。除了执政党自我监督外，更关键的是要在执政党外吸纳和接受外在力量的问询和苛责，使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同体监督与异体监督、网上监督与网下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形成权力监督的威力。简言之，一党执政的体制框架下，要使执政党政治统治的持续与恒久，必须确保政党组织体系的优化和净化，而从严治党是达成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它要求政党执政准则的严密和执政监督体系的科学，两者目标均指向于党内生态系统的净化和无异质侵袭。中国共产党只有深谙和把握这一执政规律，才能巩固政党的执政安全并且长期执政;也只有遵循和运用这一执政规律，才能拥有足够的资本和资源来动员民众，成就伟业。

三、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握政党治理的系统性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重点是治理，根本要求是全面，这就必须加强政党治理的系统性。何谓系统?要素之间的有机连接、相互作用才能形成系统。要素之间缺乏联系、相互矛盾便不能称之为系统。例如，在党的制度建设上，便存在不成系统的现象。只重视制度要素建设而忽视整个制度体系的建设，乃至于制度与制度之间不但不相互连接，甚至还相互对立、相互抵消。正是由于存在着制度短板、制度离散、制度冲突等制度建设中碎片化的特征，制度执行的威力被消解而大打折扣。同样道理，全面从严治党是站在政党治理的视野提出的，就更应当极力避免零敲碎打、单摆浮搁情况的出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已逾65年，政党治理也进入了关键期和深水区。如果仍然停留在过去只重视局部、不讲究整体的单一推进的思维方式，那么政党治理将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最终只会陷入按下葫芦又起瓢的顾此失彼的状态，从严治党将成为一句空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 ［1］从严治党强调全面性、系统性意味着政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是单个层次、单个领域、单个要素推进改革的过程，更是个多层次、多领域、多要素之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协同一致的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从宏观层面对执政党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宏观思考，提高政党治理的整体性和有效性。

坚持政党治理的系统性，至少需要把握两个向度: ( 1)要整体推进五大建设，全面提高从严治党的科学化水平。深入分析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以及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研究它们在党的建设总布局中各自的定位以及相互之间的线性关系，特别要根据整体性原则挖掘和构建出一套五大建设间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党的建设有机体系，以加强党的建设的系统性来落实新的历史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2)要整体推进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政党治理的系统性，不但要求政党自身建设的有机性、关联性，而且也需要执政党与外界之间形成能量互通的良性循环。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高度重视和处理好政党与政府、政党与法律、政党与民众甚至政党与媒体之间的相互关联。考察现代政党治理，同样离不开这些范畴。要充分探寻政党与上述变量之间的活动规律，使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常态的正相关的函数关系。此外，坚持政党治理的系统性，还应当重视中央、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之间相互协同、资源共享、三级联动的交互关系，而不是简单限于领导与被领导的上级级间行政管理体制范畴。突出政党治理的整体性原则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站在全局的视角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才能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更为重要是的将避免因背离政党政治规律而在治理问题上裹足不前或者南辕北辙。换句话说，坚持政党治理的系统性内含着从严治党的科学性。

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政党治理的长期性

全面从严治党还须站在时间的维度上来考量政党发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我们知道，执政前，夺权是政党的首要目的;执政后，掌权成为政党新的政治目标。而执政党只要拥有政权，就一定会面临权力异化和腐蚀的风险——这种考验在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存在，在一党制国家照样存在，且不因政党性质的先进与落后而天然豁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长期执政既是领导革命战争胜利赋予的，其执政地位更是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然而，从公共权力运作的规律来看，这些丝毫不能排除执政党与权力扭曲或滥用的政治绝缘。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既然它要掌握权力，就不能不同时会受权力的影响……并非只要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一定能经受住这个考验。” ［3］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及其从政干部要运用好民众给予权力需要超强的意志力和约束力，特别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尚未健全的体制中尤应如此。中国共产党要保证执政资格的恒久和持续，就需要寻求破解权力运行困境的路径依赖。坚持政党治理的长期性正是基于上述逻辑勾连和因果关系的一种战略考量。也就是说，全面从严治党，既涉及集中性的治理形态，更蕴含着长期性的治理模式，且后一种政党治理取向应成为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常态。事实上，坚持政党治理的系统性和长期性是两个近似等质的概念范畴，都是从全局的、发展的、辩证的逻辑理路来反思和透视全面从严治党的可行性。说到底，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践行政党执政规律的理性思考与行动自觉。

新形势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的突破口明显地体现在加强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中国共产党以作风建设为着力点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着力破解党内存在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把改善党的作风、优化政治生态环境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持续下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 ［1］与此相连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整肃官员贪腐、建设清廉政党上表现出优于过往的坚定性和持久力，其目的在于在广大从政官员当中重新明晰公共权力的来源、配置与归宿。显然，执政党在涤荡组织肌体政治灰尘的同时，也迅速在社会民众有效累积起崇高威信和政治感召力。实践证明，坚持政党治理的长期性对于遏制党内不正之风的蔓延与反复起到了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政党治理常态化的范式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执政党对党内某一个或几个方面问题持久的聚焦治理，这种治理思维相对肤浅且片面。以当前所处的执政背景和所肩负的执政使命来观照政党发展的状况，全面从严治党更须从破除“历史周期定律”的视角中来探索和跟踪政党的行动准则的引领性、组织结构的科学性、政策制度的完备性等关系执政资格的要素，以诸要素的聚合来努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执政环境，借以摆脱和规避政党执政危机。倚重上述条件，假如执政党在拥有公共权力的同时又不放任权力，标定政党价值的同时又不偏离价值，那么政党执政将会处在理想和安全的状态——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正是如此。

五、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维护制度治党的权威性

“制度是指那些规范人的偏好及选择行为的各种规则的总和，是人们所应遵守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称”。 ［4］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从一定意义说，执政党执政成熟与否的衡量标准之一取决于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制度的力量在于其法理价值和行为导引，以及其对扬善抑恶的公平判定。制度的健全对政党执政行为的约束、纠偏以及执政规矩的守护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执政党的成员如果缺少应有的监督和规约，在面对公权的诱惑时常常容易出现执政行为的畸变，而周全的制度将有助于克服这一执政风险，从而保障和维系着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换句话说，制度的强制力和权威性确保了执政秩序的稳定，执政党也因此获得执政公信力。如果说加强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引导是执政党提升不同社会阶层的整合力实现政党认同的观念资源，那么建构科学的行动准则和规程则是执政党延续和巩固政党认同的制度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法治思维和理念，不遗余力地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把制度建设贯穿于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反腐倡廉建设当中，以党法党规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两部法规的正式颁布，对于规范党内法规建设，提高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和周延性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重视制度治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折射出了极强的危机意识和生存意识，其逻辑缘由就在于制度的建设与优化能够有效地防止政党的蜕变甚至衰败，确保政党的生命力的同时赢得民心。然而，政党制度本身是由若干个子系统组合而成的，其生成、运行与调适始终处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当前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制度成本过高，制度执行却不到位，许多制度失去应有的价值效用而成为摆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少，可以说基本形成，但不要让它们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很多情况没有监督，违反了也没有任何处理。这样搞，谁会把制度当回事呢?” ［5］因此，维护制度治党的权威性，首先要发挥好制度的整体合力。有机连接是制度建设的灵魂。要增强制度的整体功能，须使制度与制度之间始终处于有机咬合、无缝连接的最佳状态，而不是囿于贬损、耗散乃至失效的状态。从纵向划分，党的制度可以归纳为党的根本制度，如民主集中制;党的具体制度，如党内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等。从横向划分，党的制度也可以归纳为思想制度、组织制度、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制度等等。要破除单独分割、自成一体的制度建设思维，而要从整体上促成制度之间互为依赖、互为支撑、互为契合、互为呼应。其次，要强化制度执行的威力。制度存量的完备、制度文化的形成以及制度执行主体是评估制度执行成效的重要变量。一方面，要构建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尊崇制度的文化氛围，提升对制度的认同度和服从感;另一方面，要增强执行主体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党的制度体系内容严密、配套衔接、成熟定型、运行有效，将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六、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提升思想建党的有效性

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健全充裕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安排，也需要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是两者的紧密结合、有机互动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1］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革命和执政实践中始终把思想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建党的历史经验。坚持思想建党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政党肌体纯洁性和先进性，实现思想观念领域激浊扬清的根本保证。这种建党原则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其基本逻辑就在于执政党要赢取且胜任执政资格首先应当确保思想动机的纯洁和政治品格的高尚。也就是说，执政党的阶级属性先进与否并不等值于执政境界和执政修养的崇高。更何况，执政党先进性也不是一劳永逸、从一而终的。因此，追寻政治信仰的坚定、价值观念的正确等直接决定着执政党及其广大成员的思想品质和道德素养。它也成为了全面从严治党需要解决的首要目标，提升思想建党有效性的意义便在于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逻辑匡正了政党治理中的误识和无序，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政党建设和发展的一条行动准则。重视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才能明辨是非，分清方向;忽视或放弃思想建设，必将信仰迷失，价值扭曲，危及党的执政统治。

当前，社会结构变迁、机制转轨、新媒介的繁荣等要素叠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背景和外部环境。变迁的社会催生着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等时代观念，但是同时也由此引致多元多样社会思潮的侵蚀。在意识形态领域良莠不齐的思潮纷争与碰撞，必然对党员干部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乃至权力观、地位观的重塑形成干扰甚至在精神层面形成反动员态势。党的思想建设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前所未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刻不容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 ［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从三个方面把握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 1)要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仰。把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结合起来，把践行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起来，把阶段性目标与整体性目标结合起来，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坚定信仰者、追求者和实践者。( 2)要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党性是执政党固有的品性。加强党性修养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摆正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定位，解决好权力的来源与归宿，强化执政为民的意识和理念。( 3)要抓好官德建设。官德高尚是从政者获取民众信任和拥护的来源，对全社会道德养成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应当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表率者和维护者，以勤政廉洁的道德操守和良好的道德修为主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构与道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