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福建优势,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2015-04-16 16:14黄继炜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关键词:福建一带一带一路

□黄继炜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8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文简称《一带一路规划》),提出“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和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要抓住历史机遇,发挥特色优势,积极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对外战略

(一)“一带一路”战略逐渐清晰

“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战略蓝图是2013年下半年提出的。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从而将“一带”和“一路”连接了起来。2014年,“一带一路”成为我国外交的关键词,亚信峰会、中国-东盟自贸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围绕着战略布局加快推进。2015年《一带一路规划》推出,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从构想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

“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从各自的专业出发,阐述“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比如安宇宏(2015)从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提出“一带一路”通过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条件,化解我国过剩产能。通过扩大对外投资,保障我国能源和资源的供应等。这一视角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不过更应该看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定位是实现我国外交战略转型与调整的有效手段。当然,外交战略也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随着经济合作的深化,必然有利于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上述问题。

(二)当前形势需要我国积极调整对外战略

“一超多强”是后冷战时代最基本的国际实力结构,在这种结构下,美国作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全球(特别是东亚地区)提供了在美国主导下的安全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所有国家都要顾及美国的利益,但也因为美国提供了公共利益,而获得相当的安全保障,从而减少了在安全上的支出。而对于我国来说,由于发展水平较低,绝大部分国家利益体现在领土内(特别是陆上领土),与美国的冲突较少,同时也尽量避免冲突。而在经济方面,我国积极嵌入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也有矛盾,但能够较好地化解。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保持了超过30年的10%的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强烈冲击,使得国际经济格局出现了苏联解体后最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二战后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能达到美国的一半,而2013年我国GDP已经接近美国60%。各大机构预测,最迟至2025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虽然到时我国的人均GDP最多只有美国的1/4,但却将撼动全世界对国际力量对比和美国霸权地位的认识。

现在及不久的未来,由于我国经济体量过大,已无法依附于美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络,必将逐步通过扩大内需政策,形成以我为中心的生产网络,提供一个完整的生产-销售市场。这样的生产体系,将吸引周边甚至全世界的目光,从而改变原有的国际经济关系。在安全领域,我国的国家安全范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从陆上领土扩展到海上领土,甚至海外利益;从传统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扩展到金融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义、跨国跨国犯罪等非传统领域。

因此,虽然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未来5至10年内不会改变,但其优势程度日益弱化,主导和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开始下降,向全球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也会削弱。而在“多强”中,我国经济政治实力提高得最快,就算不愿意,也将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与其被动做出反应,不如主动采取措施,对统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对外关系做出的新的战略部署和调整。

20世纪90年代,面对复杂纷扰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外交方针。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经“韬不了光、养不住晦了”。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提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主基调由此前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调整为“奋发有为”,但是这种“奋发有为”又要考虑和顾及到国际和各国的感受。“一带一路”战略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相关国家能够更好地理解我国的善意;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强调经济发展和共赢,攻击性不强,更能赢得各国的理解和支持。基于以上认识,党中央统揽全局、顺应大势做出“一带一路”构想的重大战略决策。

(三)“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是瓦解美日战略遏制的积极措施。美国判断其他国家是否会威胁美国,首先是基于其能力而不是动机。因此面对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并将很快超过自己的中国,无论我们如何宣示“和平崛起”,美国都不会彻底放心。在反复地斟酌和犹豫后,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一方面强化美国与其亚太盟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另一方面高调介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海洋争端问题,针对中国的意图路人皆知。而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一改二战后坚定地和平外交政策,近期更是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一定会对外侵略,但很明显这是其在亚洲主导权旁落后的“最后一搏”。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构建西向、南向的战略通道,规避美日的东向围堵,积极扩展新的战略空间,保障了国家的战略安全。

“一带一路”战略是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的战略尝试。十八大报告指出:“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类似于散状布局,虽然各次区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但是在区域和区域之间的联系较少,更多的是与美国这个核心之间建立联系。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建设中欧铁路为代表的陆上通道,和以港口建设为代表的海上通道,加强我国与中亚、东欧、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的交通联系,从而建立网状的区域间关系,进而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区域共赢的重要纽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各异,发展水平不一,比较优势差异明显,互补性很强。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我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促进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把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推动力,产生“1+1>2”的叠加效应,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形成互补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

“一带一路”战略是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必要手段。非传统安全的传播没有国界,蔓延快,危害大而且不易消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为此世界各国必须积极合作、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避免非传统安全斗争中的以邻为壑。而“一带一路”建设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三股势力”、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生存土壤,不断改善地区安全环境,为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创造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保护以马六甲海峡为代表的海上大通道,保障我国国际贸易安全。

“一带一路”战略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积极行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对外开放格局中,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而且“请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调动我国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积极走出去,建设基础设施、扩大经贸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建立广泛人脉,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建的泉州、福州等地出发,经过东南亚(包括泰国、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南亚(包括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到达西亚(包括阿曼、埃及、土耳其),最远还能到达东非(索马里、肯尼亚、马达加斯加)。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多种矛盾,使得“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国际格局大环境之外,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一是海上领土争端影响互信。

我国的南海蕴藏丰富的战略资源,且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成为一些东盟国家觊觎的对象。我国于2002年与东盟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从大局出发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我国主张得到东盟大部分国家的积极响应,但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却公然采取军事手段侵占南沙岛礁、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划界方案重新划分南海海域、以及在南海大肆进行资源开发等方式,不断增加问题解决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同时,大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仍有所顾忌,并主要考虑东盟内部的团结,常常用一个声音说话。甚至邀请美国、日本等大国插手,导致南海主权争端国际化。南海的矛盾和对立给中国-东盟的政治互信、形成利益共同体带来重重阴影。

二是对外软实力还比较缺乏。

中国与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拥有悠久的传统友谊、密切的经贸往来和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近年来我国迅速的发展,使得东盟国家比较认同的是中国的硬实力、经济实力,但是对我国的软实力、文化外交实力的认可却很不够。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明和实施者,有时受到“不干涉内政”的束缚,不能大胆地运用我国力量帮助他国 (特别是与我友好的国家)解决国内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存在领土争议,它们一方面担忧我国运用武力解决南海争端,另一方面又利用我国“与邻为善”的态度,束缚我国使用军事力量(相反,许多国家都不会幻想美国不敢使用武力)。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从学者到官员,许多国人缺乏制度自信,相信普世价值、心里认为中国“低人一等”。在与各国的对话和探讨中,不敢真正与其他国家平等交流,更无法使对方自觉自愿地做出对我有利的决定。

三是在建设中存在着许多政治和经济风险。

在经济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整体远不如中国或者欧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素质差、法律环境不健全,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第三产业,其投资回报率都不容乐观,其中一部分很可能成为坏账。加上一些国家担心大型项目对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副作用,一些投资行为最终会酿成巨大的烂尾工程(比如我国投资缅甸的密松水电站、莱比塘铜矿项目)。在政治上,许多沿线国家国内宗教冲突、种族矛盾无法化解,或者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潜藏着较大的政治暴力风险。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政治分歧严重,一旦出现政党轮替,就有可能推翻前任签署的重大项目(比如我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城项目)。“一带一路”建设是合作共赢的工程,不是开发援助的“马歇尔计划”,更不是“人傻钱多”的冤大头项目。

四是在经贸、交通合作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比如,东盟各国在产业发展道路上都是选择先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再提升产业结构和档次。这种与我国类似的发展路径和产业结构,使得其在国际市场上与我们形成市场竞争,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市场不振,导致(中国与东盟)双方虽然有合作的意愿,但竞争也非常激烈。再比如,推进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中当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要支撑中国与东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仍有很大的资金缺口。而交通技术标准的差异也影响互联互通,中国铁路使用的是轨距1435毫米的标准轨,但东南亚国家绝大多数使用的是1000毫米的窄轨,不同的轨道标准间的转换影响了国际铁路联运的效率。即使实现了互联互通,对双方共建的基础设施,还有一个共同管理的问题,这需要各方在制度政策上要有较好的衔接。

《一带一路规划》提出,我国将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从多个方面应对以上挑战。

一是深化经贸交流。

虽然从原则上说,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但实际上为了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难免要牺牲一些短期利益,做出一定让步,获得长期的政治上的收益。具体举措包括:(1)推动贸易便利化。通过简化原产地证书申领和通关程序、提高政策管理的透明度、降低技术贸易壁垒等举措,激发贸易合作的潜力。(2)加快投资便利化。目前中国对外投资虽呈增长趋势,但总量还很小,且技术含量不高。要消除投资壁垒,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拓宽相互投资的领域。(3)与沿线国家构建生产网络。积极利用我国和相关国家的资源、劳动力、技术、产业集群等优势,与沿线国家加强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

二是促进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与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庞大资金投入,短期内难以回收成本,而“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普遍缺乏建设资金。我国倡议设立仅启动资金就达5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出资400亿美元设立的丝路基金、出资数百亿美元设立的其他融资工具等,对解决资金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已与东盟的交通部门制定了《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昆曼公路基本开通,其他在建的项目还包括昆明-新加坡铁路项目、昆明与缅甸皎漂之间的油气管道项目等。

三是搭建沟通平台。

“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开放的,允许不同国家在不同时候逐步参与进来。因此搭建多元化的沟通平台,能够使各方有效地共同应对各类不稳定因素、协商共建项目、实施机制创新。要积极利用现有功能性合作平台,这就包括亚太经合组织 (APEC)平台、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平台、上海合作组织平台等。还要不断开发整合新的合作平台,比如最近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在这些平台活动中,既要积极倾听有关国家的声音,又要向这些国家和组织明确表达我们的观点和立场,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还应通过对相关国家进行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援助,加深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信任。除了这些有形的平台,还有无形的平台,也就是互联网平台。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产生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小米等著名的公司,这些公司不仅提供了中国与世界各地沟通的平台,更是在商业模式、生产模式、思维模式上对全世界带来冲击。通过这些平台推广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价值观将是更加便利,也更加成功的方式。

四是提供公共产品。

提供公共产品,是区域主导性国家的主要责任,美国在冷战后一直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而我国想要扩大在周边地区的影响,也必须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这就包括能惠及他国的经济发展、开放的国际贸易结构、保障金融和货币安全、构建保障各方安全的国际关系、提供防灾防海盗等服务。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本地区金融合作与风险防范,加强各国金融领域的信息交换、推动货币互换机制的多元化、加强对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合作、推广双边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等。加强防灾减灾合作,建立区域各国灾害管理部门的联络渠道、推动建立灾害管理与减灾技术的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各国的减灾协作与训练等。推动多边安全合作,通过联合执法队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提供安全保证、通过人员交流和技术培训甚至联合执法等的方式保障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安全、通过防务安全对话加强各方安全互信等。

三、福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特色

福建地处祖国东南部、东海之滨,北邻浙江,南接广东,东与台湾省隔海相望,是中国大陆重要的出海口,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窗口和基地。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历史优势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福建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五代王审知治闽时,下令开凿福州黄岐港,招徕海外商贾。唐代地处江海之交、拥有优良港湾的泉州成为与扬州、广州、交州并列的南方四大贸易港之一。到了宋朝,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繁盛,而泉州作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与其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70余个,海外交通畅达东、西二洋,东至日本,南通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进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药物,出口商品则以丝绸、瓷器为大宗。元代,泉州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近百个,《马可波罗游记》里认为其可以与亚利山大港齐名。明朝政府在倭寇基本平定的前提下,在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大量进行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主要进口菲律宾的白银,而出口丝织品和瓷器。

(二)经济合作优势

东盟各国历来都是福建传统的贸易伙伴,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几个沿海省份之一,福建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近年来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从2002年到2009年,福建对东盟出口每年增幅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后,我省对东盟出口更是井喷式发展。2013年福建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242.9亿元,东盟跃升成为福建第二大贸易伙伴。福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2012年福建对菲和对印尼贸易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4%和6.8%。在贸易量迅猛增长的同时,双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逐年扩大,贸易互补性进一步加强。东盟成为福建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国,截至2013年3月,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在福建投资项目达到1417、259、461个,合同金额达到46.9、6.6和22.3亿元。

(三)华侨华商优势

福建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侨胞众多、分布广泛、实力雄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就是福建爱国华侨的杰出代表。据统计,闽籍侨胞已超过1500万人,分布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国家约占80%。闽籍侨商在东南亚国家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基础,在东盟全球500强华人企业中,福建籍就占了近200家。这些侨商凭借与中国的血脉关系成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桥梁和纽带。

(四)差异化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情、社情复杂,很多地区宗教、民族、经济、地缘政治问题交织。对我国来说则必须与所有国家、所有主要势力都有所联系,才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更好地解决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说,这样的工作繁多而复杂,而且一些动作可能不符合我国整体的国际观。但从省一级来说,如果每一个省都能主要联系若干国家或者政治派别,则能够将沟通工作做深做细,又不需要做太多政治承诺。比如我们福建可以在东盟主要联系菲律宾、在南亚主要联系斯里兰卡、在中东主要联系埃及、在马来西亚联系主要反对派人民联盟等。

四、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福建发挥优势,协助中央外交和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极好的平台。福建一定要抓住机遇,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特别是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再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辉煌。

(一)统筹布局我省对外发展战略

应该说,参与国家外交大战略,从来不是我省工作的重点方向,下一级政府更是少有参与。因此当前福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探索工作机制、完善相应措施。建议由省政府领导牵头、省发改委、省外办、省商务厅及沿海各地市为成员单位,成立福建省“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我省对外发展战略。做好规划衔接,在《福建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实施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福建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规划》,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配套政策和跟进策略。少算经济账,多算政治账,坚持服务国家开放战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将福建省打造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以加快转变、跨越发展为主线,以竞争力提升为核心,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要完善开放型经济发展促进体系,增强内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加强外贸、外资、对外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增强政策的战略性、导向性和稳定性。

(二)加强“一带一路”上的经济合作

福建与东盟国家之间贸易互补性强,应要抓住重点贸易产品,加大原材料、化学原料的进口和小型机械、信息产品的出口,发挥各自特长,实现贸易优势互补。福建省是少煤、无油、无天然气,常规能源短缺的省份,粮食供需矛盾历来也非常突出,当前福建能源自给率已下降到30%以下,粮食自给率也不到40%,因此保障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将是福建长期需要关注的问题。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而泰国和越南分别是当今世界名列第一、第二的大米出口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粮食生产潜力巨大,可成为今后我省粮食进口的一个重要来源。福建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粮食安全合作,扩大从东盟国家进口粮食,采用承包土地等方式,到境外种植粮食,建立示范农场或农业中心,通过培育水稻良种、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稻谷单位面积产量。扩大石油天然气对外合作,鼓励省内企业直接到国外建立能源生产基地,积极利用国外能源资源。加强石油(原油、成品油)储备设施的规划建设,利用本省优越的港口资源条件,争取国家布局建设能源储备和中转基地,多渠道采取措施保障能源安全。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为重点,加强与东南亚各国华人企业的联络,吸引他们到福建投资。在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福建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土地等要素,开展全球化分工已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应结合产业升级,加快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建立境外工业园区,推动省内产业向外转移。鼓励省内有实力的工程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到东盟国家参与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三)拓展面向“一带一路”的地方外交

地方外交是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政策指导下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国家权力下放和中央开放政策的鼓励下,为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大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国家对外交往中从默默无闻走向了前台。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格局中,福建要用经济、政治、国防、文化的全方位思维,制定和完善兼容国家目标和地区目标的面向亚太的开放合作的战略规划、政策与策略,在服务国家外交大战略的前提下,实现福建省的战略价值。建议制定福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定期访问东盟国家的机制,积极拜会到访国政要、主要部门领导和其他政治力量,逐步建立良性互访长效机制。积极搭建外交平台,邀请东盟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到福建考察,增进同东盟国家的互动交流。积极推动与东盟国家省(州)、市的友好交流,建立更多的友好省、友好城市。促成更多的东盟国家在福建设立总领事馆或领事机构、商务办事处,当前东盟国家中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在厦门驻有领事馆,应支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家来闽设立领事馆、办事处。策划、组织好针对东盟国家的对外宣传,完善宣传内容,统一宣传口径,讲究宣传艺术,注重宣传的时效和效果,提高福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继续开办福建省东盟政府官员研修班,在现有的课程之外,重点设立以下课程:各国国家情况和面临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我党从成立至今在制度建设上的历程;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世界观等。

(四)充分利用华侨资源

进一步凝聚侨心、侨智、侨力,强化乡情、亲情、友情联络,积极主动地与东盟华人华侨组织、机构和社团等建立密切的联络渠道,特别是加强与福建华侨华人社团的联络,探讨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作为中国-东盟友好使者的作用,鼓励他们传播我国的发展模式、先进经验和华侨历史,介绍福建的投资环境、投资政策和投资项目,促进东盟国家对福建的了解与认同。特别是要发挥新华侨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特别是福州市)有不少同胞通过不同的方式出国,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在外国打拼出一番天地,据统计这些新华侨人口超过110万,超过我国新华侨总数的1/6。这些福建新华侨更加能体会我国的发展历程,从分布来说,也遍布东南亚、拉美、非洲等“一带一路”国家。他们经常能返回国内,与国内的亲友联系密切,更加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能对其发展提供助益。而且他们在新的国家里以家族的形式打工、开店、经商,组织性、团结性更强,能量更大。这些年来,这些新华侨由于背负非法入境的恶名,被当成负能量被长期忽视。但实际上这些新华侨华人联系广泛、通道宽阔,有着深厚的住在国资源的特殊优势,同时了解祖国和住在国的国情,是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资源。应重新认识福建新华侨对我国外交战略的意义,充分挖掘其保有的信息资源,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要全面掌握新华侨的情况,建立完善侨情数据库,对于新华侨个人的基本情况、分布于那些国家、主要从事那些经济活动、家庭情况等进行全面的普查。要鼓励新华侨积极提供住在国信息,特别是对于旅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华侨,要通过大规模走访,搜集它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情况。同时要加强驻外使领馆的保侨护侨功能,给予新华侨华人必要的支持,帮助他们取得更好的生存发展机会。

(五)密切人文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时,特别强调了“民心相通”。福建省要秉持“项目带动、文教先行、搭建平台”的原则,通过文化交流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纽带。积极举办“南洋文化节”、“福建发现之旅”等活动,让省内民众和东盟友人感受到福建与东盟深厚的历史渊源与联系。每年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举办两至三次“福建周”活动,每次覆盖两个国家,开展省情与相关市情的推介、项目对接、文化交流、旅游促销、侨亲企业恳谈等活动,推动我省与“海丝”沿线国家全方位务实合作。加大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研究和宣传力度,加快“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步伐,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热线。精心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福建历史文化、华侨相关的文艺节目赴东盟国家演出、巡展,推进青年、智库、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媒体等的友好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巩固深化友谊。建立对外文化交流的评估机制,对引进和对外的交流项目实施科学的测评论证和反馈监测,使文化交流具有预见性可行性和质量效益保证。支持省内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与东盟国家新闻媒体合办栏目或节目。

(六)加强国际关系研究和教育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制度、决策机制、经济规模、发展模式、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要加强对相关国家的深入研究。以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社科院等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为重点,通过分工协作,加强国别研究。建立和培育面向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历史、世界经济的研究中心,对于各国的政治派别和人物、国际关系、产业发展与需求、法律法规、社会习俗等各方面都能有备案。加强与中国社科院、国内高校和相关部委的学术联系,举办和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论坛,形成在国内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研究重镇。大力加强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及东盟的智库之间的合作,及时交流各方的研究重点和难点,推动共同攻关,形成突破“中国-东盟”合作障碍的政策建议。加强与相关国家的自然科学、工程学交流,帮助其解决在实践中碰到的难题。大力促进与相关国家的教育合作,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亮点建立更多孔子学院、和汉语教育中心,进一步拓展教育合作领域。采取与东盟国家联合办学、互派留学人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在职、职业培训等多种渠道,培养从技工、大专到本科、硕士、博士等多层次人才。特别是重点培养精通英语和东盟国家小语种的翻译和涉外人员,培养熟悉东盟市场、掌握国际惯例的领导人才、高级管理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扩大资助额度,支持东南亚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来闽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访问。

[1]安宇宏:《“一带一路”战略》,《宏观经济管理》2015年第1期。

[2]黄继炜,魏澄荣:《“一带一路”建设与福建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研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版。

[3]李鸿阶:《福建新华侨华人移动趋势及其对侨乡发展影响》ISSN 0219-1415。

[4]陆建人:《当前中国-东盟合作面临的新挑战与对策》,《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

[5]徐进:《中国外交进入“奋发有为”新常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2期。

[6]尤权:《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求是》2014年第17期。

[7]张业遂:《建设“一带一路”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4期。

[8]陆建人:《当前中国-东盟合作面临的新挑战与对策》,《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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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我的梦
ДОВОЛЬНО ЗАПРЯГАТЬ,ПОРА ЕХАТЬ!
数说“一带一路”这5年
福建医改新在哪?
“走出去”能否搭上“一带一路”这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