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同龄人的生命历程:以男性职业生涯为中心

2015-04-16 16:14□边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关键词:历程职业生涯受访者

□边 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余年的岁月荏苒流转。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生的一代人——共和国同龄人,则与新生的共和国一道,见证了建国后的大跃进、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等诸多历史变迁。这一代人曾经被称为“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曾经被认为会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拥有顺利的成长和美好的未来。然而,之后他们所经历的数次巨大的历史变迁,使人们认识到这一代人个人生活史的展开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进而“文革或上山下乡的一代”、“下岗的一代”也渐渐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佟,2003 )。可以说,这一代人60余年的人生轨迹,为生命历程研究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社会学家Giele和Elder将影响个人的人生轨迹的四个因素归纳为 “时间与空间上的位置”“相互关联的人生”“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时机”(Giele & Elder,1998)。从这一认识出发,共和国同龄人中多个同期群之间和某一同期群内部的比较分析,对全面理解他们的生命历程展开有帮助(边,2006 )。本文关注共和国同龄男性的职业生涯,通过同期群间和同期群内职业生涯形成机制的比较,明确这一代人职业生涯的特征,并获得解释历史变迁与个人生命历程展开之间密切关联的有效线索。

一、文献综述

(一)生命历程研究

生命历程理论的里程碑式著作《大萧条的孩子们》(1974),考察了上世纪初的经济大萧条给不同年龄阶段的研究对象的童年期、青年期乃至成年期的发展带来的不同影响。之后,生命历程研究蓬勃展开。如Hareven(1982)关注个人的年龄和时代这两个时间概念,研究了美国社会工业化兴盛期家庭的作用。Giele(1988)讨论了个人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同时在欧洲,巨大的社会变迁也为生命历程研究提供了基础。其中,东德西德合并前后、前苏联解体前后的生命历程研究引人注目。如Weymann(2003)讨论了东德在与西德合并之初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在此期间职业学校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所经历的不同的职业生涯模式。

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开始于1990年代 (李、邓,1999)。实证研究方面,李强、郑路(1999)运用问卷调查的大量数据,探讨了建国后的巨大社会变革给不同年龄的中国人的职业地位带来的影响。周雪光和侯立仁(Zhou and Hou,1999)也从国家政策和个人的生命历程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上山下乡”经历的有无和时期长短等对“文革中的孩子们”的人生轨迹所产生的影响。

如上所述,生命历程研究主要强调宏观的社会变动与微观的个人经历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实证性研究在欧美有较多先例。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该理论视角。但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生命历程研究,都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些主要运用大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使得事件之间因果关系不够清晰。同时,目前的大部分研究忽略了生命历程研究中“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生的相互关联”的作用以及生命历程四要素的综合运用。

(二)职业生涯研究

中国的职业生涯研究在1990年代后期,特别是2000年以后蓬勃展开,但是研究的论点主要集中在职业生涯规划方面。以共和国成立后男性的职业生涯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中,李强等较具代表性。李强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同期群和改革开放后同期群的职业经济地位的变化轨迹。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前同期群的职业经济地位呈曲线变化,与此相对,改革开放后同期群则呈现出单纯的上升趋势。李强认为改革开放前同期群的职业经济地位的巨大变化,与中国19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上山下乡和之后的回城以及改革开放等,半个多世纪的巨大历史变迁有关。另外,在国外发表的针对中国人职业生涯的研究中,永濑伸子等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得出了25-54岁有就业经历的北京人(2528人)中,有6成以上的人经历过单位间工作变动的结论(永濑、村尾,2005)。Zhou等(1997)发现,虽然中国人整体的职业变动率并不高,但是无论男女,单位间的工作变动早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已出现,而且其变动率并不低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

上述研究虽然并不完全针对共和国同龄人,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职业生涯中,跨单位移动现象不少见,职业地位变动轨迹也很多样。不过, 以上这些研究均没能运用质性调查通过同期群间和同期群内的比较分析来解释个人职业生涯形成的动态机制。由此,本文在总结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北京16名共和国同龄男性的个案访谈资料,从生命历程研究的角度细致考察他们的职业生涯的特征和形成机制。

二、调查概要和同期群分类

我们在2004年8月至9月及2006年10月, 对现居北京的1945年-1959年出生的32人 (其中男性16人,女性16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在调查中,我们请受访者回顾了他们各自的教育经历、家庭经历和职业经历,并询问了他们对人生各阶段的主观性评价和满意度。同时,2012年8月至9月及2013年8月至10月,我们对相同受访者进行了二次跟踪访谈调查,以了解这一代人在教育经历、职业经历和家庭生活经历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将以受访者中的16名男性为中心,探讨他们职业生涯的特征和形成机制。

本文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 (1966年5月),受访者处于哪个年龄阶段(教育阶段)为标准,将受访者分为三个连续的同期群。具体划分方法如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基本完成了初中教育或初中以上教育的人为第Ⅰ同期群 (CⅠ∶1945-1950.8出生);基本完成了小学教育或接受了不完整的初中教育的人为第Ⅱ同期群 (CⅡ∶1950.9-1953.8出生);受教育年限在小学5年级以下的人为第Ⅲ同期群(CⅢ∶1953.9-1959年出生)。各同期群的人数分布分别为CⅠ5人,CⅡ6人,CⅢ5人。

三、职业生涯的分类和特征

(一)单位间移动的有无

受文革的影响,受访者中有人因为没能上成梦寐以求的大学而提前就业,有人则在“上山下乡”2、3年甚至10几年之后才回城就业。由此可见,教育经历的中断和“上山下乡”经历的有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职业生涯的开始。

本调查发现,所有受访者从获得第一份工作到初次离职,都没有中断过工作。在职业生涯发展方面,以是否换过工作单位为标准可将他们的职业生涯划分为“单位间移动型”和“无移动型”。其中,前者为9人,后者为7人。如果将初次离职后的再就业包含在内观察受访者职业生涯的全过程,可以发现“单位间移动型”为13人,“无移动型”为3人。由此可见,即使受访者没有经历过工作上的中断,但单位间移动却是普遍存在的。

(二)职业种类移动的有无

本文将受访者经历的职业分为雇佣劳动的劳务(a)、销售(a')、事务(b)、专业·技术·管理(c),以及非雇佣劳动的个体经营(c-)等五种类型。从劳务和销售、到事务、个体经营、再到专业、技术、管理类的工作,这些职业的自律性和专业性不断升高。同时,由于这种方向的移动通常会伴有从工人到干部的职业地位的上升,所以在之后的分析中,我们把从a(a')到c方向移动的职业生涯命名为“上升型”。反之,将从c到a(a')方向移动的职业生涯命名为“下降型”。不伴有上升或下降的职业生涯为“水平型”,而上升和下降反复出现的职业生涯为“波动型”。

按照以上划分标准,可以发现到受访者初次离职为止,“水平型”职业生涯为9人,“上升型”职业生涯为5人“波动型”职业生涯为2人。整体来看,受访者即便经历了单位间移动,他们也更多的是在重复相同职业种类的工作。

四、职业生涯的同期群间比较

(一)下乡

上山下乡是这一代人在生命历程上的共同经历。上山下乡开始时间方面,CI基本集中在1968年,CII为1969年,而CIII基本在1970年代以后。并且,与前两个同期群相比,CIII的上山下乡开始时间相对分散。在地点上,CI与CII都分散在全国各地,而CIII基本集中在北京近郊。由于CI与CII在文革开始后很快经历上山下乡,所以下乡时间也呈现出比CIII长的趋势。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就业的时机,因而与CIII相比,CI与CII的就业略有延迟。

(二)就业

在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方法上,同期群间的共性比差异明显。

在16名受访者中有10人的就业是通过学校、下乡地点的生产队或兵团以及返回北京后临时所属的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等单位分配的。同时,第一份工作的职业种类都偏向于劳务型工作。然而,CI中第一份工作属于“专业、技术、管理类”(CI的C与D)或相当于“专业、技术、管理类”(CI的A与B)的人相对较多。CII与CIII中大多数人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工厂里的劳务型工作。可以说,不同阶段的教育中断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三)单位间移动

与CII和CIII相比,CI的单位间移动类型相对较多。但是各个同期群间又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单位间移动的原因都与社会的发展状况或国家的政策变化紧密相连。本次调查中,有9人在初次离职之前有单位间移动的经历,其中6人在谈及移动原因时都提到了时代或政策的变化。

(四)职业种类移动

学生时代遭遇的文化大革命,使受访者的教育经历停止在不同的阶段,进而累加影响到他们之后职业生涯的发展。其结果是,CI自始至终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类”工作的人,或通过职业移动提升为“专业、技术、管理类”工作的人较多。而CII和CIII,特别是CIII中很多人虽然发生了移动,但最终仍然停留于简单的劳务型工作。

比如CI的A,在第一份工作的工厂里勤勤恳恳做了20几年的产品开发,同时通过自学,于1981年(36岁)取得了大学学历,提高了自己的教育水平。又于1983年完成难度更大的产品生产而被提升为主任。在这之后,A又经历过两次单位间移动,但一直从事专业性、技术性工作。

另一方面,在初中低年级或小学时遭遇文革的受访者,包括CII的F、G、H及CIII所有成员,他们的各种移动都没有带来职业种类提升,自始至终从事着劳务型工作。CIII的P,其教育经历几乎与文革十年完全重合。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时,他说:“我们这些同学,有的连履历表都填不好,为什么?他根本就没学,你让他(写),(他)提笔忘字,履历表他都看不懂,就我们这代人”。政治运动和动摇的教育方针,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低下。背负着这一时代烙印,P于1976年(18岁)下乡,第二年恢复高考,他虽然参加了考试,但没有考上大学。之后开始工作,但直到现在仍然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务型工作。

(五)初次离职

初次离职(下岗、买断工龄、内退、退休)的时机和理由也与社会、历史原因紧密相关。在受访者中,有14个人经历过初次离职,他们大多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比正常退休年龄更早的四十多岁到五十岁出头初次离职的。他们初次离职的原因包括受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或给高学历的年轻人让出管理职位等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关注同期群间的不同,可以发现CI更多受年轻一代人才辈出的影响,而CII与CIII的初次离职则更多是由企业裁员所致。以上是对职业生涯进行的同期群间比较,因为三个同期群在年龄上连续相接,所以在上山下乡经历、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方法、单位间移动的理由等方面存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同期群间的差异也很明显,特别是在职业移动上表现的尤为突出。文化大革命所致的不同阶段教育中断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之后,给同期群间的职业生涯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差异。

五、职业经历发展的同期群内分析

(一)有无下乡经历及就业

根据有无上山下乡经历,同一个同期群的受访者可以再划分为“就业组”与“下乡组”。在否选择下乡、下乡之后以怎样的形式参加工作等方面,个人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职业生涯如何开始。另外,未经历过下乡而直接被分配的人,其就业也早。反之,其就业就相对延迟。

(二)单位间移动

这一代人的单位间移动受到社会历史因素影响较大。除了这一共性之外,在同期群内,既有人经历过单位间移动,也有人从参加工作到初次离职都没有换过工作单位。个人主观认为单位间移动的必要性和单位间移动所需的社会资源等影响了他们的选择。

(三)职业种类移动

一个同期群内部,职业移动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受到文革影响,这一代人的学业都被迫中断。因此,是否上过工农兵大学或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教育,是导致同期群内职业移动差异的主要原因。

(四)初次离职

有无初次离职经历或通过何种方式离职等在同期群内部有差异。这种差异与他们所属单位的发展变化和经营状况等因素有关,而这类因素又与单位间移动或职业种类移动的类型、以及教育中断后有无继续接受教育等个人因素密切相关。

CII的I于1987年被提升为主任。之后通过自学于1989年(36岁)获得大专学历,并在1992年(39岁)被提拔为工厂厂长。访谈调查时,他没有下岗或内退。I能在职业上顺利发展也得益于他所拥有的家庭资源,即他妻子的支持。采访I时,他的妻子就在旁边,她说:“(下乡)回城之后我们很快就结婚了。结了婚以后,就上班,带孩子。我们俩只能一个人搞事业,两个人都搞事业的话,家里不就那什么了吗?就让他一人搞事业去了。我在家带孩子,管家,把他爷俩弄好就得了。”

在职业经历的发展对初次离职的影响方面,CII的F与I形成了鲜明的对比。F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钢铁厂,没有经历单位间移动,一直在车间工作。90年代后期,F所在的钢铁厂面临经营困难,好几个车间陆续关闭。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F在同一个工厂里工作了三十多年,奉献了大半辈子,仍然不得不于1999年(49岁)提前内退。

七、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将16名受访者的职业生涯分类后,通过同期群间和同期群内比较,分析了他们职业经历形成的动态机制。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通过将共和国同龄男性的职业生涯分类可以发现,单位间移动比较普遍。同时,许多人虽然经历了单位间移动,但倾向于在同一类型的职业上重复转换工作。其次,由于三个同期群在年龄上是连续衔接,所以他们在下乡经历、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方法及单位间移动的原因等方面有共性。与此同时,同期群间的差异也很明显,这一点在职业移动方面得到验证。CI中一直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类”工作或通过职业移动转而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类”的人较多,而CII与CIII,特别是CIII中很多人始终没有摆脱单纯劳务性质的工作。文革导致的不同阶段上教育中断的影响,一直累积到改革开放之后,使得这一代人同期群间的职业生涯产生明显差异。另外,通过同期群内比较也可以看到,当特定的社会历史变动给这一代人的职业生涯带来影响时,个人的学历或身份、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或相互关联的人生、先前的生命轨迹以及对同一事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以及主体行为能力等因素,也会给他们职业经历的发展带来影响。

Moen等曾强调过,在进行职业经历研究时,应该关注 “历史性脉络”(historical context)“传记性步调”(biographical pacing)和“多样性”(heterogeneity)这三个维度(Moen、Han,2001:438)。本文通过使用访谈调查的资料和同期群间、同期群内比较,可以将Moen等人强调的这三个维度考虑进来,进而阐明了共和国同龄男性的职业经历既受到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又与个人属性的不同及主观能动性等微观层面的因素相关。另外,作为形成职业生涯“多样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男女差异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边静(2014)指出,共和国同龄人中,女性的职业生涯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的同时,受到她们家庭生活经历的影响也很明显。今后,有必要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性别视角,更全面地解析这一代人职业生涯乃至生命历程发展的全貌。

[1]“共和国同龄人”这一称谓常见于文学作品中。虽没有明确定义,但狭义上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出生,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人。本文借用包含着"历史时代"和"个人年龄"双层含义的"共和国同龄人"这一称谓,在广义上设定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为共和国同龄人。

[2]安藤由美:《琫代社会におけるライフコ﹢ス》,东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03年版。

[3]辺静:《中国中年世代の人生のみと社会ライフコ﹢スアプロ﹢チの適用可能性╟》,《日中社会学研究》14号。

[4]边静:《中国同龄女性的职业生与家庭生活经历-以北京深度访谈调查为例》,周洁主编《老人,孩子,女性-中日社会的现状和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

[5]大久保孝治、﨑尚子:《ライフコ﹢ス》,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5年版。

[6]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7]李强、郑路:《生命历程中的代际差异》,李强等著《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佟新:《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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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areven,T.K.,1982,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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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Weymann,Ansgar,2003, “The life course,institutions,and life-course policy”,Heinz,Walter R.and Marshall,Victor W.(Eds.),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transitions,institutions and interrelations,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pp16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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