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创新、特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卢现祥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这其中产学研合作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美国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创新

美国产学研合作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产学研合作的制度设计。据估计，20世纪70%以上的创新、发明都是由于美国人或者美国的科学技术创造的。这与美国的科技体制、企业制度及大学制度的完善是密切相关的。美国高校的产学研有效合作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美国大学系统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大学系统更能给技术进步提供有效的激励和帮助。①所以研究美国产学研合作的成功必须要研究美国的大学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在产学研的合作中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创新为美国大学参与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激励。

美国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创新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不同时期产学研合作的立法为产学研合作建立法律制度基础

美国较早就注重产学研合作的正式制度创新。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通过反映和支持了美国人关于大学研究和教学应具有的作用的观点。1862年颁布的《莫里尔法》为州立大学从事农业和机械技术相关研究的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对于农业研究的进一步支持来源于是1887年颁布的《赫奇法》以及1906年所颁布的《亚当斯法》。这些法律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校发展的产业导向性。

与当时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该法案的目的在于对农业和机械技术提供法律支持。大学应该为农业提供技术支持。美国公共支持的高等教育的广泛系统的建立，事实上其大部分是在19世纪作为向农业部门的研究和其他服务进行投资的一种方式被规定的。这种支持后来演变成对各种产业的支持。

第二，高校的管辖权。

它还规定了美国的大学由州管辖。这些州立大学的长期繁荣和成功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满足本地区的需求。因而，这些州立大学的领导有义务去满足地方产业以及地方立法所确定的优先项目的需要。②美国大学制度也为产学研的合作建立了基础。美国产学研合作的立法解决了大学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并建立了产学研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美国的大学由州管辖并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有动力促使大学为产业和地方经济提供人力和技术支持。

第三，注重提高产学研合作的绩效。

纳尔逊引述了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奖情况和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生产力提高方面的失败之间所存在的差距，认为在国家的研发投入“与经济回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③。为了提高不断减少的研发支出以及加快创新以推动经济增长，国会寻求国家、地方政府和私人产业界将大学和联邦实验室作为资源加以利用的方式。《斯蒂文森-怀德勒法》 为联邦实验室勾勒出技术转移的新任务，努力将针对代理人的激励与代理人的职权结合起来。《拜-杜法》通过允许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如大学对于受联邦资助的发明获得相对宽松的授权，来刺激产生更为商业化的成果。

（二）根据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经济制度和内在激励机制

构建产学研的内在激励机制是产学研合作的关键。当今世界，产学研合作模式是多样的，美国产学研合作模式运行机制在制度设计上的特点表现为：

一是研发投入的市场导向和生产型。即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和产学研相结合。在产学研的结合上美国不断强调重心下移。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资源配置中，美国的R＆D资源，无论就人员或是经费都向生产部门倾斜，就三类研究来说，则是向下游倾斜。美国比较注重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使科技和经济结合得更密切，结合得更好，R＆D的投入就能产出更好的经济效益。这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走强的最重要原因。

二是美国R＆D（人员或经费）资源分布的大头都在企业，企业里不仅进行开发研究，应用研究，还进行基础研究。竞争机制引入到研发投入领域。企业里不仅出效益，出技术创新，还出诺贝尔奖得主。正是这种创新体系，不仅为经济带来活力，也给科技带来了发展后劲。

三是美国注重产学研结合的融资体系创新，在美国早期的产学研合作中，政府主要是靠军费赞助来促进产学研的结合。20世纪70年代初，风险资本成为硅谷创新者的主要经济来源。风险资本的广泛介入，形成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新格局。

（三）美国产学研合作从科学家的社会契约到新的合作保障的制度范式的转变

在美国早期，科学家的社会契约能够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以有效、民主和自我纠错的模式”调节其共同体的行为。同时也认为产学研的合作能够自我实现。也就是讲，政府相信美国的研究人员在实现科学的研究中能够自律，能够做到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和产业。但是大量的实践和研究表明，这种建立在契约和自律基础上的机制并不能保证科学研究的诚信和产出率。构建技术转移及产学研究合作的制度体系非常重要。美国新的制度范式将受资助机构的责任加以形式化，使监督这些职责的履行情况以及必要时开展调查工作的机构合法化。新的制度范式将技术转移的新机制合法化，帮助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制定研究规划，建立合作研究的伙伴关系，在识别新发现上开展合作，为开发可商业化的创新提供激励等等。④通过制度创新确保科学研究的诚信与产出率。

20世纪尤其是80、90年代以来，美国更重视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制度建设，尤其注重技术转移方面的立法，从而更好地促进了产学研的合作。美国联邦政府积极推动修订法律制度，目的在于促进技术转移并最终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功地实现了科学技术从大学、联邦实验室和非营利机构向产业界的流动。⑤

表1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美国促进创新的法案

二、美国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其特色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以一个国家中产生的重大科学成就超过全世界科学成就的25%以上作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标准，由此他发现近代世界科学中心先后经历了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30－1920年)和美国(1920年－今)这五个中心的转移。前面四个国家保持世界科学中心的时间大都在60-90年间，而美国则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限，某一国家在短时间内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不大，其中深层次原因就在于美国的科技体制和科技制度的竞争力超过了其他国家。其中独具特色的美国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为：

（一）产业需求为导向为什么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前后在技术创新上超过了英国和法国？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和德国的大学体系比英国和法国的大学体系更多地在教育上对产业需求做出了反应。美国经济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要远远超过英国，这种高等教育为经济组织的技术进步提高了潜在的基础。这种产业需求为导向不仅体现在为产业培养人才上，而且还表现在美国大学的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与产业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今美国大学的研究就其性质来说，主要是实用导向的，即着重于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医疗保健、农业、国防以及民用产业技术的各个领域。以机构体制为基础的大学的直接目标是去帮助某一个产业或者其他客户提高技术水平。

“在伊利诺伊州，几乎每一种工业部门和政府部门，都在Urbana-Champaign的州立大学中拥有它们各自的系。”（Levine,1986）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学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实现了新兴工程学和应用科学学科的制度化。这样，在20世纪初的几年中，一些学科领域如化学工程、电气工程、航空工程等在美国大学中正式确立。这些新兴的学科和专业组织，反映并加强了美国大学和各种产业之间新出现的密切联系。⑥当初美国这种产学研合作的方式还受到欧洲一些人的质疑和嘲笑，认为美国人这不是办高等教育而是在办职业教育。现在看来，美国创新发展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种产学研合作基础上的。

（二）地方化为什么美国大学注重产学研合作？

这与美国大学的地方化特色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大多数大学是从当地特定的需要出发来确定自己的使命、风格以及目标的。这一体制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些学校的资金以及生源严重地依赖于当地社区的风俗和需要，⑦尤其是有比较优势的资源。与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情况相比，州政府资助的政策意味着美国公立大学的课程和研究更会根据商业机遇进行适时调整。特别是在新兴的工程子领域，或更小范围内，在矿业和冶金学中，州大学系统经常是一旦地方政府的需求变得明朗就马上能引进新的计划。⑧早期美国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为当地经济发展有重大价值的大范围行业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在许多情况下，与当地产业问题相关的培训活动和研究工作量一起进行的。阿克隆大学不仅为当地的橡胶工业提供了训练有素的人员，而且更因在橡胶加工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而闻名。⑨大学研究项目是为了满足当地产业需要而创立，产业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而不是我研究什么你产业就做什么，并且把这些研究与培训结合起来，这种产学研合作并不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实现了制度化。

在地方化特色方面，美国大学在产学研合作中最为成功的是斯坦福大学对硅谷形成的贡献。在斯坦福大学同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的建构上特曼教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坚信：“如果西部的工业和工业家们要有效地维护自己明显的、长期的利益，他们就必须与西部的大学尽可能地合作，并给予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援助。”硅谷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创新表现在，首先，斯坦福大学建立了斯坦福大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成为学校与企业联合的平台，主要从事和国防相关的研究并帮助发展西海岸的公司。其次，斯坦福大学通过“荣誉合作项目”向当地的公司开放课堂。促进了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并为公司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第三，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区是美国最早的此类园区之一。最初这个园区只是作为学校解决资金困难的一种方式，但同时加强了学校同当地电子公司之间的合作。⑩

美国高校产学研的合作除了地方化特色外，他们更注重与企业的合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如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鼓励以商业为导向的研究，并在战后都赢得了联邦科研合同，但这两个大学的合作战略是有差异的，麻省理工学院的领导把精力集中于和政府机构建立联系，并从成熟的电子生产厂商那里取得财政支持。相反，斯坦福大学的领导者与政府的联系少，便积极地推动新科技企业的形成，积极地与地方工业讨论合作。⑪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斯坦福大学与企业的直接合作更成功，取得的效果更好。

（三）产学研相互促进的合作机制的内生性，这里的内生性是根源于高校和企业、产业各自的内在需求

美国大学的专业、学科与产业是互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校与企业之间在创新上形成了相容性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来自于自利和互惠。从观念上讲，欧洲贵族非常蔑视商业活动，而在美国，大学被视为通往商业和个人的成功之路，大学研究和教学更明显地集中在这些目标上。⑫在美国，只要知识创新的实用价值被确认，它们就可能很快进入大学课程中来，在政府资助的大学中尤为如此。美国产学研合作的联动机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而是由市场主导的。

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创新关键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大学和产业研究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的最重要的动机，源于美国大学在基础研究中所占份额日益增长的事实。1953年，产业占据了58%的产学联合基础研究预算；而1978年，大学则占据了产学联合基础研究预算的76%。减少研发成本以监控更大范围内的科学研究发生的领域并加速科学研究商业化的压力，驱使很多美国公司尝试发展与包括美国和海外的研究型大学在内的外部机构的关系，以补足和强化其内部研发活动上的收益。美国国家创新中的一个最普遍的制度创新，反映在公司发展外部研究和发展专门技术资源的努力上。这些努力导致了包括美国和海外公司以及美国大学之间在研发领域合作的显著拓展。这种产学研的合作是公司对以下因素的回应：产品开发不断增加的成本和风险，在高技术产业竞争中所需要的日益宽泛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基础，某些产业中更快的产品生产周期以及来自于海外公司更加严峻的竞争压力。⑬从企业和产业来讲，他们有一种对技术创新的强大的内在需求，因而有与大学、研究机构合作的内在激励机制；从大学来讲，他们的经费来源及学生的就业与地方经济和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也有技术创新的强大动力，美国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是内生的。

表2 大学-产业界技术转移方式

美国大学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创新还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研究中心发展迅速，是最普遍的适应于产学合作的组织结构。研究中心通常位于学术院系结构之外，其工作主要集中于科学研究，同时也有人才培养的职责，学生是开展科研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心模式是大学传统的“组织化科研单位”的进一步发展，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技术转移的目标结合在一起，是科研活动的新的组织方式。⑭

三、美国高校产学研合作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高校产学研合作的经验对我国至少有两大启示：

（一）我国高校科研和人才培养应该强调产业需求导向，并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我国也办了许多行业性质的大学，如财经类、地质类、农业类等，从形式上看，这也是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许多这种产业导向的是根源于地方经济及产业发展的需要，而我国是纵向的，以中央主管部门主导的行业性高校，这是根源于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尽管现在大多数行业高校划归教育部管理了，但是这种纵向管理的性质没有变。我国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使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成为“两张皮”，不利于发明转化为创新。这些年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在不断增长，科技产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是综合创新能力却不高，自主创新的质量不高。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科技体制源于前苏联的，并且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与变化，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科技创新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是我国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这种体制下把创新转化为实业、产品及产业的交易成本比较高。这些年我国的专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都增长很快，但是其增长的质量需要提高，这些专利（发明）转化为产品创新、产业创新的比例不高，这与我国高校缺乏产业导向和地方化特色有关。大家都在国家（部委）体制导向上，高高在上，不能接地气，重复投资和重复研究的现象相当突出，科技产出低效。我们缺乏一种创新的协同机制，大家各自为阵，部门分割、地方保护、产学研各搞各的，市场失灵，没有办法把各种科技资源和人财物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产学研合作层面看，我国现行教育制度还具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既不能有效对产业需求反应，也没有地方化特色，而是竞争式地争夺国家发展资源，争取项目，并且把获取的项目（不是已经完成的）作为争取其他资源的依据。谁的级别高，谁给的经费的含金量都高些。我国这些年的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但是我们的投入机制和方式是有问题的，我们只注重钱的投入，而忽视了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必须建立在创新的教育体制基础上。可以讲，富于创新的教育体制是自主创新的微观基础。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理念中，只有属于教育部管的高校才是国家队，而地方高校则似乎低一等。没有地方化特色的高校发展缺乏自己的风格、特色的。我国高等教育由于要面向“国家”（实际上是教育主管部门）所以导致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的同构化。为什么美国的法律规定大学由州来管？这是因为由联邦（国家）来管会导致许多问题，一是国家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可能管得好那么多大学，并且也不利于大学的多样化与特色化发展，主管部门的管理水平将决定大学的发展水平；二是由州来管既可促进产业的发展，也可以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三是州来管可以建立紧密型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为什么美国的高校产学研合作的绩效高？州来管大学就开始把大学与地方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利益共同体。大学要发展好首先地方经济发展要好、产业发展要好。这种产学研结合模式不仅有利于地方经济和大学的协同发展，而且还有利于大学生的就业。因为大学的发展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大学的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模式是为当地定制的，所以这些大学生就业也就更有利。

（二）在高校产学研的结合中，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构建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制度，让市场在产学研的合作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产学研的合作中既要市场，也要政府。让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发挥“恰到好处”的作用是产学联合作的关键。美国找到了这两者的平衡点，让市场在产学研的合作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即使在军事领域美国也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美国实施阿波罗计划的并不是一个一体化的大型承包商，而是由国家航空航天局协调的一系列独立的企业。⑮在这里市场是决定，政府只是发挥协调作用。美国在二战后，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研发的投入，但是政府并不干预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仅仅是增加投入和完善相关法律而已。波拉尼观察到，贸易、交换与市场存在于许多文化和场所中，但是直到政府将其带入现实经济中，这种自由市场经济才得到真正存在。同样，过去几百年来许多地方都发生过有组织的探究活动，但直到政府采取协调与资助行动，能够渴望并几近实现自主性的大规模科学事业才可能存在。⑯

从我国现行高校产学研合作的情况来看，最大问题是政府的作用太突出，政府对产学研的干预和控制太多，不利于产学研合作模式潜力的发挥，导致高校、企业把眼睛不是盯着市场和彼此的合作，而是把眼睛盯着政府和利益，反思我国体制存在的问题有：

1、我国产学研的结合必须首先去行政化。我们要实现由政府主导的产学研结合向市场主导的产学研结合转变。我国的许多科技部门不是当作产业、企业、实业来经营的，而是大量的行政事业单位。我们还主要是用行政手段来配置科技资源。我国产学研的行政化表现为，一是在政府主导下，企业不是面向市场和需求搞创新，而是面向政府寻求所谓科技资源。美国80%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在企业，而我国只有20%多一点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在企业。为什么我国大多数科技人员不在企业？这与我国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是有关的。我们不缺乏科技的创新人员，但我们缺乏集创新者与企业家一体的人才，即爱迪生、比尔·盖茨、乔布斯这类创新型企业家。二是中国大约70%的研究与开发是来自政府，而在美国、日本和德国则是由工业界负责70%以上的支出。这种研发投入机制导致中国的基础研究资金和大部分应用性科研经费全由国家出。更重要的是这种研发体制必然导致中国教育科研机构的行政化，使学术研究经费的决策远远地背离专业价值判断。结果，学术科研经费的配置与各机构的研究能力和研究经费的需求基本脱钩，往往可能是关系而非学术价值与能力决定资金的配置。这必然导致科研资源配置的低效(陈志武)。三是研究机构的行政化。如依靠国家拨款旱涝保收的科研院所等军工事业单位虽然技术攻关能力不俗，但效率低下、人员冗余也是不争的事实。军工产融结合的主要困难包括军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力不强，民企难拿到军品资质和订单，科研院所改制进度缓慢等，其中科研院所改制进度缓慢是最大的问题。目前军工科研单位以事业单位的方式运行，享受国家拨款，没有盈利压力，还可享受优惠政策和各类保障措施。这使得科研单位的运行效率饱受诟病，同时军品科研项目也难以实现民用，导致军品和民品项目发展不均衡。在这种科技体制行政化的情况下，科技机构为何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很难根据市场需求作出决策。因此科技市场发育不全，科技成果的转化缺乏有效载体、桥梁和纽带（王宝安）。四是我国现行教育体制行政化特征明显。我国教育机构招生计划和课程等，均由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大学的自主权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教育绩效低下，大学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往往是脱节的。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现行体制把教育与产业及地方经济发展割裂开来了。⑰

2、要让我国产学研合作机制建立在内生性基础上。一方面产学研合作机制建立的关键是企业对技术有内在需求，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从而会影响他们对技术的需要。我国企业缺乏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内在动力，自主创新的风险高、山寨更有利。另一方面，我国高校没有转化的内在动力。目前武汉地区仅有27所高校提出过专利申请。现有的研发成果中近60%未能及时转化，转化过程中，有存在处置程序复杂、收益分配缺乏有效激励等问题。企业和高校目标取向不一致。企业创新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高校的目的是发表论文和获取项目经费。我国高校在创新上更多的是政府导向，而不是市场导向。高校只管投入，而对产出重视不够。在2013年科研经费排名前十的高校中，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达39.31亿元，当年拥有的科研成果包括专著56部，学术论文10443篇，技术转让获得的实际收入554.8百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经费达22.19亿元，排名高校科研经费第五，其科研成果却是前十所高校中最少的，专著仅1部，学术论文4034篇，技术转让获得的实际收入仅有10万元。

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产学研合作的法律制度。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还是沿袭了苏联的体制，只是进行了一些修修补补的改革。我们要借鉴美国的经验，要实现产学研合作从科学家的社会契约到新的合作保障的制度范式的转变。为了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一是要完善专利等知识产权体系，改革司法体系以实现司法独立审判，为知识产权保护奠定基础；二是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减少政府在科研资助和科研过程中的作用，让科研机构、大学在市场中实现合作。

但是我国相应的产学研的合作制度改革还没有跟上，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尽管我国30多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仅1990至2010年间，由中央政府出台的此类政策就达169项，但我国尚没有针对产学研合作方面的专门立法，缺乏规范产学研三方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产学研合作中对政府的定位政策模糊，等等。如前所述，美国产学研合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立法过程。我国过去这种用政策代替立法的过程为行政干预创造了条件。二是一些原有的一些规定不利于产学研合作。如，教育部和财政部在2012年联合发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其中，针对货币性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处置事项规定，“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500万元以上 （含500万元）至800万元以下的，由高校审核后报教育部审批，教育部审批后报财政部备案；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800万元以上（含800万元）的，由高校审核后报教育部审核，教育部审核后报财政部审批”。类似不合理的规定在我国还不少，这些制度规定都不利于创新的形成。根据美国产学研合作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进一步加强企业和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意识，从制度层面建立产学研合作的激励机制，即高校与企业有获取合作绩效的内在动力机制，尤其要从立法层面构建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基础。

注释：

①⑧⑬（美）理查德·R·尼尔森编著：《国家（地区）创新体系比较分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13，38，63页。

②⑥⑦⑨⑫(美国)纳尔森：《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223，220，222，220页。

③④⑯（美）大卫·古斯顿：《在政治与科学之间：确保科学研究的诚信与产出率》，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4，192－193页。

⑤⑭赵可：《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创新体系：美国模式的形成与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版，第79，122页。

⑩⑪（美）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2页。

⑮奥利弗·E·威廉姆森：《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2页

⑰王宝安：《我国经济现行版已难以为继》，《求是》，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