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失衡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机理和国际比较

2015-06-12 01:55谭仁超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关键词:陷阱差距城乡

□宋 宇 谭仁超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以下简称MIT)的概念,意指许多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即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先进技术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GDP难以突破一万美元。自1960年以来,先后有101个国家或地区经过短期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到2008年仅有其中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迈进高收入行列,如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波多黎各、毛里求斯、新加坡、以色列等。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在经济追赶的中途掉队,因种种原因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跌入MIT。

从落入MIT经济体的共性看,固然有发展模式僵化、创新能力低的问题,但收入分配恶化、社会分化严重的不利影响尤为显著,可见控制收入差距对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传统的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会有所缩小,并不会太多阻碍经济发展。但是,Egawa Akio(2013)对亚洲中上等收入国家(马来西亚、泰国等)的定量分析发现,收入分配不均不仅会引发MIT,并且是减少经济增速的显著因素和引发MIT的潜在因素。

一、“中等收入陷阱”、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

在讨论一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时,人们普遍注意到一国在生产要素成本方面开始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越南,与印度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人均工资、人工成本水平较高,特别是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空间缩小。另一方面,伴随着基尼系数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激增。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低于2008年的0.491,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0.4。如表1所示∶城乡收入绝对差逐年扩大,收入比也一直在3.1-3.3之间徘徊。

表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观点是,解决MIT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特别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能密集型产业升级。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表明,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要依靠教育,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中要解决好教育发展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提高创新能力要靠教育,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更要依赖于教育公平与差距问题。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不是有较好的教育体系,较平等的教育体系,培养足够多的合格劳动者,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MIT的重要前提。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已经努力多年,但中国城乡教育差距问题仍然很严重。2008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4元和526元①;2007年小学自然仪器达标率的城乡差距为20.66%,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的城乡差距为4.37台②。2009年农村小学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低出城市23个百分点,农村初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低出城市30个百分点③。

图1 教育差距导致“中等收入陷阱”机理图

那么,教育不平等是通过哪些途径引致MIT的呢?本文将其归纳为以下3种机制:

路径一:城乡教育差距大,农村教育明显落后于城镇,再加之农民自有财富少,而个人教育投资直接受限于个人现有财富水平,低财富水平的人可能只能享受低水平的教育,而低教育水平致使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水平的工作,大大降低了提升收入的机会。这样,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产生了时间累积效应,穷人只能在低收入水平徘徊,产生“低教育—贫困”自我增强的“代际贫困循环”,这一点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有讨论。城镇的教育基础好,居民自有财富水平高,高质量教育启动和维系的时间累积效应是收入与教育水平提升的正向积累发展,农村则相反。因而城乡教育差距导致城乡间产生了链接教育与收入分化的“马太效应”,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内需市场打不开,同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倒逼出的财政支出会挤占用于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从而加大落入MIT的风险。这一点我们通过如下模型来进行分析验证:

图2 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模型

Xt和Xt+1分别代表t期和t+1期的人力资本量,图2中的知识获取曲线反映了知识获取的边际递减规律;而对于知识的需求,当Xt<Xt+1时说明人们仍然认可学习的作用,认为学习可以给人们带来某些未来的收益,而反之则说明人们已经认为自己的某些学习是多余的,不再学习,故而得出知识需求曲线如图所示。在XB-XC段,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低,加之由于自有收入低、学习的机会成本高或对学习的预期收益少等因素导致对知识的需求少,知识需求曲线位于45°线下方,人力资本量收敛于XB,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循环,人均收入、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减缓,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想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增加对知识的需求,让需求曲线上移缩小XB-XC的陷阱区间甚至将陷阱完全填平,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加农民对知识的需求,解决好城乡教育失衡问题。

路径二:教育不公平与结构不合理,绝大多数农民及其后代无力享受适当的教育,导致绝大部分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效率低。而这些劳动力只适合于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低,通常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的产业,即“低教育—低附加值”链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随着我国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相比于印度、越南等低收入国家,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逐渐减弱,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劳动者的收入提升困难。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必须摆脱过度依赖资源投入和低劳动成本优势(有学者甚至称之为低人权成本)的增长方式,促进产业升级。而这些要以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基础,充足的接受教育良好且健康的工人是发展高附加值工业和知识经济的关键。过大的教育差距使大量的农民与农民工处于较低人力资本水平,成为推进产业升级的短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障碍。

路径三: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城镇化的阵地在农村,主体是农民,城乡教育差距造成大多数农民教育水平低,素质能力不足,这无疑会影响城镇化的质量和进程。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城乡居民间的素质差异在快速城市化后可能出现农民涌入城市并未融入城市的问题。如虽然居住场所城市化了,基础设施城市化了,但教育差异导致“收入”未能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城市新二元问题开始突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间接加大了落入MIT的风险。

二、教育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每一个经历MIT的国家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既有通过产业升级成功跨越MIT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本和韩国,也有深陷其中长达数十年的墨西哥和巴西等拉美国家,还有正在积极应对,努力摆脱“陷阱”的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在面临MIT时的现实条件和风险有何异同,我国从中又可借鉴哪些经验和教训?本节试图通过对这三类国家的分析比较,从缩小教育差距的角度总结规避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和教训。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案例比较

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某些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比如墨西哥1974年 (1 255 美元)和巴西1975年(1 144 美元)分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至今也仍未突破12195美元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与拉美国家不同,东南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整体时间点要稍晚一些,为了便于比较,选取几乎同一时期于1977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马来西亚和韩国进行比较。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划分经济体收入组的新标准④,总结出在中等收入阶段墨西哥停留了30年,巴西29年,马来西亚到目前27年,韩国仅用了18年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我国到目前已有13年,具体时点如表2所示。

表2 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点

为什么韩国可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在达到高收入水平后仍能保持增长的势头,而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却深陷“陷阱”长达20多年,饱受经济停滞之苦?在中等收入阶段,这四个经济体经历怎样的变化和怎样的战略措施?我们分别从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城镇化三个角度来总结发现教育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

(二)忽视社会公平特别是教育公平,两极分化严重——拉美的教训

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居民收入分配情况较为合理,基尼系数多处于0.35-0.40之间,1980年为0.39,1986年为0.36,1993年为0.31,2000年为0.32。相比之下,巴西在下中等收入阶段停留了20年,期间社会贫富差距大,两级分化现象非常严重。1989年和1980年相比,巴西最低20%的收入份额由2.7%下降到2%,而最高20%的收入份额由1980年的62.3%上升到1989年的67.3%,贫富差距居高不下,如图3所示:

图3 巴西收入差距变化图

巴西等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建设落后,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同时,樊纲(2008)发现,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忽视农村发展,农村的教育发展更低了一个水平,导致城乡发展失调,收入差距过大。⑤教育不公是造成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Thorvaldurand Gylfi(2003)发现教育水平差异是收入差异和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过大的收入差距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一方面,巴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失业率攀升,社会问题频发。另一方面,当时的巴西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从理论上来讲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国内市场大小决定了工业的规模、结构及增长速度。而国内市场大小又取决于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收入水平。但是低质量的城市化导致的贫富差距居高不下,财富长期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边际消费倾向较大的穷人和中等收入阶层的购买力很难提高,总需求受到限制,国名总收入提升乏力,经济增长停滞不前。

为了改变巴西经济停滞的现状,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2年卢拉总统上任后,建立了以推动社会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通过降低利率、税制改革、增加出口、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恢复经济增长,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大力解决就业、教育、卫生、住房、社会治安和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⑥2001年后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人均GNI也从2002年的5050美元直线上升到2013年的11690美元,有望于近几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三)调整教育结构,助力产业结构升级——韩国经验与马来西亚的探索

韩国用了18年时间一举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背后是教育公平状况与结构的改善以及教育效率的提高。韩国采取“教育先行”的策略,通过发展教育为每一步的产业升级提供劳动力、知识、技术支撑。

经济起飞阶段的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推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时期。不到20年韩国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并于1977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适时调整教育结构和协调发展教育,为其提供了充足的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源。在即将进入MIT的1969年,韩国政府开始教育改革,大力发展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农村,重点强化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市场需要的技术人才。⑦刚刚进入中上收入阶段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在城市优先发展科技教育展,成立科研机构,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改善企业为主体的高级技能教育的质量。如规定拥有2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设立职业培训班,将教育投资量作为检验企业发展的重要尺度,一些企业也改变了害怕花钱培养员工的传统观念。⑧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经济结构开始着重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换, 实现在技术密集型基础上的工业和科技升级目标。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和工业升级的需要, 韩国提出“科技立国”的口号,采取相应措施,形成企业、学校、政府“三位一体”、市场导向的教育培训体系,培养出产业科技化与现代化所需的各类技能人才。进入20世纪以来韩国更是加大对高精尖科研技术领域人才的培养,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等严峻考验,强大的人力资本储备和技术储备使韩国从下中等收入组顺利跨越到上中等收入组,进而实现了向高收入组的飞跃。⑨

而与韩国同一时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马来西亚,由于在教育结构转型和人才培养中失败,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出现停滞。目前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人才外流现象严重,教育体制僵化过时,国内高端技术人才严重缺失。虽然马来西亚对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但僵化过时的教育体制使教育内容脱离生产实际,没有找到推动产业升级的本国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产学脱钩严重,无法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适当技术人才和专业人员。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逐步意识到了教育与经济有效结合对摆脱MIT的重要性,2010年提出“新经济模式”就包括培育高质量的国内人力资源,减少对国外人力资本的依赖、夯实国内“智力”基础,加快“知识”基础设施建设等改革方案,并把提高教育作为六个关键领域之一。马来西亚政府还提出,提高劳动力质量是未来建设的重点,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将成为提高劳动力质量的重要办法。此外2011年成立了“人才公司”,负责从学校教育到培训的所有人才问题。⑩

(四)提升城市化的质量——国际经验与教训

在城镇化方面,经验教训来自巴西和马来西亚。首先,无论是在低收入水平还是中等收入阶段巴西的城镇化水平偏高,脱离了工业化进程,1960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达到56%,1980年升至67.6%,1990年又升至75%,2004年进一步升到83.6%。其次,马来西亚的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199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9.8%,2000年增长为62%,2010年为72%,与1990年相比提高了44.5个百分点。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30年马来西亚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7.6%。

城市人口聚集过快过多,政府则没有能够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富人区和穷人区的教育鸿沟不断扩大,导致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突出,社会问题频发,严重阻碍工业化进程。而韩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依靠市场推动,又避免了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过的“贫民窟”现象,注重教育的发展,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使农民的教育提升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使人力资本的改善与城市人口集聚相协调,城市化质量提升中的教育发展功不可没。

三、国际经验对当前中国跨越MIT的启示借鉴

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2001年人均GNI为1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划分经济体的最新标准,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于2010年人均GNI达4240美元,步入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是,经济由过去10%的高速增长转变为7%-8%的相对高速增长,并出现了如内需不足、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劣化、收入分配不均、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对中国跌入MIT的风险不容忽视。

在中国,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主要因素(林毅夫等1998;万广华,2004;蔡,2010);李实(2003)利用中国社科院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全国收入差距的40%来自于城乡间的收入差距。⑪进一步在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中,温娇秀(2007)通过构造一个内生收入函数模型Y=AH(a+r)L(a-1),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城乡教育差距每上升1%,城乡收入差距将上升6.4个百分点,并且随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重要。⑫陈斌开等 (2010)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教育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43.92%,教育年限差异对城乡劳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34.69%⑬。可见,在相当大程度上,从MIT到城乡收入差距,最终可归因于城乡教育差距。

随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减弱,迫切需要确立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入手,需要:

(一)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与职业教育投入,推进教育公平

我国的教育投入占GDP 比重由2000年的2.49%到2010年的3.66%,有所提升,但与成功跨越MIT经济体的教育投入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如同时期的韩国 (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在1984年的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就高达13.3%。促进教育公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教育国策,是“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应有之义。我国的城乡教育投入差距从2000年的441.1 元上升到2005年的788.72元/年,上升了78.7%。⑭这种持续多年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教育投资方式必须得到扭转,考虑到学费占居民家庭收入比重农村要高于城市[据戚谢美、管晓怡(2004)的研究,该比例对城镇家庭而言为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则高达164.4%,应加大对农村及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补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投资公平。同时促进师资等关键性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均衡配置,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加大对农村学上的帮扶力度,降低其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通过保障教育公平,发挥教育对提升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使更多的人迈进中产阶层,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和缩小收入差距,为成功跨越MIT创造条件。

(二)发挥企业推动作用,实现教育质量提升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良好对接

政府推动的教育公平可以推动一国劳动力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助于经济起飞,但要实现经济的飞跃,必须更多依靠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中高级技能培训体系。随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消失,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研究发现,从低收入国家跨越到高收入国家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韩国正是靠以企业为中心的技能培训体系,实现高质量的教育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换,成功规避了 “中等收入陷阱”。相比之下,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偏低,2010年的《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显示,我国在G20 国家中,人力资本构成指数连续5年排名第18 位,但指数值仅是美国的1 /12、日本的1 /10; 教育指数排名第14 位,指数值却不及欧盟的1 /10,只有美国的1 /3。⑮这就要求我国迫切需要,在保证教育公平,缩小教育差距的基础上提高本土教育质量,避免出现马来西亚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其中,鼓励大企业开展职业教育,出资兴办与本企业密切相关的职业院校或高等研究院,使教育成果更加贴合市场需求,实现教育质量提升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良好对接,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做好充足的人才储备将是重中之重。

(三)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进程中提高穷人的教育公平很重要。“新型城镇化”概念,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增加和面积的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据此,就要求教育要为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打好基础,为缩小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差距打好基础,为培育新农民打好基础,为现代化农村服务,解决好农民与市民的融合问题。如果说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核心是 “以人为本”,那么,提升农村“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力发展成人职业培训,培养农民的职业技能,引导农民学习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新型农民向非农产业流动,增加农民收入,形成以教育-技能-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就是推动城镇化高效、有序、高质、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四)继承全民重教参教的文化传统,重拾教育信心

韩国教育事业的公平发展得到了尚文主义的人文推动,早在1988年就实现了87%的中学入学率,同时,将儒家尚文主义思想与时俱进地拓展,其中“尚技”应该是现代化“尚文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⑯但近几年我国,尤其是农村高中入学率并不理想。有研究显示(2013年),80%的城市孩子可以上高中,仅有40%的农村孩子能上高中⑰,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改变。尽管我国深受儒家重视教育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前些年农村大学生就业形势不理想,使人们对教育收益产生不好预期,新的“读书无用论”开始在农村兴起,相当部分农村学生选择进城打工而非继续教育。即根据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模型(图2)需要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中有效解决大学生,特别是农村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使农民重拾对教育收益的信心,增加对只是收益的预期从而增加对知识的需求,缩小甚至填平“陷阱”。鼓励学习技术技能,形成重视教育,重视技能的良好文化氛围,在这种人文推动力下更好的谋求教育公平。

(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在矫正教育失衡中的关系

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使公众对教育收益产生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乐观预期,同时规范教育资源配置的市场规则,不断提高城乡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除增加对落后地区教育资源投入外,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发展模式,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制度,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获取知识的机会成本;加强对教育领域的监督,避免寻租腐败问题,提高教育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

从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和巴西、马来西亚的失败教训比较来看,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而发展公平的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本、知识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途径、推动力和制约因素,同时教育进步带来的社会人口素质和民主观念的提高又是制度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最终推动力,也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总之,发展公平高质的教育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这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族的未来,可以说一个失去教育的民族也就失去了民族的未来!

注释:

①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9》数据计算。

②数据来源:2008年2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同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2007)。

③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数据计算。

④世界银行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分为低、中、高3 组,其中,中等收入组包括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根据2010年8 月的最新标准,低收入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995 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为996~3945 美元,上中等收入为3946~12195 美元,高收入为12196美元及以上。

⑤樊纲,张晓晶:《“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第12-15页。

⑥马晓河:《“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改革》2011年第11期,第5-16页。

⑦金麟洙(韩)、刘小梅:《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⑧俞天红:《韩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亚太研究》1994年第8期,第60-64页。

⑨宋宇、杨佩卿:《中等收入陷阱的中亚式规避:韩国经验及其启示》,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⑩郭惠林:《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政策应对》,《亚太经济》2012年第5期,第96-100页。

⑪张海峰:《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基于省级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31-38页。

⑫温娇秀:《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扩大的动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7年第5期,第40-45页。

⑬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管理世界》2011年第10期,第11-14页。

⑭刘元忠等:《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居民教育投入差距的协整研究》,《教育与经济》2007年第4期。

⑮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经济纵横》2011年第3期。

⑯胡勇泰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

⑰2013年在西安举行的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上,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史耀疆教授发布的报告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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