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农民的全面发展与农村教育转型

留守农民的全面发展与农村教育转型

刘义兵石娟

[摘要]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衍生出留守农民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发展遭遇到诸多现实困境，以包容性的新型教育发展观为指导，制定并实施农民教育发展的国家标准、创新留守农民教育体系及其保障机制、实现从单一教育向全面教育的变革与大力推进留守农民教育的信息化建设，是实现留守农民教育转型的迫切要求。

[关键词]留守农民； 全面发展； 教育转型

[收稿日期]2014-05-25

[作者简介]刘义兵，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400715；

石娟，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完善中腾飞发展，大批的农民投身到城镇化的建设浪潮中，农民被分化为外出务工农民即农民工与留守农民。留守农民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外出打工，常年留守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从享受社会红利的角度看，他们是庞大处境的不利人群，但从发挥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们是守护农村的主人、发展农业的主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留守农民的全面发展关乎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村的整体面貌，没有留守农民素质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现今解决留守农民的发展问题与教育转型是发展农村经济、实现新型农村建设的首要环节。

一、留守农民发展的现实困境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使得发展经济的“发展”意识深入人心，并成为我国诸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导向。以追求经济的增长为基本目标，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约化成单一面向的、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增长问题，这种被称为“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信念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1]。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衍生出留守农民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发展遭遇到诸多现实困境，如留守农民发展步伐滞后、群体发展失衡、发展内容片面及引领农村发展的理论缺乏等，关注留守农民发展的现实困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

(一)留守农民发展步伐滞后

在我国城镇化浪潮汹涌而持续的推进下，许多有知识、有能力、有体力、有财富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留下的绝大多数是那些老妇幼弱病残等所谓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2]，在农民群体中，相对于非留守农民(即农民工)而言，留守农民发展滞后；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留守农民发展就更为滞后。首先，留守农民的物质力贫乏。留守农民的物质力主要指在社会生活领域，通过自己的方式改变原有生活状态的各种能力，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是其直观表现形式。自主创业是改变生活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但由于留守农民大多是年老体弱者或妇女，加之农村的创业条件差，他们大多表现出创业发展意识不强、创业能力弱、创业成效不显著等。其次，留守农民的生活力低效。生活力是生物学的重要概念，原指植物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所具有的生存能力。将此概念引申运用于留守农民，则主要指留守农民的生计能力(如等方面)、开展各种精神文化活动的能力及活动开展中表现出的效能等。相对原生态的农村生活环境使他们固守着原有的生活方式，不愿意作出较大的改变，学习意愿较弱，自主创业意识不强。最后，留守农民的精神力落后。精神力主要指留守农民的受教育情况、精神文化生活与精神面貌等综合方面。有调查显示，山西334位留守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为主，占84.73%；大专及以上仅占0.60%[3]，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极大地制约着留守农民的后续发展。精神文化生活主要指人们通过各类活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并在活动中展现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所坚持的价值取向、所遵循的伦理道德、所倾向的艺术品味及所寻求的精神归属等方面的重要内容。留守农民随遇而安的自我满足感使其精神文化生活匮乏，自我期待很低，仅满足于生存阶段的基础性发展，主体意识未被完全唤醒，不能积极地参与到新农村建设队伍中。

(二)留守农民发展群体失衡

在留守农民发展与群体外部的非留守农民、城市居民存在着巨大差距，但在其群体内部，也同样存在发展失衡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横向上的男女性别发展差异与纵向上的中老年年龄差异。

第一，横向上表现为男性优于女性的性别发展差异。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及教育财政投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权被无情的剥夺，女性的受教育年限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农村男性15岁以上文盲占人口比重为1.70%，女性则高达4.26%，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90年的4.7年上升到2010年的7.1年，2010年两性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为1.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统计.http://www.stats.gov.cn/tjsj/。。留守女性的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男权社会的惯性思维直接迁移到行政事务管理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男性参与主要的行政决策，女性则主要是服从并遵守决策。虽然，新中国成立后赋予女性足够的参政议政权力，但在较偏远、偏僻的农村，保守、愚昧的封建思想不仅滞留在众多男性头脑中，许多女性也根深蒂固地保持着这些观念，自主改造的意识缺乏，参政议政程度不高，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女性的劳动收入偏低，女性对收入水平和发展前途的满意度较低，据调查显示，海南省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城镇为65.6%，农村为79.0%。在业女性在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4.4%、9.4%和46.2%[4]，表明女性的经济收入水平在三大产业的低收入组中占据较大比例。

第二，纵向上表现为中青年优于老年的年龄差异。从年龄上看，留守农村的中青年的发展比老年人的发展具有天然的优势，作为中流砥柱的中青年因其精力旺盛、思想开放、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等优势等不管是在种植农产品还是自主创业等方面在当地均能起到领军作用，而作为被时代逐渐忽视的“边缘人”——老年人则在时代的发展脉搏中成为了被动的“失语者”，他们不能再为地方发展献言献计，更不能身体力行的投入到新农村的伟大建设中。留守中青年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老年人则被搁置一隅。

(三)留守农民发展的内容片面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科技与人文、物质与精神就如同硬币的双面一样不可分割。只是在人类发展的某个阶段，由于某种发展价值倾向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发生了偏向，倚重一方必定轻视另一方。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他的指标也以经济发展或经济获取为参考，人文性、精神性的因素在时代发展中被逐渐地淡化，留守农民的发展在内容上也出现了此种倾向。

第一，重科技，轻人文。人类的生产发展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能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后这一论断表达得更为精准。在“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借用科技发展致富成为一条看似正确的真理，这一真理几乎被运用于每一个生产角落。留守农民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努力脱贫致富，改变着农村的面貌，这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可叹的现实是部分留守农民的道德感沦丧、价值观扭曲等报道常常见诸报端，究其原因则是留守农民在用科技知识致富的同时，忽视了人文知识的学习，缺乏对事物“真善美”的真挚追求，精神生活“干涸”甚至“沙漠化”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重物质，轻精神。以前对农村人用“贫困”形容是可以接受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将这群人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这一群体在社会变迁中正经历着巨大的蜕变。留守农民在守望乡土与经济变革的两难选择中脱贫致富，追求物质利益成为其最主要的发展目标，物质生活的日渐充盈并没有为其带来精神生活的充实与享受，关于对幸福的评价标准，大多从容易着手的、以收入所得及财物占有为主要考察变量，却忽略了获取有形的财富过程中所付出的、但无法估算的人文与生态代价[5]。物质生活的充足使其逐渐摆脱了贫困文化，但精神生活的匮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化贫困的现实。

(四)引领农村发展的理论缺乏

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沿承下来的农耕经济，在集约经济的发展态势下日渐式微。农村的发展不再固守原有的模式，部分农民也跳出了传统的窠臼开始尝试新的习作方式——农民工的出现便是很好的例证。在城镇化的隆隆巨响中，农村该如何发展？农民特别是留守农民该如何发展？该朝哪个方面发展？这一系列问题是对“现代化”的严肃拷问。农民拥有的传统历史经验在现代经济模式下不再奏效，但对留守农民而言，现代的发展理论还未真正建立，因此，留守农民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显得过于茫然。由于缺乏现代农业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发展理论，“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理论也被留守农民巧妙地运用到其日常生活与新农村建设中。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发展，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盲目的、没有愿景的、片面的发展成为留守农民发展的主要模式，今天的发展会走向何方他们并不会做出科学的规划，发展内容仅片面地注重经济的发展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道德伦理的缺失和精神生活的空虚为惨痛代价的。

二、构建留守农民的新型发展观

当将经济增长视为上至国家、下至黎民百姓所尊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视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时，发展的内涵已异化为发展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并没有使人民的幸福感同步增强，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及自然环境的破坏[6]。守卫“农民的终结”的留守农民在农村激荡的经济发展中缺乏发展的主旨与要义，并外化为物质性的、可衡量的经济发展，人的发展性因素在农村发展运动中被消解。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留守农民必须树立新型的发展观以解决遭遇的现实困境问题。留守农民需要通过学习改变观念，由外在干预式发展转化为自然顺应式发展、由阶段性发展转向可持续性发展，并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均衡协调发展。按照弗莱雷的成人学习理论，留守农民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其作为主体人的自我解放、自我超越、自我创造及对自身完整性的不断追求。那么，如何构建留守农民的新型发展观？

(一)从人的本质上，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留守农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然人的生存发展阶段、理性人的经济追求阶段和自由人的全面发展阶段等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说精确地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人的类本质、群体本质和个体本质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即人的实践活动能力；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个体的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个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主要包括人的劳动活动、劳动能力、社会关系、自由个性和人类整体的全面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全面发展的内涵，留守农民的教育不能单纯以“功用”“实用”的标准来衡量，而更要考虑其内在体验、自身价值与精神享受等方面的内容，只有通过全面教育才能实现人的潜在创造力的发展，只有通过全面教育才能使留守农民实现作为人本质存在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真正体验人生的幸福。

(二)从方法论上，实现经济学范式向哲学人类学范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主导一切的发展主义取向渗透到社会发展的角角落落，留守农民成为追求经济的外化工具，人的心理感受、精神情感、主体价值等均被无情搁置。当城市化发展的疾病“传染”到农村后，仅关注农民特别是留守农民的外在物质经济的获取显然不利于其长远发展。因此，强调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反思人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回归并超越人的发展本质观，注重人的主体发展成为时代所需。哲学人类学范式把人的完整性发展作为引领一切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注重主体自由、充分、全面的和谐发展。

(三)从发展主题上，实现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互促

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户籍制度在历史纵深发展脉络上，城乡以中心与边缘、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现代与反现代的二元对立形态矛盾地发展着，乡村只是作为城市文明的参照、补充，作为被城市“观看”、俯视的对象，乡村作为前现代的“他者”而被排斥在为教育所展开的现代性想象的边缘[7]。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开始了艰辛的城市发展之路，但农村由谁来守护，农村发展由谁来建设逐渐成为被忽视的话题。城镇化的推进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但是，它不应以牺牲农民特别是广大留守农民为代价[8]。城乡对立显然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重新将视角转向中华民族的“根”——乡村，重构乡村发展的意义，使乡村在保持中华传统文化、塑造农民综合素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城乡发展的主旨、任务与侧重点的不同昭示人们在发展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它们的发展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孤立关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依赖关系。明确城乡发展的目的与任务，实现城乡对立向城乡联动、城乡融合、城乡一体转变。

三、留守农民的教育转型

当农村的精神文化发展陷入空心化、留守农民发展遭遇诸多困境时，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再适用转型期的农村发展，在新型发展观的指引下寻求留守农民的教育转型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一)制定并实施农民教育发展的国家标准

到目前为止，农民特别是留守农民的教育并没有国家统一的规定和要求，长期处于无序、“无为”的状态。因此，制定并实施农民教育发展的国家标准是农民发展的纲领性文本与政策性诉求，确立留守农民享有最低受教育标准的权利——农民基本教育标准，并将其视为社会公共事业。第一，制定并有效实施地方农民教育标准。根据农民特别是留守农民在性别、素质、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各级地方政府应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制定农民教育地方标准，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障将留守农民发展教育落到实处。第二，确立留守农民终身教育的发展标准。在终身理念指导下，构建学习型社会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理念导向与实践逻辑，留守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使其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并以国家标准的形式使其政策常态化。农民教育发展的国家标准应更加重视教育对留守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制定留守农民终身教育的发展标准，搭建留守农民终身教育发展的“立交桥”，各级政府履行主体责任为留守农民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留守农民基本教育”服务。

(二)创新留守农民教育体系及其保障机制

目前，农村发展与教育的许多观念是依靠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向农村社会强行“植入”的，主要表现为一种精英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输入和替代。这种单靠国家力量从外面强制“植入”乡村社会的精英文化与教育观念，难以在农村社会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是一种“无根”的文化与教育。一旦国家力量从农村社会中撤出，这种根系不发达的文化就极易凋谢，只“送”不“种”或只“输血”不“造血”的农村发展思路与理念只会使农村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此，需要通过国家公共财政引导的方式，建立一支乡土化、农民化和本土化的农村发展的精英队伍，使之成为农村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留守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在短时期内实现自我解放，留守农民的教育与发展需要政府主导的体制机制来支持。第一，构建多样化的留守农民教育体系。针对留守农民发展的不同状况，开设不同的教育类型。如针对留守农民中的文盲开设基础扫盲班，针对妇女开设纺织、烹饪等，针对老年人开设智力棋牌、读书会等，同时针对所有留守农民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丰富其精神生活。第二，政府应加大投入保障力度。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留守农民的基本教育应由政府主导，并从政策、财政等方面支持留守农民全面发展；政府需转变传统观念，将留守农民特别是留守中青年视为发展农村的中坚力量，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改善农村硬软件设施，了解农民的发展需求，真正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到实处。

(三)实现从单一教育向全面教育的变革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成人学习的目的性与功利性较为明显，对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有用的就学，无用的就不学。传统留守农民的教育主要集中于如何更好地脱贫致富，忽视了人作为主体的生命存在，留守农民的发展成为外化于主体发展的工具。转变农民的生存状态，实现留守农民教育变革是解决留守农民工具性发展的重要方向。第一，丰富留守农民的教育内容。实现由过去单一的职业技能培训向思想政治、道德信仰、文化知识、政策法规、科技信息等综合式教育的转变，丰富留守农民精神生活，提高其综合素质，实现留守农民物质力的提升与精神力的解放相统一。第二，唤醒留守农民的主体意识。关注留守农民的主体意识是激发其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德国生命哲学家西美尔关于生命的命题其中一个是“生命比生命更多”[9]，认为生命是一种运动，是持续不断的。将留守农民的发展视为一种生命冲动，在生命的精神化和精神的生命化中塑造完整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命价值，尊重留守农民的主体发展和创造性实践，彰显留守农民的生命价值及其主体性品格，提升他们独立思考、自主发展的自觉意识，实现留守农民的发展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从“被动”到“主动”的嬗变。第三，实现“留守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身份转变。弗罗伊登博格创造性地将农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前现代农业依靠穷人干农业，现代农业不依靠人干农业，后现代农业依靠的却是让成百万的农民受良好的教育，得到很好保健，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参加多样的消遣活动，包括艺术活动。后现代农业不仅要求转变基本的人的服务，而且要求转变人的态度。农民的价值应该与教授、医生、官员是一样的[10]。通过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业教育、自我实现的价值教育、主体意义的生命教育与回归生活的现实教育等重构乡村对留守农民的真切意义，从观念与态度上改变对自我身份的评判，努力使其成为爱乡、爱土、有思想、素养高、创业发展、幸福感强的新型农民，发自内心的意识到并承认自己是“留守乡村”、发展乡村的新型农民。

(四)大力推进留守农民教育的信息化建设

当信息化社会的征兆已遍布城市的每一隅时，交通便利、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也开启了信息“革命”，电脑、网络等信息化设备逐步走向农村，然而，先进的网络设备与贫乏的信息知识使得留守农民在信息化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搭建留守农民信息化教育平台，形式多样地促进留守农民信息素养的提高。以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科技需求为导向，由政府与相关机构、组织为农民提供远程教育，聘请专家为其讲解知识；加强农民培训资源库建设，使其运用网络便能搜索到相关的资源信息；同时，开拓平台，建设适合留守农民阅读的网络书屋，丰富其业余精神生活，使其充分享受发展的乐趣、体悟幸福。

总之，只有充分认识乡村发展的重要意义，重视中华民族独特性和文化基因之根的滋养，实现农村教育发展的转型，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各方配合形成建设合力，不断提高农民的“自主发展”力量，促进留守农民的全面发展，使其在学以致用、学以明生、学以怡情的包容性教育发展观指导下，以“农民梦”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许宝强,汪晖，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刘磊.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农村经济, 2008(7)

[3]山西行政学院理论研究中心.留守农民素质:现状、影响因素及提高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5)

[4]杨隽莹.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公布海南农村女性收入低．南海网,2012-07-31

[5]姚国宏.检视发展主义话语下的“三农”问题研究．学海,2003(4)

[6]杨寄荣.“发展主义”及其反思．思想理论教育,2010(5)

[7]刘铁芳.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8]黄江泉.我国城镇化背景下留守农民社会资本的“失”与“得”．农村经济,2012(9)

[9](德)西美尔,刁承俊译.生命直观．北京:三联书店,2003:17

[10](澳)大卫·弗罗伊登博格,周邦宪(译).中国应走后现代农业之路．现代哲学,2009(1)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Farmers and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Liu YibingShi Juan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left-behind farmers as a special group appeared and encountered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view of the inclusive and new education development, our country should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farm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novate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guarantee mechanism of left-behind farmers, realize farmers’ education reform from a single education to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left-behind farmer s education, which are urgent requirements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of left-behind farmers.

Key wordsLeft-behind farmer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陈世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