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周边金融外交战略
——以亚投行筹建对GMS成员国影响为例

孔 玥

一、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与理念

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大环境，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制定了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包括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三个世界的思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和永不称霸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马振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的演变与展望——2008年国际形势研讨会论文集》，第3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国际形势有了新变化，邓小平对外交政策作出了创造性的扩充和发展，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外交总体战略方针。与时俱进的政策方针才能更好地使外交发挥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大效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对外交方针政策又有了新的指示和战略布局。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总额世界排名第二，出口总额世界第一。中国的国际角色已从主流国际体系的外部走向内部，中国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徐坚：《中华民族复兴的国际认同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外交的回顾与思考》，《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的演变与展望——2008年国际形势研讨会论文集》，第17页。>随着国际角色和地位的重大变化，中国越来越需要更多地向世界和国际社会展示自己“负责任大国”形象，作出相应姿态和贡献。中国要走向主流国际体系的内部，再坚守 “善于守拙”理念已不符合当前发展需求，亦不足应对域外势力和敌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和挑衅。

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外交政策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积极运筹外交全局，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新时期我国的外交主旋律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处理周边外交问题上，应做到“亲、诚、惠、容”。 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5日，第1版。与大国外交不同，周边外交面临处理的关系面更“杂”，更“细”，面对中国的崛起，周边国家对中国有猜疑，一些别有用心的域外国家和敌对势力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频频借南海等问题发难，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面临挑战。加大周边外交工作，创造共赢合作、利益相关的共同体是处理好国家关系的关键。中国一直重视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对东盟“10+3”等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加大了对周边国家的对外投资和援助，但由于机制建立和金融支持的局限性，外交出现了经济投入和政治收益不对称，“以经促政”效果不佳。东南亚国家的人口红利带动了其经济奇迹，其丰富的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者，主要大国在次区域的战略竞争加剧。中国的复兴之路需要安宁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

二、新时期中国开展金融外交的意义和战略布局

2014年是中国外交实现大跨越的一年，一系列积极的外交(特别是经济外交、金融外交)活动一改以往低调、沉默的国际形象，向世界展现出一种更有自信、更为活跃、更加有所作为的大国形象。作为整体外交的重要一环，周边金融外交尤其亮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是周边外交的重大举措，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共鸣和周边大多数国家的响应和支持。

加入WTO后，中国真正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年均增长10.7%，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1.7%，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正逐步从贸易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而中国所处的世界金融体系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主权财富基金和信用评级公司成为全球金融重要行为体。世界金融体系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欧债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揭示了目前由少数西方国家所构建的金融体系必须改革和转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而通过金融外交来协调好与其他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关系，已成为新时期维护国家利益最为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同时为中国向经济强国转变、金融崛起构建良好的世界舞台和国际环境。中国金融外交的战略布局重点是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全面升华周边金融外交既是贯彻周边外交又是大力推进我国金融外交两者结合的重大举措。

三、中国对GMS成员国加大金融外交的战略意义

湄公河是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一条国际重要河流，其自北向南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六国，全长4880公里。1992年，六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倡导下成立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reat Mekong Sub-region,以下简称GMS)机制。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具有开放性、广泛性和多重性的特点，其主要采取项目制合作方式推进次区域合作。1992年、1993年GMS经济合作会议上初步拟定了交通、能源、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经贸与投资和旅游等6个重点合作领域，随后各国通过每届GMS部长会议的召开和商定，其合作领域逐步扩大至通讯、农业、禁毒等领域，形成了交通、能源、环境、农业、旅游、贸易便利化、人力资源开发和投资等9个优先合作领域。亚洲开发银行在GMS中起着多重功能和作用，为域内国家提供专业咨询，项目贷款时不仅提供资金融资，还提供技术指导，协调和督促有关各方达成协议。

湄公河次区域位于亚洲大陆的“边缘地带”，地理位置尤为重要，除中国外的其他5个成员国都是东南亚国家，居于中南半岛，也被称为“陆上东盟”，这些国家是中国通过东南亚、南亚的陆路桥梁，地缘战略意义特别重要。随着中国崛起，美、日等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影响力增强削弱和损害自己既得利益和地区号召力，在该区域加大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投入，GMS区域的大国竞争日趋白热化，各国利益矛盾交织复杂。美、日还力图拉拢这些国家对中国形成弧形包围。

日本对东南亚的金融外交由来已久，湄公河区域更是其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并且长期是对GMS中五国重要的捐助国。日本对湄公河区域如此重视，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该区域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能成为为其持续提供原料和倾销商品的基地；二是湄公河区域地理位置重要，日本要占据地缘政治利益争夺的先机和有利位置。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担忧顾虑加剧，加大了在湄公河区域的金融外交并加强美日同盟合作，意图拉拢周边国家，谋求在该区域的战略利益。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最大股东，日本在对GMS国家的援助贷款及项目决策上有着重要影响，中国要在该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和话语权必须加大金融外交。

随着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与日俱增，美国加紧 实施“重返亚太”“重返东南亚”战略计划，在整体计划中又将湄公河区域单列出来，重点加大了对GMS五国的战略投入和金融外交力度，视湄公河区域为美实现亚太战略的前哨基地。东南亚是美战略运筹新的着力点，湄公河下游地区则是美新亚太战略的重要“侧翼”。*任远喆：《奥巴马政府的湄公河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第21页。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布了“亚太战略参与计划”(APSEI)，并在首届“美国-湄公河下游国家部长会议”上提出《湄公河下游倡议》，决定为新的援助方案“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MI)2020”提供5000万美元的资助，全面加强“美湄合作”。2011年美国牵头组建“湄公河下游之友”，其“朋友圈”包括GMS五国，日本、韩国等重要亚太盟友也位列其中。美国力图通过金融外交，加大地区参与度，恢复和扩大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最大限度遏制中国对湄公河区域和GMS其他成员国的影响力，通过强势介入制造事端纷争对中国深化与GMS国家合作制造干扰和破坏。

为有效突破美、日等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扩大中国在湄公河次区域及GMS成员国中的影响力，加大周边金融外交工作就显得势在必行。中国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一带一路”战略布局需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中与GMS五国的关系尤为重要，构建我国和缅、老、柬、越、泰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全面伙伴关系非常紧迫。

四、中国周边金融外交战略升级：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1.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

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区域经济合作密切，GMS更被视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但区内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融资需求巨大。根据2009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报告，2010-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预计为8万亿美元左右，其中新增能力占68%，维护和更换现有基础设施占32%(见表一)，平均每年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

表一：2010-2020年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体需求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亚行研究院(2009)；Bhattacharyay(2008)

亚行目前在亚洲的贷款达到近1000亿美元，其主要资金投向能源、通信及金融等行业，基础设施投资仅占34%。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银行难以填补如此大的资金缺口，因此搭建新的地区性投融资平台，动员更多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亚洲各国的心声。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下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5年3月31日，亚投行“朋友圈”已扩容至45个国家，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国家，其中意向创始成员国30个，14个国家已经提出了申请。

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实缴资本是认缴资本的20%。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将以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因此，中国将持有最大股份。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并不刻意寻求“一股独大”，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加，中国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

2.中国筹建亚投行对GMS国家的影响和作用

(1)体现大国善意和大国责任，化解GMS 5个成员国对中国的猜疑和顾虑。“国强必霸”是周边国家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普遍担忧，怎样化解“中国威胁论”，消除五国与中国深化合作的顾虑，全面深化国家关系已不能简单依靠传统的加大对外投资方法。面对域外大国介入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区域形势，中国须及时调整政策，打造“以经促政”的融资合作新模式。亚投行的建立正是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及GMS其他5个成员国关系挑战和问题的一剂良药，能解决国家合作中政治、经济、区域合作层面上存在的问题，推动GMS成员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缓解GMS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乏力的症结，减少GMS国家的顾虑，降低成员国间的摩擦和矛盾，推动中国与GMS国家关系 的“升级”，构建和谐周边，共创繁荣美好共赢的局面。

(2)助力周边战略构建，扩大中国在次区域的影响力，应对美、日等国对中国的遏制。东南亚是中国得以实施全面外交战略的唯一区域，*楚树龙、金威：《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GMS还是中国互利共赢落实睦邻周边，通过全面经济合作提升相互依存度，构筑周边战略依托，有效突破岛链封锁的关键区域，是未来中国周边外交发展最有空间也最有作为的地区之一。*卢光盛：《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关系》，《创新》2011年第3期，第5页。

美、日等国在湄公河次区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在周边制造麻烦和纠纷，遏制中国发展。在这种局面下，中国积极应对，进一步加大金融外交。亚投行的建立给GMS成员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深化了中-湄全面合作，加大对湄公河区域金融外交力度及深化与GMS五国的合作关系是中国在构建东南亚周边外交战略的关键。中国在与GMS五国友好合作的基础上，需继续扩大和深化彼此的经贸合作和紧密联系，亚投行的建立可以更加有效推进GMS成员国之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既符合次区域国家对中国的期望，也能化解对中国发展的顾虑和担心。

(3)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作为全球金融霸主的美国长期控制和主导着国际金融规则，并把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主要多边金融组织机构，以确保其和盟友的既得利益维护和延续，另外美国以其意志和偏好左右资金流向和投入，获批贷款和受援助的国家多是美国的盟友及其忠实拥护者。一些贷款国和受援国往往还需接受苛刻的条件来换取融资需求。发展中国家及低收入国家的权益没有得到切实的维护，新兴国家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与所作的贡献和价值不匹配，发达国家仍是现今全球体系的最大受益者。随着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进行了改革。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正式确认了早些时候在庆州召开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就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所达成的历史性协议，最终兑现了匹兹堡峰会的份额改革承诺。发达国家将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IMF份额；中国持有的份额将从3.72%升至6.39%，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谢世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2 期，第119页。但是，在世界三大多边金融机构中，美、日、欧仍然牢牢把控完全主导权，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和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见表二)。

表二:世界三大多边金融机构概况及美、中、日三国投票权排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

亚投行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是对现今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与世界银行、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错位发展。亚投行的筹建是对现今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公平性进行改革和纠偏，能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4)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中国与GMS国家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世行、亚行贷款和援助的方向主要侧重于减贫，以GMS为框架的合作方式看，其主要目标仍是致力于项目式脱贫，现今GMS国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资金缺口大，融资难等，亚投行所提供的贷款是目前五国所迫切需求的。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中GMS成员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泰国都在其中。2014年10月24日，五国都正式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由此可见GMS成员国对加入亚投行的重视程度和殷切期盼。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重要一环，一方面是体现中国作为地区大国所承担的相应国际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也是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搭建亲密友好关系的桥梁纽带。亚投行作为中国倡议发起的多边开发机构，能深化与GMS成员国的双边互信与协作，消除对中国崛起的顾虑和猜疑，加快中国与GMS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建设。

(5)加大人民币在次区域的使用和流通结算，减低汇兑风险，创造更加稳定安全的金融货币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国家增加了其他主要世界货币的储备和使用，旨在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缓解美元流动性的紧张。人民币作为亚洲最为坚挺的货币，国际地位不断提升，随着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的使用不断增加，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的地位也日趋稳固，有“民间储备货币”之称。GMS成员国中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国都具有实现人民币清算和结算的基础和接受度，其中2011年12月22日泰国与中国已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金额700亿元人民币/3200亿泰铢。由中国所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为GMS成员国提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贷款时加大人民币的使用，能减少货币汇率损失，能起到稳定区域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关键作用。

五、结 论

由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世界、亚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战略影响更为显著，打破了传统上由日本主导的亚行机制在GMS中的绝对优势，对于长期制约GMS成员国发展的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融资，全面促进区域内五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为次区域带去中国理念，让中-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牢牢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亚投行是中国新时期实施的一项重大周边金融外交决策，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局外交助力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