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外交遗产:国外不结盟政策研究综述

邹 琼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一、不结盟运动及其相关历史文献

在不结盟运动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国外学者之一是M.S.Rajan。这位学者的研究历时比较久，从他的几本合集和专著①M.S.Rajan，Studies on Non-alignment an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Theory and Pratice，New Delhi:ABC Publishing House，1986;M.S.Rajan，The future of Nonalignment an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Some Reflective Essays，New Delhi:Konark Publishers PVT Ltd，1990;M.S.Rajan，Nonalignment＆Nonaligned Movement:Retrospect and Prospect，New 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90.来看，虽然主要集中于研究不结盟运动，但也经常从印度对外政策的立场来理解不结盟政策。他对于印度选择了不结盟政策的原因有一个特殊的解释:作为那一时期的众多风云人物之一，尼赫鲁比同时代任何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更有表达自由的精神。他还指出，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不结盟政策起源于冷战，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他认为不结盟扎根于强大的历史因素中，即印度自身的多样性特征使得它将国际社会也看成是多样性的，印度的政治思想拒绝了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两分法。

Ivan Kovalenko的The Non-aligned Movement:the Soviet View一书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强调运动的反帝倾向。该书涉及的内容比较全面，考察了不结盟运动在国际裁军、反种族歧视、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等问题上的意义和作用。为我们理解印度与苏联的关系提供一个背景。类似的主题还有Alvin Z.Rubinstein的Yugoslavia and the Non-Aligned World一书，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虽然反殖民主义是不结盟国家共同行动的有利号召，但不同的建国道路使得印度与南斯拉夫的不结盟角色有明显差异，尼赫鲁无疑有借助领导不结盟运动从而增加印度在国际社会话语权的企图，而铁托虽然拒绝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但不结盟运动的意识形态色彩似乎更浓，如果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更强调自助，铁托的不结盟政策似乎更偏向于合作。②Alvin Z.Rubinstein，Yugoslavia and the Non-Aligned World，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Miodrag Marovic的Divisive Attempts in the Nonaligned Movement一书认为在不结盟国家中对于不结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存在着不一致的看法。当时曾流行着一种看法，即不结盟运动是社会主义体系扩散的一个阻碍。③Miodrag Marovic，Divisive Attempts in the Nonaligned Movement，Beograd:STP Socialist Thought and Practice，1979，p.36同时在客观上不结盟运动的防御性政策又在为那些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创造着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作者认为当时有很多人都希望不结盟运动应该更明确地成为社会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逻辑已经把世界看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个部分。作者的总体观点是:尽管社会主义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方面与不结盟运动有着某些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但是不结盟运动并不属于社会主义体系。

Attar Chand的Nonaligned Solida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一书回顾了不结盟运动从1961到1983年间的合作历程，认为不结盟运动的3个主要目标是反对新旧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推动自由主义。作者认为不结盟运动所反对的那些思想主张不仅把世界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部分，更严重的是对于人权的侵害，因为过去的那些政策原则意味着将世界上的人区别对待，不结盟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抵抗这种人为划分的平台，作者大约是将国家安全，尤其是那些不愿意融入冷战中任何一个阵营的国家的安全寄希望于它们彼此间的团结，与其它不结盟运动专著不同的是，该书并没有太多内容着力于探讨意识形态分歧，而更像是讲述了一段在意识形态两分的世界中，不结盟运动如何为那些拒绝这个世界的国家开放了一个避风港的历史。①Attar Chand，Nonaligned Solida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Delhi:UDH Publishers，1983.

总的来说，从国际政治运动的角度来研究不结盟运动的文献还是比较丰富的，这些文献相对比较集中于上世纪60年代、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两个阶段，前者是因为恰逢60年代也是众多发展中小国纷纷独立的阶段，所以这一运动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者则是因为那一时期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纷纭，尤其是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不利，通过不结盟运动抱团取暖、反对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思潮又一度成为很多学者思考的主题。冷战结束后，尽管也存在一些对不结盟运动的总结或评论性文献，但是数量较少，可能跟不结盟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渐低落有关，不过不结盟国家仍然会定期举行会议，虽然其影响远不如从前。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还有Kristin S.Tassin的“Lift up Your Head，My Brother:Nationalism and the Genesis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Sally Morphet的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Doing and Where Is It Going?”O.Jankowitsch和K.P.Sauvant合著的The Third World without Superpowers:The 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Non-Aligned、A.W.Singham的The Nonaligned Movement in World Politics、Irene Brown的 “Studies on Nonalignment”、A.Orlov 的 The Non-Aligned Movement:40 Years After等。②Kristin S.Tassin，Lift up Your Head，My Brother:Nationalism and the Genesis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Spring 2006，Vol.XXIII，No.1，pp.147-165;Sally Morphet，Multilateralism an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Doing and Where Is It Going?，Global Governance，2004，vol.10，pp.517– 537;A.W.Singham，The Nonaligned Movement in World Politics，ASA Review of Books，1979，Vol.5，pp.116-118;Irene Brown，Studies on Nonalignment，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1966，Vol.4，Issue 04，pp.517-527.

二、不结盟政策研究/印度外交政策研究中涉及不结盟政策的文献

(一)决策者层次

T.N.Kaul的India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主要探讨不结盟在世界变化中的作用，针对有人把不结盟政策理解为“中立政策”或者某种“权宜之计”，以及对于不结盟政策的所谓不积极或游移态度的批评，作者提出了反驳。作者认为“尼赫鲁是世界上第一位把不结盟置于外交政策重要地位的政治家，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③T.N.Kaul，India and the New World Order，Vol.one，New Delhi:Gyan Publishing House，2000，p.12.

Yuri Alimov也在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一书中讨论了尼赫鲁对于印度外交政策的思考，作者认为印度外交政策深受尼赫鲁不结盟哲学的影响，而且不能简单地将尼赫鲁看作和大部分国家政策制定者一样的角色，与大多数学者仍然认同尼赫鲁即使采取不结盟外交政策也是基于印度的国家利益考虑不同，作者认为尼赫鲁总是将和平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因为尼赫鲁相信从长远的眼光看，即使是自我利益也会要求与其他国家合作、对其他国家展现好意的政策。作者认为尼赫鲁始终是把印度的利益置于一个很宽广的背景中来解释并且强调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只会危及国家的福祉。因此尼赫鲁提倡“我们从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与世界和平的背景中审视印度的利益。”④Yuri Alimov，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7，p.24.作者认为尼赫鲁之所以有这种看待外交政策的立场，是基于他坚定的哲学信念:这个世界尽管充满了对手、憎恨与内部冲突，但历史的方向不可避免地趋向于在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

New Dimension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一书的作者是于1996年至2004年间三次当选总理的瓦杰帕伊，这本书收集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瓦杰帕伊担任印度外交部长期间的言论。在这本书中，他并不反对过去的不结盟政策，但对国大党时期的外交政策实践有所批评，他明确主张“恢复不结盟政策本来的面目”。他对不结盟政策的基本理解是:“其实质不是中立，而是自由……，即每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都有实行最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政策，独立判断每一事件的自由”①Atal Bihari Vajpayee，New Dimension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New Delhi:Vision Books，1979，p.83.。虽然不结盟政策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直受到重视，但瓦杰帕伊的言论表明，他不认为国大党的政治家很好地执行了完全建立在印度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外交政策。

从决策者的层次来研究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或外交政策的文献比较丰富的原因一方面是印度的政局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仅仅尼赫鲁家族的三位总理就占据了印度独立以来几乎一半的任期，因而可以认为其外交政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故而很多学者会探究印度的领导人对于外交政策的态度和思考。另一方面，和大多数二战后独立的国家一样，印度的外交政策受到建国领导人影响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在探讨印度外交政策的起源时，涉及最多的是对尼赫鲁外交思想的研究。就如同学者Pratap Bhanu Mehta所揭示的，尼赫鲁的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印度的外交政策。虽然作者的观点是正是由于印度缺乏真正的战略思想，所以尼赫鲁的哲学思想便填补了这一空缺。②Pratap Bhanu Mehta，Still Under Nehru’s Shadow?The Absence of Foreign Policy Frameworks in India，India Review，2009，vol.8，no.3，pp.209–233;这方面比较有价值的研究还包括 Sauripada Bhattacharya，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Neutralism: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hru Er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9，Vol.38，Issue.4，pp.812-812;Surjit Mansingh，India's Search for Power:Indira Gandhi's Foreign Policy，1966-1982，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5，Vol.44，No.3，pp.643-644;Diego Maiorano，Mrs.Gandhi’s Final Term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ongress(I)’s Social Base，India Review，2012，vol.11，no.1，pp.23–45;Michael Brecher，Nehr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hina-India Conflict Revisited，Pacific Affairs，1977，Vol.50，No.1，pp.99-106;Meg GurrySource，Leadership and Bilateral Relations:Menzies and Nehru，Australia and India，1949-1964，Pacific Affairs，1992，Vol.65，No.4，pp.510-526.

(二)国家层次

印度的对外政策研究往往带着一种对外部环境认识的基础，中国和外国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Yaacov Y.I.Vertzberer有一本书的标题就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The Sino-India Conflict，1959-1962.印度外交部当时的文件也直接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把我们 (同)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大背景下来评估….当今世界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为相互竞争的双方领导人提供了缓和紧张局势解决问题的途径。”③India，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1961-1962，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In Parliament(2 parts)，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Vol.1，p.315.

Angus Maddison指出在大多数被先进的经济强国殖民过的国家，民族主义比欧洲地区更紧张和复杂。他是通过对民族主义的考虑来理解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成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他认为印度存在4种主要的民族主义形态，值得进行区分，因为它们自印度独立以来对于社会和经济政策具有不同的影响。第一种民族主义形态是保守主义的。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没有产生持续的影响，因为这种民族主义形态没有意识形态作为支撑，不能提供与西方文明配套的本土资源。另外3种形态分别来自资产阶级式的、社会主义的和反帝国主义的思想资源。作者认为自印度建国以来至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和非革命道路的混合物。④Angus Maddison，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India and Pakistan since the Moghuls，Reprinted，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2006，p.86.印度的内外政策均是受到上述民族主义形态影响的尼赫鲁思想的反映。这种反映在现实外交中就表现为一种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不结盟政策。

Ranbir Vohra的The making of India:a political history一书非常细致地介绍了印度从古自今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政治发展历程，是对印度内外政策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性论著。作者将印度建国后的历史归纳为寻求国家身份的努力。作者认为，在印度建国的时候，冷战已经为国际关系奠定了一个东西方冲突的框架。尼赫鲁对于帝国主义有一种深切的厌恶并且对社会主义有一种好感，他巧妙地创造出一个脱离于这个既定国际关系框架的机制。作者明确指出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不是孤立主义的。印度试图帮助那些非洲和亚洲国家新独立的国家获得自由，并且让他们相信自己的不结盟主张。作者认为尼赫鲁试图塑造一个新的秩序，但是并不成功。比如正是凭借不结盟政策，印度才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印度对于中国的开放态度却没有实现把中国也纳入不结盟体系的美好愿望。总的来说，作者的分析和解释跟国内大多数学者基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势力平衡等主流见解差不多。①Ranbir Vohra，The making of India:a political history，New York:M.E.Sharpe Inc.，2013.

Priyankar Upadhyaya的Nonaligned states and India's international conflicts一书是冷战结束前后探讨不结盟运动和国际关系的未来的一部论著。作者从不结盟运动所具有的身份特色开始分析，他认为在冷战期间，不论是作为一项有深刻洞察力的外交政策，还是一项国际运动，不结盟都极具价值。自从不结盟发端于50年代早期，这一概念很明显地影响到了大多数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并且给予它们一个现代世界中独具特色的身份。通过拒绝冷战的两极模式，不结盟国家尝试通过提供一个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方案来影响国际关系。尽管不同的国家在选择不结盟政策时有着各种考虑，作者认为它们共同反对两极对峙这种危险的关系设定，作为前殖民地和苦于自身不发达的社会经济状况，不结盟国家非常强烈地希望避免冲突的局面，因为这会破坏他们艰难赢得的独立和妨碍他们追求国家发展。因而，在作者看来，不结盟起源于作为一项不参与任何由大国领导的军事联盟的实践，又具有了“基于自由和社会正义去扮演一个独立的国际角色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身份内涵。”②Priyankar Upadhyaya，Nonaligned states and India's international conflicts，New Delhi:South Asian Publishers，1990，p.2.

除了上述从印度的国家观、安全观出发以及从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思路出发研究印度的不结盟政策的文献，西方，尤其是印度国内从国家层次上研究印度外交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特别关注边界问题，也许是因为近现代的历史中，印度几乎不曾直接参与任何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战争，它的不结盟政策也往往被视为带有和平主义倾向的温和政策，但自独立以来，印度又多次和周边国家发生局部战争，所以这种反差也成为很多学者理解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独特领域。虽然这批研究通常并不会大篇幅的探讨不结盟政策，但一般也会以不结盟外交或者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作为边界问题或者印度与邻国关系探究的一个背景。③多学者都有意无意的把中印边界冲突看成不结盟政策一定程度上的失败，包括David Scott，India's Extended Neighborhood’Concept:Power Projection for a Rising Power，India Review，2009，vol.8，no.2，pp.107–143;Elliot Sperling，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the Indo-Tibetan Border(1987–88)，India Review，2008，vol.7，no.3，pp.223–239;John W.Garv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Sino-Indian Relations，India Review，2002，vol.1，no.4，pp.1-38;Sushil Kumar，Power Cycle Analysis of India，China，and Pakistan in Regional and Glob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3，Vol.24，No.1，pp.113-122;Rajiv Sikri，The Tibet Factor in India-China Relat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Summer 2011，Vol.64，No.2，pp.55-68;Sumit Ganguly，Wars without End:The Indo-Pakistani Conflic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95，Vol.541，pp.167-178.

(三)国际体系层次

K.P.Misra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很多研究尽管频繁地用各种理论、方法，但通常只是历史记录或描述式、展望性的政策研究。这些已发表或未发表的研究缺乏严格和复杂的论证。他认为在过去四十年中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者已经为人瞩目，但是学者对此的研究仍然有限。而且对不结盟运动或者印度的不结盟政策缺乏成体系的研究。一些文集和文件汇编已经出版，但仍旧很不够。作者将第七届不结盟会议期间不结盟运动内部发生的分歧和领导权问题作为他研究不结盟的一个样本，他认为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跟很多学者一样，他认为不结盟运动既是一项国际运动，也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不结盟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批判性因素。④K.P.Misra，Nonaligned Movement India’s Chairmanship，New Delhi:Lancers Books，1987，p.4.作者认为不结盟作为一项国际运动和外交政策的时间并不一致。作为一项国际运动，不结盟形成的标志是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国家高峰会议。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原则却始于印度更早就开始的探索。在作者看来，这种探索体现在印度国大党提供了一项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表达他们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之中。这才是不结盟运动生长起来的种子。它是对于现行国际关系的一种独特认识和反应，所以不结盟运动或政策会很自然地反对某些特定的价值，同时提倡其他的一些价值。比如，作者认为印度想要推动的价值包括长远的国家利益，基于和平与公正的国际秩序。另外，作者也认为，印度的不结盟诉求并没有人们通常理解的那么具有野心，而是一个有限度的外交原则。

Pradeep Mathur和K.M.Shrivastava的Non-Aligned Movement:New Delhi and Beyond一书是另一本同一时期研究不结盟政策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著作。两位作者认为不结盟运动产生20多年以来，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写作此书时恶化的经济危机威胁到了不结盟运动去实现它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改善人们生活的宏伟蓝图。作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领导人缺乏五、六十年代领导人的政治才能、远见卓识。不结盟运动面临的挑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反不结盟运动的立场。但更大的威胁则是在这些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内部缺乏关于不结盟政策的公共讨论，没有形成舆论支持。按照作者的观点，存在一些新的殖民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他们希望破坏或延迟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此书的写作期间又正值两伊战争，伊朗和伊拉克已经在不结盟的议题中发起了舆论战，作者认为它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即虽然这些国家都聚集在不结盟名义下，但没多少国家真的关心不结盟运动集体的利益和理想。①Pradeep Mathur and K.M.Shrivastava，Non-Aligned Movement:New Delhi and Beyond，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 Private Ltd.，1984，p.43.作者的这些论述意识形态味道比较浓，观点也相对传统，但是作者对于不结盟运动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各种不同观点分歧的详细描述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不结盟进入新阶段的背景和有别于不结盟运动起源阶段的新特点。

Peter Willetts的The Non-Aligned Movement:the Origins of a Third World Alliance一书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对于大国与小国关系来说，没有任何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能超越不结盟的原则。②Peter Willetts，The Non-Aligned Movement:the Origins of a Third World Alliance，New York:Nichols Publishing Co.，1978，p.xiiiPeter Willetts认为大部分关于不结盟运动的著作都过于强调其国际背景而忽略了运动内部不同国家的独特性。作者很好地将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与印度的意识形态变化结合起来为我们介绍了印度建国初期不结盟政策的观念背景。“不像埃及和南斯拉夫，印度的独立从未被严重的威胁过。只有当印度与强大的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边境冲突后，它才失去了他的优势。”③Peter Willetts，The Non-Aligned Movement:the Origins of a Third World Alliance，New York:Nichols Publishing Co.，1978，p.5.Peter Willetts认为印度对于不结盟政策的理解自从建国之后一直是一种外交政策的视角。根据他的统计，印度在1946～1950年间更频繁地使用“独立政策”一词，在1950～1958年期间更倾向于使用“地区和平”一词，而在1958年之后印度开始更多的使用“不结盟”一词。“不结盟在60年代主要是针对第三世界的一项政策和小国的防御性政策。印度的不结盟政策重点却有所不同”，“印度采取这项政策的立场不是为了与大国协商而是为了跻身大国行列，虽然不是第一流的大国。”④Peter Willetts，The Non-Aligned Movement:the Origins of a Third World Alliance，New York:Nichols Publishing Co.，1978，p.5

作者认为直到1948年，不结盟政策还没有变成一种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尼赫鲁有一段话最清晰地反映出了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不同于小国的不结盟政策。他说:“如果我们只是欧洲或者亚洲的某个奇怪小国，我们的独立外交政策将没有什么重要的。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成为影响舆论的大事……我们潜在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大国。”⑤S.L.Poplai(Ed.)，Select Documents on Asian Affairs，India 1947-50，Vol.2 External Affai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1959，p.29.所以作者的观点是不结盟政策之所以被印度接受主要在于它符合印度对自己作为一个特殊类型的大国的定位。①Peter Willetts，The Non-Aligned Movement:the Origins of a Third World Alliance，New York:Nichols Publishing Co.，1978，p.6.

I.I.Kovalenko和R.A.Tuzmukhamedov合编的The Non-Aligned Movement一书是从意识形态和观念起源、演变的角度来探讨不结盟运动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所蕴含的深厚的思想渊源。该书认为就像所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一样，不结盟运动是现代思想的产物。它受惠于之前的历史发展和世界性事件，这就是为什么正确理解不结盟的本质和它的意识形态资源需要对这些世界现象进行一个历史性的分析。编者认为十月革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提供了一个传播自由思想的源泉，因为它反对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殖民统治，主张民族自决，它为那些向往民族自由和独立、平等地位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思想武器。编者认为即使在不结盟运动中也存在不同的思想观念相互冲突，这些相互冲突的观念反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不同国家的各种社会力量都把自己的观念赋予这场运动，甚至有一些观念是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编者认为在不结盟运动中有两种明显的意识形态观念对抗，一种是反帝国主义的观念，一种是保持等距离的中立主义观念。②I.I.Kovalenko and R.A.Tuzmukhamedov，eds.，The Non-Aligned Movement，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vised Russian text，1988，p.181.作者显然是站在前一观念的立场上来看待不结盟运动的价值。有可能因为此书的两位编者是苏联学者，所以这本书似乎力图把不结盟运动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编者认为提倡后一种不结盟运动观念是对于不结盟的一种意识形态洗脑，因为接受这样一种对于不结盟运动的定义就很轻易地使得西方的价值和观念进入到不结盟成员国中。可见虽然不结盟运动成员自己宣称是独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但是这两大阵营仍然力图影响不结盟国家的思想。

应该说，严格遵循国际政治理论的所谓体系层次来研究不结盟政策的文献并不是太丰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虽然论及不结盟运动或是世界范围内的不结盟政策时，难免会带着一种世界体系的视角，但是冷战期间的大量文献带有浓厚的反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意味，其对于国际政治体系的思考多是抽象式的、意识形态化的，真正从国际体系的层次进行不结盟政策的理论化工作的研究并不多;二是体系层次的分析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虽然一度被重视，也被很多学者运用在其对国际问题研究中，但不结盟运动实际上在冷战结束前已经远远不如上世纪60年代那么受人瞩目了，冷战后的不结盟政策研究更难以吸引到多少关注度。冷战后很多学者的研究确实带有国际体系层次的眼光，但他们往往并不专门研究不结盟政策，而是宽泛的以印度外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这其中虽然不乏涉及不结盟政策的内容，也往往集中在冷战早期不结盟运动兴盛时。这些研究的关键词大体还是体系或地区的权力平衡。比如 Robert L.Rothstein的“Alignment， Nonalignment， and Small Powers:1945-1965”就明显的带有冷战高峰时期以极化眼光看待国际政治的痕迹。作者将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小国看作一个功能性的权力平衡体系，并将其与19世纪上半叶的维也纳体系相比较，他认为相较于不结盟国家，后者虽然对于小国有较多的限制，但是作为补偿，维也纳体系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他认为从历史上的不同体系来看，所有满足了小国的灵活性的体系最终会损害他们的长期安全。作者反对那些认为可以建立一个现代的政治体系，置身于其中的小国既享有安全又能保持自由的看法。作者通过研究冷战时期国家间互动模式，认为对于小国来说，传统的逻辑仍然是正确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尽管准确刻画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是困难的，但两极权力格局才能帮助人们理解小国的行为已经被多么深刻地改变。不论核技术是否已经达到极限，作者认为在军事领域中，美苏的两极权力创造了一个相对平静的体系，这使得不结盟政策在两极格局的权力分配体系中被视为“不道德”。因为在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两极格局中是没有不结盟国家的生存空间的。③Robert L.Rothstein，Alignment，Nonalignment，and Small Powers:1945-1965，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ume 20 ，Issue 3，p.398所以作者认为即使用不道德来形容不结盟政策也许欠妥，但用不明智来评价不结盟政策则并无不妥。作者认为有些人相信小国在两极体系下获得安全之后可以脱离于美国或苏联控制采取更多自由的行动，以及不结盟或者中立的政策选择可以为他们在东西方斗争中争取更多利益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66年，此时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还未出版，但显然两位学者的思想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都强调两极的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制约，都轻视小国的地位和行动空间，也都把核力量看作造成权力平衡的重要现代因素。但是作者不恰当地把不结盟政策视作一群追求中立主义的小国所执行的政策，并不认为不结盟政策蕴含别的什么价值，这可能是大多数体系层次研究的惯性:仅仅把国家看作或大或小的权力承载者。①相似的可以从体系层次来归纳的相关研究还括Sally Morphet，Multilateralism an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Doing and Where Is It Going?，Global Governance，2004，vol.10，pp.517-537;Homer A.Jack，Nonalignment and a Test Ban Agreement:The Role of the Nonaligned States，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62，Vol.7，No.3，pp.542-552;Michael Brecher，Non-Alignment Under Stress:The West and the India-China Border War，Pacific Affairs，1979，Vol.52，No.4，pp.612-630;David Moore，The Second Age of the Third World:From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o Global Public Goods?，Third World Quarterly，2004，Vol.25，No.1，pp.87-109;Mohammed Ayoob，The Third World in the System of States:Acute Schizophrenia or Growing Pai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89，Vol.33，No.1，pp.67-79.

(四)国内政治层次

很多学者在研究不结盟政策或是印度外交时往往更多地与权力、利益这些关键词或国际体系、外部威胁联系起来，尤其是现实主义学者，不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学者，还是新现实主义学者，早期几乎都未过多地考虑国内政治、文化、制度的因素对于这一问题的影响。但是随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流行，也开始陆续有一些学者尝试进行从国内政治因素、国内政治结构过渡到国际层次结果的研究。

在U.C.Jain和Jeevan Nair的Foreign policy of India一书中，作者认为不结盟运动逐渐被视为印度外交政策最具有创造力的诠释。②U.C.Jain and Jeevan Nair，Foreign policy of India，Jaipur:Pointer Publishers，2000，p.252.印度的独立成就开始了真正的反对殖民体系的第一步。作者认为反帝国主义斗争是由于追求国家自由而跟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关系不大，不结盟运动只是反殖民主义的一个伴生物。但同时，作者认为如果不结盟运动因为这些成就而自我满足，仅仅是满足于它的地缘扩张力量，它很快就会失去力量。作者认为，作为不结盟成员国的外交选择，不陷入与大国的军事联盟是不够的。还需要赋予不结盟一些积极内容。它必须代表一定的理想。它必须是一种在国内重建进步事业的热烈的渴望。书中指出在绝大多数不结盟成员国中，各种形式的军事独裁者和权威人物统治其人民，这些统治阶层既无情又腐败，从这些国家的领导者身上根本看不到任何道德标准。作者的结论是:除非不结盟引导人们消除这些既得利益、释放生产力、为建立民主自由和经济公平的体制而努力，否则不结盟运动将会因为其贫乏而丧失生命力。所以印度应该在自己的外交政策中体现出这条道路的价值。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India's Rise to Power”一文的作者Amrita Narlikar认为最近这些年有很多老生常谈的文章过分吹嘘式地谈论印度的崛起。作者利用和完善了“否决角色” (vetoplayer)这一概念来使得对于印度崛起的研究有可操作性。作者认为，虽然在国际关系的某些场合印度确实获得了“否决角色”的地位，但是仍然有3个值得怀疑和警惕这种乐观的理由:首先，印度的崛起也许看上去显得戏剧性和突然，但它仍然是一个长期和逐步增长的过程的结果。这一观点提示人们，对于面临与印度相似的国际环境的国家来说，并不应该随意放弃过去的政策，因为近期的成功并非只是过去短期内的政策结果。其次，如果印度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和希望成为真正的大国，它必须处理好很多国内问题。再次，印度在某些重要谈判场合获得的“否决角色”并没有自动的转化成积极的影响力。作者特别强调指出那些文章的不恰当的假设:印度的崛起是执行近期的内外政策的结果，这些近期的政策与以前的政策似乎看起来是完全对立的。③Amrita Narlikar，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India's Rise to Power，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8，No.5，p.983.很多人认为正是这种政策的跳跃提高了印度的大国地位。但作者认为这种假设根本就是错的。这篇文章尝试性地用一个理论化的概念工具“否决角色”把印度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地位联系起来，以此来反驳了那些过分乐观印度的大国形象、过多谈论抛弃不结盟等传统政策原则，主张印度的政策大变革的观点。

总的来说，这种从国内政治层次研究印度不结盟政策或者外交的著作与文章通常都聚焦于印度国内的政党政治、精英与利益集团、或者地方势力等因素，其分析理路也仍然是现实主义意味比较浓厚的，这些文章也并非都很明显地体现出理论化特征。比如Sita Gopalan的India and non-alignment:a Study of 1962 Sino-Indian Conflict一书从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的角度看待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作者的观点代表了印度国内一部分人的看法:即不结盟政策没有为印度带来中国的友谊，反而刺激了中国的扩张。①这方面的文章还有 Cedric Grant，Equ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Third World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Affairs，1995，Vol.71，No.3，pp.567-587;E.Malcolm Hause，India:Noncommitted and Nonaligned，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960，Vol.13，No.1，pp.70-82;Andrew Newby and Gavan Titley，The‘War on Terror’and Non-alignment，Peace Review，2003，vol.15，no.4，pp.483–489;Partha S.Ghosh and Rajaram Panda，Domestic Support for Mrs.Gandhi's Afghan Policy:The Soviet Factor in Indian Politics，Asian Survey，1983，Vol.23，No.3，pp.261-279;Partha S.Ghosh，Foreign Policy and Electoral Politics in India:Inconsequential Connection，Asian Survey，1994，Vol.34，No.9，pp.807-817.

也有一些文章偏向的是建构主义理路，Nation-Building and Foreign Policy in India——An Identity-Strategy Conflict一书是比较典型的以国家身份作为变量来研究印度的政策变化的专著。作者认为印度外交政策中也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但是不同于多数学者将这种二元性归结为印度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或者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位作者认为症结在于印度的民族性或者说国家身份的建构尚未完成。作者认为甘地、尼赫鲁以及之后的领导人在印度民族身份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思考。这些不同的主张使得印度的民族/国家身份天生具有道德观点的争论和不稳定的特点。作者认为尼赫鲁时期的国家身份定位使得印度的外交政策带有一种全球目标。②Tobias Engelmeier，Nation-Building and Foreign Policy in India:An Identity-Strategy Confli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85.不结盟政策是民族/国家身份的具体体现。作者认为这种二元性既有其天生的缺陷，也有其优势，这种国家身份与战略思考之间的冲突是印度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③相似的研究还有A.P.Rana，The Intellectual Dimensions of India's Nonalignment，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9，Vol.28，Issue.2，pp299-312;Akhil Gupta，The Song of the Nonaligned World: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Reinscription of Space in Late Capitalism，Cultural Anthropology，1992，Vol.7，No.1，pp.63-79;Shankar Gopalakrishnan，Defining，Constructing and Policing a“New India”:Relationship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Hindutv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06，Vol.41，No.26，pp.2805-2813.

(五)不结盟政策与核问题

Nuclear Policy of India，A Third World Perspect一书的作者认为中印两国开发核武器的动机和背景并不相同，尤其是从外部压力角度来看，中国对核武器的渴望更多的是基于对外部威胁的自然反应，而印度的整个核政策辩论过程中，其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并没有遭到挑战，作者认为核武器对于印度政策而言，其价值在于可以作为一种平衡地区权力的工具，没有这种平衡理论，不结盟政策将难以维持。④Pathak，K K，Nuclear Policy of India，A Third World Perspect，New Delhi:Gitanjali Prakashan Press，1980.

William Potter和Gaukhar Mukhatzhanova的Nuclear politics an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inciples vs pragmatism一书是较新的关于不结盟政策与核政策关系的专著。作者认为不结盟运动具有很大的潜力作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处理很多最紧迫的核裁军、核不扩散、恐怖主义问题。作者认为很多专家和学者只专注于不结盟集团中的少数成员，而忽视了这一组织的巨大平台。作为曾直接参与核不扩散协商过程的专家，作者认为仅仅考虑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数目，就应该意识到不结盟组织是核武器控制舞台上的重要一方。而且考虑到不结盟运动比较缓慢和拖沓的决策作风，它很容易成为核不扩散协商进程的阻碍力量。该书详细讨论了2010年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期间，不结盟集团作为一个重要的讨价还价行为体的种种行动。在作者看来，2010年度不扩散核武器就如同不结盟集团内部的核政治博弈的一个微观世界。⑤William Potter and Gaukhar Mukhatzhanova，Nuclear politics an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inciples vs pragmatism，New York:Routledge，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12，p.76

三、既有文献与研究方法述评

不结盟运动兴盛的时期，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曾经受到较多的关注和研究，随着不结盟运动的衰落，印度不结盟政策的研究虽没有间断，但也经历了一个低潮期。冷战结束后，不仅随着印度实力的增长，对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在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研究中越发显得重要和迫切，而且已经陆陆续续有些学者再次注意到不结盟政策的重要性及其至今仍然存在的影响。通过一些学者的努力，也已产生了一些成果。但相较于对美俄这样的大国研究，欧盟、东盟这样的地区研究和日韩这些周边国家的研究而言，广度和深度尚有不及。就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文献来说，遗憾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缺少系统性的论述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学术成果。部分以不结盟政策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尼赫鲁时期，多为描述性分析与历史回顾，仅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献参考意义。

(2)理论化程度不够。不结盟政策研究或者是历史性介绍，或者多围绕冷战的背景以权力平衡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看待、评价这项政策。当然，目前已经涌现出一些学者尝试用新的理论来解释印度外交政策，主要是针对譬如中印1962年的冲突、印巴分治等历史节点的片段式解剖，这种努力值得鼓励，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来这类理论模型加个案的解释在其选取的少数历史样本上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往往能自圆其说，但是如果将其扩大到对印度独立以来的外交史研究，则很容易就可以找出相当多的反例，这类理论往往为了追求理论的特色和创新而寻求吻合其理论视野的少数特例。二来这类解释往往只是三言两语交代一下不结盟政策的背景，甚至很多无视不结盟政策长期在印度外交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令读者觉得似乎不结盟政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名称。这种研究最常用地缘政治、国际体系的权力平衡来看待印度的外交，顺着这类学者的思路，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丧失了其特色，留下的只是普遍使用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式的万能通则。

(3)既然存在上述局限，那么自然现有研究也就无法体现出不结盟政策自身的变化脉络和根源，学者们都认同尼赫鲁时期、英迪拉·甘地时期、冷战后时期印度的外交政策表现出不同的面貌，但不结盟政策又一直为印度政府所坚持，即使是在“英迪拉主义”这一令人联想到权力政治术语的时期。这样一来，如果希望解释完整的印度建国以来的外交政策，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从权力、利益的维度来解释，与此同时，不结盟政策又是众多学者总结印度外交特色时提及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故而在这些学者的研究工作和他们对印度外交的感性体验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裂痕:抛弃不结盟政策，则印度的外交政策中的印度二字无从体现，保留不结盟政策，与印度不同时期采取的霸权声张似乎又难以兼容。结果就是不结盟政策似乎沦为一个重要而缺乏现实感的外交名词。

(4)普遍而僵硬的两分法。绝大部分学者都注意到不结盟政策或是印度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的两面性:一方面，建国伊始，印度的外交政策就带有一种道德说教的意味，一种理想化眼光看世界的特色，另一方面，印度外交中又时常展现出强硬甚至是霸权的一面。对于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眼光的学者，他或许会将这种两面性纳入权力政治的框架:国家时而强硬时而妥协本来就是常态。但是困难在于这种两面性很难纳入不结盟政策，英迪拉·甘地的很多政策在一些学者看来就是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也因此不少文献中出现过“抛弃不结盟政策”这样的字眼。①Shankar Gopalakrishnan，Defining，Constructing and Policing a‘New India’:Relationship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Hindutv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06，Vol.41，No.26，pp.2805-2813.但是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不结盟政策还是印度外交的核心原则之一。这种偏离与坚持的矛盾被学者们轻易地置于理想与权力的二分视野中，给读者留下的是一个分裂的印度外交形象。即使说这种分裂表象确实是一个事实，我们更需要的也是对这种分裂的根源的解释，而不是对这种现象的重复描述。

结 语

以上是对既有文献整理过程中的总体观感和一般概括，笔者认为印度不结盟政策有其自身特殊的价值，这份价值还由于中国学者对印度外交研究的整体现状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而更显急迫。

首先是国内学者对不结盟政策的研究散布于琐碎的历史细节探究之中，很多学者在回顾1962年中印冲突之前两国的蜜月期时都带着一种深深的遗憾:两个几千年来和平共处的亚洲大国为何毫无征兆的滑向战争边缘，于是他们或者把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解释为一种予取予求的权宜行事的外交策略，或者干脆让印度的外交政策在中国学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特征。这种特征长期存在于国内的印度外交政策研究专著和文章中。

其次，不仅是对历史的理解，大多数中国人对印度外交的现实理解也是有所偏差的，中印目前仍旧存在领土争议，但相较而言，中印边境要比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在海上主权的争吵显得更为宁静，偶尔被媒体曝光的进入对方控制区的活动一般也不会引发像在南海那样的严重对峙，但是中印两国的媒体似乎都有着曲解对方的癖好，反映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一方面印度在领土、外交方面的举动似乎应对、防范中国的意图很强，任何风吹草动似乎都被看作是针对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媒体报道中的印度又是一个懒散、低效率且盲目自负的追赶者形象。①唐璐:《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对华认知》，《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因而，系统地研究不结盟政策，从对外交往方面还原一个真实的印度而非真假参半，甚至是恶意曲解的想象中的印度面目也显得十分必要。

另外，某种意义上，虽然中国现在仍旧维持着与朝鲜的盟友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奉行的也是不结盟政策，当然中国的不结盟政策更多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不结盟。以至于经常有学者质疑这种政策，认为中国可以考虑有需要的结盟立场。②阎学通:《中国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国防时报》2011年6月8日第11版;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印度也存在这种结盟与否的争议与辩论，但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并非是一项单纯经过外交决策人员权衡利弊，计算得失之后的结果，很多学者都认为这项政策有其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植根于印度的传统、文化、宗教等因素，但大多数学者对这方面的探讨又语焉不详或者寥寥数笔一带而过，因而一个整体性的对印度不结盟政策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印度外交，在中印同为受人瞩目的新兴大国的背景下，这项工作更显意义重大。

这些历史和现实中的困惑、误解、尚未澄清的不结盟政策的其他侧面提醒当代的学者，用一种理论的眼光去分析这些历史脉络中的政治光谱，我们才能清晰的接受这份珍贵的历史馈赠，从而更好的为未来的世界留下一份丰厚的人类智慧的遗产。印度不结盟政策无疑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