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元一体”语言政策发展概述

沈海英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引言

从法律的角度说，语言政策 (Language Policy)是一个政府通过立法、法院决定或政策等官方的方式，以确定语言如何来使用，培养国民的语言技能以满足国家优先事项或建立个人或团体使用和维持某种语言使用的权利。①“Language Policy”，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nguage_policy，26 May 2015.从文化层面看，语言政策是在多语言交际过程中由国家确定某种语言为主体语言，赋予其地位使用范围并进行语言发展规划的规定。语言政策不同的定义，反映出语言政策具有普遍性，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会以政府或者官方的形式对本国的语言使用做出规划，②沈海英:《多国语言政策比较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且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国家的文化输出中，语言成了国家文化力量的象征。语言政策还具有民族性，因此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和留存状况是特定民族认为本民族自身存亡的因素之一。语言政策也要与语言和文字本身的特点相适应，要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③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第1版，第150页。语言政策具有规范性。即语言政策不仅仅是一种指导性的文件，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条款;语言的使用要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语言在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利益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关系到国家文化的繁荣、经济的持续以及政治的稳定，因而对于语言发展的政策性干预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对于语言使用的控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是国家政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对于语言政策的研究也是语言学者的重大使命。④关于语言政策研究，可参考沈海英:《中国语言政策研究综述》，《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3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汉代以来随着汉民族融合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众多族群，像滚雪球一样日益壮大，发展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也在中国形成了以汉语汉文为主体的语言文字体系。同时，历史上汉民族对多元文化的兼收并蓄，在语言中也有体现。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言“在上古中国畜牧社会时期，就产生了大批有关畜牧的词汇;当上古中国由畜牧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的时候，也产生了大批有关农业的词语。”⑤王力:《汉语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中国幅员辽阔，多种民族共生、共存于中国境内，奠定了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⑥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也表现在中国语言发展的历程中。正如马戎教授所言，在研究中国56个民族的语言发展历程时可以借用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大框架”来指导我们的思考。①马戎:《从社会学的视角思考双语教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古今各民族都对中国语言发展做出过贡献，确立了中国多元一体的语言政策发展基调。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台湾地区与大陆交往互动紧密，中国语言使用的多元特征因政体和区域的差异表现得更加突出。但随着普通话在港澳地区的推广和使用，语言政策的发展方向将呈现更加鲜明的多元一体特征。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于2014年9月4日发布，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其中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这次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对外语考试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并使外语考试、成绩表达和使用更加趋于科学、合理”，②新华网:《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4年09月0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04/c_1112367863.htm这意味着国家通过教育考试的改革将英语的学习进行功能化管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全球化的接轨是英语学习热的直接原因，由于长达二十多年近似疯狂的追求英语，英语学习热在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不能避开的社会问题。语言作为一种维护一个民族文化独立存在的屏障，在体现民族文化主权，因而使用何种语言其背后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权力关系，在语言民族主义的影响下甚至成为民族的、文化的冲突之源。当前世界上的一些双语制和多语制国家都在面临几种语言为争夺主导地位而形成竞争关系的挑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依旧是时代主流的当今社会，英语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语言。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与国际接轨，英语在世界语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影响着我国教育中的语言政策。高考中的英语考试改革，降低高考英语分值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有更深刻的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如何对待其他国家的语言，如何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保持多种语言教育的平衡性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语言政策变动和发展走向。

本文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不同政治体系中的语言政策进行梳理，认识中国多元一体语言政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期更好地完善中国的语言政策。

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语言政策发展述略

中国历史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是封建王朝用来统治境内人民的策略之一，同时，语言文字政策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民族和文化认同，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对于语言文字的统一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即:秦始皇做出的“书同文”的努力，统一了秦国的文字，汉朝在秦朝汉语标准语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了语言文字。秦汉政权都建立在中国北方，“汉族的文学语言自始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③王力:《汉语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被语言学家称为“正音”、“雅言”，也称“通语”。④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从魏晋南北朝到隋朝统一以后，融合了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长安官音，即秦音，成为中国的正音⑤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从隋唐至北宋，“秦音”一直保持正统国语的“汉音”、“正音”地位，是中原地区的主导语言。南宋时期，大量的中原人迁至杭州、南京、扬州一带。这些移民的中原音与杭州因被吴语包围，故而迁至杭州的中原音最终消亡。而南京、扬州作为吴语的北缘，则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并逐渐脱离吴语，慢慢形成了后来的“下江官话”(江淮官话)。⑥《汉语言之殇》，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08ff3c0100gvq6.html，2010-02-03 22:33:45。因而从隋唐以来，中国的语言政策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确立了以元大都 (今北京)汉语语音为标准音的“天下通语”。⑦同上。明朝朱元璋立国，以“复汉人故国”为己任，编纂《洪武正韵》统一语音标准，官话音系成为统一的正音。⑧袁森林:《〈明实录〉所见明代语言文字政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科教文汇》2007年7月。满清入关之后不久，皇帝就曾积极推行“通汉音，习汉字”，从朝廷中央到地方政府已经民间都提倡学习汉语汉字。官话仍然是清朝廷推行的正音，并要求不懂官话者一律不准参加考试。⑨孟万春:《中国语言规划的历史演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清朝时期，中央王朝对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政策比前朝有所加强。清朝政府对新疆的语言政策中，明确地做出“征收所用劵票，其户民数目，汉文居中，旁行兼注回(维)字”的规定。①王泽民:《认知与建构:清代新疆语言政策的历史考察》，《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2期。清朝对汉字的使用使得汉民族保持着文化的凝聚力，如人类学者徐杰舜认为，汉字克服了中国各民族语言差异难以交流的状况，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使得汉民族的凝聚力越来越结实，使汉族在形成的过程中这一‘雪球’越滚越大”。②徐杰舜:《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2月。汉语汉字作为中国的主导语言在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8年公布《注音字母表》，开始将国音音系中方音和古音的地位合法化，包含“声母”、 “介母”、 “韵母”、“四声点法”和“浊音符号”在内的汉语拼音系统得到确立。③黄晓蕾:《民国时期政府方言政策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7月。北洋政府时期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音代替“老国音”。1920年，国语统筹委员会提出以“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和“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等主张。④黄晓蕾:《民国时期政府方言政策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7月。这一时期的语言政策最大的贡献是将北京话作为国音，并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标准，使得国音和传统的官话的音系在互相联系中又有剥离，为国语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制定了一套以国际音标为基础的方音字母草案，并用其标注了北京、苏州、厦门等14种方音”⑤黄晓蕾:《民国时期政府方言政策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7月。。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黎锦熙拟定《全国方音注音符号总表草案》。这是民国时期一份重要的有关方言的语言政策文件，“它将注音符号的范围明确地划分为国音注音符号和方音注音符号两个系统，进一步确定了国音符号和方音符号的书写位置”。⑥黄晓蕾:《民国时期政府方言政策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7月。

五四运动前夕，对于全国语言规范的呼声出现在《新青年》等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对于国语的诉求还与当时的白话文运动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二者几乎是合二为一的。胡适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的《建设革命文学论》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⑦袁先欣:《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证谈起》，《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在五四时期，中国语言最大的变化除了书面语言的改变之外还包括对国语的探讨。国语的讨论就是讨论是否将现代汉语定为民族共同语的问题，即将语言的语音方面定为国音，将语言的标准叫做国语。1932年发布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音常用字表》，“国语国音”的探索经历了二十年时间。在这二十年时间中，最主要的工作是统一语音。民国时期开启中国的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与中国现代民族创制、民族国家制度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⑧袁先欣:《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证谈起》，《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在中国的执政地位。由于国家统治和管理需要，这时候的语言政策不仅仅是民族语言政策，还包括国家通用语的选择、文字改革、普通话的推行等。如语言学者周庆生总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之后，语言政策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新中国建立之初1949年—1958年，“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确立时期;(二)1958年—1978年，左倾路线影响时期，中国的语言使用受挫;(三)语言的规范化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时期，这一阶段也是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⑨周庆生:《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促进文字改革、促进汉语规范化工作是国家语言规划的重点。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文字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于1949年10月10日在北京正式成立。1954年12月在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制定实施包括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推行简化汉字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文字改革政策。1955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讨论文字改革问题的会议。吴玉章做了《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指出汉字改革首先解决要两个迫切的具体问题:简化汉字和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①郑珺:《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字改革》，国史网2014-11-06，http://www.hprc.org.cn/gsyj/yjjg/zggsyjxh_1/gsnhlw_1/d11jgsxsnhlw/201411/t20141106_300737.html1956年1月国务院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设“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②周庆生:《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还成立了这一工作机关设。陈毅任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吴玉章等任副主任。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语普通话为主体的语言政策得以在新中国确立。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推广普通话的高潮。为配合普通话推广，对全国数以千计的汉语方言进行普查，并针对不同方言区编写了人民学习普通话小册子。③周庆生:《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普通话的推广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得到了使用，如在学校、政府机关，服务场所等。除此之外，从1956年起，中国政府先后公布了四批简化汉字。到了1964年将四批的汉字简化表做出一个总表。汉字简化，方便了初学文字的人，对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文化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文字改革，简化字作为规范的现代汉语用字，在国内全面普及。新中国的语言文字统一工作取得巨大进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被迫停止，各地方普通话推广也停止，几乎所有的普通话推广机构都被撤销。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语言陷入了空前的混乱期。最明显的体现是问候和打招呼的形式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如文革时期打招呼的方式是:

甲:为人民服务，我要买盒烟。

乙:要斗私批修，你要买什么烟?

甲:革命无罪，一号烟。

乙:造反有理，两毛钱一盒。

甲:一不怕苦，这是钱。

乙:二不怕死，找你三毛。④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93～94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在思想上实行拨乱反正，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都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语言文字提出要求，语言政策进入到新阶段。1985年12月，更名后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了包括“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普及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在内的文字规范化总体任务。⑤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28页。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东部沿海城市成为流动人口最大的集中地，这些人大多数来自内地，内地和沿海和本地人之间的语言不能相互交流，因此，社会急需一种通用的语言，普通话成了首选。1990年代的普通话推广采用颁发普通话等级证书的方式。等级证书分为三个层级，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普通话考核机构根据地区、部门、行业、年龄的不同要求定出不同层级普通话达标的标准，进行测试，颁发不同层级的普通话等级证书。经过这一时期的普通话推行，全国从南到北，普通话基本成为公共场合、学校教学用语、宣传标语、政府文件的统一语言文字。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普通话的推广有利于克服各种民族语言之间的隔阂，改变各个少数民族之间难以相互用语言沟通交流的状况，作为一种通用语言在促进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流对话，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一体”的作用。

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第一部语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中国的语言地位、语言政策、语言权利等都做出了规定，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和统一有了法律保障。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语言文字在社会中的作用得到不断重视，各个地方还建立了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语言文字的法的颁布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使用意义深远。

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发展

语言政策不仅在文化领域彰显意义，对于多民族共生的国家，语言政策对民族团结和平等中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各个民族自身的语言和官方语言之间的选择带来了很多民族问题，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温床。因此，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境内各民族都有自觉维护国家语言文字统一的责任，在此前提下，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语言文字的自由，并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当受到相互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应当得到国家和地方的保护和发展，这已经成为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家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达成的共识。“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原则，提倡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①周庆生:《语言和谐思想刍议》，《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都是应该长期坚持的民族语言政策。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与语言政策紧密相关。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民族语言的重要地位，1928年，中共“六大”提出“在其他民族工农分子中用其民族语言以便于开展工作”的要求，②杨健吾:《中国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与中国少数民族的人权保护》，《毕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并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其中规定设立使用少数民族自己语言文字的学校，允许少数民族地方政府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③杨健吾:《中国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与中国少数民族的人权保护》，《毕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赋予了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制定的立场。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共产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从而使共产党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更具体更明确更具有可操作性”④周庆生:《国民政府时期国共两党的民族语言政策》，《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早期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对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的民族语言政策有深远的影响。1949年9月保障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政策被写《共同纲领》(第五十三条)。成为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民族政策。

到1950年代，《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实行草案》获得政务院批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双语教学的开始，这一草案获得批准之后，在地方各个少数民族培养班，基本上都实行双语教学。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云南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语文工作和编译出版机构陆续得以成立，从事民族语文工作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开展了民族语言文字的推广工作”，⑤编写组编:《云南民族工作40年》(上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得到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以使用和发展，具有典型性。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可以产生广泛的教育、政治、经济影响，正如语言研究者所指出的，“它可以决定在多族群国家中谁有机会进入学校、进入政府管理机构、接受晋职提升等等，这样语言政策就决定了哪些族群和族群中的哪些个体有取得成功的前景”。⑥孟红莉:《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五种类型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在中国，多元一体语言政策格局下的双语教育为国家统一提供了各民族的文化、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沟通，互相交流和沟通的工具。在共同交流的基础上，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平等、全面互相交流，共同发展。⑦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受篇幅所限，不能展开叙述。可参考戴庆夏、腾星、关辛秋、董艳著:《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马戎:《从社会学的视角思考双语教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以及其它相关若干论述。

早在1951年，帮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工作就提上政务院的民族事务工作日程。⑧编写组编:《云南民族工作40年》(上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到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通过国家大法赋予了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自由的权利。1956年，国家正式将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作为一项工程进行，细化了为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工作的批准程序，这一方案从政策的角度将创制少数民族的文字进行了规范，将少数民族的文字创造工作变得具有可操作性。至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推广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为壮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哈尼族、黎族、傈僳族、佤族和纳西族新创制了文字，改进、规范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彝族的文字，对傣族、拉祜族、景颇族的文字加以改进。⑨国家民委政研室:《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在云南省，针对少数民族的群众性扫盲运动得以铺开，各种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传播载体的新闻、广播、影视、出版、翻译、印刷等事业获得巨大发展。“云南民族出版社在1957至1969年的12年间共编译出版民族文字图书384种，110.36万册 (张)”。①编写组编:《云南民族工作40年》(上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等文化主权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民族语言政策工作成绩十分丰富的时期。

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从1949年到1958年开始的文字改革和对少数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工作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文化大革命之后，各个民族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是不能发展。民族语言工作停滞，一些正在创制或者已经在民族中使用的文字也被废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思想的解放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也得到了恢复和落实。198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法》，中国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再次得到法律保障。国务院1991年转批了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国发【1991】32号)，该文件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指导。其中“双语文教学”再次受到充分重视，文件对少数民族学校办学，少数民族文字课本使用，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实行双语文教学，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以及民语师资培养、教材编写、民语文读物编辑出版等内容都做了具体规定。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这些政策再次表明民族教育中的特殊性得到充分尊重。为保障学好民族语文和学习使用汉语文之间的关系得到妥善处理，1995年，蒙古语、藏语、朝鲜语和新疆少数民族语言四个术语工作委员会成立，成为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分支机构。此外，随着电脑的普及和数字化对语言文字的要求，该文件鼓励利用科技手段，支持民族语言的发展。比如，目前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壮族、柯尔克孜族和锡伯族等民族已经拥有了本民族的文字处理系统，“少数民族文字处理系统的开发”有助于少数民族语言发展较好适应国家在新发展阶段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需求。

2000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作为一项专门法进一步保障中国民族语言权利，通过“两会”的民族语言文字的文件或语言翻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体现，通过各类少数民族为主的学校和双语教育得到落实，在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以及新媒体中得到应用。据学者的统计，“目前，中国用17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近百种报纸，用11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73种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台用16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地、州、县电台或广播站使用当地语言广播的达20多种。用少数民族语言摄制的故事片达3000多部 (集)、译制各类影片达1万多部 (集)”。③杨健吾:《中国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与中国少数民族的人权保护》，《毕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如康巴藏语卫视频道是继西藏、青海藏语卫视频道之后，在四川藏区开通的卫视频道。播出藏、汉双语节目在全国及五省藏区卫视频道播出，其康巴卫视新闻、康巴欢乐汇、法制明镜、快乐汉藏等节目在藏区有较高的收视率。这些反映出近20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得到长足发展。少数民族多语言语系极大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内容。

老一辈民族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各民族由80种以上的语言共同组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语言谱系，丰富了中国文化多样性。就语言政策而言，尊重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和流传的权利，是保证各个少数民族成为多元中的一份子的依据之一，因而，多元的语言也促进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以及与汉族之间的平等团结相处，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三、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语言政策

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一国两制政治架构将大陆和港澳进一步整合在一起。并且随着与台湾海峡两岸三通实施，大陆、港澳台两岸三地之间民众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港澳台三地语言使用的历史与现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政治发展历史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三地语言政策的制定，使得中国的语言政策在民族差异之外呈现特别行政区差异的多样性维度。港、澳、台与中国大陆相连，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三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历史上与大陆不同。台湾在历史发展中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香港和澳门则因为在近代历史上受到殖民者的统治，在回归祖国怀抱之后，香港和澳门享有自制权，因此其语言政策与大陆有所区别。香港、澳门、台湾在发展过程中其语言政策也在经历不断的变化，但是相比之下，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语言有其各自的特征，并值得大陆学习和借鉴。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香港的统治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直到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英国在统治期间确定英语是官方语言，英语渐渐变成了英国统治期间作为强势语言，象征着身份、地位、权势和前途;如果不学习英语，香港人就无法与进入上流社会甚至工作场所。但是香港的母语并不是英语，而是粤语，粤语在香港也是使用十分广泛的语言。与英语的强势地位相反，这一时期，香港的本土语言粤语却成为了弱势语言，只能用于日常生活等非官方场合。在殖民统治时期，英语和粤语混用是香港语言的一大特色，主要体现为在说粤语的时候直接使用名词性英语单词。这些名词主要是在香港元文化中没有从西方传来的新鲜事物;其次是动词和形容词。①陈启霞:《香港粤语与英语的混用现象及“两文三语”的语言政策》，《临沧师范高等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英语渗入粤语的另一种表现是粤语中出现了大量的英语音译词，如巴士 (bus)、party(派对)、贴士 (tips)等等。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普通话被规定为香港的官方语言。香港的语言政策就围绕着这三种语言展开讨论。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在1999年的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的一贯宗旨，是培养两文三语都能应用自如的人才”。②叶竹均:《论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发展趋势——从“特别”走向“共同”》，《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此后，包含中文和英文(两文)，英语、汉语 (普通话)、粤语 (三语)的“两文三语”在香港从语文教育策略扩展为一般的语言文字政策，政策对象也从最初的学生转变为全香港的居民。“两文三语”是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这一制度之后制定并实施的语言文字新政策。

葡萄牙人于1553年登上澳门的海岸，开始了对澳门的殖民统治，实行汉语和葡语等多语和双语的语言政策。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葡语成了澳门官方语言。葡萄牙殖民政府当时通过中小学实行葡语教学、只招聘懂葡语者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共场所广告和通告必须用葡语书写这三种径路来推行以葡语为主体的语言政策。③张桂菊:《澳门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语言文字应用》2010年第3期。显然，在葡萄牙殖民时期，其奉行的语言政策是强制性且带有霸权性的。

自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该法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号公布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http://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_cn.asp通过基本法，澳门由之前的一种官方语言变成了两种官方语言，确立了中文作为澳门官方语言的法律地位。多元文化交汇下的澳门，使用中文、葡文、英文三种文字，流行普通话、粤语、葡语及英语四种语言，因而，澳门的语言政策可概括为“三文四语”。葡语是四百多年前由葡萄牙早期移民带入澳门，澳门回归祖国之后，其语言政策从之前葡萄牙语独霸的语言政策变成多元的语言政策，中文和普通话在过渡期和回归后逐渐受到重视。语言政策的转变是澳门新的政治归属的结果，体现中国政府实行对澳门的政治主权。多元语言在澳门的共同发展不仅没有影响澳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反而为澳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优势。

台湾岛上民族众多，原住民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原住民族一般只会说本族语言。台湾还有大量的大陆移民，汉语是这些移民的语言。历史上，台湾曾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先后占领过。荷兰统治时期台湾岛的语言以南岛语和荷兰语为主，⑤熊南京、李芳兰、李学强:《荷兰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原住民的语言政策及其对语言生态的影响》，《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荷兰殖民者之后，由于大量的大陆人移民到台湾，汉语在台湾渐渐流行。在日据以前的几百年里，台湾通用的语言是汉语和南岛语。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侵占台湾，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将日语确定为教育语言，经过几十年推行日语的政策，日语日文广泛深入地植入台湾，引发台湾语言生态重大失调性变化，“台湾由单语社会变成了双语社会，即母语和日语，而本土语言文字全面萎缩”。①邬美丽、熊南京:《台湾民众语言教育态度的实证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也结束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文化领域的去殖民化成为趋势。战后台湾调查委员会拟定《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实施新的语言政策，一方面在台湾全岛普及国语，另一方面全台禁用日语日文。②邬美丽、熊南京:《台湾民众语言教育态度的实证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期。接管台湾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一直以汉语为官方语言，1966年台湾公布“各县市政府各级学校加强推行国语计划”，汉语从此在台湾被大范围传播。

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各个地区掀起了文化多样性等思潮，保护乡土语言的呼声越来越高，1993年，台湾开始积极规划土著语言的教学。2000年民进党执政，开始在语言文化领域推行“去中国化”政策，9月，台湾当局开始实施“九年一贯”的课程方案，规定在小学阶段土著语言为必修课，提升了土著语言在台湾岛内的地位，也对台湾的语言生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3年在台湾各级学校实施了30多年的“国语推行办法”被教育当局废止。2003年通过《语言发展法》(草案)，强调台湾人 (包括土著)使用的多种语言文字在法律上的平等。③陈亦伟《教育部初拟语言平等法草案将优先送审》，台湾“中央社”2003年2月13日，转引自君雅、陆羽:《台湾当局语言政策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期。这一时期，语言政策领域的去中国化倾向愈演愈烈。2004年11月，台湾教育当局公布新修订《高中国文课程暂行纲要》，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改为选修”。④孟祥杰:《高中国文拟大删文言文》，联合报，2004年11月25日，转引自君雅、陆羽，《台湾当局语言政策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期。此举一出，立即遭到民众强烈反对。这种政党政治左右台湾语言政策的状况将仍然会影响未来台湾社会。

总之，历史以来，汉民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汉语汉文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通用语言文字，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起着主体作用，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交融，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整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决定着中国语言政策发展历程中的多元一体特征，在制定语言政策时既要尊重各少数民族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主权，还要尊重港澳台地区自身语言发展的历史，建立包容性的语言政策体系，同时突出汉语汉文的主体地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国家的主体文化涵盖范围广泛，包括政治、宗教、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语言政策从一个层面体现着国家主体文化的面貌。国家的主体文化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认可甚至被尊重的重要原因。语言政策不仅促进国家主体的文化保护和传承，同时还维护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当今社会，科技进步速度加快，经济发展迅速，人的流动速度和范围都在扩大，不同文化之间接触和互动日渐频繁，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语言变异也在广泛发生，对国家的语言政策制定提出更高要求。中国的语言政策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