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新动力

2016-01-24 04:46兰建平
关键词:常态经济发展

兰建平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新动力

兰建平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6)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科学地理解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论断,是贯彻“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五大发展新理念的重要前提。从中国经济“三步走”战略分析入手,力求科学地把握“三步走”战略思想和阶段性任务,提出中国经济第二个30年,必须坚持发展导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

经济新常态;“三不”问题;五大发展理念

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崛起、圆国家复兴之梦,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共同追求,也是贯彻“十三五”规划精神、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任务。中国的百年复兴之路,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百年崛起的“三步走”路径。三步走的第一步,从国家和民族来讲,主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从个人和家庭来讲,主要解决的是“活着”问题。第二步,从国家和民族来讲,主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从个人和家庭来讲,主要解决的是“生活”问题。第三步,从国家和民族来讲,主要解决的是“崛起”问题;从个人和家庭来讲,主要解决的是“品质生活”问题。

在发展的第一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十八报告在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然而,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表现出与第一个30年明显不同的走势,新常态特征十分明显,经济发展放缓。2015年GDP增速为6.9%,是1990年以来首次破“7”。如何保持经济在第二个30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复兴之路的第二个30年,是百年伟业最中坚的支撑、最关键的时段,只有在第二个30年,中国经济继续实现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才能够有资格、有可能谋划第三个30~40年,才有可能圆“中国梦”。

从国外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市场环境异常复杂,既有发达国家经济明显趋缓、带来中国经济外需明显减弱的因素,也有专门针对崛起威胁论所采取的种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如,经过长达10多年艰辛的谈判,2001年中国终于加入WTO,过渡期15年。从2016年起,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但是,现在WTO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倒是TTP、TTIP等新规则热闹非凡。最近关于中国是否真正取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欧盟等发达国家几乎是“一边倒”,反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从“十二五”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计划”“决不允许中国制定规则”等经常见诸报端、网络。和过去的20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和平利用国际资源的最佳机会已经过去,国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今年一季度以来关于中国经济的“W”“V”“L”的争论,是社会各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不同声音,体现了从上到下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高度关注,更是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高度期待。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如何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是实现中国经济在第二个30年持续发展必须要破题的。突出问题导向,精准发力补短板,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新常态下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在哪里;解决问题的多少,就是创新价值的大小。查找短板,着力解决,必须科学分析中国经济的三个“不”字,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所谓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的失衡。“十二五”期间,外媒关于中美两国有个“G2“的说法。所谓G2就是中国供给(生产)、美国市场(需求),中国大量地出口,美国大量地进口,导致中美贸易失衡,基本上保持贸易顺差在3 500~4 000亿美元。美国没有钱,中国再去购买美国的国债,借钱给美国,继续维持中国的出口型经济,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买卖。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这是全球所有企业最稀缺的资源,得到了中国的市场,就站在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解决中国经济的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提高“供给”的能力,而不是继续化大力气去扩大市场,要让Made In China成为牢牢抓住中国市场的主力军,这是贯彻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中央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而关注国内区域经济之间的差异,保持省、市、区经济之间适度均衡发展,这是中央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这种均衡性,不仅仅是各省、市、区,而且包括香港、澳门等经济区,甚至包括将来的台湾地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会让区域经济率先体现效率优先,但如何兼顾公平?这是党委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通过两只手之间的密切配合,保持中国经济区域之间的差距在“合理之间”。本世纪初的中央西部大开发,更多体现的是人、财、物的直接转移,市场的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培育。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就是新常态背景下,解决中国经济版图中区域失衡的重要顶层设计。站在全球看中国,中国经济版图的东南西北,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解决中国经济的区域失衡,是党中央、国务院重构中国经济版图的重要指导思想。

所谓的不协调,主要是产业内的不协调、产业间的不协调。产业内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一产、二产、三产的水平上。一产,主要指农业。中国历朝历代就是一个农业国。保持粮食安全,是中国农业的最高使命,我国现在每年仍然进口3 000~5 000万吨粮食,从业人员5~6亿。从制度环境上讲,党的十七大取消了农业税,几千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由此,中国的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政治制度意义上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中国农业如何从满足“吃得饱”向满足“吃得好”转变?从农业的面源污染问题,到愈演愈烈的转基因农业,到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实现统筹城乡发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对照美国,只有2%的农业人口,却不但很好地满足了本国的粮食需求,而且还大量出口农产品,值得我们学习。

二产,主要指工业。中国是全球少数工业体系基本完整的国家。在所有工业39个大类、525个小类中,只有中美两个国家工业体系是完整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在一些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民生的领域,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批“大国重器”,正是这些国之利器,使得中国能够在世界民族丛林中安全生存。而在民用领域,中国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也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工厂。中国用不到4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100~200年的路程。

但是,必须要看到,根据《中国制造2025》课题研究,我国工业大而不强、急需转型的阶段性矛盾更为突出,依然存在发展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资源要素环境约束强化等深层次问题。突出表现在:制造业面临“三明治”陷阱挑战,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产品质量水平滞后于制造业规模增长,知名品牌企业数量不多、竞争力不强,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要素供给接近极限,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制造业与信息化的结合度不够,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力度不够等十大痛点,让中国制造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三产,中国社会已经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型。根据罗斯特的理论,工业化时期典型的特点就是三产快速发展,并开始超过二产。中国大概只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路径。从2013年开始,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就体现在三产超过二产的发展趋势,一产、二产、三产的比例为10∶43.9∶46.1。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虽然在增长值上,三产业超过了二产业,但并不表示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在文化创意、工业设计、物流服务、资本市场等方面的生产性服务,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国家相比的差距仍然很大。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业设计队伍,但是没有德国“红点”那样的精致、那样的有影响;我们已经有自己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但没有硅谷那样始终充满着吸引力。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看,中国经济在全球回暖不确定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6.7%的增长,主要在于产业结构性调整,服务业有了较好的发展,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力量。而服务业比例中,生产性服务的比重占了三分之二。努力提高服务业的现代元素,大力发展各类生产性服务业,至关重要。

所谓的不可持续,主要是经济和环境的、社会的两者之间的不可持续。从新型工业化发展,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到生态文明,到十八大的“美丽中国”,再到“绿色发展”写入“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必须要解决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三高一低”的问题。早在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就提了著名的“两山”理论,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的本质还是发展,但一个雾霾严重、土地资源污染、水资源严重浪费的模式一定不可持续,GDP再大,老百姓也不会有获得感,降耗和减排,是两篇只能做好的大文章。

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高度关注社会阶层的分布。社会结构的转型,就是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社会发展就会逐步走向“稳态”,而不是“暂稳态”。维稳维出来的“稳”,永远是“暂稳”。要实现治国理政的长治久安,必须努力建设“橄榄型”社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致富的政策制度,需要进一步修正。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62,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特别是“权力寻租”等行为,往往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人的能力有大小、资源的禀赋有优劣,但是必须保持各社会阶层都能够享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制度红利,这是分享发展必须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无论是投资、出口、消费的三架马车论,还是去年开始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论,进入经济新常态,逻辑起点都是着力解决中国经济在新时期所体现出来的新特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要坚持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之路,核心仍然在发展上。创新是一面旗帜,在新常态下,求变是经济发展必然的选择。以创新引领五大发展理念,就是深化供给侧改革,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着力要解决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转换,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持续推进中国经济实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认识新常态,立足中国国情,高举发展这面大旗,按照五大发展理念,不断把改革推向深化,用制度的洼地,最大限度地支撑中国经济在第二个30年的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努力做好发展这篇大文章,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百年基业的当下重要使命。

(责任编辑:金一超)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a fresh driving force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LAN Jianping

(Zhejiang Provincial Industri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Hangzhou 310006,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for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argues that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judgment that China’s economy is imbalanced, discordant and unsustainable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carrying out the five new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set in the Thirteenth Five Year Plan.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during the second 30-year period of development, China must follow the Three-Step strategy so that we can do well in the second step of a hundred years’ peaceful rise to realize our national rejuvenation.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Three-No” issues; five new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2016-05-22

兰建平( 1966—),男,浙江衢州人,研究员,博士,从事区域经济、工业经济、技术创新和企业战略管理研究。

F120

A

1006-4303(2016)03-02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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