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形象设计探究秋瑾的梦想与追求

谢俊美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从自我形象设计探究秋瑾的梦想与追求

谢俊美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摘要：个人形象设计蕴含明显的心理变化与反差，尤其在社会转型之际，具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更是如此。以近代民主人士“鉴湖女侠”——秋瑾的自我形象嬗变为观察维度，探究她由“知书识礼，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和相夫教子、腆面的少妇”转而成为“身穿日本服饰、怀揣手枪、手握倭刀、脚着皮靴，骑马行走街头，与丈夫离了婚，为当时社会无法理解，也不为众人接受的‘怪异’女子”的心路历程，一定程度上能够解读其胸中的梦想与追求，即不仅主张男女平等、男女平权，而且戮力践行，尤其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

关键词：自我形象;反差;秋瑾;梦想与追求

在一百多年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许多革命家都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秋瑾就是其中最突出、最鲜明的一个。秋瑾之所以如此，除了她死的悲壮外，更缘于她自我形象的嬗变以及其执着不懈的梦想与追求。

一、秋瑾自我形象设计

秋瑾籍贯浙江绍兴，生于闽，长于湘，又曾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去日本留学前，她的形象基本上是一位知书识礼，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和相夫教子、腆面的少妇。“光绪壬寅秋瑾初至京师，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院，终日蛩居，非其至亲，见之则敛别。”“二十四岁嫁给王子芳(王廷均)，家里开当、钱店，当时两夫妻感情很好。”[1]40她“脾气很静，喜欢看书”[1]35。就是这样一个藏之深闺、怕见生人的秋瑾，两年后则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史书对此均有不少记载，她留给后世的几帧男装遗照也证实了这一点。到日本后，秋瑾首先将自己的名字“秋闺瑾”改为“秋瑾”，去掉“闺”字，表示自己从此走出家庭，迈向社会，投身民族救亡的斗争。“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表示要将自己的生命献给民族民主革命事业。

庶毋孙氏回忆说：“后来从日本回来，穿了日本衣服，住了几天，又到日本去了，第二次从日本回来，就男人打扮了。”“她是小脚，穿了皮靴，里面垫花絮。”[1]35

学者吕碧城回忆说：“忆其名剌为红色笺，印‘秋闺瑾’三字。馆役高其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儿们。’盖其时，秋瑾作男子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迥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之同榻臥。……次晨，余睡眼朦胧，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庋小奁，敫粉于鼻。吁嗟，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1]43

革命党人梅景九谈秋瑾留给他的印象：“女士叫秋瑾，志向不凡，况且那时女子留学的很少。以后女士常和革命派人往来，联络学界几个同志组织了一份《白话报》，鼓吹民权主义，女士能做诗，时常登台演说，慷慨助人。”“她皮肤白皙，柳眉，身材苗条，穿着黑格子日本单衣裙，缠足，梳着日本式的发髻，莲步蹒跚。”[1]48“时或垂辫作男子装，到处演说，颇能动人。”[1]132“女士又擅口才，每登演台，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击掌声如百面春雷。”[1]156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则写道：“其一切言论，亦悉如常人，未见有慷慨激昂之态，和服夹衣，下着些红色的裙而已。”“见到一位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虽然当时一点都看不出来，她会有那样伟大的气魄，此人非别人，即秋瑾是也。”[1]64

1905年11月，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极大愤慨，陈天华因悲愤而跳海自杀。秋瑾主张所有留学生归国，以示抗议。秋瑾虽为浙江人，但“口音习惯纯乎一湖南人”，湖湘文化中的敢作敢为和果断急切的泼辣作风对她性格的影响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过去很少有人研究湖湘文化对她日后投身反清斗争的影响[2]。当时鲁迅和许寿裳等部分老学生不同意秋瑾的主张，“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拋在桌上，以示威吓”[3]。秋瑾生前有一张照片给世人印象很深，照片中她手握倭刀，一身日本女子打扮。“今之睹女侠遗容，见一和服执短剑而怒视者，神情每为之肃容。女子所持短剑产自日本。……女侠对此倭刀不啻为第二生命。其言用，故不适手枪远甚，然女侠恒执刀而不愿手枪，尝语人曰：‘手枪虽胜人，不足言武；短剑相击，乃是英雄。’其之爽直，不类女子，颇奇。”[1]68秋瑾这种打扮，完全受了日本武士文化和中国古代侠客形象的影响。

“女侠好酒，擅诗词，日治革命工作，间以诗词消遣。……足御革履，无时或脱，询其故，曰：‘以备不虞耳’。有倭刀二，手枪二，一为勃朗宁，一为六寸莲蓬枪，举其一畀余，一者日置枕畔，不离须臾。”[1]81

秋瑾从日本归国后，为了筹办大通学堂，曾赴湖南，“向王廷均索银二千两。曾一度回神冲故里，和家人诀别，声言脱离骨肉关系。当时乡里亲友莫不骇怪，认为疯癫，而加以唾骂，实则女士昭饰翁姑，对待丈夫、儿女感情极好。自立志革命以后，恐株连家族，故有脱离家庭之举，藉以掩人耳目，这样一位智勇兼备的女子，历史上找到几个呢？”[1]88

历史学家范文澜追忆了秋瑾在绍兴的印象：“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她骑着马来了，我们跑到马左马右瞪着眼看她，她也看着我们。”[1]86

光复会的一些杭州会员回忆说：“秋瑾当时身穿一件玄色缎衣，黑靴。那时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一些青年会员都称呼她为秋先生。”[1]89有关秋瑾生前的形象记述还很多，无须再作论述。从上面几段的回忆记述不难看出，在秋瑾被害前的五年多时间里，她的形象完全变成了一位身穿日本服饰、怀揣手枪、手握倭刀、脚着皮靴,且善于演讲、泼辣雄奇、态度强硬,骑马行走街头,与丈夫离了婚,为当时社会无法理解,也不为众人所接受的“怪异”女子。

二、秋瑾自我形象改变的原因

秋瑾形象的变异既有传统中国侠客文化对她的影响，又有外来文化因素的作用，更多的是因当时中华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而萌生的理想追求。

秋瑾自幼喜好读史，钦慕历史上的侠义志士，从花木兰到秦良玉，从谢道韫到梁红玉，以及其他国家的女英雄，她都十分崇拜。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奇才侠女中，有不少人像男子一样，领兵出征打仗，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秋瑾虽是女儿身，但却渴望自己能像男儿一样，“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她日后改行男子打扮的原因。

秋瑾自我形象的改变与她对当时民族危机有了真正认识有关。她随夫到京后，“有机会看到《邸报》和《朝报》之类的官方新闻后，了解到国内外的形势，尤其是和王廷钧的同事廉泉(南湖)的妻子吴芝瑛、陶大钧的妻子荻子结识以后，通过阅读新闻纸，才知道还有一个自己不了解的广阔世界”[1]40。这个“广阔世界”彻底改变了她日后的人生轨迹。真正使秋瑾下决心改变自我形象原因是与她在留日学生运动中所接触的民族革命思想有关。在廉泉和陶大钧家，秋瑾看到了不少从未看到的书报杂志，如东京湘籍留学生编的《游学译编》、浙江留学生编的《浙江潮》月刊、上海章士钊(行严)等办的《苏报》、陈撷芬等办的《女苏报》和杭州孙翼中办的《杭州白话报》等，以及上海拒俄义勇队和对俄同志会印发的号召收复失地的周报《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这些公然宣传民族革命、以推翻清廷为宗旨的报刊使秋瑾领悟到：中国的前途不是走日本明治维新的改良道路，而是首先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以挽救民族的危亡[1]40-41。对革命思想的认同直接导致了秋瑾精神状态的根本改变，而自我形象的前后反差则是这种改变的最先反映。

秋瑾从小就有独立思考、自由驰骋的禀性以及男女平等的思想。六岁那年，家人要她缠足，她曾以父兄均不缠足为由，表示拒绝。与丈夫离婚后，她彻底恢复了人身自由。到了日本后，因革命活动的需要，她一改男子打扮，完全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秋先生”和“梳头的爷儿们”，直到临终牺牲，她都没有改变。

日本武士文化对秋瑾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秋瑾身着日本和服、手握倭刀的形象设计显然是受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侵华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秋瑾只是从表面上看到了武士道的“献身精神”，却未看清武士道罪恶的本质。她自号“鉴湖女侠”，渴望自己能以侠义来唤起沉睡的古国，“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4]246。

革命党人对她自我形象设计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早在湖南湘乡荷叶时，她就与唐群英相识。“两人常在一起，议论家事、国事，探讨人生，有时又和诗、练剑。”到日本后，两人关系更加密切，秋比唐小四岁，称群英为唐大姐[1]37。

影响秋瑾自我形象改变的具体原因还有很多，但从根本上讲，是深受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影响和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下所担负民族救亡的强烈使命共同推动的。

三、秋瑾的梦想和追求

秋瑾自我形象的设计与她的梦想追求是一致的，而她的梦想和追求又与她的革命实践活动相辅而行。她的梦想和追求不仅见诸于她的文字，而且也体现在她具体的革命斗争之中。秋瑾的梦想和追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秋瑾主张实行男女平等，男女平权。她从生理上论证男女原没有什么区別：“天生男女，四肢五官，才智见识，聪明勇力，俱是同的”，因此，“天职权利，亦是同的。”[4]466她在著作和演讲及所办的报纸中，反复介绍欧美国家男女平权思想和男女平等概况。

秋瑾认为女子要从男子专权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实现自立。女子首先要识字，接受教育，而后方能学技艺谋生，进而实现经济独立。“欲脱离男子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1]53因此，她主张兴女学，办女校，并多次担任女校教员，认为妇女自立和妇女解放了，就能担负起“国民责任”。她在共爱会章程中写道：“本会以拯救二万万女子复其固有其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行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1]53“祖国陆沉人有责”，号召妇女投入民族救亡斗争。

秋瑾知道妇女解放只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中的一个问题，因此在主张社会改革、实行男女平权的同时，竭力主张流血革命。她“民族主义和国民精神兼而有之。其志尤大”。她认为只有推翻腐朽落后的清政府，男女平权才有可能，中国才有希望，她的梦想才能变成现实。为此，在日本横滨，她参加了华侨秘密团体“三合会”，被封为军师。在东京，与同志创办《白话》杂志，宣传革命。经陶成章介绍，加入了光复会。经冯自由介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成为同盟会评议员兼浙江主盟人，为同盟会中唯一的女主盟人。为了革命斗争需要，她还学习制造炸弹技术等。

将梦想变为现实，重在践行。秋瑾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1905年12月，秋瑾回国后，随即投身反清革命斗争。在上海，她创办《中国女报》，继续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妇女学习文化，学技术，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以学校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联络会党，发展革命力量，密谋武装起义。萍浏醴武装起义失败后，1907年应徐锡麟之请，她回到浙江，“以浙事自任”，谋划皖浙起义；计划夺取安徽、江苏、浙江，建立革命政权，以后再向全国各省发展，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推倒清朝，还我河山。她以大通学堂为基地，培养起义骨干。她腰佩手枪、骑着大马，亲自带领学生操练，又去金华、衢州等地联络会党，到杭州新军武备学堂、弁目学堂发展同盟会员和光复会员。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后，秋瑾计划于六月初十日在绍兴发动起义，因计划泄露，不幸被捕，六月六日遇害，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四、秋瑾自我形象设计的“检讨”

秋瑾被害的具体原因固然很多，但就其所进行的一系列自我形象设计颇值得“检讨”。有人说她不是死于清朝官府之手，而是死于绍绅告密，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清朝浙江巡抚张曾敫、绍兴知府贵福、山阴县令李钟岳、浙军标统李益智等人是杀害秋瑾的刽子手，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绍绅告密”在秋瑾被害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秋瑾遇害时，正值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之际，地方士绅是推行宪政的主要力量，晚清的政治格局是地方左右中央。绍兴知府如何办理大通学堂案，尤其是如何处置秋瑾等问题，当然还少不了要听取浙江士绅的意见。据说，当贵福就此与浙江立宪派领袖、士绅代表汤寿潜商讨时，汤寿潜执定秋瑾是“匪”类，当杀。“汤寿潜恨秋瑾主张男女平等，是破坏伦常，提出秋瑾所作的诗词里的‘男女平权一杯酒，责任上肩头’，‘大好头颅求善价，不知谁是沽屠人’，‘山河破碎我无家’几句，作为她从事革命的证据。贵福乃捕秋，询问口供，秋瑾……并骂汤寿潜吞没沪杭路款，欺骗国人。汤见供词大窘，对贵福说：‘这种供词如发表，不仅不能镇压革命，反要促成革命。可照曾文正(曾国藩)改李秀成供词的办法，伪造口供。’竟以‘秋风秋雨愁煞人’为她造反的罪状，促使贵福杀害了她。”[1]148据《天义》的报道，也证实秋瑾被害与汤有关。“汤寿潜者，外托伪道德之名，隐为谋利之计，为浙省之大贼，此次绍兴之狱，系因汤寿潜运动浙抚绍守，浙抚绍守信其言，故成此狱。近寿潜致书东京某同乡，盛夸绍守办事之善。阅者皆为目裂。”[5]由于有了浙江士绅的支持，贵福遂将秋瑾加以杀害。

绍兴历来是封建文化发达的地区。清末，绍兴一带封建礼教仍很浓烈。“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仍被视为天经地义，如秋瑾所说“读书世家的女子不自由更甚”。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秋瑾宣扬男女平等、男女平权，不为众人理解，遭到强烈的抵制，被视为蠢惑人心的“邪说”；而她怀揣手枪、脚登皮靴，一身男装打扮，骑马行走在街上的形象也不为众谅，被视为“癫狂”、女子的“另类”。汤寿潜正是挟着这种社会舆论而力主杀死秋瑾的。浙江巡抚问汤寿潜时，“汤其实并不知道秋瑾搞革命的事，只认为秋瑾经常穿了日本学生装，骑了马在街上跑，太随便，不正派，因此说了一句‘这个女人死有余辜’。”[6]这句话是周建人听自陈叔通之口，笔者认为是可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秋瑾是被封建礼教杀死的。汤寿潜主张杀秋瑾除了对秋瑾的形象看不惯，认为其不正派外，背后是否还含有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斗争，也很难说。汤当时是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的总理、江浙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名望大得很，因此，他的话很有分量。也可以这样说，秋瑾是死于立宪派之手。

此外，秋瑾自我行事还有欠沉稳，这也有损她的形象。吴芝瑛回忆秋瑾的性格表现时说：“生平豪纵尚气，有口辩，每稠座，论议风发，不可一世。”[7]187徐自华则说：“迹其行事，不拘小节，放纵自豪，喜酒善剑，若不可绳之以理(礼)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谨。在稠人广座，议论锋发，志节矫然，人辄畏重之，无有敢一毫犯其词绝者,虽寂自由，而范围道德，固始终未尝或逾者也。徒以锋棱未敛，畏忌者半。”[7]187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也是造成秋瑾遭人“畏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秋瑾自我形象的设计，自有其道理，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丹心未遂身先死”，她毕竟是为民主革命而死。“若论女界牺牲者，千古一人秋竞雄”。她是近代中国妇女界为民族解放流血牺牲第一人，是近代中国当之无愧的最伟大最杰出的女性。

参考文献：

[1]天任.潜园脞录[M]//郭长海,秋经武.秋瑾研究史料(文献集):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40.

[2]陶在东.秋瑾遗闻[M]//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3]孙之梅.宁调元与秋瑾交游考[C]//李永鑫,秋经武.秋瑾研究论文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124.

[4]秋瑾.宝刀歌[M]//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46.

[5]绍兴某君来函论秋瑾事[J].天义，1907(6)：33-34.

[6]周建人.回忆鲁迅片断[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3)：31-35.

[7]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M]//秋瑾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187.

(编辑：赵树庆)

*收稿日期：2016-04-26

作者简介：谢俊美(1942- )，男，江苏盐城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6)03-0034-04

Exploring Qiu Jin’s Dream and Pursu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image Design

XIE Jun-mei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Personal image design contains obvious psychological change and contrast, especially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and that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ith the influential historical fig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iu Jin’s self-image transmutation, who is the modern democrat “Jianhu Heroine”, this paper explores her mental course in which she changed from “a well-bred girl who was well-educated and propriety-minded and always stayed indoors and a shy young lady who helped her husband and taught her children” to “an unacceptable’ weird’ woman who wore Japanese clothing and boots, carried a pistol, held Wo Dao, rode a horse along the street, divorced her husband and could not be socially understood”, which to some extent interprets her inner dream and pursuit of advocating and practicing gender equality and equal righ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which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self-image; contrast; Qiu Jin; dream and purs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