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
——毛泽东论批评与自我批评

梁　柱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
——毛泽东论批评与自我批评

梁柱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摘要：毛泽东是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最主要的培育者、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完整地提出了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内的党的三大作风，并认定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他从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不但指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方法，而且也是保持党的领导正确性的必不可少的武器。毛泽东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无产阶级政党

毛泽东是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最主要的培育者、倡导者和实践者，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与方法，成为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方针。他从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不但指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方法，而且也是保持党的领导正确性的必不可少的武器。他说:“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1］（P434）毫无疑义，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丢弃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是正常的党内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重温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想和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想信念失落和唯利是图、脱离群众的倾向，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一

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完整地提出了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内的党的三大作风，并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2］（P1096）这个深刻的命题，既反映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品格，也说明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离开这样应有的特征的。

首先，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品格和作风，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有效武器。无产阶级政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是一个没有私利、不容许有违背党的宗旨的派别活动的先进部队，因而在它的内部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行动的一致。党能够通过批评的武器，保持自己的团结和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3］（P423）同时，批评也是抵制党内外错误思潮、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有力武器。列宁指出：“工人们被资产阶级报纸上这种汪洋大海般的谎言所包围，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为真理而斗争，学习辨别谎言，摒弃谎言。对工人政党中取消派的错误观点应当心平气和地进行反驳。”“工人如果不是无情地同涉及党的一切谎言作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党。”［4］（P101，102）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还把是否有认真的自我批评作为衡量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准，他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于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办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5］（P167）

毛泽东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倡导党内要有积极的批评，并且把这种批评同发扬党内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主张党内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这不仅表现在党内要有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在实际上党内要广开言路，让人讲话，勇于开展批评，形成浓厚的民主气氛。他特别指出，领导者要创造条件让群众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他说：“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6］（P355）他提出：“必须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7］（P125）他严厉批评那种不让群众讲话的恶劣作风，他说：“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8］（P292）在他看来，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应该容许人家发表，“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6］（P279）

其次，在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其目的是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而也只有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如前所述，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因而它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对人民高度负责，这不但要自觉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勇于抵制各种错误的思想和作风的侵蚀；同时在制定不同阶段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时，还要善于运用批评的武器，听取党内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善于集中集体的智慧，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一旦出现方向性的错误，也要通过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及时地加以调整和改正。当然，我们党在运用批评武器保证自己路线正确这一重大问题上，也经历了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比如，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连续三次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当这种错误的危害显现后，党也进行过纠正，但偏重于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没有正确批评产生错误的原因、环境和纠正的正确方法，结果这种错误在不同形态下一再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危害最烈，其恶果是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遵义会议使党的路线开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由于对过去的错误还没有从思想上加以清算，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继续为害党的事业。在延安时期，为了进一步在思想上清算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做了大量的思想理论工作，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确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整风的中心内容。这次整风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学习和自我批评，从思想上清算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使全党获得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统一认识，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说：整顿“三风”是进行了很大的党内的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的一些人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1］（P408）整风运动为我们党树立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正确解决党内矛盾，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典范。这是其他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做到的。

再者，共产党员从入党的一天起，就意味着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所以能够自觉地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随时随地通过自我批评打扫自己身上的灰尘。共产党员决不是像国民党那样“党棍”式的党员，入党混饭，仗势欺压百姓。共产党内如果出现这样的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于“党棍”要坚决清除。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9］（P361）正是这一崇高的人生和社会价值的追求，铸造了真正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乐于奉献、勇于牺牲，艰苦奋斗、坚忍不拔，襟怀坦白，富有远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等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正因为这样，“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动情地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2］（P1095，1096-1097）

由上可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显著特征和应有的品格，只有坚持和发扬这样的优良品格，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也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

毛泽东是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是在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也是在党内反倾向的斗争中，不断培育和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作风的。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说：“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10］（P74）这里所说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就包含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用，而家族式的组织和观念，是很难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1929年12月，毛泽东为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并把它作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有效途径。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矛盾论》这一重要的哲学著作中，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概念，并从党内矛盾的性质出发，指明“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0］（P311，306）毛泽东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在正常的情况下，党内矛盾的性质是属于认识上的原因，是应当通过党内民主的方法，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我们并不否认，党内有极少数人出现的问题是属于对抗性的矛盾，比如贪腐问题，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指出大贪污分子是人民的敌人，而不是我们的同志；他曾经把这种变质分子称为“叛徒与毒虫”，就属于这一类情况，这是属于党规国法处理的问题。而党内正常的矛盾则主要是认识原因，是思想方法上的问题。在延安时期，陈云曾经三次同毛泽东谈到过去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经验不足，毛泽东三次都回答不是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问题。这个回答是十分正确而深刻的。在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就表现为观察问题的片面性、表面性和绝对化，这成为党内分歧并使革命屡遭挫折的重要的思想根源。因而又要认识到，这种分歧，作为错误的政治主张，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这关系到革命的成败问题，决定了党内斗争的严肃性和必要性。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认为，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了改正错误，而不是“一棍子把人打死”，也不能把批评变成了攻击个人。那样做，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会毁坏了党的组织。他强调：要“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10］（P90）因此在批评中要注意方法，说话要有证据，防止主观武断和批评庸俗化。另一方面，对错误要不留情面，不姑息，要坚持党的原则立场。在毛泽东看来，“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11］（P64）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这是我们开展严肃批评的目的所在。这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说的：“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我们必须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有人反对就要说服，说了不服，还要再说，一定要使其心悦诚服。”［12］（P414）这是我们对待错误、对待批评应取的态度。

（二）批评要从大处着眼，要重在分析。批评是为了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正确，因而不要把批评庸俗化，不要纠缠个人的缺点。毛泽东说：“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10］（P91-92）这就正确地指明了党内批评的主要任务和应该遵循的方法。有些人把我们党内的批评和党的纪律要求，都看成是对个性的压抑，这是完全错误的。党内的批评和党的纪律，是我们党的党性要求，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同科学性相统一的，以党内批评来说，目的就是为了去掉妨碍我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各种错误思想，去掉思想方法上的盲目性，这只能使我们更好地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使自己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认识与实践相一致，这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我们决不提倡迷信，决不提倡盲目性，我们需要的是党性和个性的统一，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局面。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结论中曾说：“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13］（P416）这深刻表达了党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事实上，每一个党员在党和人民事业这一个大舞台上，正确坚持党性的原则，自己的聪明才智才会得到更大、更好的发挥。

同时，毛泽东认为，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党不犯或少犯错误，因而也不能把批评简单化，不是为了追究个人的责任，要重在分析，重在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对如何对待历史上错误的问题，讲了一段重要而中肯的话，他说：“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2］（P938）这是我们党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对待错误的极为宝贵的经验。

（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成为党内生活的一种常态。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矛盾是经常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员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会受到他的出身、社会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犯各种错误是并不奇怪的现象。对一个党来说，也同样是这样。这是因为，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不但党犯路线错误的时候是这样，即使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会有缺点错误。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而这样做的最好武器就是随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曾诚恳地指出：“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2］（P810）他形象地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比作要像洗脸和打扫房子一样，要经常进行，这样才能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才能做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毛泽东不但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化，而且要及时。他说：“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灵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像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14］（P436，477）

（四）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起表率作用。毛泽东十分强调，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圣贤”。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能只对下、不对上，要使它真正开展起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起垂范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蔚成风气，形成制度，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他经常用“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古训，教育大家要善于听取意见，特别要听反对的意见。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就拿毛泽东的理论著述来说，他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回忆道：在延安，“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15］（P28-29）像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就经过党内的酝酿讨论。1939年底，毛泽东给吴玉章信写道：“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16］（P160）这就是指已完稿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更名《新民主主义论》），向党内征求意见。毛泽东还十分注意听取不同的包括反对的意见，大家熟知的延安“雷击事件”，他能从群众的咒骂声中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加以改正。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声明：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并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诚挚地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8］（P296）这样做，不仅有助于迅速改正错误，而且也更加赢得大家的信任和爱戴。这正如邓小平所说：“有错误，自己讲，而且讲够，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畅。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17］（P309）

（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正确处理“治病”和“救人”的关系。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时期，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一律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造成了惨痛的损失。毛泽东深刻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力排过去“左”的一套做法，坚持对待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治病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整人，更不是把人整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针。这主要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达到弄清思想、惩前毖后的目的；对错误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要分清“延安”和“西安”的界线，不能混淆矛盾的性质；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又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保留意见；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对党内问题采取“大部不捕，一个不杀”的方针，等等。这些正确的做法，不但有助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健康开展，而且也保证了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

三

毛泽东培育和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在这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的财富，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首先，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体现和保证，只有正常的党内生活才能使党的事业顺利发展。毛泽东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8］（P293）党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1979年1月，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建立正常的党内生活、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他说：“这十一二年来，我常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特别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在列宁领导下苏俄“从1917年到1923年，在这七年中，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列宁在讨论工会在苏维埃国家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他讲到“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时，布哈林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表示不同意。“可以看出，当时在列宁领导下，民主气氛是很浓的”。［18］（P241）后来，列宁在《党内危机》一文谈到这件事时，他说：我还需要纠正自己的一个错误，当布哈林提出反对意见时，“当时我曾以刚刚闭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为回答。现在读到那次争论的记录，我发现，我说得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应当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陈云由此提出要有非常正常的党内生活，党的事业才能得到顺利发展。这是一个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重要命题，是值得我们认真体味和深入研究的。正如陈云所说：“马克思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很大。”［18］（P240）这当然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所奠定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理论中，有着明确的党内民主思想。他们特别强调，所有党员在党内事务中一律平等，“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19］（P435）这些思想和原则，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区别于一般工人团体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优势。列宁也有十分活跃的党内民主思想，如他主张在保证党的行动一致的前提下，党员有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的自由；要保障党员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思想斗争的权利；要“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20］（P362）等等。所以，陈云称赞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的七年间，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是生机勃勃的。陈云还回顾延安时期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他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这使全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共识的基础上达到了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8］（P239-240）应当说，从抗日战争到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党内有着正常的民主生活。这时，领导人带头发扬民主，党内民主氛围浓厚，上下关系融洽，所以我们党的事业发展就很顺利。陈云的这些思考，对我们今天进行执政党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有力保证。团结是党的生命。但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是目标一致的基础上的团结；无原则的团结，一团和气的团结，是虚假的团结，它经不起任何严峻的考验，是不会有战斗力的。毛泽东说：“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9］（P722）这对党外和党内来说，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13］（P419）在党内，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这就要通过党内民主生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解决，使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毛泽东说：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在这里，他讲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最富有生命力的是它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只有掌握这一科学的方法，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有了这样正确的认识，在党内才会有共同语言，才会有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团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使一些党员失掉了理想信念，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必然会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使党的团结统一受到严重损害。我们必须坚持原则，而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抵制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保持党的纯洁性，是衡量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尺度。

再者，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承下来，坚持下去。我们党除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之外，还增加了作风建设，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伟大创造。作风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外在表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比了人民群众对国共两党的不同观感和态度，生动地讲述了全国人民为什么特别喜欢共产党呢？他说，第一，因为它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终坚持了这个方向；第二，因为它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它对于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这种作风所体现的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反映党同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生动表现。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来说，在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建设起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同样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了全党对民主革命规律的统一认识，从思想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正是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P1093-1094）这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不能须臾离开的，更不允许弃置不用。前些年来我们党内出现种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有的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同党内批评的作风被淡忘、被弃置是有密切关联的。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做好“补钙”工作，增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风格，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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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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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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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0］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沈斐］

A Key to the Success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ies——Mao Zedong's Elaboration o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LIANG Zhu

（Research Center of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As a major advocate of the Party's three important working styles，including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forging close links with the masses and practicing self-criticism. Mao Zedong believed that practicing self-criticism served as the Party's notable character which distinguished itself from other parties. Proceed from the Party and people's interests，Mao Zedong held that practicing self-criticism ha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maintain the Party's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with proper continuity in governance. Mao helped reinforcing the Party unity and solving the inner-party conflicts，which becam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historic circumstances.

Key words：Mao Zedong；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the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y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2-0063-08

收稿日期：2016-01-07

作者简介：梁柱（1935-），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