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构大同儒学

邱文元

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构大同儒学

邱文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在于，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价值二元化立场出发诠释马克思主义遇到的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只有借助儒家思想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观，才能够克服。一旦实现了这种形式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和儒家思想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都是普遍真理，前者是在西欧历史文化的特殊语境揭示普遍真理，后者则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语境中揭示普遍真理。因此，转换语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了儒家现代形态建构的一条途径。

连续型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同儒学；道德革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儒学的形态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生变化。康有为最早著有《大同书》，对儒家的大同学说加以阐述。与现代新儒家的其他大师相比较，熊十力构筑大同儒学最为努力，他在晚年从大同儒学的立场出发对孟荀以降的小康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可见，与共和时代相适应的儒学是大同儒学，这是绝大多数现代儒家学者的共识。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到今天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都是从大同儒学的立场出发的。凡是保守小康儒学的，就没有人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质上完成了对大同儒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诠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不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甚至排斥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实现对儒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阐述的。如果有所阐述，就如同今天的自由主义新儒家和保守主义儒教思潮，不仅脱离实际，而且违背了孔子的实践理性精神。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在于，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价值二元化立场出发诠释马克思主义遇到的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只有借助儒家思想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观，才能够克服。而一旦实现了这种形式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和儒家思想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都是普遍真理，前者是在西欧历史文化的特殊语境中揭示普遍真理，后者则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语境中揭示普遍真理。因此，转换语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了儒家现代形态建构的一条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理论中存在的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条件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另一个是马克思对于东方国家和民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必须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为条件。我们会疑问的是，既然革命的目的是克服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异化而使人性得到本然状态的恢复，就不能以更加严重的异化即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为条件？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前提条件的观念，导致了马克思的早期追随者忽视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只是坐等资产主义的发展和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快速消失。这也是无产阶级在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不能获得农民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帮助而失败的原因。克服异化恢复人类本性的革命，是一场道德革命，它决不能以导致人性丧失的急剧的异化为条件，而是必须以积极地培育还未完全丧失的人性为条件。作为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资本对人的统治就从经济和物质的领域扩展到精神的领域，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对革命的主观愿望的消失——工人阶级沉湎于经济斗争，丧失了远大的目标，使自己更加彻底地编织进资本主义的逻辑中。

19世纪50年代正在进行《资本论》创作中的马克思，还有一个观念也是存在问题的。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不自觉地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康德、赫德尔、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对亚洲和中国的错误认识。

就如同我们在今天要表述自觉意识，一刻也离不开对西方的参照一样，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论证，都离不开对东方的亚洲和中国的参照和对比。黑格尔的精神自由的世界历史，就是在把中国、印度看作例外和他者的前提下炮制出来的。在这个精神自由的世界历史里，中国因为没有精神与肉体的分裂，就被排斥出去了；从西亚、埃及，经过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到日耳曼民族的资本主义文明，精神自由才获得高度发展。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时候，也不自觉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跟随黑格尔臆想出了人类历史的生产方式的演变进程，即亚细亚的、古典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进程。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也把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排除在发展和进步的世界历史之外。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伊柳舍奇金就指出：“靠不住的、陈旧的、但属于卡尔·马克思手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其根源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的特殊的亚细亚阶段。”［1］和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正确地解读了黑格尔的精神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与劳动者的分离。而黑格尔精神自由的历史，不过是劳动者无产阶级化和劳动者异化的历史。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有三个特征：首先，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其次，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并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第三，政治上的是专制主义政权体制。此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国家管理公共灌溉工程的职能。

从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客观描述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与西方历史发展的显著不同，与西方历史趋同的五阶段论比较，它特别突出地专注于东方的特殊性。在此我们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和19世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一样，对于东方特殊性的强调，是为了确立一种西方历史的普遍性，一种关于进步发展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利。这就是马克思之所以要对英国在印度残暴的殖民主义在感情上拒绝而在理智上却要肯定的原因所在。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历史研究也发现了，中国在过去两千年里经济发展和进步并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主导性的公有制经济（国家对土地的最终所有权）。由于国家的保护，中国的“农村公社”社长期保留了下来，中国的劳动阶级从来没有被彻底地剥夺劳动条件。不管是在西周的井田制度，还是商鞅变法后的均田制度下，中国的劳动者阶级总是可以从自己的剩余劳动中获得对自己的生存和劳动条件的维持和改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点，每一个家庭都可以通过勤劳节俭改变自己，这和彻底被剥夺的希腊罗马的奴隶、基本被剥夺的西欧中世纪的农奴大不相同。在中国历史上严格的阶级壁垒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个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跨越的。但是在近代以前的西方历史上，阶级壁垒是不可能跨越的。中国“公有制经济”主导地位不仅是中央集权国家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保护的强大保障。这才是中国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依靠吸收融合“亚细亚”智慧而实现的。这可能是早年的马克思所想不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强有力支援，摆脱了西方二元分裂的宗教性文化的羁绊，彻底克服了表述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人的中介进行的。在列宁领导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前，不管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派，还是孙中山国民党的革命派，都曾经关注并翻译介绍过马克思的思想。但是，当时流行的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解读，完全不合中国的革新家和革命者的胃口。只是在十月革命后，俄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获得了中国优秀分子的真诚信仰。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获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优秀分子的认同的呢？这是由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自觉性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的第二国际，走向了经济主义路线，热衷于经济斗争和工人阶级局部利益的取得，放弃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的路线。列宁从俄罗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到特加乔夫的民粹主义传统中汲取了思想和策略，在1904年提出了建立严密组织和严肃纪律的建党思想，以形成坚强的党组织来向工人农民群众灌输革命的自觉性，在十月革命前的《四月提纲》中又果断地提出了原本属于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政策，最后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但是由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列宁和斯大林甚至对于他们自己思想中的主观能动性思想都没有产生自觉的认识。究其根源，就在于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自觉地受到了东正教文化的救世主义、神秘主义的影响。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消灭后，莫斯科大公国成为东正教的重镇，被称第三罗马。俄罗斯人于是成为神选的民族，是各民族的弥赛亚，是唯一负有救世使命的民族。“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世代相传，经久不衰，一直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20世纪初的第三国际和世界革命的理想则是革命弥赛亚意识的表现。”［2］因此，列宁和斯大林主义并没有对来自人本性的主观能动性的自觉，他们的使命感是宗教性的。

这种宗教性革命的观念，误导了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把欧洲历史和俄国革命的特殊表现形式，当作了普遍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因此，也实际上就是和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进行不断斗争的历史。

二、道德革命和国家资本主导地位的重建

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遇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矛盾的阻碍。马克思思想中的无产阶革命学说和关于亚细亚特殊性的理论，都来自19世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主义。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实际上排除了中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十月革命后列宁为了克服苏联在得不到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而处于孤立境地的困难，提出了东方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理论。这套理论在近代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它的教条主义内容也让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初是列宁提出来的。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的革命，因此他把中国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在二大以后提出了中国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主张。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了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满足了中国革命的时代需要，成就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已经成功走上复兴道路的今天，我们就有必要把近代中国革命置身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也就是中国文明的连续型路径中来考察。在这样的视角下，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与中国历史无关了。因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型路径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有路径依赖的规定性，中国历史的连续型路径排除了私有制下私人资本对经济的垄断，保持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果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对经济领域的私有垄断，如果中国近代私人资本还远远逊色于国家资本的力量，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近代中国式资本主义或近代中国的革命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应该是什么性质的？置身于中国历史的连续型路径中，我们说中国革命是重建道德本体和国家资本主导地位的革命，是克服官僚主义和代理人道德危机的道德革命。

西欧语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否定世俗性的国家，而实现本来在彼岸世界的价值。由于中国文明的一元化世界观，国家兼具神性和俗性的双重权威，因此中国革命不是要根本上否定国家，而是要在更加本源的意义上重建国家。现代中国革命和历史上王朝更替的革命虽然有很大不同，却是继承了它的传统而发生的。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其主要的职责是管理、服务和保护其统治下的人民。在理论上，大一统国家作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它对人民的统治应该是人民自己对自己的统治。在这个理想的意义上，大一统国家就是人民群众的每一个组成分子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

但是，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大一统国家是通过皇帝家天下的形式实现其中央集权的。秦汉体制的大一统国家，是从宗法制国家到现代人民共和国的过渡形式。它最突出的优点表现在，郡县制国家废除了封建贵族制，而通过从读书的士大夫阶级选拔官僚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和人民。贵族阶级的消失，增强了大一统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广大劳动农民的利益和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这是过去两千多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根本原因。

此后，中国大一统国家政治的危机，就是官僚政治的代理人危机。士大夫阶级作为皇帝和国家依托的治理老百姓的精英力量，是在儒家经典的教导下走向政治舞台的，却在每一个王朝走向崩溃前，走向了试图把国家授予的代理性权力变为世袭性权力的贵族化歧路上。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王朝初期建立中央集权的秩序遭到破坏；失去了中央节制的士大夫阶级横征暴敛，导致了人民的流离失所，——最后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烧掉了皇帝的宝座，也烧掉了贵族化的士大夫阶级的封建庄园。

近代的中国革命继承了古代革命的传统，不是要像西方革命者那样消灭国家，而是要恢复和重建在代理人危机中分崩离析的国家。和古代的改朝换代不同的是，近代的中国革命不再建立家天下形式的集权国家，而是建立由集中起来的人民意志直接统治国家的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至关重要的是，毛泽东把古代儒家士大夫的慎独的道德修养，发展成了服务群众、组织群众（群众路线）的道德革命。

和新中国的国家资本掌握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手里不同，近代的国家资本大部分带有买办和官僚资本的成分，成为帝国主义和腐败官僚相互勾结侵吞国家资产掠夺人民财富的工具。近代的国家资本成为中国经济的赘疣和阻碍力量，新中国60年的国家资本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柱，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民间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投资环境。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有资本的历史之所以如此不同，可以从中国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性质中寻找答案。

中国革命把新中国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国有资本成了名副其实的公有制的资本。在新中国经历了一段时间艰苦的探索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终于走出了一条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道路。和1949年后30多年的计划经济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经济的结构不同，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包括了国家资本、民间中小资本、外国资本和个体经济所有的多层次所有制成分，形成了一个变化连续体的经济结构（有机结构）。这个结构似乎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但和后者不同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资本在继承国民党时期国有资本的基础上，又经历30年计划经济的发展，已经发展形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成为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竞争和发展的主导力量和基础。在这个主导力量的支持、保护和调控下，中国经济的各有机成分都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

1957年7月，毛泽东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毛泽东提出的生动活泼局面的设想，是中国摆脱苏联计划经济的高屋建瓴的设想。鞍钢为代表的一些国有企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探索企业管理，形成了著名的鞍钢宪法。1960年3月，毛泽东把鞍钢探索的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3］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只是在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才彻底摆脱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教条主义，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完全实现了毛泽东充分调动国家、集体和个人各方面积极性，形成一个生动活泼局面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在过去30多年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展现给了世人。不仅改写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改写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重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思想资源被发掘利用，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获得中国化的民族形式。

为什么要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形式？这是为了克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否定辩证法的形式中存在的内容和形式的矛盾。在西方文化的二元世界的世界观中，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分离的，前者属于永恒不变的世界，后者被遗留在现象世界中。马克思在19世纪创建的使人类从资本主义异化中解放出来，以恢复本性的革命学说，不可避免地要受到19世纪形成的西欧哲学社会科学的自否定逻辑的影响。我们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和马克思表述其普遍真理而从19世纪西欧哲学社会科学借用的形式（自否定逻辑）告别，而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形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认识，总是在特殊性形式中获得表达的。也就是说这个普遍性认识，不管是在西方历史的特殊性中，还是在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都是同一个普遍性认识。不仅如此，普遍性之所以是普遍性就在于它作为事物的规定性总是已经寓于特殊性中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的认识，也早就在中国特点的历史认知中得到了认识和表述。这就是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其心同其理同”的道理。马克思是在西欧19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语境中阐述人类历史的普遍真理的，这些普遍真理正是因为其普遍性，也必然会在中国语境中为孔子和儒家学派所认识和表述。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普遍真理的认识，在古典作家那里，是通过西方历史的特殊性形式来认识和表述的；就如同儒家对人类历史的普遍性的认识，是借助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来认识和表述的一样。马克思主义和孔子儒家关于人类历史普遍性的认识，虽然是借助于不同形式达到的，却归根结底是同一个认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赋予普遍真理以中国形式，这就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儒学现代诠释的一条途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儒学的资源得到发挥利用的过程，也是儒学的内容获得重构的过程。我们在本文的开始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的二元化语境中得到阐述的，这种形式的阐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内容和表述形式的不相适应，或者说它们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标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在二元化语境中的表述转变为一元化语境的表述，从而使其内容和形式达到和谐一致。实现了这个目标，也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重新阐释了儒学。

孔子的儒学包含礼学和仁学两个部分，前者为以荀子为开端的汉唐经学所发展和深入，后者为孟子以及继承孟子的宋明理学所阐扬。这两个部分都得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发现和再阐述。孔子和儒家学派的礼学研究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制度的发展演化，解释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型路径依赖的特点。近代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来，把中国古代思想的观念置身于政治文化制度，进一步置身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来进行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就对中国历史连续型路径发展的实际，继古代的儒学进行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阐释。孔子、孟子和宋明儒学则正确地阐述了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本体论、功夫论和认识论三位一体的实践理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把源自二元化世界观的自否定的辩证法改造为“一个世界”的世界观中的肯定辩证法。例如关于国家，在中国语境中国家是道德本体的载体，道德本体或善的理念蕴含在国家中，而在西方二元世界的世界观中，道德本体就是超越的上帝和天国，国家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概念——要获得超越的价值，就必须从否定国家开始。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哲学进行这样的中国化阐释，也就是重新阐释了儒学的实践理性。

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还包括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异化中解放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使其摆脱原来就有的二元化或自否定的形式，而通过中国化的或“一个世界”的世界观的改造。共产主义就被阐释为大同理想。前者以西方破裂式路径下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为条件，后者则以人的本性（善）可以通过培育而摆脱资本对人性的异化影响为前提。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因此是道德革命，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都获得保障的既有统一纪律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道德革命。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的中国人所接受，某种程度上说是要借以把儒学改造升级为符合共和制度的大同儒学。

［1］季正矩.国内外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观点综述（一）［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

［2］刘祖熙.试论俄罗斯文明［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4）.

［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90.

责任编辑：李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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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5706（2016）01-0011-05

2015-11-06

邱文元，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