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自由观与乌托邦——伯林自由思想中的“乌托邦”情结

2016-02-13 19:59
关键词:乌托邦

李 星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哲学】

伯林自由观与乌托邦
——伯林自由思想中的“乌托邦”情结

李星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摘要]以赛亚·伯林明确提出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认为积极自由可能会走向专制,伯林反对积极自由背后的人们对于理性主义的乌托邦追求, 倡导消极自由,但是伯林并没有找到实现他的消极自由的现实途径,所以最终也只能是另一种乌托邦设想。伯林的消极自由是简单粗糙的,他的消极自由是注定失守的。

[关键词]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反乌托邦;乌托邦情结

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人类脆弱得如同纤弱的芦苇。人类面对着大自然的冷酷无情、匮乏的物质资源,社会中人与人争斗和冲突甚至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世纪”[1]418。人类还是拥有思想的芦苇,还遭受到精神困惑的折磨。人类无时不在受到外部或内部的压制或干扰甚至是强迫。从古至今,无数的思想家在思考,脆弱的人类如何才能在丛丛荆棘中安身立命并不断延续下去,进而人类如何才能抵抗外在和内在的障碍,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做真正的自己。总之,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于是,在人类思想史上,自由主义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潮流,至今仍被孜孜不倦地追求。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普世文明。于是,一些思想家渴望找到一种力量的源泉,在这种力量的驱使和庇护之下,个人能够在重重压制下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获得自由。这种自由理论其实属于积极自由。关于自由,还有另一种思考方式,即一个绝对不被外在的他人干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完全由自己来做主,这种自由就是消极自由,其提出者为以赛亚·伯林。

一、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1958年,伯林发表了《两种自由概念》一文,文章对自由的概念作了区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伯林从政治生活中的“自由”问题入手,即为何服从与是否会被强制,进而引出对自由的分类。伯林揭示出西方不断地强调自由,却仍然不时地“兵戈相向”,伯林发现这是由于对自由的观念不清楚或者错误所导致的。他认为自由问题的真正解决同样需要纠正或明晰关于“自由”的观念。伯林提醒人们不要轻视了观念的力量。关于自由的正确的观念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而错误的观念足以毁灭人类。进而,伯林根据对以上问题的思考,考察了自由(freedom或liberty)的两种核心含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伯林根据所回答两组不同的问题而区分的。“消极自由”回答的问题是“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2]170而“积极自由”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2]170

伯林定义了“消极自由”的概念。“简单地说,消极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2]170伯林又从反面来规定消极自由的概念,个体如果受到故意阻碍或自我的领域受到挤压,那就是不自由的。伯林考察的是政治自由,而不是经济自由,所以“能力”问题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伯林认识到自由与自由总是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正如狼的自由就是羊的不自由或者牺牲,所以伯林规定“消极自由”的界限应该是最低限度的、每个人相同的、互不干涉的那个范围。这个领域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他作为人的人权之一,任何的入侵都是专制。但是伯林并没有清楚地交代该疆域是什么,只是模糊地说它是“虽变动不居但永远清晰可辨的疆域”[2]175。

在“消极自由”概念一节的结尾处,伯林通过对比的方式引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当我们试图回答与消极自由所不同的问题——谁统治自己,并且决定自己是什么和能做什么时,“积极自由”就被提出来了。它是一种“去做……”的自由,伯林在提出“积极自由”的初始时就明确表明了自己对“积极自由”的警惕态度,提醒人们“积极自由”常常与暴政紧密关联。在“积极自由的观念”一节中,伯林详细地分析了“积极自由”的概念和特征。伯林认为正常的或者良好的“积极自由”是“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我希望是一个人物,而不希望什么也不是;我希望是一个行动者,也就是说是决定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是自我导向的……”[2]180伯林并不反对良好的积极自由,但是他认为积极自由自身存在着容易腐变的特性,所以要强调消极自由来对抗变坏的“积极自由”。

二、伯林揭示积极自由的退变

这里的“退变”是指倒退、退后,逆向而变,含有颓废之意,它指出现的结果往往与人们最初的期望相反,常常是好的初衷造成了恶劣的后果。“消极自由”是不受他人阻碍地自由做选择,“积极自由”是自由地成为自己的主人,好像只是追求自由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积极自由”本身存在着容易退变的弱点,所以它们两个最终导向了不同的结果,并且二者之间可能产生严重的冲突。伯林提倡保护消极自由,认为其是真正的自由,不可侵犯,同时提醒人们警惕积极自由,认为其可能导致不自由,它可能会造成“自由的奴隶”和“被强迫着自由”的悖论,这两种情况都不是真正的自由。伯林揭示了“积极自由”转变为极权主义的逻辑。对于个体而言,自身中存在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比如激情、欲望等,并且人们也常常会通过理性对自己的欲望等加以克制,这样自然而然地在自身内部就区分出了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作为支配者的理性是高级的、优秀的、真实的,而作为被支配者的非理性是低级的、劣等的和虚假的,作为整体的人如果想进步,想上升到更好的状态,他的理性部分就要对他的非理性部分进行管理和约束。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暗含着对人性的规定,很容易把人格二分:作为控制者的理性和被控制者的非理性,或“真我”与“虚我”。“自由的概念直接源于什么东西构成自我、人格与人的观念。对人的定义加以足够的操纵,自由就会包含着操纵者所希望的任何意义。”[2]183

伯林认为,这种压制是从个体内部扩展到社会中的。对于个体而言,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两部分,“卑贱”的非理性部分应该通过“高贵”的理性部分予以压制或者消除。对应到社会中,真实的或理性的自我可以由国家、种族等更大的集体来代替,而相对弱势的个体就被当成了非真实的或是非理性的部分。这样,社会中的人就按是否理性被分成了优劣等级,既然在个体内部理性可以压制非理性,那么同理在社会中理性的人群也可以强制和教育非理性的人群,如此,理性的部分就可以把非理性的人群带向更高的“自由”,这样“自由”就成为了他们强制别人的名义和工具。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个人内部的压制就转变成了社会压迫,并获得了某种“合理性”。他们认为这种压迫不应该被被压迫者反抗,因为这种压迫是为了服从理性。如同服从他们自己,所以应该积极配合这种压迫。“如果受强制者更开化一点,他们就会主动追求,而他们没有追求,是因为他们盲目、无知或者腐败。……对别人的强制是为了他们自己,我比他们自己更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如果他们是理性的并且像我一样明智地理解他们的利益,他们便不会反抗我。”[2]181并且在他们眼中,这种压迫是有益于整个人类的,可以提升人类整体的境界,伯林批判说,这种论调是独裁者常用的方式。帮助无知者自由,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善意的,其结果有可能确实增加了被强迫者的自由,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所谓的“理性者”心怀恶意,或者自认为是理性者,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而他们却掌握了重要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会不顾他人和社会的真实利益诉求,而以“自由”为名来逼迫和打压他人,以此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就由自由之名导向了不自由之果。

伯林认为追求自我导向和独立的“积极自由”可能会采取两种方式,而任何一种方式都会给极权主义提供可乘之机。一种是隐回自己内心之中,这是抑制欲望以求自己成为自我的主人,另一种是积极地向外扩张,来实现自我或者认同于某个理想或原则,以此来成为自己的主人。第一种形式的思路为:我也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可是阻碍的力量过于强大,外在世界使自己极其失望,我不想受到这些阻碍的压制,此时如果“积极自由”向内转移,人们就会主动自我放弃那些无法实现的欲望,主动撤退回到自己的内在城堡之中,缩小或者放弃自己无法统治的疆域,减少、抗拒或消除自己无法实现的欲望。伯林将这种依靠压制或消除欲望而得到所谓的“自由”的心态称为“酸葡萄心理”,即我得不到的其实正好是我心里不想要的东西,采取的策略是“弃腿疗伤”法。这一派哲学家认为即使是奴隶也可以是幸福的。向内撤退分为自己主动禁欲和外力诱使或强迫人们弃欲两种情况。不管哪种情况都是必须受到批判的。伯林认为这种“放弃上路”而寻求“自由”的方式最后只能是无限退缩,最终只能是自我毁灭。对于第二种情况,伯林认为也是违背自由的。如果被暴君或独裁者利用,他们通过眼前利益引诱或驱使的方式,使人们放弃欲望,最终提供给人们的是貌似自由的极权统治。伯林赞成康德的“人是终极目的”的观点,认为“操纵人,把他们驱赶向只有你,即社会改革者才能看到而他们自己看不到的目标,就是否定他们的人类本性,我把他人当作工具……都是对人之为人的否定,都是对他们终极价值的否定”[2]186。

三、伯林批判理性主义乌托邦

“伯林在当代自由主义转变中的作用之一,是他参与了当代早期自由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并将其引向深处。”[3]117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如果向外转化,就会利用理性追求“自我实现”,通过对外扩张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从而实现“自由”,如果不加限制,最后就会演化成权威主义或者极权主义,对人类是具有危害的。伯林分析了理性主义者的“积极自由”的解放学说,在伯林看来,理性主义者将“理解”作为自由的条件。只要理解了事物和事情的规律,外在的和机械的东西就不再是强迫性的,而是变成了个体自觉自愿的东西或活动,理性主义者将激情、偏见等与无知和非理性联系起来,认为人们就只应该要求具有理性和必然性的东西。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具有理性的,每个人都必然地追求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否则,这些人就是无知或非理性的,是应该受到批评并且被改变的。这里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狭隘性,不允许他人有非理性的选择和要求,伯林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机械的,其中存在着错误。“这些信念包含着一个错误的推论,即从原则上说,一个明智的立法者能够通过适当的教育与立法,在任何时候创建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因为理性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对于同样不变的基本需要必然要求同样不变的满足。”[2]191这其实是“理性专制”,这就为理性主义向极权主义的转变做了逻辑上的准备。传统的理性主义者认为要用分析与理解的方式来清除制度和精神等方面的阻碍。伯林认为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是:只要人们的行为是符合理性的,即事物的必然性,那就是自由的。反之,如果行为是非理性的,那就是不自由的。理性与自由画上了等号。这种自由不同于守护免受干涉领地的消极自由,它是自我导向和控制,是主动性的、开拓性的自由。这种积极自由具有利己的“可操作性”:只要能够证明我想做的事情或想要的事物符合理性,那么这件事情或事物就是合理的。同时这种理论也就掐灭了他人的“非理性”愿望,因为这些愿望是不符合理性的,所以就不应该被满足。

伯林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认为萨拉斯特罗看上去是多么富丽堂皇的宫殿,但终究是专制性质的。理性主义个人观映射到理性主义国家观,如果国家是理性的,那么,这个国家所作的决定也会是正确的,这个国家中理性的国民就应该支持。伯林认为积极自由退变的背后有“一元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理论支撑。这种理论持有者认为真实的问题一定有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唯一的解,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理性是万能的,他们相信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找到那唯一的真理。在他们看来,人类凭借着理性主义和一元论就可以使这个社会变得很美好。理性的同一性导致了人对人的侵略。对于不相容的自由,可以通过规则加以解决,“不服从者被彻底消灭”[4]92。可想而知,这种解决的方式必定会使某一方或某几方失去自由或受到损失。伯林指出,这些一元论者和理性主义者们心中其实一直都深藏着一个美好的“伊甸园”幻想。“堕落前的人类伊甸园,我们虽然从这个乐园中被逐出,但仍然充满着对它的渴望。”[2]194伯林批判他们过度地相信理性,执泥于一元论,心中执着于“伊甸园”渴望,这种认识其实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会造成负面的现实后果。将这种没有证实的观念作为前提,不仅会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并且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压制者与被压制者双方的眼睛还会受到蒙蔽,都否认压制的存在,反而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理性的人会尊重存在于彼此之中的理性,而完全缺少相互斗争或控制的欲望。”[2]194所以即使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了或感受到了压迫的存在,那也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压迫,那充其量只是达到理性的必要途径,一旦整个社会都达到了理性,那些看似压迫的现象就会彻底消失。“它们都假定,在一个完全由理性者组成的社会中,对别人的控制欲将不再存在或将变得无效。”[2]194这其实是一种演绎法,大前提:所有的理性的事情都是正确的。而且理性与理性必定是和谐的。小前提:A是代表理性的。结论:A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如果B做了与A相冲突的事情,那么B就是非理性的,A就可以采用一般教育或强迫教育的方法使B达到理性。但是伯林对大前提就表示怀疑:这个前提如何被证明呢?

总之,伯林反对理性主义和一元论,认为它们是乌托邦,是一个符合“理性”的理想世界。理性主义毫无根据地将世界看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统一体,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一些普遍法则,它们为世界发展所遵循。人类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和找到这些法则。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而所有正确的方法之间必然不会存在冲突,真理之间是和谐的。理性主义会演化出一元论,个人和人类都有一个宗旨,个人和群体的使命就在于实现这个至上的宗旨,别的目标和愿望就不可以追求和满足。伯林认为理性主义一元论哲学家们混淆了两个领域——理论界和实践界。在自然科学领域,大自然确实是一个和谐一致的有机系统,杂多现象也确实遵循着统一的客观规律,某些重大问题也确实只有一种解释方式、一种解决方法。但是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领域,要遵循多元主义,就要尊重人的多样性,给个人自由留有地盘。因为在自然领域中,所追求的目标是“真”,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所追求的目标却为“善”,对个体而言,他的最高目标只能为“幸福”。

四、伯林建立了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伯林警惕积极自由,并批判了其背后的乌托邦设想,之后,伯林阐述了要重视保卫消极自由的理由,但是他并未找到实现他的自由理论的现实途径。伯林将自由区分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将二者截然分离,他认为应该保持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平衡,但是并未能找到维持平衡的原则。伯林主张“各守其界”的“消极自由”,初衷是协调各方,实现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甚至可以保护弱者,限制强者。但他的“消极自由”对弱者的保护只能是暂时的,甚至是虚幻的,而对强者的限制也是软弱无力的,强者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必然会扩张,而对弱者虚假的保护,使其麻痹,也可能会为强者对弱者的侵犯制造机会。伯林期望在强者和弱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互不越界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乃至避免战争,但弱者“不得不”遵守规则,而强者却可以随时有能力破坏规则。所以,他的消极自由理论也是软弱和无奈的。

伯林认为“消极自由”是深深地扎根在人的本性之中的,不可侵犯,它是人成为正常人的重要的和基本的部分。伯林也意识到了实现消极自由的手段问题,他认为要想真正地保卫自由(这里指消极自由),必须要有社会保障。在社会中,要为自由留下绝对的疆域,没有人有资格越过这个疆域。但是伯林并没有清晰地交代清楚这个绝对的疆域界限在何处,也没有详细地研究如何实现这样的社会保障,只是说“就是在虽变动不居但永远清晰可辨的那个疆域内不受干涉”[2]175。至于如何清晰辨认出这个变动不居的疆域,伯林并未详细交代,他寄希望于人的内心或者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该疆域,但是正如他所说,人与人是不同的,人的心理和需求都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形成大概一致的疆域。伯林主张将该疆域绝对化、天赋到人权中(伯林认为事实上,它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使其先验有效,并将它作为个人、社会和文化的终极目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消极自由常常被侵犯和忽视,如何将它绝对化、先验化?如何将其内化到每个人的人性之中去?伯林似乎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法。对于侵犯消极自由的举动,伯林也没有给出对抗的具体策略。[5]事实上,消极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劳而获的,而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获得的成果。所以,总体来说,伯林的自由思想理论意义大于现实意义,思想启迪大于现实指导,它更多的是给了人们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要想在实践中大刀阔斧地改革自由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和社会检验。

此外,笔者认为战争发生的原因也不仅在于观念,而是有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如国内经济危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特征等,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国家——日本和德国都是迫于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国内社会矛盾,才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国家谋前途,为国民谋自由”的积极自由只是这些内在根本原因的遮羞布和外衣而已。如果这层外衣被思想家所揭露和解开,威权者还会寻找新的华丽外衣来伪装和掩饰他们战争的野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6]9要想从根本上避免战争的发生,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另一种更加健康长久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伯林的自由观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它没有深入到战争的物质和所有制等因素中去,但是它能够撕开专制者的遮羞布,让人们看清战争发起者的真面目,使其不能再使用这一惯用的遮羞布,提供给普通民众一双看清战争宣传者言论真相的眼睛,从而降低战争的迷惑性和民众的损失,这也是非常伟大和富有价值的。

同时,伯林始终无法明确给出消极自由的界限,他说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那么消极自由就是不切实际的,也可能被利用和滥用,如果过度地、一味地强调消极自由,忽视积极自由,会造成社会成员的碎片化和散沙状,当社会需要强大的合力的时候,社会成员的力量可能难以凝聚起来,这样作为整体的国家如何有效地办大事,如何快速地向前发展呢?例如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国家需要大块土地搞基础建设,但是选择继续居住在自己的故乡是居民的消极自由,他们拒绝搬迁,但是如果每个个体类似的消极自由都得到尊重和保护的话,那么基础建设注定是无法搞好的,最终国家也不会快速地实现振兴。而国家与个体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人类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相互联系中,当今,我们更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如果每个个体都分毫不让,都坚守着或大或小的自由领地(伯林始终没有明确这个自由的领地有多大范围),那么国家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必定受到影响,这样国力就不够强盛,这样她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就会减弱,“落后就会挨打”。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中,国民的安居乐业是不可能实现的。笔者认为,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不可受到外在侵犯的消极自由领域,这只是伯林的理论设计,表现出了“乌托邦”的理想化色彩。

消极自由只是提供“去做”的机会,只拥有机会并不能实现自由,积极自由用于集体性的引导和操作,弱化甚至放弃了对“积极自由”的追求,最终也意味着自由的丧失。所以要重视对“积极自由”的守护和使用,用“积极自由”扩展“消极自由”的领地,实现真正的自由。更深一步分析,真正消极自由的实现还需要消除内在障碍,如无知、虚幻意识,自我实现需要外在障碍和内在障碍的同时退场,要对主体的动机进行辨别,需要主体具有真实的意识,拥有自由的能力,也要对主体的欲求进行真假分析,而对个体因素进行裁断的人最好是个体自己,才会免遭极权,然而,从人性上看,人是会犯错误的,“就算是苏联的领导人……肯定也避免不了有失算、犯糊涂、无能为力和不走运的时候”[7]96。所以个体的这些内在因素很可能被误判。总之,伯林的消极自由还是过于简单和粗糙,也注定是会失守的,他的自由理论也难以摆脱“乌托邦”的影子。

[参考文献]

[1]耶格纳季耶夫.伯林传[M].罗妍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胡传胜.自由的幻想:伯林思想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拉明·贾贝汉格鲁.伯林谈话录[M].杨祯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M].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冯自变】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1-0010-05

[中图分类号]B561.5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星(1987-),女,山西左权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在读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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