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与铭贤学校的创办

吴　强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　太谷　030801)



【历史学】

孔祥熙与铭贤学校的创办

吴强

(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太谷030801)

[摘要]孔祥熙是铭贤学校的创办者和首任校长，其主政下的铭贤学校不论是在软硬件设施还是办学理念等方面皆走在当时山西全省的前列。虽然不是职业教育家出身，但担任铭贤学校校长却是孔祥熙留美归来后的第一份工作。即便日后跻身国民党高层，孔祥熙仍不忘铭贤师生，分别在不同阶段以各种方式竭尽所能助其发展。通过对铭贤学校的回顾，能够进一步了解这所在山西教育史上有着一定地位的教会学校，深切体认孔祥熙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关键词]孔祥熙；铭贤学校；卫理公会；欧柏林大学；学以事人

对于民国时期在中国教育版图占据一席之地的教会学校，今人通过各类史料挖掘或时人事后的忆述已经较为了解北方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齐鲁大学，南方的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和位于天府之国的华西协和大学等个中翘楚。相比之下，作为现今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始建于1907年的铭贤学校(隶属基督教公理会，位于孔祥熙老家——山西省太谷县境内)虽在办学的规模、成绩和影响等方面都无法与前述诸校相提并论，然其在近代山西教育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的创办者、首任校长和校董事会董事长即是日后晋身国民党中枢，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党国“大佬”孔祥熙。非职业教育家出身的孔祥熙为何要创办铭贤学校，这是一所怎样的学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哪些教育理念，孔氏主政下的铭贤学校发展概况大致如何？本文就此加以探讨。

一、铭贤学校的办学缘起与初衷

铭贤学校的创办乃是清末新政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建立适应时代新规的新学制与新学校这一时代洪流中的产物。因为你实在很难想象以讲授数学、科学、外语为主，辅以体育、艺术等科目在内的新式学校会孕育于古老中国内部，而它之所以能在清末成为一时风尚，一定程度上也来自时势的倒逼。

从全国范围来看。1901年清廷明命将全国的书院改制为学堂，次年所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是当时系统而又完备的新学制雏形。1905年，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此新教育精神的感召之下，20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各地兴学之风颇盛，各级各类学堂纷纷建立，就学人数也显著增加。教育领域的除旧布新之风也同样席卷三晋大地。上至时任晋省巡抚的岑春煊，下至各阶层士民绅商，皆以兴学办校为己任，无不将改良教育视作革除弊政、汰换山西旧貌的重要途径，山西大学堂这所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新型大学之一于1902年创办可谓近代山西教育开天辟地之举。除大学之外，与其他省份类似，各专门性学堂也渐次成立，计有山西两级师范学堂、河东初级师范学堂、中区师范学堂、山西农林学堂、山西医学堂、山西实业学堂、山西武备学堂和山西法政学堂等，各府、直隶州的书院或被径直改为中学堂，或另行设置新的初、中等学堂，而县学则改为高等小学堂。可以说，铭贤学校的出现并非孤立个案，而是风起云涌大时代下山西现代化进程中教育革新所结出的一颗丰硕果实。

教会办学的传承延续与孔祥熙自身学习经历也是铭贤学校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这背后实已隐含了基督教与中华文化这两种异质文明形式之间的相互适应。自19世纪中期以来，来华传教士日益感到教育在传教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学校对教会的发展有直接的重要作用，这是传教士在具体的传教活动中得出来的经验”[1]161。教会试图通过教育打开传教局面，借重国人对教育的重视而与中国精英交好，以文化学术吸引社会注意，办学也就此成为教会的一项主动性行为。1900—1920年间这一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黄金期中，“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2]184，而教会学校的进展极为亮眼。20世纪初，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已达57 000余人，此后六年增加一倍至138 000余人，其中美国教会教育事业所占比重最大。虽然教会办学的目的在于传教，但客观上却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进步，“在新与旧的兴废中，新式教育制度渐渐确立，教会学校教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15。

具体到山西地区来说，基督教公理会1898年便在太谷城内福音院、里美庄、南张和县城南关设立了几所小学，次年又于汾阳县设立了铭义小学。1905和1909年，公理会分别在太谷、汾阳设立贝露女校和崇德女校。虽较其他地区稍显滞后，但至铭贤学校创办时，教会学校在山西的耕耘已近十年之久。传教士们在积累了一定经验之余，也更加体认到以教育方式来感训中国人，深入中国社会内部，相比单纯的宗教教义灌输更具效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欧柏林大学史密斯教授于19世纪70年代便组织了一个有二十几个学生参加的中国研究会，并在1882年前后组织一小分队的毕业生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交通闭塞、自然环境恶劣的太谷县。他们一边学汉语，一边进行传教活动，同时也开办医疗诊所、戒毒戒烟所、儿童识字所和成人文化补习班，深入基层、传播教义，而他们所创办的福音小学也正是孔祥熙的母校。在这所学校中，天资聪颖、幼年失去母亲的孔祥熙受到传教士们的悉心关爱，并深受教会中华人长老刘凤池的影响，不仅进一步夯实了孔祥熙的宗教信仰，而且也使他有机会于1895年毕业后被保送至基督教华北公理会潞河书院学习。1901年毕业返乡，时值义和团运动期间，孔祥熙因协助办理太谷教案而被保送至美国留学，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研究院完成学业。当他在学成归国之前得知欧柏林大学计划在山西太谷建立石碑以纪念出自该校校友而在义和团运动中死去的传教士时，孔祥熙求学过程中所受来自教会学校的恩惠以及他对教育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期许促使他说服欧柏林校方将资金用于兴办一所学校。“建立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然而能够造就活的纪念岂不更好？什么是活的纪念物呢？那便是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4]77，其宗旨在于“博爱济众、服务社会”。如果说上述那些方面是学校得以创办的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这可以说是孔祥熙立志创办铭贤学校的主观动机。

二、孔祥熙的治校理念和办学举措

与其他教会学校相似，欧柏林大学专门成立了“欧柏林山西纪念社团”这一组织，其执行机构名为“山西托事部”，而铭贤学校的英文校名即是“欧柏林山西纪念学校”，相当于欧柏林大学在华分校，学校的重大方针、人事和经费由其决定，校务则由校长也就是孔祥熙负责，中文校名则取“铭记为传教而殉难的诸位先贤”之意。

1907年秋，“到太谷的孔祥熙一心想恢复庚子以前的教会事业”[5]17，而孔的好友——美籍欧柏林校友康保罗夫妇、韩明卫、贺芳兰四人在此之前就已先期抵达太谷。在孔祥熙的全盘擘画下，康保罗主持教会工作，韩明卫主持医院，贺芳兰创办贝露女校，而他自己则主要接管太谷南街公理会明道院，创办小学，后在此基础上扩充增设中学，自任校长，并将此校命名为“铭贤学校”。前文提到，孔祥熙并非职业教育家，且在美国留学时也未以教育作为主业来专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形成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并将此付诸铭贤的办学实践当中。宽广的学术视野、深厚的社会阅历和对中西文化的兼擅反而使他在工作中海纳百川，能够综合各家长处为己所用。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即“学以事人”的核心理念。当然，与对其他事务的认识一样，孔祥熙在这一点上的主张也是受其宗教观念影响。基督教有所谓“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说法，这一基督教青年会会训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不是要别人为我服务，而是我要为别人服务”，而这与孔祥熙致力于以教育启迪民智，教育救国，培养有志于和有能力服务社会的青年在理念上有若合符节之处。正因为孔祥熙力图培育有用之才，他对所学有用性的强调也反映在铭贤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即重视声、光、电、农等实用性知识的传播，理论务与实践相结合，学生应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以期能够做到学以致用、经世致用。

其次，尊师重教。为学校教学延揽名师，狠抓教学质量，以此吸引全省优秀生源，形成高水平老师与高质量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孔祥熙深知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故国非学不立，故非智无以存，天下之通义也”[6]647。日后在重庆召开的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孔祥熙更是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全视教育的成败为转移。故本人自留学美国后，即本办学救国的志愿，追随教育界同仁之后，努力提倡教育”[6]。要培育人才、固本强基，一支优秀而精干的教师队伍则是必须的。

回顾孔氏一生经历可见，孔祥熙日后的腾达与其早年受益于教会学校的栽培与多位老师对他的指点、关爱是分不开的，这也使教师职业在孔祥熙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基于对教师作用的深刻认识，孔祥熙认为教师之于学生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之重责，应以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和因势利导等方法对学生施教，师生之间应宛如一家，鼓励师生多集聚、多会晤、多探讨、多畅叙，老师不能责罚和打骂学生，要给予学生尊重。在聘请名师上，孔祥熙更是不遗余力，先后为铭贤请到了贾炎生(孔祥熙不在校时由贾出任代理校长)、吴克明(校务长)、武星三(事务主任)等硕学鸿儒参与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工作，这些人也都有过留学经历，皆为望重一方的有识之士，教学认真负责、术有专攻，常以英文原版书作为教材，在此环境下学习的学生假以时日自然也就容易崭露头角。时人事后回忆铭贤的教学质量不仅保证了生源，而且高中毕业生多数都能如愿升入燕京、齐鲁、清华、南开等国内著名学府，这对于一所地处内陆的学校来说已经十分难得。

再者，孔祥熙在办学中极力倡导中西汇通、援西入中，有机结合两方长处而不可偏废。

单就孔祥熙个人而言，其学养深厚，进入教会学校前曾在父亲督导下接受过较为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有着一定的国学根底，而后又在教会学校就读，开始接触和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留美的几年更是在欧柏林和耶鲁这两所知名大学中求学，知识面宽广、视野宏阔。因此，孔祥熙在选拔教师时除了要求其具备真才实学之外，也很注意海归与本土、西学与中学这两者关系的协调、融合。对于教学内容的选择，孔祥熙也非常开明，允许信教学生宣传基督教义和学习神学知识的同时，也容忍学生中的非教徒开展反基督斗争，并未刻意强调一方而压制另一方，可说是在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前即已在太谷一隅先行实践着“兼容并包”的理念。孔祥熙痛恨鸦片，在学校所在地发起“集体戒烟”运动。令人倍感讶异的是，孔祥熙敢开风气之先，在当时那样一个仍然保守封闭的时代就已在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亲自向学生讲解“性道德”、“性卫生”、“性的神圣”、“两性结合”等内容，坚决反对在校生成婚，主张学业优先，这一做法就算是在当下也属前卫和趋新了。

孔祥熙在提倡包容、开放的前提下将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作为整个铭贤学校的主轴，传授知识与建构学生整全人格并举，这其实也是基督教“四全”(全备、全人、全面、全盘)式教育的体现。孔祥熙身上的儒家伦理印记则使他从传统角度提出应对学生进行以灌输古圣先贤遗训为主的精神教育，赞美民族传统美德，“光有学问而没有品格，就是小人”[6]580。西方基督教精神与中国传统儒家对礼义廉耻的信守在孔祥熙这里得到了较好结合，“脚踩中西两条船”或许也是孔祥熙那代中国基督徒的一种人格特质和努力方向。

最后，孔祥熙对体育也情有独钟，如于1915年联合体育界著名人士上书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将武术改为国术。他注重中西体育的融合性发展，一方面聘请武术高手和拳师进入铭贤进行现场教学(中国近代著名武术家、形意拳一代宗师布学宽先生就曾担任铭贤武术教员)，推进武术在青年学生中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也借鉴在美留学时的亲身经历引进了体操、球类等西式体育项目，自创体操课程，并向学生和教员展示。孔祥熙的“以体育人”和“体育救国”思想不仅推动了山西近代体育的发展，开一时风气之先，而且屡创佳绩。在1915年4月的山西第一届省运会上，铭贤学校分别夺得跳远、跳高、铅球、400米跑和200米跑等项目的冠亚军，轰动全省，此后又多次在全省和华北运动会上夺魁。

三、孔祥熙主政下的铭贤校情概述

铭贤校内的管理机构乃董事会，其成员由包括孔祥熙在内的12人组成，负责执行欧柏林大学托事部的指示，而孔祥熙一直担任着该董事会的董事长兼校长。虽然深处内地县城，并不占优势，知名度也较之地处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的教会学校略逊一筹，但在孔祥熙主政下，得益于其他学校少有的充裕而稳定的经费以及孔祥熙自身的人脉网络，铭贤在当时的山西教育界可谓欣欣向荣、风景这边独好，在教研实力、学生综合能力和毕业生升学去向这三个方面几可与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相媲美。

铭贤初创时仅为小学，后于1908年在原址扩充增设中学课程，至1909年时学生已增至百数十人。为了满足办学所需，孔祥熙买下面积更大、环境更为清幽雅致的城东孟家花园作为新址，并在此基础上大兴土木，形成了以“双八景”为主的校园景观体系。各个楼内相应配齐暖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等设备，而用于实验教学的科学仪器和药品也都一应俱全。1916年铭贤开始创办大学预科，后于1940年增设农工科，进而于1943年夏改为铭贤学院，初具大学规模，并将其办学重点放在现代农业科技研究和农作物改良工作上，成为当时国内重要的农业研究基地之一。

在课程设置上，铭贤有别于其他学校的是以分科教学的方法进行，计有文科、理科、商科和师范科。与今天的大学类似，铭贤学校将党义、国文、英文、历史、体育列入初、高中各年级的必修课，而其他课程则经过学科选读。如初中设有数学、自然、地理和工艺等；高中的文科有伦理、法制、心理、经济、医学、哲学、文学修辞和新文学等；理科则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商科有珠算、会计、簿记、经济货币、通商史、商业组织和管理等；师范科有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育哲学、教学法、农业要义和农业推广等。此后的铭贤农工专科学校和铭贤学院则继续在已有基础上发展为以农学为中心的系科设置和课程体系。

学校处于一线教学的师资也较为雄厚，中西教师各半。数学有赵子明、任达理、徐炽卿、贾荷卿；国文有黄钟甫、吴捷三、傅庚生等；理化有李贯一、刘和哉、毛鸿恩；生物有刘子伟、张琼英；史地有徐涣滋、李寓天、张雪阳；音乐有王文辅、伊漾非；体育有李伯玉、安瑞堂；美术有赵延绪、赵延纪；英语系教师则皆从美国欧柏林大学毕业生选派前来任教，这也使得铭贤学生的英文水平普遍达到较高层次，多能用英文与老师直接对话。当然，这种颇为西化的教学方式也引起太谷本地不少保守士绅的质疑与反对，乃至讥笑铭贤的学生“沾了一身洋味回家，将来连老婆都讨不到”[6]572。

铭贤的学生课外活动非常丰富，社团组织众多，尤以研究性质的社团最为突出，既有学生独立主办，也不乏师生合办，产生较大影响的如国学研究会、日文研究会、英文研究会、书报流通社、平民教育宣传会、文艺研究会、经济研究会和科学会，另有布道团、基督教友谊社、宗教研究会等宗教性社团，圣诞节、团契节和主日会期间也会举行宗教活动以资纪念，且有圣经课的安排，并出版《海涛周刊》、《锐锋》、《铭贤学生》、《晨曦周刊》、《火花》等学生刊物。

一所学校的良好运转离不开后勤保障，而长期维持在一定水准的铭贤之所以“堪称当时实业教育的典范”[7]88和“三晋学府、私校典范”，受到蔡元培、张学良的题词嘉勉，不仅吸引了陈衡哲、蒋梦麟、潘光旦等一流学人和教育家的参观考察，而且也令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千里迢迢前来看望全体师生，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8]213

除了政府财政拨款之外，铭贤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欧柏林大学学生会每年所收会费的一半连同其他各项捐款约为一万美元；制铅工业资本家、欧柏林大学毕业生查理·霍尔遗产中一笔75万美元捐助的银行生息三万美元和孔祥熙主政后对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的募捐，前两项共计四万美元属于铭贤每年的固定经费，而最后一项的额度也随着孔祥熙权力地位日隆而愈来愈大，这也使不在省会的铭贤却能成为山西最富有的学校。铭贤办学条件优越，收费却很少，孔祥熙经常酌情减免贫寒子弟的学杂费，以能让更多的人读得起书上得起学。

孔祥熙在内心深处将铭贤学校视为一项重要事业来经营，全身心投入，据其族中后人回忆，“三叔那时真是把心全操在了铭贤，一个普通学生的事都装在心里，三叔为铭贤操心真是没明没黑”[9]58。孔祥熙一直心系铭贤，尽其所能为学校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尤其是抗战八年远迁四川金堂，弦歌不辍，为学校胜利后的回师复原保留了一颗火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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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廷一.孔祥熙与宋霭龄[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张琴】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1-0015-04

[中图分类号]K25；G40-09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吴强(1985-)，男，江西婺源人，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收稿日期]20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