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政治策略与排他势

皋峰（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翻译中的政治策略与排他势

皋峰
（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翻译的行为与实践过程都是受到政治策略的影响。意识形态影响着翻译作品的选择，西方世界甚至可以借助翻译来对东方进行“东方化”。强势宗教的宣传、某类权势及出版等经济因素也相继对翻译施加作用力。此外翻译的实践行为中存在着对读者接受能力的选择排他势；对原著作者意图的误解或故意删节等排他势；再则译者的翻译行为和成果亦受排他势影响。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行为，是政治的工具与载体，翻译行为的所有参与者都会受到政治的干预和某种程度的排斥。

翻译；政治策略；排他势

翻译和政治是两个独立的貌似互不相干的词汇，但在翻译活动中的材料选择与输出时候，因为主观因素的影响，两者确实又是互相存在于彼此的领域中，而当翻译成为政治议程或政治利益诉求的某种代言人时更为明显。每当我们说话，就连决定说话的行为本身都可以是政治性的，因为我们选择说，我们只讲经过选择的话，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写作。通过特定的选择手段可以排斥很多特定的人，这是一个必然的政治行为。因此，翻译必然不是简单的忠实再现行为，而是故意和有意识的选择、组合、结构化和制造的行为，甚至有伪造，删除源信息，或建立秘密语码的情况［1］。而Tejaswini则明白地说，翻译行为是一种政治行动［2］。要翻译什么，要贬抑什么，政治策略里要考虑或不考虑翻译的内容。还有其他因素如：谁需要优先考虑，谁需要被边缘化或排斥谁，为什么我们当下思考的问题是一个需关注的基本问题。有时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有时某种权或势扮演了一个影响者的角色。除了意识形态和权或势对翻译的影响，经济因素则可以是另一个优秀的翻译推销员。所有这些影响性因素都彼此依存，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其中的一个原因。早有大量的事例证明了翻译背后政治策略的存在。譬如一些早期的圣经和阿拉伯文的翻译鲜明地体现了权或势和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影响翻译的原因。翻译一直是进入对方前沿的武器，影响着彼此的竞争，参与者要么选择有诱惑力的外部身份或用自我认同来忽略它的对手。具体到翻译实践的时候，可以觉察到一种力量，笔者在下文将其称之为“势”。“势”在本文里指一种使用语言的力量，借助其对读者，价值体系，信念或一套完整的文化进行选择。“排他势”则指在选择时排除一个群体的力量，这个群体可以是读者，作者亦或是译者。

一、政治策略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和政治策略是两个非常宽泛的词汇，都可以放在人文政治这个更大的领域来研究。因此笔者有必要把本文中所指的翻译和政治策略二者进行界定。因为在翻译过程中和翻译活动结束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政治策略行为的发生：一种结果便是翻译出的作品（目标成品和包含各种暗示和内涵的产品），二是隐藏在作品后的翻译过程（如选择翻译材料，因某些原因删除某些材料等）。后者即翻译过程比前者要复杂得多。然而两者都从意识形态，经济或其他权势因素上对翻译和政治策略起驱动作用。翻译作品是面向将来的，未来它甚至可能会被当成原始文本一样来阅读、评论或欣赏；而后者不管现在将来发生什么，都是理解前者即翻译结果的必然答案。笔者主要着眼于翻译行为和政治策略的关系，其中政治策略主要包含意识形态、宗教、权势、经济四方面因素。

（一）意识形态与翻译

针对这两个词汇，人们似乎通常认为翻译是具体的实质的，如上所述，本文不指翻译的抽象概念，而指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虽然并不能看到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具体的物质，它依然是存在的，并可在它达成某种特定目标时用固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它。意识形态是如此的抽象，似乎可以涵盖所有的与翻译相关的政治语篇。意识形态可以是政治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的。所有类型的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势域，在它们的势域内，有其特定的力量，鼓励支持什么或抵制威胁什么。当一些事物不支持特定的政治制度，那么这个政治制度不允许它们存在其中；当一些事物没有遵循特定的社会或文化的风气，这个社会或文化也不会允许它们的存在。在某些地区或国家有目标读者群体会认为其内容是不道德或淫秽的，这些内容就会被禁止翻译或已译的也被禁止传播。在某个社会可以自由地谈论的话题，而在别的社会却可能是一种亵渎行为。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的《爱的艺术》（Ars Amatoria），由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翻译的作品就在1599年被禁。1930年美国海关仍然在收缴同样的译作，理由都是其含有情色内容。日本曾有一场著名的“查泰莱审判”，即因伊藤整翻译 D·H·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引起的诉讼。1952年1月18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译者无罪，出版者小山久二郎罚款25万日元。此时法官更关注的是该书是否被读者读到。可是，到了当年12月10日，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和1957年3月13日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却连译者也被认定有罪，予以罚款。

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研究中提出，东方世界被“东方化”了，被西方世界描绘成认为它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它实际上的样子［3］。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没有真实根据，是凭空相象出来的东方，同时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偏见。“如果只考虑美国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稍有点夸张地说，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主要被看成是石油提供者和恐怖主义分子。几乎所有的细节，比如人口密度、阿拉伯-穆斯林人的生活热情等等议题，从来没有进入过那些以研究报告阿拉伯世界为职业的人的视野。我们能看到的不过是一个这样的粗鄙和过于简化了的阿拉伯世界，那个阿拉伯世界对于武力进攻毫无抵抗能力”［4］。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经典名著的翻译已与他们的原状不同。翻译似乎是殖民者用来殖民他者的武器。萨义德说他看到了翻译作为殖民者的政治力量在印度殖民地的驯化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隐藏在殖民者们背后，把当地人的经典译成英文的动机。比如1789年英国梵文学者威廉·琼斯把印度诗剧《沙恭达罗》（Shakuntala）翻译成英文就有其隐藏的政治动机，威廉·琼斯并非不加任何操控而真实反映了原作的各个角色。任何译者代表的始终是局部，不能代表一个整体。但是何时译者出现并怎样解读这个身份指引我们去理解其内在动机。Dorothy M. Figueira在她的《翻译东方－19世纪欧洲对＜沙恭达罗〉的接受》一书里指出，“有一件事，仍然，是可以肯定的：通过早期从梵文简陋的翻译，印度被西方重新设计了。我的意思是，多种不同来源语料的偏颇式翻译分别获得了发言权，西方叙述者还赋予其权威性”［5］。理查德·伯顿翻译并注解版的《一千零一夜》（1885）代表着阿拉伯文学翻译的杰作，而在英文翻译版出现之前，阿拉伯语原作并没有多少人欣赏和追捧。更讽刺的是，伟大的阿拉伯古典诗歌作品，包含着成千上万的美丽词组，几乎没有以翻译的方式进入过西方世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对译文索引（Index Translationum）的分析发现：苏联解体后，西欧的作品在其原来加盟共和国里的翻译数量跟解体前相比增加了，而共产主义相关文献需求减少。苏联统治时代压制了与哲学和宗教文本相关的翻译。或许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非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其社会主义政权的威胁？苏联统治时代的人也有自己对何种社会制度的排斥和喜好，但似乎有一种力量以政治的形式强加在他们身上。此外，也有不是因为内容而禁止翻译的情形，而是因为译者。意大利在法西斯统治时代，禁止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的作品，原因仅是认为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或本人是犹太人［6］。或者，整个题材也被禁止。如纳粹德国认为侦探小说传播反社会的不道德行为，就禁止翻译引进。

（二）宗教文本与翻译

《圣经》是世界上翻译的最多的宗教文本。根据最新的联合圣经公会的圣经语言翻译项目的报告，世界范围内它已被翻译成475种语言，新约圣经则是多达1240种。基督教的传播衍生出诸多翻译版《圣经》，而这些翻译版的《圣经》是基督教传播的强大利器。这并不是说只有基督教是唯一得到传播的宗教，而没有其他宗教。事实是只要存在一个以上的宗教，它们的传播必须靠彼此的竞争。一存在竞争，政治性动机就存在。假设某一宗教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教，这个国家就可能禁止其他任何宗教的传播。而当某个国家或地区开始殖民另外的国家或地区，并在其殖民地逐渐成为主导政治力量而存在，它就会抑制本地宗教及其传播，转而开始宣讲和传播殖民者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的，必然需要把宗教文本翻译成本地语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宗教就是明显的例证。为什么《圣经》是世界上翻译最多的文本，因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宗教相比基督教徒有最高的人口比例。

宗教文本的翻译与否和贬抑还有其他原因。对于印度教教徒而言，《薄伽梵歌》被称为“神之歌”，是印度教的经典之一。但俄罗斯托木斯克州的检察官却认为，它是播撒社会冲突种子的极端主义书籍，呼吁禁止该书翻译发行。美国广播公司曾报道，托木斯克检察官办公室2011年6月向地区法院提起申请，要求禁止该书发行。俄驻印度大使卡德钦发表声明称：“这一事件不应来自于尊崇世俗主义和宗教宽容的托木斯克。任何宗教典籍都不应被提交到法院审议。对信徒而言，这些典籍是神圣的”。在印度《薄伽梵歌》一直是畅销书，内容是古代印度一场大战前大神克里希纳（Krishna或译为“奎师那”）与王子阿周那（Arjuna）的对话。但这种禁令明显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或宗教团体的影响下才诞生的。俄罗斯也曾在2013年规定莫斯科一座存在了几百年的唯一印度教寺院必须关闭。东正教会甚至做出如下的声明：克里希纳是“一个邪恶的恶魔，是地狱中反对神的人”［7］。

（三）权势与翻译

一个拥有某种权势之人，因为害怕个人或隐私的信息被披露，可能会颁发禁令，以禁止任何渠道与己相关信息的泄露。这种做法可能是由于惧怕如某执政党的权力、政治威信的损失来驱使的。2011年一个泰国出生的美籍人乔·戈登在返回泰国治病时被关进监狱，只因几年前他把美国记者保罗·汉德利撰写的《国王从不微笑》的节选翻译成了泰语并贴在其个人博客上，而这本未经授权的泰国国王传记在泰国是禁书［8］。前苏联普通民众禁止传播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认为其宣扬极端主义，只能有少数几份在一些高级官员中传播。

当人们拥有某种权势，总担心有天会失去这个力量，如果某些东西可能威胁到你所拥有的力量，你自然不想让它发展壮大，而希望排斥它。在德国印刷的威廉·丁道尔翻译英语版《新约圣经》走私进入英格兰后，1525年英国教会勒令将其烧毁，只因当局坚定地认为，《圣经》只能用拉丁语。1624年教皇命令德国把马丁·路德的德译本《圣经》烧毁。1927年，由法国学者Mardrus翻译的《一千零一夜》被禁止通过美国海关，而理查德·伯顿的翻译版则被允许进入该国。马丁·路德得到一个德国公爵的支持，才将《圣经》翻译成了德语。英国国王詹姆斯钦定版的英语《圣经》最后的流行，证明了一个有权势之人是怎样成为翻译作品和译者的靠山。没有这样的支持，以伪造歪曲神的语言为由把译者施以火刑都是正常不过的。

（四）经济因素

托尔斯泰的政治批判小说《复活》，在俄罗斯受到审查。然而却被美国《大都会》杂志翻译并发行了一系列出版物。小说源文本中很多内容因为发行商的利益而被删除，由美国的编辑约翰·沃克进行了删改。约翰·沃克把原作进行重组，由原来的200页减少到50页。考虑到目标读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出版商把厚重的小说砍成了薄薄的一本。出版商不得不考虑到经济因素，他们总是受出版物市场化的可能性来驱动，一点也不考虑是否破坏作品的风格和原有内容的完整性。如何吸引目标读者以增加杂志的销量是翻译《复活》的因素之一。德国出版商在引进狄更斯小说翻译时给了明确的指示：避免长句或复杂的语法，能使仅受过基本教育的德国读者顺利阅读。此时此地，出版商并不关心原文学作品的风格和质量，而关心什么译作才是普通大众能够阅读接受的［9］。勒菲弗尔（Lefevere）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妮日记》被翻译到德国，因为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对原文进行了改动。例如原文“世界上没有比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更深的仇恨”，被翻译改动为“在世界上没有比这些德国人与这些犹太人之间更深的仇恨”［10］。

二、翻译中的排他势

（一）针对读者的排他势

此类型的“势”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读者只能以某种特定方式阅读某种特定文本。用某种语言来选择阅读群体，排除一部分另外的群体，这个现象由来已久。尽管从16世纪以来，先后有80多位各国传教士翻译过400多种著述，他们的翻译多为宗教图书。如果说传教士翻译的宗教文本是为了在普通民众之间传教，那么到了清末民初时代，可以说很多外国作品的翻译本不是为普通民众为目标群体传入中国国内。因为西方的侵略加强，我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类图书和哲学、政治、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图书也开始翻译与介绍。据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其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178种。译著主要是工艺、武器、船舶和自然科学，也有少量的史地、法律、医学图书，其中不乏著名的科学著作如10卷本的《几何原本》、侯失勒的《谈天》等。严复先后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书，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这些书籍的目标受众自然是受过一定教育基础的国人。林纾翻译的小说，依靠他人口述，用文言文写成。如果彼时没有受过一点文言文教育的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懂欣赏此类文艺小说的。晚清以来很多读书人认为中国人识字率太低，导致知识无法普及，成为近代贫弱的一个主因。在晚清的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权威性是在译者这边，而不在原文及原著本身［11］。

再如翻译英国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作，译者如果只选择字词对译，对诗人其中的暗引典故不加任何来源注明，那么只可能有很深英国文学底蕴的读者才能读懂。译者必须加上繁复的注释和脚注，除非他想使读者认为他仅是个老学究而已。那么译者要考虑至少三个方面因素：一、多数人不能理解这些典故；二、何时何处这些以多数人为群体的读者需要注释；三、读者需要花多大的精力时间才能弄懂这些典故。译者经常会以意识形态和文本纯洁性为由包容或排斥一类读者，在直译和自由翻译之间，这种力量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毋庸讳言，在排斥读者或部分边缘化读者的时候，译者的语态是另一因素［12］。此处的语态指作品的叙事风格和节奏。译者在目标语言中选择的语态是另一种隐性的或具有潜在歪曲能力的存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为代表的翻译家甚至一度认为：“最糟糕的直译也比最漂亮的意译有用一千倍”［13］。因为，意译就像“鹦鹉的聒噪”和“猴子的喧嚣”，是对原作的“亵渎”，彰显出译者的堕落［14］。他宁愿用直译加注的方式，“我希望翻译中充斥着大量的注释，它们像摩天大楼一样直抵这一页或那一页的顶端，只留一句诗行，在注释和永恒之间熠熠生辉”［15］。当这些译者先选择了这种排他势，读者如果不能和其有共同的语言观就只能被译者边缘化或排除在外了。

（二）针对作者的排他势

此类排他势至少牵涉到以下两方面的： 一、翻译中的归化和对目标语标准的顺从；二、省略。广义而言，归化都是对原作者的排斥。源文本的省略则比排他更进一层，是对原作的赤裸裸的侵犯。

翻译的规范是随社会化的过程发展的。规范是常规的，由一个集体的成员共享，它们既是规范行为的功能主体，又规范某种行为的预期结果［16］。是否使用归化或异化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吸引了翻译理论家的注意力。1995年韦努提在他的《翻译家的隐形》，里对英美文化翻译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大多数出版商主张归化，因为它使译文易被读者接受。目前的趋势是选择与英美价值观而言有吸引力的文化文本。对韦努提来说，这种方法一方面使得译者“隐形”，另一方面暗示着“因种族中心主义而减少外国文字文化价值进入目标语言中”［17］。通过归化，英美文化对其他弱势文化强加自己的“霸权”力量。运用归化或异化有时有政治上的考虑，如伊朗的翻译在翻译英语“Arabic Gulf”（阿拉伯湾）时，他很大可能用“波斯湾”来代替。再如果一个保守的阿拉伯的翻译在看到下面的一句：“我和我的女朋友去露营”的翻译，他会把它转换为“”。再翻译回去则意味着“我与我的妻子露营”。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阿拉伯语吗？因为很难用阿拉伯价值向多数阿拉伯读者来解释“女朋友”的含义。这时翻译过程归化成了救命稻草。

《20世纪中国翻译史》，《文学翻译概论》里都指出翻译总是为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所利用，成为它们的政治工具。它可以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效力，也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丧钟。翻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例外，亦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总是围绕着如何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而展开的。许多杰出的人物都是多产的翻译家，如鲁迅、曹靖华、郭沫若、茅盾、陈独秀、瞿秋白、刘半农和郑振铎等，他们把大量无产阶级的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从海外引入中国。在特定历史阶段，他们最为青睐的是来自于“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普罗文化”。于是，对苏联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的译介成为中国翻译界的主流。西方“高谈阔论”的政治以及“温文尔雅”的文学，与他们的情调和现状格格不入。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最对他们的胃口。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化的介绍在翻译界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学习俄文者人数众多，给翻译界增添了有生力量，就连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以上也印证了对“普罗文学”之外所有文学及作者的排他势的存在。

（三）针对译者的排他势

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即便译者本身也不能免受翻译排他势的影响。标题页面的“XX翻译”既欺骗读者又欺骗了文学评论家，因为大多数读者（虽然批评家应该更懂）不会意识到，一个译作在出版后，已很大程度上可能不完全是译者自己的作品； 它通常被提交到副本编辑或其他的翻译审校人员那，通常后两者对最终译作成形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学者Pergnier对这样的行为发起了猛烈抨击，认为这些编辑的存在使译者越来越失去对自己翻译的控制权，尤其是在他们移交译作给出版商后［18］。文字编辑对翻译文本进行美化或“添油加醋”的事实是很难回避的，只能寄望如果更多的译者能知道译作被修改也还算不错。需要指出的是Pergnier的攻击一定程度上看是片面的，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翻译作品，如果没有被他人以另一双眼不同视角再次审视，出版后也会是很糟糕的。毕竟，翻译常常成为双重困境的受害者：译者自己的使命感，和话语中所包含的文化惯性力量。例如巴里·海恩斯的小说《A Kestrel for a Knave》（男孩与鹰）的法语版的文字编辑如果做的更好（也就要求能够阅读英文而已），他则避免了本书第一句话开始就误译的尴尬，误译相当明显地破坏了那句话的真实意思：‘Les rideaux étaient fermés' （the curtains were drawn窗帘是放下来的），英语原句则为“There were no curtains up”（目前还没有挂窗帘）”［19］，因为原文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生活贫穷的背景。

三、结语

从语言单一表层来看，翻译过程是译者的一种语言转换行为。然而译者是人这样的个体，总免不了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见解。这种对于世界的见解是和某个机构或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分不开的，也和维系其存在的权力关系息息相关。换言之，语言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译者的政治身份，意识形态，而这种影响又是与其支持者及其权力关系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中性的；相反，它是政治力量的工具和载体，也可以说权力通过语言发生作用，而译者使用任何语言都在为权力及支配它的政治力量代言。译者或任何参与翻译行为的读者、编者为了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就会主动地认同某种主流的政治面貌并与之趋同，从而按照主流政治形态认同的某种模式改写、制造与解读相关文本。

翻译研究和政治话语分析不无关系。翻译家哈伍德（Susanne Harwood）近年来则常持一种观点：翻译本身就是一项政治活动。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而是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文化和文学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政治行为，是为了顺应主流意识形态和实现译者意图的一种与所谓的“理想翻译”有相当区别的行为。作为社会人的读者，译者和作者，在和译者及其翻译作品接触的时候，不可避免受政治力量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影响。不能阅读原作的读者只能被译者引导，译者可能会在翻译过程中无限制地滥用自己的权力和主体身份。而译作成形后编辑对作品加上诸如序、跋、引言、附录、加注、补遗等副文本形式，以至改写都是为了达成某种意图，却都是对作者、译者和读者解读行为的干预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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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BARRY HINES. A Kestrel for a Knave［M］.London:Penguin Modern Classics，2000:7.

本文推荐专家：

戴峥峥，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课程设计等。

易立新，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Political Strategy and Excluding Power in Translation

CAO FENG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Translation action and practice are both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strategy. Ideology affects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s. The Western world can even "orientalize" the East with the aid of translation. Stronger religious propaganda， certain power， publishing and other economic factors have also exerted a force on translation. Besides， translation practice has potentials in choosing the readers who can accept the choice of target language or who cannot； there also exists an excluding power of misunderstanding or intentional deletions of the original author's thoughts； furthermore translators' behavior and target outcomes are also subject to the excluding power. Translation is no longer a mere linguistic act， but also political tools and media. All participants in translation will be influenced or to some extent excluded by politics.

translation； political strategy； excluding power

H059

A

1008-472X（2016）01-0102-07

2015-11-21

2013年中央高校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次翻译高潮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项目编号:CSZ13008）阶段性成果

皋 峰（1980-），男，江苏建湖人，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英语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