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四重视域论析

刘建涛，浦　佳

(辽宁工业大学 a.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b.管理学院，辽宁锦州　121001)

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四重视域论析

刘建涛a，浦佳b

(辽宁工业大学 a.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b.管理学院，辽宁锦州121001)

摘要：习近平生态思想内在地包含着四重视域，即生态事关生产力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经济视域，生态事关民生福祉的民生视域，生态事关国家安全的安全视域，生态事关文明兴衰的文明视域。习近平的这些生态思想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思想；经济发展；民生福祉；国家安全；文明兴衰

习近平在继承我们党的生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资源环境的现实，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了生态建设的基础性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并科学辩证地阐析了生态与经济、民生、国家安全、文明兴衰的关系。这些关于生态思想的论述对于更加积极科学地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视域：生态事关生产力与经济的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水平。但重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源过量消耗的非理性发展理念及在其引导下形成的环境重污染、资源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因而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约束叠加共存。对此，习近平指出，我国“大部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是来自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型使用”[1]。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长期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在生产力与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明确，没有把生态环境纳入到财富总量之中，纳入到生产力范畴。生产力的传统表述侧重于征服、控制自然的一面，而漠视人与自然互动的生态关系，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理解具有很大的片面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包括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作为人类生存根基的自然所具有的生生不息、创造万物的自然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和物质内容，它的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与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因此，马克思始终将生产力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认识、定位与论述，认为自然资源、环境形成的是自然生产力，并深刻地指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2]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深厚的物质基础，对于广大人民公平地享有自然提供的优美环境和共享文明发展成果具有基本的保障作用。所以，习近平指出一定要“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1]，以使利用自然的活动在社会的范围内具有可持续性，经济活动运行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合理区间。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生态现实，明确地提出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这一结合我国环境生态现实的重要思想辩证精准地判断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生产力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优化的关系，不仅把进入劳动对象和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而且把整个生态系统纳入到生产力的范畴，拓宽了马克思自然生产力的思想，丰富了我们党的生态理念。优质的生态环境不仅影响生产力的效率、规模、布局、结构，而且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系统的最优效益和良性运行，同时也可转化为经济价值与经济优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优质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发展的动力，就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基于此，习近平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与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短期的一时的经济增长。他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明确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这种绿色协调的厚道发展理念是我党发展理念的一次重要提升，进一步科学地破解了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两难”悖论。因此，为了保护环境放弃经济发展或为了经济发展牺牲环境和过度限制资源消费的消长互损型经济模式不符合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同步协调发展的规律。必须要突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不容的思维定式与环境包袱论，切实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视为统一的共生体，纳入一体化发展轨道，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榨取型、终结式的发展道路与工业化模式，在环境承载力之内与环境容量允许的基础上推进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进而实现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经济性与生态性的有机统一，实现人与自然动态中的双向优化与价值双赢。

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割裂的单向度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否则不是竭泽而渔就是缘木求鱼。必须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在不超越环境系统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促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必须按照习近平的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1]。以生态环境容量与承载力确定发展方向与区域功能，以生态成本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生态为导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绿色化发展。

二、民生视域：生态事关民生福祉

人民群众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环境、生态质量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可以说，民生是根本，生态是基础，生态需求是人民群众随着生活水平与环境意识的提高而日益呈现出的一种新的基础性的重大民生需求。但是由于我国资源环境基础先天薄弱，加之对自然的粗放低效非循环的利用、错位的发展理念、环境执法与监管的偏弱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合力导致我国进入环境问题的高发期，环境健康事件频发、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冲突日渐增多等，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极大的隐患与危害。我国当下的环境生态问题集中体现在土壤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三个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关键性领域。城市居民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农村居民的恶性疾病的发病率等都与这三个领域的污染有着密切的联系。2014年3月份环保部发布的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成果表明，处于高环境敏感区、风险区的人数达2.5亿人。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人民群众对环境的高度关注和希望在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环境中生产、生活的愿望就是党和政府的努力方向。因此，针对这种环境现状，习近平明确指出，一定要“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PM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1]。可以说，生态环境污染释放的破坏性力量潜在地或已经现实地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身体健康，甚至有的地方已出现“公害病”征兆。环境质量已日渐成为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衡量标志，“一手提着药罐子、一手拎着钱袋子”的生活不是人民所期待的美好生活。甚至环境生态污染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习近平深刻地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起群众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1]因此，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公正的环境生态已经和体现人与人和谐公正的社会公平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健康意识的增强，人民群众生命质量与生活质量中环境质量的比重日趋攀升，因而致使人民群众对环境与健康的关注愈来愈多，期望也愈来愈高，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对此，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可以说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1]总之，生态环境问题横跨经济发展与民生需求两大领域，已成为群众信访的热点领域和社会多种矛盾的聚焦点。作为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必须把发展经济和生产与保护生态、改善民生、节约资源相融合相协调。2013年4月份，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明确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这一精辟论断深刻揭示了民生与生态的紧密关系，不仅是对民生内涵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生态产品的准确定位，更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的新期待。习近平在2015年5月份召开的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更加鲜明地指出，“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4]，因为人是价值世界的中心，但不是自然世界的主宰，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必须在人与自然相互生态优化的相融相通中实现。

生态与民众的福利与福祉高度相关，涉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在2015年3月6日两会期间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啊！要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5]习近平这种注重生态福利的民生观，不仅把生态注入人民福祉中，为开拓人民福祉提供了新境遇，而且体现了对自然与人民群众健康的尊重，彰显了现实的担当意识以及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

三、安全视域：生态事关国家安全

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安全需求。生态的安全状况是开拓未来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贯穿于当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之中，甚至已经上升到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存亡的高度。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1]。这一科学论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随着全球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日益恶化，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全球的环保安全意识也在逐渐觉醒和提高。如今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将充足的自然资源与健康的环境质量纳入到国家安全的范畴之内。就我国而言，国际社会中某些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占有全球大部分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格局，通过向我国进行污染转移、垃圾倾倒等环境殖民行为压缩了我国的生态空间，加之国内持续的环境恶化、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能源供给相对不足、水土流失等，导致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这些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因素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甚至干预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其政治意义愈加凸显。因为生态的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我国“两个一百年”政治目标的实现，考验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是公众目光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国家政治形象的重要方面。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6]可以说，党作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抉择正是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既面临着健康、国土、贫困、非可控生物入侵等方面的生态安全问题，也面临着海洋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形势不容乐观。因此，保护生态的安全对我国至关重要，关系着中华民族持续发展和人民福祉的长远大计。我国早在2000年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就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国家生态安全”的概念，并指出要以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统一规划。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如何在促进贸易发展的同时又确保环境安全的课题，并要求建立健全环境安全防范体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把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指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习近平结合我国的生态现状进一步指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1]，并要求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保护生物多样性”[1]。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加强生态安全建设，特别是加强西部生态安全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生态安全屏障。之后，习近平又把生态安全放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格局中，放到国家整体安全体系中去认识与定位。他在2014年4月15日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一定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打造命运共同体”[7]。生态安全处于与其他安全的联系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没有生态的安全，我国就会陷入难以逆转的生存危机。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指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8]。

生态要素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日趋凸显，已迅速而不可遏止地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的安全与否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的安全与形象。因此必须按照习近平关于建设生态安全的重要思想，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成为筑牢我国生态安全的绿色长城。

四、文明视域：生态事关文明兴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自然基础以及它们由于在人类活动中的改变而出发。自然基础是指自然生态的存在状态，既包括天气、水、土壤、森林、草地等生态支持要素，也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因此，生态与人类社会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一种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甚至关乎文明的兴衰，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综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农业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都是发源于生态良好的地方，但是后来皆因无度的砍伐、开垦，破坏了生态环境，耗尽了自然资源，侵蚀掉了文明生存的根基，从而导致其或衰亡或转移。进入工业文明后，科学技术与大机器在资本原则的支配下开始了对自然无节制的高强度开采与利用，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丝毫不顾及这种破坏行为所带来的生态恶果。工业文明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已从局部性、区域性向整体性、全球性扩展，从社会的边缘问题攀升为事关人类存亡的重大问题，削弱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根基。就我国而言，黄河流域正是由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才孕育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但是由于历史上过早地开发、无节制地垦荒，使黄河上游森林、植被等生态支撑系统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黄河水患和断流，从而使得中华文明的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容量基本上满足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但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也导致了环境生态的污染与破坏，造成了环境危机，公共环境事件频发，自然对经济社会的持续支撑能力被削弱。对此，习近平有着清醒的认识，明确指出：“从目前情况看，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1]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短板，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危害了人民群众健康，威胁着公共安全和社会和谐，甚至影响到我国的和平发展，因而从根本上危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可以说，生态与文明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相连，走向生态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面情势、总体特征与基本发展方向，生态价值进一步凸显。习近平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生态文明是在更高层次上，即在持续性原则与增长性原则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发展。正是基于历史的理性审视与考察，基于我国严峻的生态现实，习近平在2013年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这一深刻论述科学辩证地回答了人类文明与生态之间互相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觉、生态自觉、文明自觉。随着我国经济活动规模与范围的不断扩大，越来越需要足量的环境容量与良好的生态支撑。因此，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1]。

习近平关于生态与文明关系的科学论断揭示了生态决定文明兴衰的客观规律。在脆弱的生态之上很难建立起健康的文明，生态的破坏必然导致文明的衰退，而没有生态，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就会失去依托。文明必须以遵循自然的态度驯化自己，让其建立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之上。这对我国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9]，事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EB/OL].(2013-10-14)[2015-11-23].http://www.zgtks.gov.cn/xuexiyuandi/jianghuajingshen/2013-10-14/20110.html.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9.

[3]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9-08.

[4]习近平在浙江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N].新华每日电讯，2015-05-29.

[5]傅云，刘勇，魏星.书写老区振兴的时代荣光 打造生态文明的江西样板——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侧记[N].江西日报，2015-03-07.

[6]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03.

[7]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

[8]新华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15-10-29)[2015-11-07].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0/29/c_1116983078.htm.

[9]习近平.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二○一三年年会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3-07-21.

天人本一，德财相应——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

——《中国经典经济学》简介

《中国经典经济学》一书完成于2010年10月，于2012年1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是作者钟永圣博士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传统经济学挖掘和整理的结果。2012年10月，在德国法兰克福秋冬季国际书展上，曾经译介中国古代经典的英国帕斯国际(Path International)出版公司购买了该书的英文版权，由此拉开了中国传统经济学开始进入欧美传播的序幕。

《中国经典经济学》在学术层面构建了中国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把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的学问和实践用现代的学理规范加以系统化、体系化、学术化，把“中国经典经济学”这个名词带入现代学术的视野，从而在被西方经济学一统天下的中国经济学术领域开辟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先河，被誉为“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一个全新学科的建立。出版不到5年时间就已经6次印刷，市场销售31 000多册，为“中国传统经济学专业”作为新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书从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天人本一”观念出发，在现代学术背景下，用自利他利统一论、物质决定时空的相对论和财富境遇的德行相应论三个基本理论，系统分析并阐述了构建中国传统经济学的概念体系、逻辑前提、基本公理、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并通过解析古今中外的经济史实，剖析西方经济学所遭遇的危机，最终推导出通往和谐的路径：中和经济形态。

《中国经典经济学》一书认为“产品是人品的物化”，“财富是内在真实德行的物质变现”；提出道德是继实物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资本形态；伦理道德境界决定经济制度的交易费用；主张市场的真正动力不是竞争，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出中国自古就知道发展经济的要旨在于“治道之要，贵在不扰”，精准地解决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现代构建，意味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回归与复兴，将有助于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正确的理论帮助。

收稿日期：2016-04-03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L15BKS005)；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5208)；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4093)

作者简介：刘建涛(1983-)，男，博士，讲师；E-mail:liujiantaozhexue@163.com

文章编号：1671-7031(2016)03-0099-05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