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邠生平及任职乐清考略

潘猛补

（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浙江温州 325009）



周邠生平及任职乐清考略

潘猛补

（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浙江温州 325009）

作为苏轼好友，曾任乐清县令的周传略过去一直阙如，而《全宋诗》《全宋文》周小传，不仅简略且有讹误，故方健先生据可信史料，经考辨后重新编写，使人们对周的生平有基本的了解。但囿于体例，其编写的小传考证过程一概从略，使人感到结论突兀，且对周 何时任乐清县令，所据有误。故特以补周小传考证过程，辨正周任乐清县令时间，并就周在乐清的事迹作详尽考索。

宋代；周；苏轼；乐清

作为苏轼好友，曾任乐清县令的周邠传略过去一直阙如，而《全宋诗》《全宋文》周邠小传，不仅简略且有讹误，故方健先生据可信史料，经考辨后重新编写，使人们对周邠的生平有了基本的了解。其云：“周邠（1036 -？），字开祖。钱塘人。陈舜俞婿。嘉祐八年进士。元丰二年十二月，在乐清县任。四年四月，知溧水县。元祐元年正月知管城县任。二年通判寿州。绍圣元年，在知泰州任。二年，知饶州。元符二年正月，以朝散郎在知吉州任，以诉理不当，送吏部合入差遣。崇宁元年，入元符党籍。政和元年仍在世。官至朝请大夫。今存佚诗文20余首。”［1］534但由于囿于体例，其编写的小传考证过程一概从略，使人感到结论突兀，特别是对周邠何时任乐清县令，所据有误。故本文特以补周邠小传考证过程，正周邠任乐清县令时间之误，并就周邠在乐清的事迹作一详尽考索。

关于周邠生年，《全宋诗》《全宋文》无载，方健《周邠小传》云1036年，即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据苏轼《次韵周邠》有“羡君同甲心方壮，笑我无聊鬂已皤。”［2］1335及《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有“旧游到处皆苍藓，同甲惟君尚黑头”［3］494等句。诗中追言在杭州西湖与周邠旧游情景。同甲即同岁，苏轼由于早生华发，对同岁的周邠满头黑发十分羡慕，故在二首诗中提起。从苏轼生年推知，周邠亦生于丙子。然苏轼生于丙子岁末十二月十九日，在阳历而言却已跨年，属于1037年1月8日。周邠有无可能也生于丙子岁末十二月，从苏轼诗中得出无此可能。同年同月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同年同月，作为大诗人的苏轼必定大肆渲染，没提同月即是明证。故将周邠生年定为1036年是恰当的。

关于将周邠定为钱塘人，这是值得怀疑的结论。据王毓铨《谈古代的籍、贯问题》一文考证：在古代籍贯实为二事：籍是籍，贯是贯，不可混淆。古之籍与贯无现代概念之“籍贯”，籍原是册籍，人户册籍就是户籍，是“役籍”；“贯”常见于唐宋文献，就是祖居地，“本贯”即本人之原贯、祖贯。一人必隶一役籍，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故那时乡贯与役籍往往因关联而有合并省写之法［4］。由于人口流动的关系，籍之地与贯之地有时是不统一的，周邠产生为何处人的问题就是例证。《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查慎行注云：“按先生倅杭时，周邠为钱塘令。施氏原注以为钱塘人者，讹。”［3］665查说极是。可是人们对此视而不见，竟皆云钱塘人。宋代地方官任职的地域回避较为严格，不准本地人在本地当官，周邠必不是钱塘籍。然吴自牧《梦粱录》巻十七《历代人物》将周邠列入杭人［5］，这个与同列入的杨蟠情况相似。元祐间杨蟠通判杭州，也与苏轼倡酬居多。查注云：“考《东都事略》及《宋史·杨蟠传》，皆以为章安人。王氏旧注以为建州人。《咸淳临安志》云：《东都事略》称章安人，然《蟠集》号‘章安’，则传之称，从其集名也。《大宋登科记》实称杭人。绍兴间钱塘傅牧作《西湖事实》称乡人杨蟠作《百咏》诗，则《登科记》所载，从其乡也。榴案：《万历杭州府志》：蟠，章安人，贯杭州。”［6］648周邠只是祖贯在钱塘，但其籍到底在哪里呢？《咸淳临安志·古今人表》有钱塘周邦式、周邦彦，邠之侄。［6］649词人邦彦家世，父、祖事迹无考，其籍亦无考。《咸淳临安志·国朝进士表》有周邦式，考证云：“旧志不载，《大宋登科记》贯常州。今据《实录》附传称邦式为钱塘人，增入。”［6］653周邦彦与周邠有关系，周邦式是否与周邠也有关系，周邠其籍是否可能在常州，这只是一种推测，还有待确凿证据证明。周邠《与孙大博帖》云：“不肖之迹，窃同里闬。讲闻风谊，为日益久。蕞尔晚生无由进望声采，但积钦仰兹者，补官下邑，复迩治封，仰托余芘，冀免谴斥而善政流闻多所师法。”［7］大博为太博误，太博即太常博士，周邠与其同里闬，又在其附近任职。只有考出孙太博为谁，周邠为何处人问题即可解。待考。

陈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庆历六年进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熙宁中出知山阴县，以不奉行青苗法，谪南康监税，事迹具《宋史》本传。周邠为陈舜俞婿，见蒋之奇《都官集序》有“令举之卒若干年，而其婿周君开祖乃类聚其文为三十巻，属余为序。开祖有学问，通义理，痛令举之不幸，而纂其遗文欲以传于后世，而顾以见委。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则岂足以张令举之美而慰开祖之意哉。”［8］408而苏轼《陈令举祭文》被陆游推为最哀，读之使人感叹流涕，陈舜俞和周邠同作为苏轼的好友，两人翁婿婚姻关系，必会在祭文有所反映，可是奇怪的是苏轼竟然无一字提及。熙宁七年四月苏轼至丹阳，与周邠别，有《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诗。其一云“遣春”［3］535，作于春去夏来时，即四月。周令乃邠，周邠赴阙乃任满赴阙磨勘。陈舜俞亦有《和开祖丹阳别子瞻后寄》［8］542诗，也未提及周邠是婿。苏轼《与周开祖》：“某忝命皆出奖借，寻自杭至吴兴见公择，而元素、子野、孝叔、令举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开祖不在坐为恨。别后，每到佳山水处，未尝不怀想谈笑。出京北去，风俗既椎鲁，而游从诗酒如开祖者，岂可复得。乃知向者之乐，不可得而继也。令举特来钱塘相别，遂见送至湖，久在吴中，别去，真作数日恶。”［9］1668如果陈舜俞和周邠是翁婿关系，性格幽默的苏轼必定会在交往诗文中调侃戏谑，可是也无一字提及。这只能证明两人只是朋友而非翁婿。

这只有一种解释：周邠是陈舜俞卒后才娶其女的。这在苏轼诗文中也有蛛丝马迹可寻。苏轼《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时周有服》［3］429可见周邠居丧，当是丧妻，非丧母，历来注苏诗者误。苏轼《周夫人挽词》查注云：“然周夫人疑是周开祖之母本巻《次韵答开祖》诗有‘蒸豚未害为纯孝，狸首何妨助故人’之句，可作此题注脚。”［10］2435此注亦误，如果周邠此时丧母，当丁忧去官，不可能还在钱塘令上笑饮唱酬。

方健考证陈舜俞生于天圣四年（1026年）［11］，周邠不大可能先娶陈女为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榜下捉婿”是当时流行时尚，周邠嘉祐八年（1063年）中进士，此时陈女最大也只十五岁，是无可能。陈舜俞卒于熙宁九年（1076年），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所以周邠续弦娶陈女当在元丰二年（1079年）后。可见“苏轼与周邠的相识相知，应是其挚友陈舜俞的介绍”［1］537说不能成立，相反周邠与陈舜俞的相识相知，倒是其挚友苏轼的介绍。苏轼与周邠是上下级同僚关系，相识相知是自然必然的事。

苏轼于熙宁四年十二月至杭州任通判，与时任钱塘令的周邠交往密切，同饮宴集，唱酬频繁，有《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3］415《五月十日与吕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同泛湖游北山》［3］429《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时周有服》［3］429《会饮有美堂答周开祖湖上见寄》［10］2436《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3］441《病中独游净慈谒本长老周长官以诗见寄仍邀游灵隐因次韵答之》［3］443《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二君先以诗见寄次其韵二首》［3］459《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3］472《九日湖上寻周李二君不见君亦见寻于湖上以诗见寄明日乃次其韵》［3］484《次韵周长官寿星院同饯鲁少卿》［3］487《次韵述古过周长官夜饮》［3］487《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3］535《法惠小饮以诗索周开祖所作》［10］2434《会双竹席上奉答开祖长官》［10］2438《次韵答开祖》［10］2439《北山广智大师回自都下过期而归时率开祖无悔同访之因留渌浄堂竹鹤二绝》［10］2439等诗文。

苏轼和周邠诗有“西湖三载与君同”［3］665句，这正是二人此时期频繁交游盛况的写照，可见苏轼与周邻此期间的交游为二人的友情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全宋诗》云周邠“元丰初任乐清县令。”［12］方健编写的小传从之，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乐清县令周邠因乌台诗案治罪，被罚铜二十斤的记载，故云周邠“元丰二年十二月，在知乐清县任”［1］534。据《永乐乐清县志》卷七录有宋知县任职年表：周邠（熙宁八年）、蒋澈（元丰元年）、钱乙（元丰四年）［13］153。《万历温州府志》从之，可见《全宋诗》及方健所据不确。宋知县任期一般三年（首尾则四年），也有两年的（首尾三年）周邠应为元丰元年任满。

可是《东瓯金石志》有“《周开祖湖潢山题名》：‘杨子明、李资道、周思中同灵峰奇长老来游。元丰己未十月廿四日，周开祖题。’”［14］可见元丰二年周邠确还在乐清。孙诒让对此有案云：“《咸淳临安志》：周邠字开祖，钱塘人。嘉祐八年登进士第。熙宁间，苏轼倅杭，多与酬唱。轼后自密州改除河中府，过潍州，邻时为乐清令，以雁荡图寄轼。后知吉州，官至朝请大夫、上轻车都尉。考东坡《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诗》自注有‘将赴河中’之语，与《临安志》合。王宗稷《东坡年谱》：熙宁十年在密州住，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徐州。是开祖令乐清熙宁末无疑。《万历府志》宋乐清知县题名开祖名下注 ‘熙宁八年’是也。据此刻，则元丰二年开祖尚在乐清。故施氏《苏诗注》引吴兴向氏所藏东坡《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墨迹，后题‘元丰二年六月十三日吴兴郡斋作’。与此刻同在一年，可以互证。而《万历府志》于开祖后别载蒋澈，注云‘元丰元年’，又似开祖于元丰元年已受代者。以此刻及东坡诗注校之，疑《万历志》误也。”［14］

孙案有误，《万历志》不误。据赵抃《清献集》有《经乐清寄前县令周邠》诗，诗中有“旧治熙熙乐似春，退公章句更新清”［15］818句。这里用“前县令”“旧治”“退公”等词，确证周邠从元丰元年开始就任满离职，但还滞留乐清的事实。考赵抃子赵㞦元丰二年为温州通判，迎父侍养温州。苏轼有《次韵子由送赵㞦归觐钱塘遂赴永嘉》［3］828等诗。《清献集》有《十八男㞦自温倅迎于雁荡》等诗，诗中有“雁字”［15］794“霜风”“秋瀑”［15］795等词，可见赵抃游雁荡时是秋天，与湖潢山题名时间亦吻合。其实不仅元丰二年秋周邠还在乐清，而据玉甑峰东北左□石壁有《周开祖白石山题名》：“周开祖来游白石庚申三月。”庚申为元丰三年距周开祖己未湖潢刘公谷题名已隔一年［16］543。至少周开祖元丰三年三月还在乐清。故光绪《乐清县志》提出疑问：“邠罢任后，复留我邑乎？”［16］543

关于周邠为什么滞留乐清，宋代前后任地方官的交接制度比较规范，有“交承之礼”，继任者未到，前任不得离开。由于元丰元年已任命新县令蒋澈，不知何故一直未到任，所以周邠也就一直滞留乐清。对此周邠《与范奉礼帖》有明确记载：“一官海隅，浸成俗状，久因县道，未能下。所恨贱迹非久代去，不得久依贤者，以观善政，为拙者师慕之法。此私心之所帐然也。尚赖余芘，因风敢乞见教。”［7］该帖解答了周邠任满未离职的疑惑。至于到了元丰二年下摆脱。此任已过满数月，而代者稽留未至，遂至濡滞，末由解去。然敝邑幸窃邻治境，得托于仁芘之半年，乌台诗案发，周邠受牵连，等待处理，自然滞留乐清。

周邠在乐清与苏轼通信频繁，惜佚，仅从苏轼给周邠信中略知一二。

苏轼有《答周开祖》信云：“久别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问来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佳胜。承脱湖北之行而得乐清，正如舍鱼而取熊掌，甚可贺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话，此不尽怀。”［9］1669孔凡礼《苏轼年谱》认为“一路候问来耗”，云知密；“甚便其私”，谓弟辙在齐州，密齐近离，故系熙宁七年［17］。对此，方健据题下原注“以下俱湖州”，将此书系于元丰二年四月作，认为孔凡礼“竟对题注视而不见，对帖中‘甚便其私’一语进行随心所欲的臆说曲解而误系于熙宁七年十一月赴密途中。”［1］539其实孔凡礼的解析是正确的，只是误系于熙宁七年而已，相反方健的批评倒是错误。因为信中云：“乍寒”，“得乐清，正如舍鱼而取熊掌，甚可贺也。”周邠知乐清前曾有知湖北的提议，在宋代朝廷一般考虑官员实际，会就近安排，便于照顾家庭，故又改周邠知乐清，苏轼特此表示祝贺。熙宁八年周邠知乐清，信写于该年秋冬之际甚明。

还有信云：“递中辱书教累幅，如接笑语。即日，远想起居佳胜。某此无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益远矣。往日相从湖山之景，何缘复有。别后百事纷纷，皆不足道。惟令举逝去，令人不复有意于兹世。细思此公所以不寿者而不可得，不免为之出涕。读所示记文述略，尽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祠，未暇也。当作寄去。开祖笔力颇长，魏武所谓‘老而能学，惟予与袁伯业’，真难得也。寄示山图，欲寻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诗清绝，辄和两首取笑。浩然亭欲续和寄去。今日大雪，与客饮于玉山堂，适遣人往舍弟处，遂作此书。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9］1669信中云：“寄示山图”即周邠寄的雁荡山图，苏轼有《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3］665，知均写于熙宁九年冬十一月，诗有“海南未起垂天翼，涧底仍依径寸珠”句，惜其未大用于时，并以“笔力颇长”“新诗清绝”赞誉之。

苏轼《答周开祖》又云：“长篇奇妙。无状，每蒙存录如此之厚，但赐多而报寡，故人知其惭拙，必不罪也。今辄和一首，少谢不敏，且资一笑。惠及海味，珍感。来人遽还，未有以报，但愧怍无穷。到郡不见令举，此恨何极。尝奠其殡，不觉一恸。有刻石，必见之，更不录呈。有干，一一示及。”［9］1669考陈舜俞卒于熙宁九年，信中言“到郡不见令举，此恨何极。”苏轼到了湖州再也见不到好友陈舜俞，十分遗憾悲伤，此时周邠还在乐清，托人给苏轼送来了温州海味。苏轼为文作诗答谢。所谓“长篇奇妙。今辄和一首。”就是指《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诗。知回信写于元丰二年六月十三日后。周邠因此也因这首诗被卷入一场冤狱之中。这就是我国古代文字狱之始的乌台诗案。

周邠在乐清作“长篇”见寄，苏轼《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和答云：“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劳处处避嘲呕。河吞巨野那容塞，盗入蒙山不易搜。事道故因惭孔孟，扶颠未可责由求。”［2］949据苏轼坦白交代：“此诗自言迁徙数州，未蒙朝廷擢用。老于道路，并所至遇水旱盗贼，夫役数起，民蒙其害。以讥讽朝政事阙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以言已仕而道不行，则非仕道也，故有惭于孔孟。孔子责由、求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颠，谓颠仆也。意以讥讽朝廷大臣，不能扶正其颠仆。”［2］952苏轼于九月十四日在狱中，供出上件诗，违心承认诗中有讥讽新法的“罪行”。

周邠在乐清有惠政，勤为民事，他在《乐清县厅记》中提出执政理念：“醇疵在政，而吏必慎于所行。古人所谓吏久则民化、人存则政举者，诚在乎此也。”“县虽小，庸可忽而不治欤！”“时有先后，而法不能无因革，事有繁简，而效不能无浅深。”［13］61主张为官“清正廉勤”，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如“万规字仁甫，熙宁初试礼部不中，遂谢举子业，闭户著书，励气节。敦行谊。人皆尊信之，称为东平先生。邑令周邠三造其庐，然后得见。时邑始立学，邠请主讲席。”［16］329

周邠深爱雁荡山水，觞咏累日，民乐其游。周邠在乐清留有《箫台山》［13］12《净名院》［13］98《灵岩禅寺》［13］84《白石山》［13］23《集真观》［13］104《白石洞天》［13］127等诗。周邠来游白石山，并为“屑玉泉”取名。

在任满后，周邠曾居雁荡山双峰寺资深堂。双峰寺为雁荡山十八古刹之一，资深堂在寺后。王十朋《题双峰资深堂》其五咏叹“堂名石刻两俱存，令我深怀旧长官。学道资深更深处，居安能使庶民安。”脚注：“周开祖昔令乐清，有遗爱，堂名乃开祖所命。”［18］资深堂侧另有遗爱堂，用以纪念周邠。赵抃《经乐清寄前县令周邠》诗有“官居佛舍留题遍，可惜诗人只字民”句，可知周邠在乐清曾经写下大量诗歌。可惜早已佚失，我们只能从留下的寥寥几首中，来窥探其对乐清眷恋之情。

［1］ 方健. 北宋士人交游录［M］. 上海： 上海书店， 2013.

［2］ 苏轼. 苏轼诗集合注： 中册［M］. 冯应榴， 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 苏轼. 苏轼诗集合注： 上册［M］. 冯应榴， 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4］ 王毓铨. 王毓铨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348-355.

［5］ 吴自牧. 梦粱录［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273.

［6］ 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C］ // 永瑢， 纪昀.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490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7］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81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87.

［8］ 陈舜俞. 都官集［C］ // 永瑢， 纪昀.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9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9］ 苏轼. 苏轼文集： 第4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0］ 苏轼. 苏轼诗集合注： 下册［M］. 冯应榴， 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1］ 方健. 《全宋诗》证误举例［J］. 学术界， 2005（1）： 142-159.

［1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第12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8404.

［13］ 佚名. 永乐乐清县志［M］. 香港： 天马图书， 2000.

［14］ 孙诒让. 东瓯金石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15.

［15］ 赵抃. 清献集［C］ // 永瑢， 纪昀.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94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6］ 陈珅. 光绪乐清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工作委员会.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第61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17］ 孔凡礼. 苏轼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301.

［18］ 王十朋. 王十朋全集： 上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23.

The Biography of Zhou Bin and His Tenure in Yueqing

PAN Mengbu
（Department of Ancient Books， Wenzhou Library， Wenzhou， China 325009）

As a good friend of Su Shi’s， the brief biography of Zhou Bin who used to be the magistrate of Yueqing is lacking for times. While the biographies of Zhou Fen 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Song Dynasty is too simple with lots of errors. Therefore， Mr. Fang Jian re-compiled a short biography of Zhou Bin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and examination based on credible historical data， which makes people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Zhou Bin’s life. But confined by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s， the short biography compiled by Mr. Fang Jian omitted all the textual research process，which makes people feel the conclusion sudden and incongruity. Besides， the proof that attested Zhou Bin who once was the magistrate of Yueqing is also somewhat mistaken. The paper tries to make a supplement to the biography with the research process， which gives an accurate time when Zhou Bin was in position of the magistrate of Yueqing and makes the detailed record of what Zhou Bin did in Yueqing.

Song Dynasty； Zhou Bin； Su Shi； Yueqing

K825.6

A

1674-3555（2016）05-0074-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6.05.01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5-07-27

潘猛补（1956- ），男，浙江乐清人，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