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启示下的生态之思
——电影《2012》的生态批评视野

章琪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末日启示下的生态之思
——电影《2012》的生态批评视野

章琪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电影《2012》造成的恐慌伴随末日预言的失效日渐消散，但影片中的末日警示以及生态意蕴的挖掘仍是个持续且无穷的有效话题。在人类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日益严重的当下，以生态批评视野对《2012》进行多维递进的解读，挖掘影片的多层生态意蕴空间，对影片应对生态危机所做的尝试性努力做出阐释，追溯生态电影的思想渊源，揭示其现实意义。

《2012》；生态批评；绿色观影

一、《2012》与“绿色观影”

《2012》是罗兰·艾默里奇导演的一部关于人类生态危机主题的灾难电影。影片以无名作家杰克逊努力拯救家人和地质学家安德里亚意欲拯救人类为两条情节线索，讲述了在玛雅人预测的2012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全人类遭遇生态灾难的慌乱绝望景象，以及最终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彼此意识到错误、放下偏执的欲念并开始新生活的希望图景。

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现象日益严重，生态问题已经被推向了关乎全人类生存、无法忽视的公众焦点上。生态文学、生态电影作为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生态电影由于其题材的针对性，首先萌芽发展于欧美发达国家，“指一切含有生态观念的影片，包括科教片、纪录片、故事片等。”①邵霞，季中扬：《当代生态电影的现状与问题》，《电影文学》2009年第1期。目前在欧美国家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类型片。发展至今据其内容大致分为三类：对严重的生态问题予以关注的生态电影；对随人类学发展，对原生态文化予以重视的原生态电影；以及以生态思想为主导反思人类生存现状的生态意识电影。

“绿色观影”是笔者借鉴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伊尔的“绿色阅读”提出的一个概念。自尼采终结理性主义哲学文化思想，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价值重估”的命题后，生态批评也被把握为一种对文学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它）是一个以‘共生’、‘整体’、‘生命’为旨归的阅读，是包容着各种阅读和批评模式的阅读。”②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9页。自20世纪后期开始，“价值重估”的命题在文学艺术领域不断拓展，电影作为艺术类型之一，日益扮演着文化传播、文学阐释的诸多身份，同样具有被揽入生态批评提倡的“绿色”视野下的必要性，结合电影自身的接受特殊性，因而提出“绿色观影”的概念。亦即运用生态批评的视野，对传统影片进行新的解读，关注其中生态理论相关的内容，抛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坚持生态整体的文化立场和“绿色观影”的出发点，从而挖掘出影片中更加广阔的生态空间，以及其所蕴藏的丰富的生态意蕴。

立足于“绿色观影”的概念重新观照《2012》，便会发现影片在揭示诸多层次的生态问题之外，还向我们暗示了生态的持久的人类生存之道，当然也伴随部分情节给予我们的生态反思。《2012》是以末日题材为我们敲醒生态危机的末日警钟，向人类昭示与自然、他人、社会，以及自身和谐共处的真谛，人类在末日的启示下认识到这些真谛而实践之，从而合力勾勒出一幅美好和谐的生态存在论图景。

二、《2012》中生态问题的揭示

生态批评理论下的“生态”，不同于“自然”的概念，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思维方式，相异于“人类中心主义”，提倡一种“生态人文主义”，对此概念，雷加尔在其《生态人文主义论集》中提到，它隐含着对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机构之间以及个体与非人类环境之间关联模式的洞察。这也是生态批评的视角在《2012》中所揭示的诸多生态问题：最表面的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深层的人与他人、社会的交往危机，以及更深层的人与自身的信仰危机。

影片运用特效首先展示了末日前夕自然生态环境由于人类破坏而崩溃的景象。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出现的地裂现象，在多数习惯麻木的人眼中，不过是日常新闻的一则，孩子们在裂缝上跨越游戏，成年人调侃让整形医生拯救裂缝……但是地球不堪重负后的反击却不会因为人类的不予理睬而止步，影片中相继而来的剧烈的地震、地表的陷落、火山的爆发、板块的瓦解……大自然用切实的行动向人类彰示他们掠夺自然、侵犯自然的直接后果。

伴随着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乃至两者原初关系逐渐分裂的过程，人与他人、社会同样出现了疏远和隔阂。影片主人公杰克逊家庭的破裂和其与孩子关系的疏远、黑人总统与女儿的隔阂、音乐家托尼与儿子的冷战、俄国富豪尤里与情妇的彼此利用与猜忌，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在影片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人与人之间早已断失了本初同作为自然之子的紧密的联系，在现代理性的标尺和科技主义的度量下，人与他人、社会的联系早已物化成了冰冷的金钱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丢失了原初的澄净纯粹，充满猜忌、秘密和阴谋；人与其生活其间的社会也断裂了关系，由居住者的身份变成了流浪者，成了一个个“面对茫茫黑暗中迷失存在的民众”，在惶惶不得终日的情绪里寻找“返乡”之路。当整个加州陷落时，绝望的人类盲目奔跑哭号在断裂的街头，彼此间只有碰撞、伤害，没有陪伴、安慰和鼓励，这是全人类的交往危机，也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影片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人类在基本的社会关系断裂后普遍存在的交往危机，这是社会生态关系失衡的后果。

人自身的信仰和精神危机则是影片向我们暗示的生态问题的更深层。电影由一则发生在玛雅古城达格尔的集体自杀事件开始，暗示在人类自诩中心的现实生活中，内心仍无法获得自我确认的安全感。当末日灾难临近全世界时，耶稣圣像在瞬息倾塌、教堂穹顶上的裂缝在上帝与耶稣意欲牵手处断开、街头忏悔的人们也逃离不了死亡的集体命运。末日来临时，信仰也无济于事，拯救不了人类的命运，也安抚不了末日的绝望情绪。在现代理性建构下的现实里，人凭借知识与欲念展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信仰被紧张的现实挤压而致悬置在无法确认的虚空里。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骤然发现无法认清自我、确认自身，巨大的迷失感使所有人成为自我心灵的放逐者，这是人类理性偏执地侵犯个体心灵而致内心生态世界崩塌的惨痛后果。

三、《2012》中生态意识的体现

作为一部生态意识电影，地球一般作为一种映射与象征出现，影片借助人类遭遇末日危机的艰难处境彰显人类生态存在之道的必要性。《2012》中生态意识的体现，不仅在于人类面临世界末日的反面启示，还在于影片对于情节细节处理上的直观暗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平等的生命价值。在生态批评理论的视野下，一切生命享有平等价值，生命包含多重形式载体，人、动物，包括植物。相较于以往“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这种平等的生命价值观是在生态主义理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一种观念体系。福柯在《词与物》中宣告以工具理性利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时代的终结，并以尼采为证表明“在我们今天……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①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03页。所谓“人的终结”，指的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传统观念的终结，人类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非出于创造的中心以及生命的顶端，人类想要获得自身的生存必须放弃这种自我中心的痼疾性的观念。

影片对部分情节的处理体现了人类抛弃“自我中心主义”后的生命平等价值观。末日来临前，登上方舟预示获得生存的物种，不仅有来自全世界的人们，也有同为地球之子、人类之友的动物。在方舟启动前的紧急时刻，直升机输送珍稀动物掠过被困在雪地上杰克逊一行人的头顶。这样的情节设置一定程度上不仅是将动物提升到与人类共同享有生存权利的地位，甚至故意用一种价值放大处理的效果来警示人类一直来自诩中心的错误。

平正的道德意识。人类的道德意识建立在人对自我及与自我相关的社会的认知基础上。道德问题的关涉，总需与外在于自身的对象接触时才能显现，可以说每个人拥有各自应对的道德意识，但却无法衡定每个人都拥有平正的道德意识。正如“行为与道德的这种互构互化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是实存性的或者说是客观性的，它不以行为主体是否形成道德自觉为转移。”①高楠：《文学道德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页。但我们说，只有平等公正的道德意识才是指引人类迈上生存之道的有效依托，这也是生态主义理论在打破统治逻辑和等级秩序的桎梏之后，所致力建立的观念。

影片高潮是确定登上方舟的人员问题。三号方舟因为受损无法起航，多数人命悬一线，四号方舟内，以安霍伊泽为代表的专制政府形象出于狭隘的利己主义执意将那些人弃之不顾，而以艾德里安为代表的人民权益维护者愤怒地发出质疑，并以一个文明人的道德意识向所有人呼吁“当我们不为他人而战时，那就是我们失去人性的时候”，而人性仅是人类道德意识的最基层，人在保留人性的基础上才有追求道德意识的可能性。在被现代性普遍侵犯的精神领域内，道德概念也烙上了符号化印记。影片中政府高层人士处在传统视野中的道德上层，先天的道德优越感使之将自身与他人区别，并在此之上以人类救世主身份自居。艾德里安则是一根利箭，直接刺开这些处于道德优越感保护中的人拯救人类的谎言，让其意识到他们所持的道德意识仍是失却公正平等的。艾德里安唤醒了人类的道德与良善，在生命攸关时刻，政府领导者们共同做出让所有人登上方舟的决定，用行动实践平正的道德意识观。

公平的话语权力。福柯认为，“话语作为言说和书写之物”，“远非一透明或中性的环境，……相反，它实际却是性和政治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来行使它们非常可怕的力量的场所之一。”②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3页。话语作为语言学领域的单纯概念，早已发展成了具有复杂语用意义和语境暗示的概念，或者说，语言学研究中的话语，也早就拥有了可怕而特殊的力量。萨义德在分析萨西的理性人类学时也指出，“专业化的权力话语与萨西作为东方学先驱者的生命之间的确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③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65页。萨义德指出了话语的真相，也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可怕境地：话语作为殖民手段的一种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人类在被话语操控和统治的处境中不自知，且仍试图以此话语为径求得新生。

《2012》中话语的展示层次是丰富的：有普通人被话语长期统治的麻木表现，末日消息被封锁时，所有人包括白宫里的高端人士仍像话语机器般接听电话、执行命令；有普通人获悉话语真相时的拒斥与恐惧，凯特拒绝杰克逊的末日真相而相信政府的稳定宣言，但自欺的执念随即在强震中不攻自破；有社会权力掌控者对话语的操控，主张封锁信息的安霍伊泽是典型代表；也有道德良知体现者为民众争取知情权、话语权的牺牲和努力，罗兰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途中被害身亡，查理为向世界第一时间传达新闻而被喷发的岩浆吞噬，艾德里安为打破话语垄断的局面更是在复杂的权力体系中抗礼陈词。影片中，对于让人们登上方舟的决定，最初是由俄罗斯、中国及日本的领导人发出的，这样的设计也是对话语权力延伸的一种安排，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被提到与欧美发达国家并列的话语主体的地位，并向全人类公布关乎人类的信息，令所有人知晓事情的真相，这便是生态主义理论所提倡的公平的话语权力的体现。

四、《2012》中生态缺席的思考

将《2012》视为生态意识电影的典型，一方面，肯定其在向人们揭示生态问题、传播生态意识方面意义非凡，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影片部分情节上生态观念的缺席，并对此产生做出思考。

大众生态意识的淡薄和缺失。末日来临前局部地区的地裂、地震现象勾不起民众的警觉和反思，反而成了他们调味生活日常的材料。电影的反映是真实的，因为正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强硬，以及一直来对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内心环境的忽视才使得人类面临世界末日。但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影片真实的反映中调整自身，而非沦陷在末日的恐慌里，要永远记得，只有人类的行动才能使现状出现转机，就算是保持信仰，也应在人类恢复与自然、社会、世界原初关系的前提之下。

对金钱观念的批驳。影片中象征生存希望的方舟最后虽在道德者的力争中向人们开放，但我们深知这种公平也仅是相对的。政府打造方舟的消息只有金钱才能买到，登上方舟的资格也建立在支票的基础上。就像艾德里安向安霍伊泽质疑仅有富人登上方舟时，后者的回复充满了嘲讽，“如果你想让中国工人上船，你尽可捐出你的通行证”，艾德里安竟无言以对，对于这个靠社会富豪募资得以展开的方舟计划，对于这个依靠金钱得以运行的社会体系。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金钱永远不该成为人类在末日前获得生存机会的唯一途径，金钱至上的观念是生态主义极力批驳的，它只会加剧人类对自然的侵犯、人与人关系的疏远、人与自身的分裂，将金钱作为人类行为的工具而非目的，否则人类面临末日的处境将不仅是电影情节。

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思。影片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无疑是杰克逊——在方舟即将面临剧烈撞击的险境下，杰克逊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潜入深水解决故障，而使所有人获救。美国电影向来有崇尚英雄主义的传统，而且英雄往往以个体出现。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思，并非简单否定，而是避免陷入将英雄主义与美国精神绑定、从而在意识深处不断巩固美国中心的观念。在生态主义的视野下，我们应该有一种人人敢为“个人英雄”的担当，将全人类、全世界的整体利益作为我们行动的目的，而非臣服于美国英雄主义的圈囿。在生态危机加剧的当下，我们正亟需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当所有的个体都行动起来，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与生态意识相结合，无疑则是我们涉足道德境地的时刻，海德格尔力主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情境得以实现，而世界末日的预言永远只是警示的恒言。

五、生态电影的源流及意义

生态电影的发展应该说建立在生态批评的基础之上，“生态批评学术在1972年已经出现，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也在1978年正式提出”①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页。。但当时并未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直到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学会会议召开：格伦·A.洛夫积极响应格罗特菲尔蒂对生态批评的呼吁，并发表《重评自然：走向生态文学批评》。至此，生态批评才算在学界引起较多关注。

追溯生态批评的学术渊源，目前学术界仍将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视为开篇之作。从该书发表的1962年至今，生态批评也在争议和成长中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国内生态批评学者胡志红将这55年发展历程分为：与哲学一道“走向荒野”的第一波，以及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家”的第二波，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前期的生态批评视域集中在自然书写、自然诗歌和荒野小说的研究上，所探讨的环境主要是理想化的纯自然或荒野；后期生态批评则不仅限于抽象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将种族、性别、阶级、土地和文化等范畴的复杂纠纷揽入研究视域，研究领域也由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扩展到电影、电视等艺术形式，全面探究生态危机的思想和现实根因，寻找生存之道。而归属于生态批评第二波的生态电影，中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差异，表现不同：西方生态电影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一开始便与视觉技术绑缚共生，如《2012》《后天》；相比较，中国生态电影随着影视技术的进步则更清晰地显示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详见笔者《中国生态电影的生态空间延拓分析》一文。

综言之，“生态电影是继生态哲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等一些概念出现之后，近几十年才发生的艺术形式。”②王茜：《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当代电影中的生态思想》，《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7期，第130页。由于呈现载体和接受形式的差异性，生态电影相较于生态文学更显复杂。但其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英格拉姆在《绿色银幕》的主要论点是“好莱坞环境主义电影是意识形态的复合体，其利用与延续了多种充满矛盾的涉及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话语”③David Ingram,Green Screen,Environmentalism and Hollywood Cinema,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2000, p.182.，这表明生态电影以其艺术形式本身的特殊性，在受众方面形成了一种开放、灵活的接受效应。同时，在现代影视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生态问题与影视技术结合，将人类熟视无睹的生态问题揭示，并将可能的生态灾难在屏幕上预演，使人类从麻木的自我中心的幻梦中惊醒，而有所行动。而此，是生态电影优于同旨的生态文学所达到的接受效果，也是生态电影在当下全人类应对生态危机行动的现实意义所在。

六、结语

关于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随着时间流逝显然不攻自破，但是影片给予人类的启示和警示仍处于进行时，特别是在自然生态与人类精神生态日益失衡的当下，意义尤为重大。

运用生态批评视域对《2012》进行解读，在学界不是首例，但文章将生态观念不仅作为一种视野，也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进入到电影文本的分析阐释中，无疑带来了一番别样广阔的内容领地和意蕴空间。从影片对生态问题的揭示、对生态意识的体现，以及生态缺席的思考三个角度着眼，既对影片中的生态意蕴空间给予肯定，也对其中生态意识的局部缺席进行批驳。生态意识落实到批评观上，正是这样一种辩证的态度，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宽生态意识的应用领域，增强生态意识的效力。

《2012》作为灾难电影之一，虽然在揭示生态问题的有效性方面仍被人质疑，因为“灾难片本身像是厚实的糖衣，灾难片常常意味着科幻，某种意义的不切实际。”①陈劲松：《世界末日背后的现实关怀——电影＜2012＞的终极寓意及一种解读》,《齐鲁艺苑》2011年第2期。但我们应该看到以电影媒介传播的生态观念正积极地化作一种指向内心的思想活动，一种面向现实的实践活动。而此活动的最终完成，无疑得依靠理论支撑下的空间呈现，理论视野下的意蕴挖掘，以此为径，更好地投入到“生态返乡”的现实语境中去，这也是对《2012》进行生态批评解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在。

Ecological thinking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ZHANG Qi

The panic caused by movie"2012"fades away with the failure of apocalyptic,but the last warning and ec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mining in the movie are still a continuous,endless and effective topic.At present,the crisis of ecology and spirit is increasingly dangerous,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interpret movie"2012"multidimensionally under the ecological criticism view,excavate the multi-layer ecological meaning space behind the movie,make interpretation for a series of tentative efforts in the face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trace the thoughts origin of ecological film,as well as reveal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t.This article i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in-depth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film"2012"under the angle of revealing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mining ecological connotations,thus to help the mankind to commit to the actual action of the"ecological home".

"2012";ecological criticism;green film-watching

I207

A

1009-9530（2016）05-0051-05

2016-06-02

章琪（1992-），女，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王泽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