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
——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新世纪底层书写的互动及辩诬*

张继红　陶维国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甘肃天水　741001 )



超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
——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新世纪底层书写的互动及辩诬*

张继红陶维国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

新世纪底层书写在回应19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语境下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表现出了独特的观照底层的自足方式。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的选择和重构过程中，“底层文学”逐渐深化了面对现实的能力，更显示出了超越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所谓“理性原则”，特别是在回应作为具有“革命性”、“社会正义”的底层观与作为现代性转型的“必然代价”的底层观时，表现出了超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的“新质”，成为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

底层书写意识形态超越新质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出现，是社会转型、文学传统流变、主流意识形态导引等多种“合力”助推的结果，它所面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引发的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如“阶层分化”、“社会公正”、“城乡对立”以及现实性的生存焦虑，这既是事关当下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课题，也是这个时代文学置身的一种生态环境。在当下社会语境中，评论者给予底层较多关注的是：作为具有“革命性”、代表“社会正义”的底层与作为现代性转型“必然代价”的底层之间的价值分歧。作为文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一种重要的表现，底层意识既体现了不同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相异的价值诉求，也彰显了文学参与社会发展的独特方式。

一、 “左”、“右”意识形态与底层问题

在当下中国社会语境中，作为具有“革命性”、“社会正义”的底层观与作为现代性转型的“必然代价”的底层观，是目前最主要的底层价值取向。前者可以概括为新左派的底层观，后者可概括为新自由主义的底层观。自1990年代以来，“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曾经都发表了自己有关社会发展的言论。就前者而言，左翼文学、文化在1930年代经由延安时期，又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地被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所选择，权力、革命、阶级、无产者、平均主义等观念成为“左派”使用的核心话语。而至于后者，随着经济、资本、市场以及“世界工厂份额”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中扮演的角色不断增加，以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极左思想及时的否定和纠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了更多的话语资源。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左翼、自由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中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拉锯战”式的争论密切相关。

两者的共同性在于对强力和权力的崇奉。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强力的组织、集团或政府来实现其社会理想。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左派”的出现源于中国社会因强调市场、资本的经济意识以及“祛左翼”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使得曾经处于中国政治权力机构中的“左派”官僚边缘化。但是，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悬殊等现象成为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极左派’人士在活动，他们把改革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把开放看做‘向帝国主义投降’”*1990年代以来的“左派”在萧功秦看来，可以分为“老左派”和“新左派”，“老左派”人员主要以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干部为主，“新左派”则以留学国外，受西方左翼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他们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相结合，从学理上将当下中国的问题和矛盾判断为“资本主义的复辟”。萧功秦将其称为学员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见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这种意识在新世纪以来不断得到强化，它借以“发力”的动力源泉就是对因改革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在重新提出中国社会朝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时，“新左派”重温旧的意识形态，开始怀念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观念，以此批判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如萧功秦所言，他们甚至“以晚年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声称“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这种旧意识形态的教条思维，由于抓住了普通民众对当下中国现实的不满与失望情绪，特别是对弥漫于整个社会底层的边缘感，以公平和正义为许诺，以激活“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新左派”多以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和曾受到不公待遇的民众和“绝望阶层”组成，也有一些在网络民间宣扬极左意识形态的组织，他们意欲借用、整合左派力量，宣传旧意识形态的教条思维。，以实现所谓“左派大联合”，并“通过广场政治，煽动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历史的选择”*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而底层又成为革命话语下实现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锋利武器。20世纪中国历史、政治中底层被规训和利用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可怕的轮回。

再看，新自由主义又怎样呢？这种思潮和流派主要是对西方民主制度所谓“天然合理性”的接受。在新自由主义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可放之四海而皆准，认为只要将西方实践的民主政治搬运过来，即可解决极左思维和当下最主要的体制僵化和民主意识淡薄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资本的全球化，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从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助推下实现政治体制的有序性和民主观念的有效性。但是，他们强调的是强国经济对国际经济的支配作用*大卫·哈维曾对新自由主义曾经评价说，新自由主义之“自由”不过是个代名词，其宣扬的“人性尊严个性自由的政治理想”，被确定为“文明的核心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因强国政治最终被演化为“美国价值”。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6—7页。，最终是否会演化为一种“美国核心价值”，甚至“美国核心政治”呢？从某种程度看，新自由主义倡言的人性尊严和个性价值则成了被强国政治打扮的小女孩，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言，自由是匹好马，但关键是看它向何处去；自由是一匹好马，但不能为所欲为*[英]语出马修·阿诺德：《友谊的花环》，引自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8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29—130页。。有论者认为“自由主义(这里指新自由主义，引者注)维护的首先是能人的自由，精英的自由，尤其在根本上维护的是资本特权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根本无法恢复1950—1960年‘长期繁荣’(Long Boom)时期的经济增长，更不要说减轻贫困程度和缩小贫富差距了”*[英]阿列克斯·卡利尼克斯：《反资本主义宣言》，罗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0页。。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防止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就是限制资本特权及其所有不合理的特权。社会主义对人的尊严的全面关怀，首先体现在制度化了的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和援助上。自由主义的思想中则包含着天然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现象只能自由放任的内部逻辑*引自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当然，仅仅有这种认识，我们的判断和批判不免以偏概全。不过，“新自由主义”倡导者试图通过不断地扩大经济总量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即所谓“做大蛋糕”的经济思维，以纵向对比的方式体现“穷人”收入的增长，缓和社会矛盾*有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可参见大卫·哈维：《自由是个代名词》，《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5—10页。。可以看出，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来看，只要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社会底层贫困问题以及公平、正义问题可随着经济发展而解决。但他们忽略的主要问题是“切刀在谁的手里”的问题，公平和公正的尺度和原则谁说了算的问题。也就是说，按照经济精英们所谓的公平竞争，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群体将意味着必须承认市场经济规律和优胜劣汰法则，他们应该为变革付出“必然代价”，应该承受社会转型的当下困境。至于迫在眉睫的、现时的底层群体正在经历的“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他们只能将其作为“暂时”的困难，或者只能以想象性方式开出“将来会……”的空头支票。所以，从政治观念来看，这种思潮和流派是一种将西方民主政治和经济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对“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的论述，参考了萧功秦的说法，见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的论争水火不容，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新左派旧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都是一种缺乏底层意识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是一个音译词(即英文的Radicalism)，其本质就是即按照某种先验的“理性原理”，从而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但其“根本”只是一种理想社会的蓝图，如“左派”的政治乌托邦和空想社会形态，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平等；“左派”的平均主义，“右派”的“做大蛋糕”模式等。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各自认定自己的价值是切实的，可以把现存的“坏社会”变为符合其主观愿望的“好社会”。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两种自认为具有先验“理性原理”的激进主义，在20世纪中国并没有解决底层生存问题，甚至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进行拉锯战式的斗争史。特别是极左思潮高度集权的政治乌托邦给中国留下的沉重灾难，以及因灾难造成的阴影，至今未能从人们心里消除。而以发展和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带给普通百姓的底层化和边缘化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政治。那么，面对如此驳杂的意识形态话语斗争，文学，作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与想象，是否也会跌入一种无休止的激进主义论辩呢？

二、 底层书写对“理性原则”的超越

应该说，无论是“底层文学”还是“新左派”、“新自由主义”，他们面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是相似的，但他们面对问题的方式和姿态明显不同。

首先，“底层文学”并不是“新左派”思想的简单演绎。随着中国社会快速的转型，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与大多数人的“底层”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底层”是这几种思想的交集。比如，针对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不满甚至失望情绪，无论是“左派”或“右派”都拿“底层”状况说事，以获得更多数底层民众的支持；至于言说底层，更多地成为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而“底层文学”作家面对和观照的则是底层状况怎样，在底层生存中，底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们的情感、心理、诉求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那些已然成为底层的群体等一系列的问题。尽管很多以知识分子身份介入底层写作的作家被批判为“道德归罪”、“苦难的想象症”、“抢占话语制高点”*吴亮、吴义勤等评论家曾对张清华、李云雷、邵燕君等介入“底层文学”的姿态和方式进行了批判，代表了目前评论界关注底层不同的价值取向。等，但是他们和那些“作为底层的生存者”的书写，共同构成了一幅幅“进步的幻觉”当中真实而不和谐的生存图景。他们在进入底层与关注底层时，并没有“准备”先验的“理性原则”，而是一种与情感相关的价值判断，诚如《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以作家敏感和良知“调查”、认知到的底层：“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他们的确看到了我们看不到想象不到的贫穷、罪恶、苦难、无奈、抗争、沉默、悲壮……应该说，这样的表述中，没有拿底层说事儿的意识形态修辞，也没有自我彰显的个人主义企图，而有的是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进入底层，揭示一种底层生存的真相，表达对底层的一种真实情感，并以一种带有典型的调查报告和文学记述让读者感受到：在一种底层情愿、由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哪一部分人更多地享受了改革的成果，哪一部分人承担了改革沉重的代价；作为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社会将带人们走上怎样的一条道路，人们并不清楚，但是否必须面对那些罪恶、沉默与悲壮呢？这是作家的担忧，更代表了曾经分享了艰难却没有获得应有回报的“人民”诉求。这种超越了“左”、“右”激进主义的文学反应或想象，既是知识分子(作家)介入现实的独特的方式，也是文学现代性的典型例证。

我们知道，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概念，现代性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即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现代性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从社会现代性的角度看，城市化、工业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是现代化的各种指标。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看，作为文化或美学的现代性，总是与作为社会现代性处于矛盾和对立当中。这是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见周宪、许均：《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总序》，[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10年。。也就是说，现代性不仅意味着物质形态的社会变革和发展，也同时包含着对这种变革和发展自身的反思，在现代性反思的诸多思维特征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批判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4页。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共同面对的问题是社会现代性问题。那就是如何面对当下进步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本身的现代化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现代化要将我们带到何处去，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化。“底层文学”并不能像卡林内斯库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那样，以颠覆传统来标举自身的存在，也不像“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那样，给未来一个清晰的蓝图，但它却以独特的方式面对了现代化过程本身的局限和误区。虽然“底层文学”面对诸多问题看似与“新左派”没有差别，但是“底层文学”看重的并不是“新左派”提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仅仅将其作为思想资源，以此挖掘文字意义，以一种批判性和叛逆性确证了自身的存在。“底层文学”越来越展现出自成一体，迥然有异于纯文学、主旋律文学和商业通俗文学的特质。

其次，“底层文学”显示出了超越“左”、“右”意识形态的努力。在某程度上，理想的文学写作是对具体时代的关怀和发言。时下，以打工、农民进城、下岗、城乡边缘地带等为题材的“底层文学”的大量涌现即是对这个社会现代化的回应。无论是进城题材还是乡村主题，作家深刻地意识到了底层命运的尴尬。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以及在对公平、正义呼唤的同时，试图建构了底层觉醒的可能，也召唤底层群体的历史能动性和精神主体性。贾平凹、曹征路、黄纪苏、王世孝等作家的创作，已经有意突破单纯的苦难展示的倾向，力图建构一种底层的觉醒和解放的主体精神。比如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中的刘高兴，他虽然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作为“垃圾伴生物”的拾荒者，他们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从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看，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而“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成了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这是底层群体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挣扎方式，但不是祥子式的单打独斗，而是团结起来争取、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尽管他们处处碰壁，但他们明白，是权利就有其正当性，应该争取。显然，这样的挣扎带有个体解放的悲剧性和群体解放的新可能，正如吴义勤在解读《高兴》时所说：“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了)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吴义勤：《他者的沉浮：评贾平凹新作〈高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那儿》(曹征路)*此类作品在“底层文学”中数量不多，代表性的作品还有黄纪苏等人创作的大型史剧《切·格瓦拉》，王世孝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等。等更是以工人领袖的失败和下岗职工的觉醒，客观地写出了工厂、企业中的权力关系，反思其中权力结构，来呼唤他们的历史主体性和精神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对底层群体意识的发掘和有意的想象和建构，昭示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切·格瓦拉》最后演变为一个“社会事件”与这种历史意识紧密相关。被指认为以历史人物来隐射当现实的作品。见智峰主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无疑，这种关怀和发言是有力量的。

三、 结语

可以看出，底层书写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底层的贫困。底层贫困，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底层的贫困应该如何看待，走出贫困应该由谁来完成，文学所能做的到底属于哪一部分？具体而言，在物质与精神方面，侧重于物质还是精神，是鲁迅所言“意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之注意”，还是梁启超所言“欲新一国之政治，必先兴小说”；看取底层百姓时，是鲁迅所秉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周作人则视众生百姓甚至士大夫、贵族为“人类”中的一员。如何看取底层民众，如何表述底层，上述价值取向都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丰富资源。从20世纪新文学底层关怀不同价值倾向来看，底层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鲁迅、老舍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启蒙传统，一是茅盾、叶紫、瞿秋白、蒋光慈等为代表的左翼革命文学传统，一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民间立场的温情叙事传统*相关概括见李志孝：《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三种叙事向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2期。。这三种书写传统在近百年的文学思潮和创作观念的变迁中也几经变化，特别是从建国初期到新世纪以来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底层书写传统更多强调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功能，这是“底层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选择与重构，又不断融合每一种传统中合理因素的结果，特别是对左翼文学的选择与重构，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回应，这是“底层文学”创作和研究面对文化传统时的当代意识。

正如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所言，“在一个整体社会中，在它的全部活动之中，文化传统可被看做对先人的持续选择和重新选择”；“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因为它绝对不是作品的总和，而只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和阐释”*[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见王逢振主编：《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第296、295页。。“底层文学”在反映现实和建构理想的文学形态时，的确借鉴了过去的精神遗产，特别是新左派的思想、观点和左翼文学的部分资源，比如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意识，但与前者明显的区别在于它以鲜明的底层意识——而不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进入底层，表现出了对鲁迅、老舍、叶紫等具有鲜明底层意识作家的致敬，也昭示了底层解放和自我解放的可能。尽管“底层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选择和重构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底层文学”研究亟须深化，且有关“底层文学”与20世纪文学关系研究存在简单借鉴和比附文学传统的现象，但是他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底层文学”的深化和“底层文学”面对现实的能力，这关乎底层的命运，关于人的情感和精神状况。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下中国文学的底层书写显示出了超越“左”或“右”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所谓“理性原则”，也是新世纪“底层文学”所彰显的自足性及其特质。

张继红(1978—)，男，甘肃甘谷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陶维国(1972—)，男，甘肃白银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