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语境下的土地情结
——生态文明视野下解读赵本夫的《无土时代》*

2016-03-16 08:59宋俊宏
武陵学术 2016年2期
关键词:城市化土地

宋俊宏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城市化语境下的土地情结
——生态文明视野下解读赵本夫的《无土时代》*

宋俊宏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无土时代》是赵本夫《地母》三部曲的终结本,作品通过对城市、城市文明和城里人的精神和灵魂的书写来审视和反思现代文明,反思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土地和自然的疏离与背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神和灵魂的扭曲与变态,蕴含的思想则是作者对自然和土地的热爱和眷恋及对当下国土流失、自然生态失衡等问题的深深忧思。

赵本夫无土时代城市文明土地流失忧思

《无土时代》①是赵本夫《地母》三部曲的终结本,是继前两部《黑蚂蚁蓝眼睛》和《天地月亮地》出版十年后的又一力作。他曾说:“为了写好《无土时代》,我已经把人生的积累全砸进去了。这部作品压在心里,压得我喘不过气,总觉得不快乐。我是一个写作认真的人,一个字表达不出来都过意不去,也正是因为看重这部作品,我先后思考了20年,之前写了20万字,之后又推倒重来。”②可见,这是一部倾注了作者灵魂和心血的生命之作。和前两部作品相比,这部作品从表面上看,作者把书写的重心移到了以全球化为表征的现代都市,但当我们穿越作者设置的重重迷障后,静心反观,就会发现: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其实是想通过对城市、城市文明和城里

①《无土时代》最初以《木城的驴子》为题在《小说月报》(原创版)2007年第6期上发表,最后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发行,文中未标注之文献均出自此书。

②潘凯雄:《生命因土地而鲜活》,《文艺报》,2009年1月10日。

人的精神、思想和灵魂的书写来审视和反思现代文明,反思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对土地和自然的疏离与背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神和灵魂的扭曲和变态,追问当下生态失衡、国土流失等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蕴含的情思则除了作者在《黑蚂蚁蓝眼睛》和《天地月亮地》中已经表达过的那份对自然和土地的敬畏和热爱外,也许更主要的是作者还表达了对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语境下土地流失现状的深深忧思。

城市,一直以来,都被看作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因为它几乎集中和展现了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基于此种共识,人们便把一个国家城市化率的高低当作评价其文明和现代化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世界各国都在为提高自己的城市化率而不断努力奋进,尤其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看重自己的城市化率,甚至有时把城市化率看作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向,不断提高和扩大自己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总是把生活于何等城市当作判定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参数,把生活和工作于现代化的大都市当作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可在《无土时代》里,赵本夫却通过对一座拥有800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木城——的书写,对城市和以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文明作出了另一种思考和解读。在赵本夫看来,城市在给城里人提供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切断了他们与自然的天然联系,让他们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远离自然。而这种长期脱离自然的生存境况使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然对人类生存的至关重要性,再也感觉不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再也不相信人类离开自然就不能生存的思想了,而是认为城市的生活是完全可以独立于自然而存在的,人类也完全可以脱离自然而生存。当然,他们也就再不会从自然中得到任何生命的感悟和启示了。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写道:“夜空下的木城一直在燃烧。”“木城人也为此骄傲,把这样的夜晚都叫做灯火辉煌。”他们虽然“害怕黑暗,害怕夜晚”,但“他们并不在乎星星和月亮”。因为在他们眼里,“星星和月亮都是很乡下很古老的东西,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早已经没有了它们的位置”。对他们来说,“有电和电灯就足够了”。他们也不在乎春秋四季,甚至讨厌春秋四季。因为四季变换对他们来说除了要不断“更换衣服”、“不断带来麻烦”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们只欣赏和喜欢人造的一年常绿的草坪,而丝毫意识不到这种四季常绿的草坪对他们精神和思想的扭曲和异化。“四季常青还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生命无始无终,你可以老活着。于是你对财富、女人、权势、地位就会没完没了地追求,永不满足,你以为可以永远拥有它。由此你会变得浮躁、贪婪,为了得到这一切可以不择手段。”

另外,在作者看来,城市最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城里人“失去了对土地的记忆”,不再“把土地当回事”。随着城市化速度的提升和城市规模的扩大,高楼大厦和水泥沥青路面吞噬和覆盖了城里的每一寸土地,城里人平时几乎再也看不到一片裸露的实实在在的土地。高楼大厦便成了他们的“高粱地”,花盆成了他们“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对他们来说,土地再也不是“万物之母”,“土地只不过是在城市之间长着庄稼的那片空间”*[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他们不再热爱和尊崇土地。相反,土地成了他们随意开发、随意践踏和随意丢弃的一种自然资源。为了给有钱人建度假村,他们可以征购偌大的一个苏子村,但随后由于其他原因又毫不怜惜地让苏子村及其周围的大片土地长期闲置,使其荒芜、凋敝不堪。也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土地的深厚记忆,失去了对土地的尊重和热爱,他们嘲笑、鄙视甚至敌视那些对土地充满热爱和崇敬之情的人。比如他们把主张拆除高楼,扒开水泥地,让人脚踏实地,让树木花草自由生长的政协委员石陀视作神经病、偏执狂,说他企图否定城市建设和现代文明;把柴门的那些富有大地情怀的作品则看作“反对现代化,反文明,反人类进步”的“荒唐至极”的“胡言乱语”。

自然,这种远离和背叛土地的结果便是他们的身体、精神、思想和灵魂发生了巨大的扭曲和变异,心灵变得枯燥、冷漠、麻木、焦躁、虚无和无趣,生活中“没有满足感没有安定感没有安全感没有幸福感没有闲适没有从容没有真正的友谊”。而与此相伴生的便是到处充斥着“诱人”的各色各样的举报箱,鸭子酒吧、沉默者酒吧、狂躁症酒吧等也是遍地开花。正如小说主人公石陀所言:“木城人所有身体和精神的疾病,如厌食症、肥胖症、高血压、性无能、秃顶、肺病、肝病、癌变,以及无精打采、焦虑失眠、精神失常、疑神疑鬼、心理阴暗、造谣诬陷、互相攻讦、窥视、告密、歇斯底里等等,都源于不接地气。大地是一个能吸纳、包容、消解万物的无与伦比的巨大磁场。但在城市里,一层厚厚的水泥地和一座座高楼,把人和大地隔开了,就像电流短路一样,所有污浊之气、不平之气、怨恨之气、邪恶之气、无名之气,无法被大地吸纳排解,一丝丝一缕缕一团团在大街小巷飘浮、游荡、汇集、凝聚、发酵,瘴气一样熏得人昏头昏脑,吸进五脏六腑,进入血液,才有了种种城市文明病,才有了丑陋的城里人。”

然而,可能最令作者痛心和忧思的是城市已然是一个“培养欲望和欲望过剩的地方”,“是生长在大地上的恶性肿瘤”,有着“种种城市文明病”,特别是让城里人“不把土地当回事”,“已经失去了对土地的记忆”,但我们城市化的步伐却依然加速度前进,我们城市化的规模依然最大可能地扩大。在乡里人眼里,城市也依然是现代化的一方“伊甸园”。他们离妻别子,抛弃村庄,扔掉和他们曾经血肉相连的土地,纷纷涌进城市,宁愿在城市捡垃圾也不愿再回到村庄、回到乡土上去侍弄土地,从而使大片土地荒芜、闲置。面对这种可怕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个真正站在大地上写作的人”,“一个真正对乡土中国怀着赤诚之心的人”*陈晓明:《城市与乡土冲突新主题》,《文艺报》,2009年1月10日。,赵本夫用杜鹃啼血般的哀痛之音完成了对这个全球化、欲望化、网络化和城市化时代的命名——“无土时代”,这是一个依然视土地为人类和万物母亲的人对这个时代发出的一声石破天惊的警示音,一声振聋发聩的生命呐喊,有着与雷达用“缩略时代”命名20世纪90年代一样的意义和作用。

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的所谓现代化的“无土时代”里,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土地再也不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管子:《管子·水地》,李山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205页。了,当然,他们也根本体会不到泰戈尔对土地的那种诗意感觉:“大地处处洋溢着天堂之精神,散发着它的福音,它在我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进入我们的内心之耳。它弹奏着我们的生命之琴,发出悦耳动听的乐声,在这乐声中我们的愿望将超越有限。”*[印] 泰戈尔著,刘湛秋主编:《泰戈尔文集Ⅳ》,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3页。然而,作品主人公石陀、柴天柱、谷子和方全林等人的思想和行为却让我们看到有人依然在热爱和守护着土地,执著地和这个“无土时代”默默地对抗着。虽然他们犹如现代的堂吉诃德一样,但却能够给人带来希望和信心。

石陀,木城出版社总编、市政协委员,但他却痴狂的迷恋着土地,视土地为人类和万物的母亲。面对“木城人已经失去对土地的记忆”的现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城市文明病,他雄心勃勃地想以自己的话语和行为“唤起木城人对土地的记忆”。因此,他在每年的政协会议上总是执拗地拿出他“长长的提案”:“……拆除高楼,扒开水泥地,让人脚踏实地,让树木花草自由生长……”自然,他的这一提案不仅不会被采纳,反而成了他人嘲笑和讥讽他的话题资源。当言说不起丝毫作用的时候,他便开始用实际行动来践行自己的土地理想。他力排众议,为名不见经传但作品充满“大地情结”的柴门出版文集,并派编辑谷子到处寻找行踪飘忽不定的柴门;他每天晚上怀揣小锤,在僻静无人的地方,用小锤砸开水泥马路,寻找被水泥覆盖了的土地,把土地从水泥马路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也许,在大多数信奉现代化的人眼里,他的这一行为是荒唐可笑的,是反现代文明的,是违反社会法律的。但对石陀来说,这一切却显得那么的神圣和庄严,这是因为他视土地为“人类和万物的母亲”。他用小锤砸开水泥马路,让土地裸露出来的做法只不过是他把“土地母亲”从水泥地下解放了出来,是他向“土地母亲”表达热爱、尊敬和爱戴之情的最自然也是最好的方式,也是“唤醒木城人对土地记忆”的不二选择。

柴天柱,一个进入木城的农民工,可由于他对土地的那份痴情使他在木城仍然干着和土地打交道的营生——栽花种树,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一个庄稼人只有“和土地打交道才过瘾”,才是生命的“常态”,才不会“忘本”。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思想,他把栽花种树当种庄稼,投入全部的心力,所以他栽的花种的树成活率很高,也因此赢得有关领导的认可和赏识,把木城的绿化任务全部交给了他,也就是说,他,一个农民工,当上了木城绿化队的队长。当上木城绿化队队长后,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在木城凡是有土地的地方都种满庄稼。机会终于来了,他利用木城更换草坪的机会,把木城三百六十一块草坪变成了三百六十一块麦田。这一行为的结果起初虽然引起了一点骚乱,但随之而后的却是整个木城人对这三百六十一块“草坪”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自觉守护。柴天柱终于实现了他内心的愿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木城人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土地情怀和种植记忆。

作品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方全林,他是草儿洼的村长,当村里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进城打工后,他却成了留守村长,依然坚守着村庄,依然对自然和土地充满盛情,丝毫不为外界的纷扰和喧嚣所动,无私地照顾着村里所有的女人、孩子和老人。他唯一的一次进城是为了寻找柴天易,表面上看,这是他为了完成他对天易娘(大瓦屋家族最后一个曾真正为土地奋斗过的女人)的承诺,但又何尝不是他对土地的另一种意义的热爱和寻找呢?因为天易带走了大瓦屋家族的魂魄,而大瓦屋家族的魂魄就是那份对土地的痴爱之情。天易没有找到,但他的木城之行却更坚定了他对自然和土地的热爱和眷恋,所以,当通过读书进城做了城里人的儿子方玉宝要他放弃土地离开村庄进城跟他们一块生活的时候,他断然拒绝。另外,方全林对女性的态度也值得深思。他早年丧妻,身体健康,有着对女性的渴盼,更重要的是他是一村之长,手握大权,更何况现在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成年的健壮男人,但他却没有利用这些便利条件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反而对村里那些性饥渴性煎熬的年轻女人充满了同情、关爱和尊重,他进城寻找天易的另一目的就是要让村里的那些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要关爱自己留在农村的妻子,不要让她们的身体像土地一样的荒芜、闲置。如果土地是人类和万物的母亲,那么我们对女性的态度也就是对土地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全林对女性的态度就是他热爱和尊敬土地的另一种形式的外在表现。

如果说石陀和柴天柱在木城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木城人对于种植和土地的记忆,使木城人“恢复了一点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让诗意重新回到木城:“满天繁星下的木城,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心终于沉静下来。这一夜,几乎所有人都睡得那么安稳,那么香甜。”那么方全林则以他对土地的执著和坚守让我们深信土地才是我们人类能够诗意栖居的真正的永远的家园,我们人类只有双脚踏在土地上,在土地的滋养和呵护下,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才会变得更加纯明洁净、善良淳厚。

在作品里,作者在反思和解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同时对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土地流失和自然生态失衡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们精神生态失衡的现状充满了忧思,但他却不失望。他在小说结尾这样叙述:“自从木城树木结构发生变化,又种了那么多庄稼瓜果,特别是一系列对大气污染、光污染、噪音污染的管制措施出台后,木城环境明显净化。有人统计,说城区出现了几十种鸟类,白鹭、喜鹊一片片落在树上。很多树上甚至家庭阳台上都筑有鸟巢。过去从未见过的蝴蝶、蜜蜂也成片成群出现,在花草间忙得不可开交。”木城人那颗躁动不宁的灵魂也在“满天繁星”的夜晚“沉静”了下来,“几乎所有人都睡得那么安稳,那么香甜”。“据网上报道,在中国的其他多个大中城市,也相继发现了玉米、高粱和大豆……”这种让城市回归自然的结果可能过于理想,也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但正如雷达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要大打折扣。”*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光明日报》,2006年7月15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土时代》的结尾就不是虚幻、不是浪漫、更不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美化和粉饰,而是作者对人类现代城市文明出路的一种思考和探索,是对我们人类的一种深刻启示:人类是大自然和土地的孩子,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人类离开自然和土地的怀抱太久了,以至我们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脱离自然和土地而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然而最后却发现离开自然和土地我们不仅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反而让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变得焦躁、虚伪、自私、贪婪、庸俗、冷漠、残忍和无耻。我们人类要实现在大地上真正的诗意栖居,最迫切的任务可能就是改变现有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明方式,回归自然、回归土地,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看作生命的至境,把生态文明视作人类文明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文明形态。

虽然这是一部作者思考关于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城市和人与人等关系问题的富于生态思想的作品,但由于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使这一哲理思考没有构成阅读的障碍,反而让其成为一部既含丰富思想又能带来阅读快感的优秀的生态文学文本。作者以他奇特的想象能力和过人的营构故事情节的才华让整个作品的故事情节曲折跌宕、悬念丛生,人物形象生动饱满而个性十足。作品通过谷子寻找柴门、方全林寻找天易两条线索把相关的内容和人物巧妙而又合理的串联起来,使作品内容充实有度,情节新颖独特,极富吸引力。尤其像留守村长方全林的故事,天易失踪记和梁朝东跟踪石陀的奇特发现,谷子寻找柴门时的野狼谷奇遇以及三百六十一块麦田在木城的出现等内容和情节都是那么的新鲜奇特但又合情合理,丝毫没有别扭和突兀之感。

宋俊宏(1977—),男,甘肃宕昌人,湖北民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当代生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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