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反讽与群体治疗
——《赛德克·巴莱》启示录

张洪友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



文本反讽与群体治疗
——《赛德克·巴莱》启示录

张洪友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

本文基于群体冲突日益严峻的当下语境，重新审视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所具有的启迪。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为雾社事件中遭受创伤的赛德克族各部落疗伤。影片的叙述方式与群体治疗的功能密切结合。影片在重述雾社事件的同时，结合现代叙述方式，将相互纠结、彼此冲突的元素混合，从而建构元语言对话的场域。影片的此种复调性便于开拓对话空间，呼唤理性反思，治疗冲突所造成的内部创伤，寻找建构未来的图景。

《赛德克·巴莱》反讽群体治疗

《赛德克·巴莱》的拍摄更像朝圣之旅，满怀虔诚的导演魏德圣筹划12年，负债累累，几近倾家荡产，最终拍成治疗群体内部创伤的《赛德克·巴莱》。在群体冲突日益激化的当今社会中，群体之间的仇隙往往成为人间惨剧的导火索。因此，影片在讲述赛德克族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的同时，更为关注如何直面、审视和反思决定赛德克族内部关系的仇隙和冲突。

《赛德克·巴莱》：从反思到治疗

在赛德克族反抗日本殖民者的雾社事件中，由于根深蒂固的世仇，同属赛德克族以铁木·瓦利斯为首的屯巴拉社被殖民者挑唆去屠杀起事的赛德克族。这一对当代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所激发出的各种矛盾混乱地缠绕在一起，形成当下冲突的根源。导演希望通过影片重述这段历史，能够化解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仇恨*魏德圣、吴冠平：《骄傲的赛德克·巴莱——魏德圣访谈》，《电影艺术》，2012年第3期。。影片是在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述说中，寻找治疗群体心魔的方式，影片从而成为为群体治疗的场域。

影片《赛德克·巴莱》通过呼唤理性反思，治疗群体内部的矛盾。赛德克族各部落之间的相互仇杀使该群体成为疾病缠身、伤痕累累的机体。利奥塔认为反思即回到出发点*[法]让-弗·利奥塔：《后现代主义》，赵一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8页。，影片试图锚定雾社事件的历史原点，在其源头之处，将此后相互交织，彼此纠缠的矛盾进行梳理和分化，融化这些固着在彼此之间的矛盾。叶舒宪教授在其论文《文学治疗的原理与实践》中，探讨文学创作及阅读对个体精神的治疗作用*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艺研究》，1998年第6期。。在群体关系决定个体命运的社会中，对群体的治疗成为创作无法回避的主题。叶舒宪教授后来提出文学禳灾。他认为在文学发生的原始语境中，诸多文学创作拥有免除灾难的现实目的*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虽然文学艺术未必能够攘除天灾却能够消弭人祸。在灾难的背景下所举行的戏剧创作和表演，能够达到凝聚群体，消除群体中的由于灾难的恐慌所引发的矛盾的功能。因此，文学禳灾也可以说是群体治疗术。《赛德克·巴莱》用现代叙述方式，重述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呼唤理性反思，治疗内部冲突，从而凝聚群体，这也是这部电影的社会功能。影片整体展示反讽性特征、局部彰显刺点，塑造悖论性人物形象，凸显被标出人物的生存困境，这些方式将相互纠结、彼此冲突的元素混合、凝结，从而建构元语言对话的场域。影片的这种复调性设置，目的是展开对话的空间，呼唤理性反思，从而治疗冲突所造成的内部创伤，寻找建构未来的图景。

反讽与“文明神话”之解毒剂

罗兰·巴尔特认为神话是一种话语方式，此种话语方式通过权力将词语本身的所指抽空，原有词语成为新的能指，并被赋予了新的所指*[法]罗兰·巴尔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赛德克族与殖民者仅仅是基于不同生活方式的两种不同文明而已，然而，在话语霸权占统治地位的群体那里，他们利用所谓的现代化装扮，建立起自身统治的“文明神话”，商店、旅馆和学校这些设施被标榜为“文明”对“野蛮”教化的功劳簿。

然而，雾社事件却是充满历史反讽性的事件。反讽是两层相反的意义融合在同一符号文本中的表达方式，符号文本实际表达的意义与字面的直接意义之间产生了冲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9页。。日本殖民者自认为他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已经进入和平时代，这时却爆发了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最黑暗地带进行的所谓文明化进程出现了断裂。

在影片的反讽特性所塑造的折镜的照射下，殖民者宣称的文明和教化无异于自欺欺人的自恋。影片《赛德克·巴莱》的反讽特质与雾社事件的这种历史反讽性相契合。在《赛德克·巴莱》中，日本警察佐冢向前来视察的上司吹嘘，他们已经将原住民所住的台湾最黑暗地带文明化。他认为这些做苦力搬木头的生蕃身体强壮，而且很容易满足，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抬来木头，随便给他们几个酒钱就能把他们打发。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些被教化的群体，应该对殖民者的施舍，感恩戴德。然而，影片随后却出现几个原住民青年抱怨自己贫困生活的场景。他们在殖民统治下 “穷得甚至连自己的猎狗都看不起自己”。前后两个场景组成一个表达意义的符号文本，原住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与殖民者虚假的自我吹嘘之间的反差，形成了反讽。这些所谓的文明化的工程真正的获利者只有殖民者自己，而付出艰辛劳动的原住民却被排斥在文明化的成果之外。

原住民比荷沙波在山间奔跑联系各个部落商讨起事的事宜，他在山路上遇到亲切交谈的日本督察小岛和他的妻子，小岛的妻子认为在山间奔跑的比荷沙波为无聊的山间增添了趣味。这种表面上生活化的温馨场景与事实上暗中涌动的即将爆发的怒火之间构成了反讽。在统治与被统治，群体歧视严重的畸形制度下，这种温情脉脉的场面只是虚幻的终将会爆破的泡沫而已。影片中小孩子的言行更加能够凸显出这层温情脉脉的场面背后的血腥和残忍。为了让儿子学习打猎，日本殖民者小岛请道泽人带着他和儿子去马赫坡的猎场打猎，随后两个部落因为猎场纠纷持枪陷入对峙，冲突一触即发，小岛的大儿子突然说“什么你的猎场，我的猎场，全部都是我们日本人的”。尚在年幼的小孩却说出了所有殖民者的心声。原住民小男孩巴万在与族长莫纳·鲁道聊天的时候，就直接说自己讨厌日本人。在影片中，孩子说出真实想法与他们幼小的年龄之间的反差形成发人深思的反讽。这些小孩子却说出大人想说却压抑或者回避的想法。孩子在其所处的年龄段应该具有的单纯与其实际所表达的思想的沉重之间的反差令人震惊。这种反差所组成的反讽揭示出两者之间深层次的冲突。这说明在殖民统治下，表面的和平与实际暗藏危机的现实组成了反讽性的局面，这种局面也预示着原住民的反抗是一颗终会爆发的炸弹。

《赛德克·巴莱》是“文明”自恋的解毒剂。某些群体所宣扬的文明，更像是在全球蔓延的疾病，因为这种文明所塑造出来的是精神羸弱，却依靠物质和钢铁机器炫耀的残疾儿。日本将领也承认他们在充满血性的赛德克英雄身上发现了在日本已经失传的武士道精神。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英雄被阉割了英雄气质的所谓的“现代文明”所扼杀。影片中反复播放赛德克族传唱射日英雄神话的情景，因为这种传唱的歌谣是该民族保留至今的关于英雄反抗外在力量，并依靠英勇取得胜利的民族记忆。这种英雄时代的浪漫想象成为传承、歌颂并且塑造民族性格的方式。

但是，他们虽然还传承彰显英雄气概的歌谣和仪式，而且在他们依然坚信英雄神话的时代，他们却无法寻找到施展其英雄诉求的方式。对一个民族的侮辱不仅仅是经济的盘剥，更主要是精神的欺压。在被殖民统治的环境中，赛德克民族成为劣等民族，成为需要教化、需要接受施舍的群体。

他们的信仰遭到猛烈冲击，他们的猎场中的树木被砍伐，这些曾经展示他们英雄气概的环境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神话符号的意义消失，而由这些符号所建构出的精神世界沦为虚空。莫纳·鲁道等人只能靠酒的麻醉度日，完全失去了曾有的英勇和彪悍。

雾社事件便成为捍卫精神意义的仪式。不过，他们的抗争也仅仅是英雄精神被吞噬前的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反抗。充满自然活力和血性的赛德克族的反抗却被违反人性的化学武器扼杀，成为“文明”得以彰显的功劳簿，而殖民者会将其解读为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因此，在文明的背后却是血腥的屠杀。赛德克族的这种用极端化的方式，甚至摧毁自我生命的方式，来坚守精神的高傲的行为，虽然未必能够获得所有人的认同，然而却能够质问为获得所谓的文明所宣称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是否太昂贵。

“英雄”反讽剧与群体治疗

铁木·瓦利斯是畸形时代所造就的悲剧人物，铁木·瓦利斯想成为英勇的赛德克·巴莱，结果却成为日本殖民者屠杀赛德克族的帮凶，英勇地杀害起事的赛德克族。铁木·瓦利斯成为英勇的“叛徒”。影片展示了他在当时的环境中，在无法释怀的心结中的无奈与挣扎。在某些外因催化之下，赛德克族不同部落之间所背负的世代累积的仇恨终将成为爆发的炸弹。这个在悲剧时代误入歧途的英勇的“叛徒”，盲目地屠杀自己人，最终战死在溪边，他的遭遇成为刺痛后辈的反讽剧。

铁木·瓦利斯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像赛德克·巴莱那样英勇地生活，还尚年幼的他就敢对人高马大的莫纳·鲁道宣称，长大后要砍去莫纳·鲁道的人头。这个小孩的英勇却遭到莫纳·鲁道的嫉恨。在回家的路上，他差点被莫纳·鲁道用枪打死。因此，他一直生活在莫纳·鲁道的阴影中。

日本殖民者利用部落之间的世仇而挑唆他们之间的内斗，夹杂在殖民者与赛德克族之间，铁木·瓦利斯最终成为了牺牲品。在日本殖民者的旗下，他们头上裹着代表血祭祖灵的白布，疯狂地追杀起事的赛德克族。铁木·瓦利斯的目的与实际的结果之间的反差形成巨大的反讽。这个陷入仇恨的迷宫，在背离自己的初衷的道路上越行越远的铁木·瓦利斯，在屠杀自己的同胞的行为中表现得越英勇，他的行为在观众那里掀起的矛盾的情感漩涡就越激烈。他的南辕北辙式的英勇留给后辈的是意味深长的刺痛。

《俄狄浦斯王》，这部被亚里士多德命名为古希腊悲剧典范的剧作，它给予的是完美的人受难所带来的观众情感的宣泄。而铁木·瓦利斯的遭遇更像是现代的俄狄浦斯王。这一在迷宫之中所无法真正找到出路的英雄，他的无法释怀的英雄情结，成为惊醒后人的问号。他的南辕北辙式的英勇所造成的刺痛带给人的惊醒更甚于批判。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发现恩登布人的仪式往往在群体内部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举行，仪式的举行恰恰起到缓解群体矛盾的作用*[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那么，这个现代的反讽剧的展演是否也会是群体内部仇恨的释怀？这出反讽剧为依然在这片土地生存却相互仇恨的双方疗伤，希望后人能够从这些前人的仇杀的阴影中走出来。要反思相互仇杀的自己人，与自己和解。

在影片中，语言震撼与视觉的冲击与英雄反讽剧密切结合在一起。带领赛德克族起事的英雄莫纳·鲁道说“在日本人面前，自己人打自己人才让人看不起”。这句对群体内部争斗的反思在大陆激发起强烈的反响。类似的语言在此后的不同电影中反复出现。在《大上海》中，日本人西野说“你们中国人就像舞台上这两个人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乱打乱砍，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在《叶问：终极一战》，叶问的几个学生要闹罢工，可是，在讨论具体方案的时候，却争吵起来，甚至引发了冲突，叶问说：“自己人都不团结，怎么跟外人斗？”铁木·瓦利斯式的“英雄”反讽剧与这句被广泛复述的话，都起到惊醒群体，呼唤反思，从而达到治疗群体的目的。

影片的视觉冲击与这一“英雄”反讽剧相呼应。凸显刺点是影片制造视觉冲击的主要手段。头缠白布、血祭祖灵的道泽人在山间行军，然而，他们举的日本太阳旗成为醒目的刺点。刺点与展面都是罗兰·巴尔特在其著作《明室》中所使用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相对存在的。巴尔特认为刺点是“把展面搅乱的要素……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刺疼了我(也伤害了我，使我痛苦)”*[法]罗兰·巴尔特：《明室》，赵克非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41页。。也可以说，刺点是文化“正常性”的断裂，日常状态的破坏。刺点作为一种断裂，是要求读者介入以求得狂喜的段落，是艺术文本刺激“读者性”解读*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在当时的情景中，殖民者的军旗成为与整个环境并不和谐的元素，而这个元素将血祭祖灵的神圣性搅乱。血祭祖灵是对赛德克族共同的祖灵的祭祀。祖灵是神话学家坎贝尔所说的凝聚群体的象征*Campbell，Joseph.Myths to Live by.Bantam Books，1980：90.，血祭祖灵的仪式对群体的号召和团结作用，不亚于影片《阿凡达》中，幻影骑士对潘多拉星球上纳美人的号召作用。

然而，这种彰显英雄血性和祭祀共同祖灵的仪式却与代表殖民者的走狗的标志的日本军旗混在一起。打着殖民者的旗帜在山间行军，他们的行为与彰显英雄气概的血祭祖灵的仪式天渊之别。这种“将仇恨高挂云端，用鲜血洗净灵魂”的血祭祖灵的仪式，却被部落之间的仇恨扭曲。这种极端的视觉冲击产生的深刻的自我反省，甚于任何对错是非的批判。这一刺点质疑部落仅仅以部族利益为核心的世袭法则，部族利益成为他们互相仇杀的原因，也成为他们虽然比日军英勇千倍，更适合山间作战，却由于仇恨而瓦解，屡战屡败的痼疾。

“文雅”的殖民者：人性归于何处？

正如导演自己所说，他不想制造一个绝对对错的双方之间的战争*韩福东、魏德圣:《我为什么亲日仇日?——专访〈赛德克·巴莱〉导演》，《南风窗》，2012年第10期。。影片在展示人物特性的时候，并没有给出绝对的对错的评判标准，而是将人物的行为还原于产生其行为的具体语境之中，《赛德克·巴莱》因此展示了殖民统治所造就的畸形化时代，被卷入相互交织的冲突和仇恨之中的不同人物的无奈、屈服、挣扎与抗争。

悖论是指符号文本的表达层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意义，而这种冲突必须在适当的解释中才能够统一起来*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1页。。影片将几种性质差异极大的特征融合在一个人物身上，人物因此便成为相反或者相差很大的特性的聚焦，这些人物便成为具有悖论特性的人物。

小岛则是一种被仇恨和殖民思想扭曲的形象。雾社事件之前，小岛是一个疼爱妻子和孩子的好男人；他也是一个宽容的殖民者，能够理解赛德克族的传统，与这些族人的关系很融洽，在他们中威信颇高。然而，雾社事件之后，由于妻儿在雾社事件中被杀害，他此前对赛德克族的理解转化为他借此报复的工具，小岛挑唆同为赛德克族的然而却与马赫坡有世仇的道泽人屠杀起事的赛德克人；在起事被镇压以后，他还以道泽人的族长铁木·瓦利斯被杀为由挑唆道泽人去屠杀在收容所中残存的赛德克老幼族人。好父亲、好丈夫的形象作为影子与他最终所做出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并置在一起，形成强烈冲突的元素汇集的“文雅”殖民者形象。

在铁木·瓦利斯身上，影片试图寻找与自己人和解的途径；在小岛身上，或者具有优秀品质的其他殖民者身上，影片探寻被扭曲的人性背后深层的原因。在展示这种探索时，影片并没有单纯地树立群体之间的敌我争斗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审视和反思造成人与人之间对立的原因，审视投射在个体身上的将个体扭曲的价值观念，每个个体仅仅是这种价值观念操纵下的小角色而已。因此，这些普通的角色既是统治原住民从而造成原住民的生存困境的殖民者，也是被殖民思想所毒害或者惨死在原住民刀下的受害者。这种彬彬有礼的殖民者形象更显示出种族文化差异的恐怖。这些平时谦谦君子的角色，却因为所谓的民族利益去屠杀其他民族。他们爱自己的民族，却仇恨异族。正是殖民制度和殖民思想使本来具有很多共同性的不同民族的普通人相互屠杀。这些无奈的个体所最终导致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成为文本语境的元语言所展示出来的评价漩涡。影片没有按照截然分明的善恶标准将对立的双方分开，而是在凸显冲突的同时，反思导致双方冲突的原因，引发后人的思考决定双方冲突背后的元语言。因此，影片在展示人物特性的时候，影片并没有给出绝对的对错的评判标准，而是将人物的行为还原于产生其行为的具体语境之中，让不同的价值通过人物的行为和言语自我言说，让这些相互冲突的体现不同的价值观念的行为同时出场，在相互冲突中自行展示其合理性与谬误。相互纠结、相互冲突、相互抵消的元素在人物身上同时出现，使人物成为不同价值冲突的场域。这一场域开启对话的空间，探索冲突背后更为深层的原因。

个体生存困境与通向未来的歧途

影片注意到了被殖民的德赛克族的年轻一代在文化上的双重标出性，突出他们所面对的生存物质的生存和文化认同两方面的困境。标出性是赵毅衡教授从语言学的语音的不平衡性推演出来的用来解释文化中对立项的不平衡现象的一个术语。他在对立并且不平衡的正异两项之间加入了中项。由于无法自我界定，中项只能选择从对立的两项中选择靠向一项来界定自身。它所靠向的一项则被视为正常的，中性的“正项”，它所离弃的一项则为异常的，边缘的“异项”。“标出项之所以成为标出项，就是因为被中项与正项联合排拒。”*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281—286页。在语言现象中 “某种语言特征，相对于其他‘基本’的特征而言，以某种方式显得比较‘特别’”*Rod Eliss.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而在文化现象中，也会由于某种相对于基本特征而显得的多余的特性成为被标出的特性。

另外，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由于基于不同的元语言就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被标出的特性。“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人做了什么行为，而在于文化如何理解并命名这个行为，从而使中项恶其名而避之。”*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2页。在这种情况下，正项与负项会相互翻转，在一个社会中被排斥的异项，在与这个社会价值观念冲突的另一个社会就有可能成为正项。反之，亦然。在电影《赛德克·巴莱》中，在所谓的文明人看来，脸上的图腾纹是被标出的特性，然而，在赛德克族自己看来，图腾纹饰是他们高傲的象征，是赛德克族之所以是赛德克族的标志。没有被刻上图腾的青年，在文明人中间可能是正项，而在他们看来则是异项，并且他们相信，这些青年死后也会由于没有刻上代表其英勇的图腾纹而被祖灵摒弃。

在影片中，赛德克族和日本殖民者拥有不同的元语言从而形成不同的评价系统，由于夹杂在两者之间，两个在日本殖民政府任职的原住民出身的警察却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与其他人不同的特质而被两个群体双重标出，成为无所皈依的异项。作为日本殖民者的警察，他们在族人面前不是自己人，因为那身“珍贵的日本皮毛”，而备受族人中的青年同辈奚落。同时，在日本人中间，他们也不是自己人。他们学历最高，工资却最低，照相时站在后排最边角的地方。他们被同事嘲笑，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野蛮人的脸”。两个原住民警察在相互翻转的正项与异项之间游移、挣扎，成为被双重标出的异项，在相互冲突的这两个群体中间无法找到皈依之所。双重被标出造成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影片通过展示个体的生存困境，质疑标出异项的标准的合理性。生存困境是两种不同的话语权力在其身上冲突的体现。在不同群体中被反复摈弃的异项那里，裸露出权力建构的痕迹，凸显这些对立价值的弊端所在。影片在无所皈依的个体的命运的书写中，寻找冲突的价值在更深层次对话的途径。或许只有进入这些被反复标出而无法真正找到确定的归属的个体内心，才有可能找到突破文化壁垒的方式。

《赛德克·巴莱》：在价值游移中探寻未来的路标

这部从现代文明出来的汉人导演拍摄的由原住民演员参与的关于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影片。通过他者表述与自我言说相结合的方式，人性的价值与赛德克族的英雄观念在影片中相遇。影片试图在人性观念与英雄精神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整部影片却最终在两种不同观念之间挣扎、游移。

《赛德克·巴莱》是一部具有普世价值的电影。这部电影所揭示是全球不同地区的原住民都需要面对的命运。雾社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是一次基于不同元语言的分岔衍义*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7—109页。而引发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基于不同背景的不同民族那里都可能出现。由于双方基于不同的元语言，符号文本的发送者的意图意义与接收者的解释意义出现了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最终导致冲突。达多·莫纳向走来的日本警察吉村敬酒，可是他刚刚杀完牛，手上沾满鲜血。由于赛德克族尊敬双手沾满鲜血的勇士，所以，他们敬酒时并没有在意双手是否依然满是牛血，而吉村由于个人能力元语言所限，他不屑于理解甚至鄙视赛德克人，所以，他只看到手上沾满的牛血，而忽略了其中的敬意。心存善意的原住民给客人敬酒由于手上粘着牛血而被对方殴打。用粘着牛血的手敬酒这种表达善意的符号本身的模糊性也导致符号传播者的意图意义与接受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发生了断裂，由于不同的元语言出现的意义衍义而导致双方的冲突。这次冲突是在反讽时代基于不同的元语言而爆发的各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在各种冲突相互纠结的反讽时代，如果人类不面对和审视这些基于差异而导致的误解，人类只能面对相互仇杀的命运。然而，《赛德克·巴莱》不是一部给出答案而是探求答案的电影。影片在颂扬誓死抗争的起事的赛德克族的同时，却凸显许多相互交错、彼此冲突的元素。一方面影片赞扬充满血性的赛德克英雄，一方面却又从人性的角度质疑屠杀。在《勇敢的心》中，华莱士在临死遭受酷刑的时刻，依然高喊“自由”。这种不屈的抗争精神也在誓死反抗的赛德克族身上体现出来。赛德克族誓死捍卫精神的自由，为了拥有能够进入彩虹桥上的赛德克族，英勇自杀的场景，无不令人震撼，落泪。可是，影片却在很多时刻又凸显血腥屠杀的弊端。影片首先展示出英雄的彪悍、血性，却又同时从人性的观念质疑这些屠杀的合法性。在影片的开始，一名正在迎战愤怒的野猪的英俊的原住民，却在瞬间成了枪下之鬼，被年轻的莫纳·鲁道砍掉头颅，包裹在背包中，最终成为摆放在他的房屋前面炫耀他的英勇的众多骷髅中的一颗。从一名英俊的男人最终成为彰显莫纳·鲁道英雄气概的众多的骷髅中的一个，这种前后的反差引发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种冲击在追问这种显示男人气概的“猎头”是否真的可取？由于观众与赛德克族生活的语境之间的差异，观众只能依靠今天的社会语境元语言来评判他们的行为，因此，即使观众能够理解他们的英勇，依然也无法真正接受其“猎头”的行为。

影片中常常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这些声音阻断观众的情感认同，刺痛观众，呼唤理性反思。在赛德克族血祭祖灵、屠杀日本人的场景中，出现了一个原住民老妇人。她冲着奔跑的人群哭喊着：“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老妇人的哭喊声成为阻断周围环境的刺点。影片在展示英雄行为的缘由，同时也在裸露这些行为合法性的边界。导演自己也承认，从人性的观念来看，雾社事件类似一场屠杀，而且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种屠杀是一种无法应对的矛盾，可是这种矛盾恰恰是震撼的基础，也是反思的根基所在*魏德圣、吴冠平：《骄傲的〈赛德克·巴莱〉——魏德圣访谈录》，《电影艺术》2012年第3期。。许多影片都会将英雄的对手妖魔化，从而使英雄斩杀对手具有合法的理由。然而《赛德克·巴莱》却凸显了许多屠杀无辜的场面，这些场面在裸露英雄行为的不合理的地方。影评人梁良在其文章《赛德克·巴莱的成败之谜》中批评影片在展示雾社事件的时候，充满了大量的屠杀无辜的场面，这表明这部影片普世价值的缺失*梁良：《〈赛德克·巴莱〉的成败之谜》，《电影艺术》2012年第5期。。影片中英雄屠杀无辜的场景，恰恰是雾社事件无法回避的历史现实，也是影片从今天人性价值的角度对英雄行为的审视和反思，而激发观众的痛感是反思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英雄要去屠杀和他们并没有本质区别的普通人呢？

总之，《赛德克·巴莱》是一部寻找答案的电影。它借历史题材，展示对当下的关怀和未来走向的探求。在这部由现代教育背景的汉族人导演所拍摄的关于台湾原住民反抗殖民者的电影中，历史事件本身与其在影片中被展示的影像，导演的他者眼光与原住民演员的自我表述，现代文明观念与赛德克族的民族精神交织在一起，这些多维空间中的不同元素交织、混杂，构成奇特的影视景观。震撼和矛盾并存，感动与困惑共存，恰恰是观看《赛德克·巴莱》的真实体验。

这些不同的元素形成了文本内部的元语言冲突。被表述的历史事件本身的特质与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事件影像出现冲突：原住民反对殖民战争、彰显民族精神合理性抗争，与中性的文明冲突混杂；影片也在现代文明的客位视角与原住民的自表述的主位视角之间游移，张扬民族英雄精神与尊崇普世价值之间的立足点变得模糊。影片文本内部的元语言冲突成为指向未来的标尺，通向未来可能性的探索。

张洪友(1981—)，男，回族，山东德州人，文学博士，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神话符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