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监管与通关管理的定位及趋势

2016-04-08 03:17郭永泉
港口经济 2016年12期
关键词:海关监管通关海关

郭永泉

(武汉海关湖北武汉430040)

海关监管与通关管理的定位及趋势

郭永泉

(武汉海关湖北武汉430040)

海关同时负责货物监管和通关管理,价值取向分别是严密到位和便捷服务,构成此消彼长的关系。依托目标规划和博弈的模型开展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总体效能不变,海关总体上应以通关便利为趋势,并优化通关管理方式。

海关监管;海关通关;海关管理

监管与通关的关系问题是海关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海关执法的价值追求,主导着海关管理的决策部署。在以往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中,海关究竟应当以监管为主还是以通关为主,引发过较大争议,并决定了不同时期海关的工作重点。即使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势下,监管与通关孰轻孰重的关系问题,也深刻影响着改革方向和具体部署。本文依托目标规划和博弈的模型,解决海关监管和通关管理的目标冲突问题,并结合实践开展实证分析,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海关监管与通关管理的博弈关系

监管是海关的四大职能之一,包括对进出口货物、物品以及运输工具等的监管。所谓监管,是从海关作为管理主体的角度来界定的,如果从收发货人、物品所有人等进出口主体的角度来界定,监管其实就是指通关。因此,监管和通关是一样事物的两个方面,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共同作用于一套海关作业流程中。监管体现着海关维护国内经济主体利益的价值追求,表现了进出口的安全属性,具有准入准出式的管制特征,其管理目标是“管得住”,以违规现象降低到最低程度为衡量标准。而通关体现着海关促进国际经贸往来的价值追求,表现了进出口的效率属性,具有大进大出式的便利化特征,其管理目标是“通得快”,以通关时效提升到最高程度为衡量标准。

显而易见,海关监管和通关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在微观的管理实践中,两种目标是无法实现兼容的,往往呈现出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选择关系。这是因为管理行为越具体,其对目标的精度要求越高,越容易和其他目标发生冲突。在海关监管中,为了达到查禁纠违的目标,就必须运用各种单证审核和实物查验手段,保证一定的覆盖比率,必然意味着作业程序增加,延长通关时间。而在海关通关中,为了达到便利化的目标,就必须压缩从申报到放行的时间,减少海关干预环节,降低审核查验比率。因此,在总体目标协调的同时,监管和通关之间构成冲突,互为制约因素。在实践中,海关不得不偏重一种目标,或者努力寻找一个所谓的平衡点,但都无法取得满意的效能。

冲突性目标是海关管理的未解难题,分析其原因有三。一是法律政策原因。海关对监管和通关的双目标要求依据于自身定位。《海关法》第一条规定海关的总目标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加强海关监督管理,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海关工作方针是“依法行政,为国把关,服务经济,促进发展”。海关的“四好”总体要求是“把好国门,做好服务,带好队伍,防好风险”。这些定位都内含了把关和服务两方面的要义,决定了海关在监管通关工作中必须双向兼顾,不可偏废。二是归口管理原因。海关管理以条为主、纵向到底的特点,使得所有工作环节、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都按职能属性来归类,而不是按流程分工来归类,即使两个目标存在冲突,也必须由一个部门负责。在海关机构设置中,监管与通关是由一个部门负责的,使目标冲突现象更为明显。三是与行政客体的关系原因。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管理部门固然有策略选择的主动权,但行政客体也具有高度的能动性,会根据管理部门的策略调整其行为,并影响管理部门作出下一步的策略调整,这就使得管理目标必须兼顾自身和客体两方面的因素,经常发生应对式的变动。海关的管理策略关联着进出口主体的切身利益,决定其守法和违规的行为选择,反过来又以风险方式影响海关的策略选择,加深了双目标的波动倾向。

二、运用规划和博弈理论分析海关监管与通关管理的双目标

冲突性目标不仅在海关管理中是一个难题,在社会生产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广泛存在。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国际上形成了两种解决目标冲突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多目标规划理论和博弈论。多目标规划理论通过研究一个目标函数在给定区域上的最优化,求解多目标矛盾。其特点是化多为少,即把多目标、双目标通过设置不同的加权项,化为比较容易的单目标,求得最优解或非劣解。博弈论在管理学中有着广泛应用。目前,现代博弈论并且形成了各种矩阵表述、函数求解和均衡模型,根据信息程度不同、策略先后顺序不同,又可以分为静态、动态、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等博弈类型。其中最基础的博弈论就是双变量矩阵表述,围绕博弈人、策略和收益三种要素的组合,寻求最优解(纳什均衡解)。其中,收益就可以视为一种目标,多种收益可以视为多目标冲突,得出的纳什均衡解就是最佳目标,与之相关的博弈策略选择就是解决目标冲突的最好方案。

循此理论方法,将多目标规划理论和博弈论结合起来,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行政管理的双目标冲突问题。由于两种理论的数学公式比较复杂,为便于陈述,本文借用微观经济学的图示法,直观地展现冲突性目标的求解过程。具体思路如下:

1.目标定性。监管与通关的关系不论多么复杂,一定存在具体可行的目标方案,也存在与目标配套的最优效能。对目标效能的定性应当依据海关的职能属性,海关职能来自法律规定,而法律规定对于海关管理的双方都是适用的。目标不同,实质上就是对法律法规执行方法的不同。比如监管目标,是一种控制方式,比如通关目标,是一种信任方式。因此,冲突目标的效能也有两种,一是控制方式取得的效能最优,一是信任方式取得的效能最优。

2.目标定量。海关对于管理目标的衡量,大多数采用增长率或者比例关系。增长率用于不同时间段的绩效比较,而比例关系可以用于达到目标的程度。在监管通关中,以目标的最优效能为参照系,相应地产生三种比例关系:一是完成目标程度的比例关系;二是完成一个目标过程中投入和绩效的比例关系;三是不同目标之间的比例关系。第三点就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对象。

3.目标函数求解。以两个目标的最优效能作为目标函数,将双目标之间的比例关系作为函数的约束条件,从而将双目标冲突问题转化为单目标进行求解,用以下函数式表示。

Max Z=ax+by

X∈(0,+∞),y∈(0,+∞);a,b≥0

其中Z表示双目标的总效能,x、y分别表示两个目标的效能,a、b分别表示两个目标的完成程度(比例关系)。

4.目标博弈分析。首先分析海关和行政客体的博弈,由于双方策略顺序不同和信息程度不对称,海关处于策略优先地位,行政客体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此得出的纳什均衡解是两组动态关系,即“监管—遵从”、“通关—遵从(不遵从)”。解析这两组均衡解,意味着行政客体在海关监管从严条件下会遵从,而在通关便捷条件下则会在遵从和不遵从之间做出选择。在此基础上,转化为监管和通关两种目标的博弈,可以看出,监管与博弈中的海关收益正相关,而通关与博弈中的行政客体收益正相关。在总收益一定的条件下,两者呈现零和博弈,是一种反比例关系,用函数式表示即为y=K/x(K为常数,K≠0)。

5.目标冲突模型。运用图示法展现以上推论结果。第一步,假设冲突性的双目标为x、y,以此为轴建立坐标图,将有利于海关的目标即监管作为x轴,将有利于行政客体的目标即通关作为y轴,并假设双目标都存在理想的最大效能。第二步,假设一个管理规划,在图中用P表示,P所对应x轴、y轴的点分别为a、b,表示在这个管理规划下完成两个目标的各自比例。第三步,在确定了双目标之间的比例关系后,可以用0a线段乘以0b线段得出的面积衡量两个目标的总体效能。第四步,假设有多个管理规划,即P1、P2、P3……,既可以直接用模糊点法判断更优效能,也可以精确地比较矩形0aPb的面积,来求取更优效能。第五步,考虑目标之间的博弈关系,将多个管理规划以一条曲线表示,从而构建监管与通关双目标的规划和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相应越小,说明了两个目标的效能之间是零和博弈。第二,无论P点位于曲线上的任何位置,矩形0aPb的面积始终是相同的,就是该方案的双目标总效能。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采用何种管理规划方式,无论偏重监管目标或者通关目标,两个目标的总体效能都是不变的。第三,管理方案P不管如何进行变动,增盈面积始终等于损减面积。监管和通关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监管力度趋向于最大时,通关时效趋于零,反之亦然。

三、海关监管与通关管理的实证分析

图1 监管—通关双目标的规划和博弈模型

6.图示模型分析。将监管和通关两个目标分别代入x、y轴,两个目标的关系是一条反比例曲线,即y=K/x。图中,管理方案在曲线上用P表示,为实现监管到位目标而采取的审核、查验等管理效果在x轴上用a点表示(例如查验率),为实现通关高效目标而开展的分类、无纸化等管理效果在y轴上用b点表示(例如通关时效)。从中不难发现:第一,K曲线上的P点的边际替代率各不相同,也即对应的a数值越大,对应的b数值则

依托监管与通关双目标的规划和博弈模型,可以对海关管理开展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应追求关企互信基础上的便捷通关,也即“守法便利”式的通关模式,同时优化三项管理方式,即加强商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风险分析技术,增进部门执法合作。

在前文的目标博弈分析中,曾指出在海关实现通关策略的条件下,进出口主体有不遵从或遵从两种选择。也就是说,通关便捷并不一定引发进出口主体的违规冲动,也很有可能增进其契约自觉。对于海关管理实践,“通关—遵从”就是所谓的“守法便利”,是在监管通关零和博弈状态下所能实现的最优结果。目前,发达国家海关在管理中普遍奉行“守法便利”理念,建立关企互信、便捷通关的新型合作关系,兼收企业减负、海关简政双重效益。同时,国际组织及国家间合作协议大多提出互信通关的倡议。比如我国于2015年签署加入的《贸易便利化协定》(TFA)明确提出对“经认证的经营者”(AEO)给予通关便利①《贸易便利化协定》第7条第7.3款列举了“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资质条件和通关待遇。,这就是典型的“守法便利”要求。目前,我国已与众多国家(地区)签署AEO互认安排②我国已经签署中新(加坡)、中韩、内港和中欧四个AEO互认安排。其中,中欧互认安排包括欧盟区内的多个国家。,在国际合作间的互信互利范围不断扩大。从国内需求和国际经验来看,在互信基础上的便捷通关,也即“守法便利”是海关的最优规划。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海关曾经有较长时间实行“促进为主”的通关主导策略,但在扶持性的通关待遇下,为何反而会产生走私违规风险?其原因,在于我国整体治理环境以及海关配套条件的不完善,特别是诚信体系、风险技术、部门合作这三大条件的不足,产生企业不配合、管理不精准、外部不协同等制约因素,使得海关通关策略不能收获“守法便利”的预期效果。因此,在海关继续实施通关主导策略的周期性趋势下,必须着力优化这三个条件,使通关目标效能最大化的同时,自动实现海关监管到位。

1.加强商业诚信体系建设。配合国家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整体规划,结合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试点要求,使进出口主体的通关诚信纳入信用档案,形成违规惩戒效应。对所有企业进行守法合规状况测量,依托现有企业管理级别开展企业认证,分类授予资质,对于高级认证企业实施最优通关待遇,对其进出口货物可以适用信任式快速放行,并在AEO互认国享受同等待遇,形成诚信激励效应。同时加强海关政策技术服务,推进行政预裁定形成规范机制,引入第三方关务服务机构,开放通关数据信息,提供通关自助平台,便利进出口主体办理通关手续,提升企业如实申报的自觉和能力。同时实施海关稽查前主动披露可免罚制度,以及循用海关执法先例可免责制度,形成一定的通关容错机制。

2.提升风险分析技术。在通关过程中运用风险管理手段,使海关将有限监管资源集中于高风险企业,从而便利最多数企业快速放行,这是当前海关通关策略的应然趋势。风险分析应紧密结合大数据信息,依托现代化统计分析模型,在风险采样和等级评定中,需改变目前以先发案例为高风险对象的有偏估计方法,实施分级分类、广泛覆盖的无偏估计方法,既能全面掌握所有风险对象的表现形式,也能精准掌握个别风险对象的风险预期。同时,建设新一代通关信息系统,兼容相关操作系统和全部数据库,推进通关作业的全程电子化和智能化,通过风险参数对各类通关信息进行识别、研判和处理,减少人工干预和流转成本,实现风险可控基础上的通关时效最大化。

3.增进部门执法合作。我国实行多部门的混合式口岸管理方式,因此口岸“大通关”时效并不由海关一家决定,而是多个部门共同影响。由于各口岸部门的执法依据、职能定位和管理流程完全不同,形成很多的执法不协同、流程不兼容,制约了整体通关效率。因此必须以口岸综合治理和大通关建设为载体,实现各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着眼于口岸通关执法的大局修订各部门法,实现各部门的“求同存异”,回归各部门的职能边界。对于超出单个部门职责的通关事项开展一站式作业,对共性风险对象实行综合研判、信息交换、联合查验,提升口岸整体监管效能,在保证通关时效的同时管住准入(准出)门槛。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对接各部门的业务审核系统,实现各类通关信息的共享互用和情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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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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