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

胡希东

(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20世纪是中国文学发展特殊关键的历史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中国文学开始由传统向现代的真正转化，它还是现代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历史时期。①在20世纪发展历程中，人们怎样认识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为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对该时段文学史呈现出不同的叙述模式特征？文学史叙述呈不稳定状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著者对同一时段的文学史、同一文学史现象、同一文学史事件的叙述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些都是由于文学观念的支配与推动，由于急剧而频繁的社会变迁，这在20世纪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尤显突出。随着20世纪悄然逝去，对近百年现代文学史叙述探讨的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站在21世纪的高度，探讨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叙述模式的相互关系，探讨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潜在支配力量，并进而追问与反思近百年现代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得失，探讨合理、科学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这些，对今后文学史叙述无疑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叙述模式

文学史叙述的历史是文学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史。文学史叙述常被文学观念所左右，它成为文学史叙述背后的潜在支配力量，这是造成不同时代、不同政治语境下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差异与变迁的潜在原因。朱栋霖在谈及文学史经典形成时指出，文学经典呈不断的流动状态，而文学观念的嬗变是推动文学经典流动的潜在原因，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经典遴选标准也随之变化，不同的文学观念遴选出不同的文学经典。[1]文学史叙述过程实际也是文学经典的辨别与遴选过程，以及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最终形成过程，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变迁，将带来文学经典的流变，最终带来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

探讨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叙述模式涉及两个重要关键词：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叙述模式。文学观念主要指人们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与看法，包括对文学自身的内在“本体”特征，以及文学与外部关系的外在特征的认识与看法等，比如文学的内涵、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价值、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下，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与看法各不相同，比如，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偏向于文学自身的内在“本体”特征，另一个历史时期则倾向于文学与外部关系的外在特征等，这些使文学观念具有历史流动变化的特征。童庆炳就曾指出：“文学观念属于历史的范畴，它是流动着的、变化着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学观念是永恒不变的。”[2](P1)而时代社会的变化发展，则是推动文学观念变化的根本原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3](P671)即时代社会的风尚影响影响着文学的变化发展，也影响着文学观念的演绎变迁。因此，童庆炳也指出：“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变化发展，是文学观念更替的根本原因。”[2](P33)不同的文学观念影响着文学史叙述者对文学史事件、作家作品的偏向嗜好与选择吸收，以及认识评价等，并进而制约着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形成。

文学史叙述模式是文学史具体结构组织的表现，它是文学史叙述者在建构文学史过程中，对文学史事件、作家作品的选择取舍，以及在文学史叙述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原则，而这些方法、原则支配组织着文学史的内在结构。文学史叙述模式中的“模式(Paradigm)”源于托马斯·库恩有关“范式”论述的借用与引申。他曾说：“‘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称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4](P157)在这里，库恩称谓的“特定共同体”主要指一个学科专业的学者或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即“科学共同体”，对此他有如下论述：“一个科学共同体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4](P159)而库恩指称的“范式”就是这个“科学共同体”进行科学探究所运用与遵循的“模型和范例”。有学者把“范式”理解为科学发展的结构、模式，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它常以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是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5](P206)由以上叙述可看出，“范式”作为库恩叙述科学历史发展的重要关键词，可以看作科学发展的结构、模式，主要指“科学共同体”在特定历史阶段从事某一学科活动共同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和范例”，包括从事该学科共有的理论、方法、原则等。在当下，有关“范式”的理论早已超出了库恩所赋予“范式”的具体内涵，被描述为一种学科模式、结构、思维方式、理论模型、价值标准等，并广泛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可以说，“范式”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叙述科学历史发展时使用最频繁的词汇。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实际就是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而其重要表现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4](P85)

本文中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即对库恩“范式”理论的借用。文学观念是支配文学史叙述的潜在力量，尤其是在社会、历史转型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将推动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化。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在一定历史时期、共同政治地域，以及相同的社会语境下，文学史叙述模式都具有一定的相同性；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地域、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学史叙述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其潜在原因主要是文学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史观念的差异。比如，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观念的变化、差异，必定带来文学史观念的变化，进而必定带来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改变；而由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带来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更替，就是其明显表现。

二、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历史演绎

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学史叙述的出现，是文学史叙述模式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更替是文学观念变化的潜在推动。传统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有学者曾将传统文学史叙述形态概括如下：1.题辞体，如《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其特点是以作品为评价对象，通过对其评价、考订，以揭示一代或几代作品的大旨和源流关系；2.传记体，如《唐才子传》《文苑传》等，主要以作家为中心，有重点地评价作家文学活动与创作；3.时序体，如《文心雕龙·时序》《诗源辩体》《诗薮》等，主要以时代为序，对作家、作品以及每一时代的文学风貌给予叙述评析；4.品评体，如钟嵘《诗品》主要将作家分成上、中、下三品给予评析；5.派别体，如《中晚唐诗人主客图》《江西诗人宗派图录》等，其特点是以流派论文，重在叙述文学派系承传关系；6.选录体，如《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也是以人物为中心，辑录了有关本事或略加品评，其特点是每人都辑录了一些代表作品。[6](P754～755)事实上，以上6种形态只是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的雏形，具有现代品质的文学史叙述却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之后。

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学观念冲击传统中国文学，使传统文学观念开始转变并发生现代转型。这表现在人们对文学本体的认识，以及文体结构、语言媒介等的逐渐改变。如对文学的理解由原来的杂文学观念开始向纯文学观念转变；文体结构上，传统文学多以散文、诗歌为正宗，而小说、戏剧被排斥的局面得到改变，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成为文学的一般文体；在语言上，以白话代替文言。传统文学观念的改变与现代转型对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的转变有明显的重要影响。形成于20世纪初的文学史叙述，由于著者文学观念的驳杂，因此，写出的文学史多是文化史、学术史。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京师大学堂讲义，受日本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刺激，著者明确说该文学史是模仿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史讲义而采用纪事本末体编撰而成。[7](P24)由于支配著者的主要是传统文学观念，因此，该文学史主要叙述的是文字、音韵、训诂、骈文等的演绎变迁，戏曲、小说被视为“淫辞邪说”，因此，“林著名为《中国文学史》，实则是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6](P784)与此同时，由黄人编写《中国文学史》，以及其后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等文学史著作，叙述的虽是传统文学，但却有文学现代观念的烛照。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更是以文学的现代观念来叙述传统文学，其文学史开宗明义即作者文学观念的表达，如对“文学”的界定；他们常将当时中、西有关“文学”的界定结合起来观照文学，而文学的“进化”观念则是他们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理论基础，谭正璧更把他的文学史直接命名为《中国文学进化史》。正是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带来了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改变，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叙述的繁荣与热潮。

新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它在对传统文学的否定与叛离中不断发展，并逐渐走向兴盛与壮大。相对于传统文学，新文学历史发展较为短暂，当时新文学历史叙述的表现之一即对传统文学史的依附，其重要表现就是文学史家在描绘传统文学史的同时，其后都以一定章节描绘新文学短暂的历史。比如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写有“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章；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写有“新时代的文学”一章；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写有“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一节；胡云翼《中国文学史》，写有“当代文学: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文坛”一节；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写有“民国以来的国语文学”和“最近革命文学之趋势”两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写有“文学与革命”一节；等等。随着新文学历史的发展，新文学观念逐渐明确，各种文学史事件渐趋清晰明了，新文学史的独立叙述渐渐起步，特别是在一些大学，新文学历史被搬进课堂，开始设置新文学史课程，使新文学史独立叙述逐渐形成。较有代表性的是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学思潮》、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等等。作者们开始以独著的形式叙写新文学发生以及发展的历史，虽然新文学历史短暂，只有短短的10年或20年，但其历史叙述却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纵观此时期的新文学史叙述，作者们对文学，特别是新文学的具体认识，文学的“进化”观念被作为新文学合法性、独立性的潜在根据，文学观念表现出的多元性、繁杂性，成为新文学史叙述的支配力量；根据当时文学观念偏向于文学外在或内在的本体特征，“社会型”与“文体型”文学史模式雏形成为此时期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重要表现。

1950—1980年是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形成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1949年10月，新的国家制度带来社会的巨大转型，也带来文学观念的巨大改变。其中，文学服务于新的国家制度，而现代文学史叙述也成为服务于新的国家体制的重要表现。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特定战争年代形成的文艺思想，成为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潜在基础，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新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具体实施。建国后，教育部将新文学史作为课程设置，并请王瑶、蔡仪、李何林、老舍编制《〈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主要意图是为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而编制符合新生的共和国身份以及体现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叙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整整30年中国文学史叙述的主流模式，即文学服务于国家体制与现实政治，成为现代文学史叙述绝对的支配力量。此时，最早出现的新文学史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著者在“绪论”部分尽力彰显毛泽东文艺思想，却与文学史叙述的主体部分所表现的文学审美意识，以及文学史叙述的“文体型”模式发生了张力。紧接其后的是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他们的文学史叙述能较好地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现实政治融合于文学史叙述中。当时的文坛为配合新的政治任务而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丁易、刘绶松的文学史叙述就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图解模式。即使如此，他们的文学史叙述仍难以适应急速变化的现实政治，于是新文学史“个人叙述”被“集体叙述”所取代。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文学史“集体叙述”最成熟的典型，现实政治照样反射于文学史叙述中，如文学的阶级分析、“以论带史”贯穿其文学史叙述，也形成了与之匹配的“作家型”文学史叙述模式。

这一时期，港台、海外一些学者也撰写了新文学史，最具代表性的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等。不同的政治空间、不同的文化语境，是该时段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外在条件，而不同的文学观念则是文学史叙述模式差异的内在原因。周锦的文学史叙述是典型的文学史政治文本，苏雪林的文学史叙述虽表现出浓厚的“纯文学”观念，但其中的意识形态意味也十分明显。在这些不同的文学史叙述中，夏志清文学史叙述的“西方”想象与现代性追求、司马长风文学史叙述的“民族”想象与纯文学观念，代表着两种不同于同时期大陆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正因如此，1950—1980年代，在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下，使得该时段大陆、港台、海外的文学史叙述呈现不同的地理特征。[8](P1～3)而港台、海外这些不同的文学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相互钳制、刺激，对1980年代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转型有重要影响与推动作用。

1980年代后，中国大陆对“文革”的反思，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的转型，西方文化观念、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坛的冲击，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巨大改变。此时期的文学史叙述在“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与“重写文学史”的牵引推动下展开。对政治的疏离、向文学审美本体的回归，以及文学史叙述的“现代性”追求等，成为此时期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形态，从根本上挑战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叙述的主宰与规范。与之同时，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文化思潮进一步使文学史叙述趋于多元形态。该时段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是钱理群等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等，成为此时期文学史叙述新的重要表现形态。其中，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带来的文学的“现代性”，文学的“新与旧”、“雅与俗”，以及 “人的文学”观念，等等，对其后的文学史叙述无疑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是20世纪以来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所带来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变迁的大致情形。由于特定历史、特定地域外在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文学的看法表现出独特的历史差异与地域差异，势必反映在文学史叙述模式上，因此，就文学观念的演绎与转型来探讨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演绎变迁有其客观根据。王瑶曾说：“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它要求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历史联系。确认文学史具有‘文艺学’的性质，首先是对长期存在的‘以政治鉴定代替文学评价’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一个否定；并由此明确了文学史应该以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衡量一个作家对文学史的贡献，确定其历史地位，主要看他的作品的质量和数量；面对作品质量的评价则应该坚持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注意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和特点。”[9](P144)由此可见，对“文学本体”特征的注重是著者进行文学史叙述的前提。由于影响文学史叙述外在因素的多样性，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主宰，常使文学史叙述偏离客观原初的文学史事实，因此，要进行科学客观的文学史叙述，回归“文学本体”是其根本与前提。

三、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

从文学的“进化”观念所带来的新文学的合法性、独立性到新文学史的独立叙述；毛泽东文艺思想所确立的新民主义主义思想与建国后现代文学史叙述与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化与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文学的阶级性与“作家型”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形成；以及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所带来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新的大变动，等等，都可看出文学观念对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作用、文学观念对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潜在支配关系，以及由文学观念的变动所带来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演绎变迁等。

不可否认，文学观念对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推动了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演绎、变迁与更替，也推动了文学史叙述的向前发展，但这种文学史叙述是否就是科学客观的文学史叙述？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观念，支配文学史叙述模式变迁的正是主流文学观念。而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观念是否就是对过往的文学史事件客观真实的认识？它支配的文学史叙述是否意味着一定是科学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而就20世纪具体的现代文学史叙述可以看出，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并非科学客观的文学史叙述，鉴于此，本文提出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是文学史叙述的根本。所谓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首先，是以文学自身的“本体”特征来认识与阐释文学，进行文学史叙述；其次，文学的历史发展离不开外在依存环境与影响因素，因此，文学史叙述离不开文学发展特定时空的参照与阐释；再次，文学史叙述，实际是叙述者对文学历史的叙述阐释。因此，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实际是文学自身的“本体”特征、文学史发展的特定时空、文学史叙述者三方面的协调统一，其中文学自身的“本体”特征、文学史发展的特定时空是文学史叙述回归“文学本体”的潜在基础，文学史叙述者必须以前两者为基础，否则，就会偏离文学历史的原初真实。事实上，文学史叙述者在具体的文学史叙述中，对文学历史的阐释常受其特定语境的影响，甚至是主宰规范，这使他们常常偏离文学的“本体”特征、文学历史发展的特定时空来进行文学史叙述。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0](P2)海登·怀特说：“历史叙述可能伴随着为了说明构成这个叙述的各个历史环境而对其‘意义’进行意识形态阐释。”[11](P90)因此，一切写成的文学史是作者所处特定语境下文学观念的呈现，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成为文学史叙述者依照其特定语境来阐释文学历史发展理论的潜在基础；而这样的文学史叙述一般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甚至是随意性，尤其是特定时代主流因素的干扰、规范，文学史叙述甚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服务工具。显然，这样的文学史叙述不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因此，回归“文学本体”，实际是文学史叙述者超越其特定语境，回归文学发展的历史现场，还原文学历史的“本体”，还原文学历史发展的特定时空，做到文学自身的“本体”特征、文学史发展的特定时空与文学史叙述者三方面的完美协调统一。反观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史叙述，由于不同时代主流文学观念对现代文学史叙述者的潜在支配，他们进行的文学史叙述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

传统中国文学历史悠久而漫长，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汉书·艺文志》《文苑传》《文心雕龙·时序》等带文学史性质的有关文学历史的叙述，但真正的文学史叙述却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出现的。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历史的转型，传统文学观念开始变化，并开始其现代转型，主要表现为传统杂文学观念向纯文学观念转变。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人们所理解的“文学”较为宽泛、驳杂，主要指文献典籍，以及对这些文献典籍的研究，即使到了近代，也有学者持此观念，如章太炎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正是在这种宽泛、驳杂的文学观念支配下，当时叙述的文学史并非真正的文学史，比如林传甲、黄人、谢无量、曾毅等的文学史，经学、子学、文字学、史学等都是其叙述范围，于是有人指陈：“在最初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诸人所编著的都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并明确指出这些文学史叙述，“都缺乏现代文学批评的态度，只知摭拾古人的陈言以为定论，不仅无自获的见解，而且因袭人云亦云的谬误殊多”。[12](P3)显然，这里指陈的正是当时作者们所持传统宽泛、驳杂的文学观念，提倡的正是现代文学观念。而现代文学观念指涉的文学，主要指带审美、情感的文学样式，比如，传统的诗文、小说、戏曲等。正是这种现代文学观念改变了传统文体结构，也改变了文学史叙述模式。从文学广义、狭义的内涵来阐释文学的现代观念：“广义的文学即如章炳麟所说‘著于竹帛之为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即是说一切著作皆文学。这样广泛无际的文学界说，乃是古人对学术文化分类不清时的说法，已不能适用于现代。至于狭义的文学乃是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这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本此文学观念为准则，则我们不但说经学、史学、诸子哲学、理学等，压根儿不是文学；即《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中的文章，都不能说是文学；甚至于韩、柳、欧、苏、方、姚一派的所谓‘载道’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文学。我们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12](P5)这种带“进化”观念而认定“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才是文学的观念改变了传统文体结构，使文学史叙述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正是这种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进入了中国文学史的真正叙述。而现代文学史叙述正起步于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的语境中，经历了不同时期文学观念转型变化以及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历史变迁。

文学的“进化”观念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主流文学观念。从现代文学的发生，到之后的现代文学史叙述到文学的“进化”观念对现代文学合法性、独立性的确立，到不同时期具体的现代文学史叙述，都有潜在支配作用，都有其独特贡献。但文学的“进化”观念并非文学本体的文学观念。进化论主要源于生物学研究，进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等诸多领域，这一自然科学方法对复杂文学的认识、对复杂文学历史发展的阐释有重要借鉴作用，但其适应性究竟有多强却值得怀疑。有学者指出：“文学现象毕竟不同于生物现象，无论是狭义进化论的生物学发展模式，还是广义进化论的社会学发展观念都不能完全涵盖文学史运动的多样性与丰富性。”[13](P268)更重要的是，文学的进化观念对文学史叙述阐释至少有三个缺陷：1.后来居上论，认为任何文学史的发展在时间上居后者都比前者在性质上有先天的优越性，导致一种文学史上的“厚今薄古”主义。2.有机联系论，认为任何文学史的发展流变都必须放到其社会背景及内身的有机整体中才能观照，这是生物进化论重族类轻个体观念对文学史学的一个侵袭。3.消长取代论，认为各种文学样式都要经历一个生长死亡的过程，一种新的品类的诞生就一定意味着一种旧的品类的消亡，导致文学史上的“断裂”，反对“继承”，将“创新”和“继承”相对立。[13](P52)还有学者指出，进化论容易导致一种不是进步即是落后，不是革命即是反革命这样简单的二元思维模式。[14]因此，文学的“进化”观念对文学史叙述的支配实值得质疑与反思。事实上，进化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观，其历史局限性的确非常明显。它对传统文学的叛离与否定，人为地断裂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整体性，忽略了传统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资源，以及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本身即存在的精神承续。更重要的是，以生物进化的观念来比附文学发展容易忽略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样式的多维性与复杂性，以及新文学“自身”本质规定的独特性，同时也容易忽略新文学历史发展“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带来的历史社会转型，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新文学的认识并由此形成的新文学史观，成为支配建国后现代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力量。通过第一次文代会、新中国教育体制、“教学大纲”的具体颁布执行，以及历届整风运动，再经过政府意志，从领导人讲话、会议文件等方式，进一步体制化，落实到具体的新文学叙述中。由此，新文学史叙述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并纳入服务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中。这种新型的文学观念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学者们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但事实上，以王瑶为代表的文学史叙述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与分裂。而随后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图解；文学的阶级性与“作家”文学史模式的形成；再到文学史变成革命史、阶级斗争史，文学史叙述与文学最终剥离。不可否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有服务于新时代与新社会的新的文学样式，但“文学史”是已经发生并存在于特定时空的“文学的历史”，如果脱离它形成的特定时空而用新的时代社会语境去阐释过去的文学历史，尤其是用剥离了文学“本体”特征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阐释文学史事实，显然不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

再看同时期的港台与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语境、不同的文学观念，显示出不同于大陆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夏志清的文学史叙述依存于当时西方政治语境，尤其是作者的西方文学语境，以及由这些西方价值体系所确立的文学观念，使他的文学史叙述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叙述。比如，文学史叙述“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的探寻，文学史叙述的比较方法、文学性与文本细读，等等。应该说这是一种注重文学“本体”特征的文学史叙述，但这是否就是回归“文学本体”以及客观公正的文学史叙述？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其自身特定的形成时空，因此，这种以“西方”标准来进行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潜在观念照样会失去文学史叙述的客观公正，叶维廉即指陈夏志清用“西方模子”中的文化假定去审视中国作品存在严重问题。[15](P228)在叶维廉先生看来，夏志清的致命之处在于排斥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与形式乃源于历史、社会，即“把文学创作的成品看作超脱历史时空自身具足的存在物……凡合乎西方伟大作品的准据亦合乎中国的作品”。[15](P226)在他看来，夏志清这种方法背后，还有一个为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赞同的假定，“既然某一特定的作品仿效了外来的模子，我们就可以用西方模子中的文化假定去审视中国的作品，仿佛合用于‘母本模子’的也必然合用于移植的模子”。[15](P228)夏志清的文学史叙述从另一侧面说明，文学史叙述虽遵从了文学“本体”特征，但若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生成时空，也不是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夏志清的文学史叙述也说明，用西方文学观念解读中国文学，正如以特定政治语境下的主流文学观念解读已发生的文学，照样会失去其文学史叙述的客观公正。

不同于夏志清文学史叙述的“西方”观念，司马长风主要从文学的“民族”观念入手进行文学史叙述，并钟情于“纯文学”观念，痴情于新文学史叙述的诗意想象。他曾自述他文学史叙述的两大信条：第一，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地以文学为基点写文学史；第二，以纯中国人的心灵写新文学史。司马长风说：“我痛感五十年来政治对文学的横暴干涉，以及先驱作家们盲目模仿欧美文学所致积重难返的附庸意识。为了力挽上述两大时弊，是我写这部书的基本冲动。”[16](P324)进一步归纳，以上两大信条构成司马长风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原则：其一，文学史叙述的“纯文学”观念；其二，文学史叙述的“民族”表现。这两种观念共同融合于他文学史叙述中。司马长风文学史叙述的“纯文学”观念明显有对大陆、台湾地区新文学史叙述所表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文学史叙述的“民族”观念显然是对香港殖民语境的拒斥，相对于夏志清文学史叙述的“西方”观念，显示出其进步性与独特意义。这是否就说明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就无局限性可言？仅就司马长风文学史叙述的“纯文学”观念而言，他反对文学的“功利”观念、反对文学的“载道”功能、反对作家参与政治、反对文学服务于政治等，而注重文学“本体”特征，即注重文学“情感”“语言”“诗”“诗意”“诗情”“诗画”“意境”等。司马长风曾说：“衡量文学作品，有三大尺度：(一)是看作品所含情感的深度与厚度，(二)是作品意境的纯粹和独创性，(三)是表达的技巧。”[17](P100)应该说，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反对政治干预文学，注重文学“本体”，应该是文学史叙述孜孜以求的，但这种追求一旦过度，照样会造成文学史叙述的客观失衡。司马长风的“纯文学”观念，甚至到了排斥作品蕴含的思想性程度，显然走了极端；回顾中国现代文学所走过的历程，从“文学革命”时文学担当“启蒙”的历史使命，“左翼文学”的兴起与“红色”1930年代，抗日战争与文学的“救亡图存”，再到解放战争时期文学的政治地域分割，等等，“政治”与“文学”的纠缠始终难以摆脱，因此，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如若离开了“政治”视角，正如仅以“政治”视角来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样极端，都会丧失文学史叙述的客观公正。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实际还是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民族、国家的特定时空，这也不是“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出现既源于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叙述的反拨，也源于海外夏志清与香港司马长风文学史叙述的影响与刺激，而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是“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者的主要企图，并把文学史叙述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但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空间、文学三维度进一步考查，会发觉这是一个充满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且在具体的文学史叙述中并没真正回归“文学本体”，它所具有的文学史叙述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就时间维度看，“20世纪中国文学”在突破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期的同时，它亦照样堕入了意识形态。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者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时间临界点的设置亦照样具意识形态，且时间的临界点并不稳定，它常常随叙述者的主观而随意流动。就空间维度而言，它难以协调大陆、港台文学，以及海外华人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身份与位置。就文学维度而言，它带来文学“雅”与“俗”、“新”与“旧”的纠缠，特别是“旧体”文学、通俗文学入史的难题与尴尬。而“现代性”乌托邦风潮实际上是用“西方”的现代性来观照阐释现代中国文学，它脱离了现代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语境，照样带来了文学史叙述客观失衡的诸多问题。不可否认，“20世纪中国文学”相对于以前任何一个历史转型时期主流文学观念所带来的文学史叙述都客观准确得多，并将文学史叙述推进到20世纪末所能够到达的历史高度。但这一文学观念主要脱胎于当时对“文革”历史灾难的政治反思以及改革开放这些主流意识形态语境，即，这一文学观念并没超越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对文学客观事实的蒙蔽，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以及文学史叙述者带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上面论及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空维度、文学性维度即可看出。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很难、事实上也没能涵括现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发展丰富复杂的客观现实，故“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史叙述也不是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

四、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案例分析

怎样的文学史叙述才是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朱栋霖的文学的“人学”观以及相关的文学史叙述，为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提供了重要参照系。朱栋霖的文学史叙述“人学”观不是源于21世纪初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规范，它主要是从“文学本体”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认识、归纳与总结。朱栋霖指出：“‘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②这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准确概括。如上所述，回归“文学本体”并非指排除文学外在影响因素，只瞩目文学自身“本体”特征的“纯文学”观念，而是这两种因素共同交织的结果。返观朱栋霖的“人学”思想，蕴含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人”的多元认识，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再到1950年代之后，当阶级斗争笼罩一切之时，钱谷融提出“文学是人学”这一理论命题，及至“文革”结束，刘再复又一次提出“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命题。由此亦可看出，朱栋霖文学史叙述的“人学”思想的提出有潜在的理论基础与文学史客观根据。再反观不同时期文学史叙述的主流文学观念，从文学“进化论”的核心“立人”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人民大众”再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主题的落脚点，还是“人”。朱栋霖文学史叙述的“人学”思想与不同时期主流文学观念的内在核心有着潜在契合性。显示了朱栋霖“人的文学”观念的涵括性与包容性。正因为如此，朱栋霖的文学史叙述显得客观、丰富、完整而多元。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的语境看，它不仅关涉到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也离不开世界文学的影响刺激，更离不开传统文学的滋养、积淀。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客观事实。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渐渐远离历史地平线，当下的文学史叙述应该更多考虑怎样处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关联。中国现当代文学怎样融入世界文学？又怎样回归中国传统文学而形成统一的中国文学史整体？朱栋霖文学史叙述的“人学”思想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途径的另一参照系。就共时性看，现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既有独立性，又与世界文学有着紧密的精神关联，即“人学”思想。在朱栋霖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学”思想主要来自西方“人学”观念的刺激与影响。而就历时性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则主要源于中国传统“人学”观的精神资源，与传统中国文学有着内在的精神关联。“人学”思想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承续传统文学，并与世界文学形成统一整体的精神线索。正是文学史叙述的“人学”思想，成为贯穿中国文学史以及融入世界文学的精神线索。有“人学”思想灌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中国传统文学不再显突兀、断裂，因为“人学”思想的渗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形成了和谐、完整、统一的整体。

有学者指出朱栋霖“人学”思想的学术意义：“这种切入不但完全改变了过去单纯从社会、政治意义上着眼的极端性、狭隘性，也改变了政治性、艺术性这种机械简单的思维模式。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把政治、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同文学自身固有的思维方式，通过‘人的发现和认识’高度融和起来，从审美上把它们凝成一部新的文学史的浑然的整体。这显然是更符合文学的本质的。作为一部高品位的文学史，应该在一个整体的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审视与阐释中呈现出文学史演变的丰富性、多变性与完整性，显示出文学史的浑然的整体性。”[18]

五、结 语

通过以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史叙述的梳理，可以看出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主流文学观念对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正是文学观念的演绎与历史转型带来了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但由于特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规范，甚至主宰，现代文学史叙述经常偏离“文学本体”，显然不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因此，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实际上是文学史叙述者怎样超越所处语境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史认识的干扰、蒙蔽，甚至是主宰、规范，进而协调处理好文学自身的历史发展与其外在特定时空的关系的过程。文学史叙述脱离文学发展的时代、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只注重文学自身的“纯”文学观念，或如只注重文学发展的时代、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而不考虑文学自身的“本体”特征一样，都不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只有既考虑文学自身的“本体”特征，又不忽略文学发展的外在影响因素，并超越叙述者特定历史语境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史认识的干扰、蒙蔽，甚至是主宰、规范，这样的文学史才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

注释：

①本文中的“现代文学史”主要指20世纪初期“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把对这段时期的文学史叙述称为“现代文学史叙述”。

②参见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朱栋霖“人学”观念还分别散见于朱栋霖:《人的发现和中国文学的发展》,陆挺等主编:《人文通识讲演录·文学卷》(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朱栋霖:《人的发现与文学史构成》，《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1] 朱栋霖.经典的流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4).

[2] 童庆炳.童庆炳谈文学观念[M].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3] 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 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M].武林谋新室印行发行,宣统二年(1910)六月朔校正再版.

[8] 胡希东.民族·国家与文学史地理——1950—1980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A].王瑶全集(第五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0]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47.

[13] 葛红兵,等.文学史形态学[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14] 谢应光.进化论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J].社会科学研究,2004,(4).

[15] 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A].叶维廉文集(第二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6] 司马长风.跋[A].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册中卷)[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

[17]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册下卷)[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

[18] 郭铁成.简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J].文学评论,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