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朝鲜华侨归国问题研究*

宋伍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朝鲜华侨专题

改革开放初期朝鲜华侨归国问题研究*

宋伍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朝鲜；归侨研究；华侨农场；国际移民

论文以改革开放初期，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归侨接待站所接待的朝鲜咸镜北道清津、会宁华侨为研究对象，从中朝两国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朝鲜华侨的不同立场，围绕以下三点展开论述。第一，朝鲜华侨的归国动机以及归国历程；第二，国内对持归国证明书的华侨与越境归侨的不同待遇问题；第三，1982年以后朝鲜归侨人数减少的背景。中国政府对要求回国的朝鲜华侨采取了积极响应的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接待情况不同，其侨务政策的执行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对相关事实的分析，无疑对今天的华侨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有关朝鲜华侨的研究，一直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据笔者所知，国内关于朝鲜华侨的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朝鲜归国华侨张庆京、慕德政等，在吉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的领导下成立吉林省华侨历史学会为开端。1986—1990年，该学会前后编辑了论文讨论会资料汇编共三册。[1]另一方面，在国内学术界，有关研究似发轫于余以平的相关论文，但其中亦广泛征引了上述吉林省华侨历史学会的出版成果。[2]进入20世纪90年代，恰逢中韩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前夕，杨昭全、孙玉梅所著《朝鲜华侨史》问世，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力作。[3]随后，曲晓范、刘树真使用辽宁省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有关朝鲜归侨的馆藏资料，就朝鲜战争爆发至1999年朝鲜华侨归国情况进行了分阶段研究，作为朝鲜归国华侨研究的开山之作，对后人的研究极具借鉴意义，但因涉及的时间段和范围较广，对各时期的华侨归国具体研究还有继续探讨的可能性和意义。[4]2010年后，笔者使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所藏中国驻朝使馆领事报告，先后分析了朝鲜战争时期朝鲜华侨的回国历程，[5]以及20世纪60年代朝鲜华侨的回国动机。[6]此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朝鲜华侨问题，丹东与朝鲜新义州之间的中朝贸易渠道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如韩国学者即着手研究朝鲜华侨在中朝民间贸易中所起到的作用，但由于其所使用的材料大多来源于韩国的新闻报刊、年鉴以及脱北者口述等二手资料，有关问题仍有进一步挖掘和探讨的余地。[7]

本文主要围绕改革开放初期的朝鲜归侨问题，从中朝两国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朝鲜华侨的不同立场出发，展开论述。具体剖析以下三点：第一，朝鲜华侨的归国动机以及归国历程；第二，国内对持归国证明书的华侨(以下简称“持证归侨”)与越境归侨的不同待遇问题；第三，1982年以后朝鲜归侨人数减少的背景分析。笔者在2008年8月和12月，两次赴吉林省龙井市、延吉市、和龙市等地，对13名集中居住于当地的朝鲜东北部归侨进行口述访问。[8]在此期间，笔者亦调查了由延吉县(今龙井市)*1945年11月，延吉县政府成立，驻延吉市。当时延吉市、龙井镇、图们镇、三合乡、开山屯一律属于延吉县管辖。1953年9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延吉县属自治州管辖。同年5月延吉市从延吉县划出单建县级市，归自治州管辖。1965年4月，图们镇划出单建县级市，归自治州管辖。198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延吉县更名为龙井县。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吉林省人民政府撤销龙井县，设立龙井市。参见龙井县地名委员会编：《龙井县地名志》，龙井县人民政府，1985年，第12～1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20期，1988年，第672页。侨务部门制成的朝鲜归侨档案资料。通过综合相关材料，从朝鲜归侨及国内侨务机关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整理二战后朝鲜华侨的人口变化，以及每个阶段的归国人数；第二部分论述改革开放初期朝鲜华侨归国潮的形成因素及其归国历程，以及中朝两国政府和朝鲜华侨群体的不同反应；第三部分剖析吉林省延吉县侨务机构对朝鲜归侨的安置工作以及朝鲜华侨的态度。

一、二战后朝鲜华侨的人口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前被强迫或被欺骗到朝鲜的2万余名华工陆续回国。但朝鲜(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依然有约4万～4.5万名华侨留守。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朝鲜华侨规模缩小到二战结束时的十分之一。其人数减少源于大多数朝鲜华侨在各种环境变化的因素下选择了归国。

图1　朝鲜华侨人数变化(1944-2010年) 单位：人　资料来源：1944年数据来自台湾“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单位区号05000-0670-4460，《华侨侨务案(1946年11月-1948年6月)》；1947年数据来自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北韩关系史料集》，第9卷，(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90年，第436页；1952年和1955年数据来自华侨问题研究会编：《华侨人口参考资料》，出版社不详，1956年，第182～183页；1958年数据来自杨昭全、孙玉梅：《朝鲜华侨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304页；1961-1984年数据来自曲晓范、刘树真：《当代朝鲜华侨的归国定居及其安置史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1990-2010年数据是根据对朝鲜华侨的访问调查得出。　注：除1944年至1958年的华侨人数之外的数据均为大致人数。

二战后，朝鲜华侨共经历了6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归国潮共有4次，其余2次为朝鲜归侨重返侨居地。第一，如前文所述，随着二战结束，约2万名华工回国。第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2年战争进入僵持阶段，给留朝华侨的生活造成毁灭性打击，导致近3万名华侨集体归国。第三，在中国经济遭遇困难的1960年前后，大约有1万名归侨相继重返朝鲜生活。因此，这一时期朝鲜华侨人口一度猛增至2.5万名。第四，同一时期，朝鲜华侨社会内部兴起了入籍朝鲜的风潮，华侨本土化趋势愈来愈显著。[9]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朝两国关系一度紧张，朝鲜对旅朝华侨*自1958年至1962年，有80%的朝鲜华侨已转入朝鲜国籍。后来中朝关系一度紧张，所谓朝鲜华人至1970年又基本恢复了中国国籍。参见张庆京：《二战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华侨的变化与特点》，吉林省华侨历史学会，1991年。实行严管政策，申请归国的华侨增多。到1968年为止，共有1.8万名华侨(包括部分持有朝鲜国籍的当地华人)携眷回国，其中多数被安置在华侨农场。第五，这一时期华侨农场的生活设施并不完善，导致在朝鲜留有亲属的部分归侨再次回到侨居地。第六，“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此时朝鲜国内流传“中国向资本主义靠拢”的谣言，部分朝鲜当地人开始疏远华侨，促使4000余名华侨归国。

1985年后，国家调整侨务政策，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定居采取不鼓励原则，并对归侨停拨安置经费，住房及工作问题需自行解决，海外华侨归国人数大幅减少。同时旅朝华侨生活环境亦基本安稳。以下就改革开放初期华侨归国问题进行论述。

二、1979—1984年朝鲜华侨归国情况

(一)归国动机及人数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重新确立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从此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并得到迅速发展。邻国朝鲜流传“中国向资本主义靠拢”的谣言，导致部分当地朝鲜人与华侨疏远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华侨也得知有关大批越南华侨归国的消息，*受访的多数朝鲜归侨对回国动机皆举出此两个原因。于是华侨纷纷申请归国。另就国内而言，“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停止的侨务工作重新开展，国家对华侨归国的政策有所放宽，国务院在1979年下发了关于“加强中朝友谊和解决旅朝华侨找工作和升学困难，放宽旅朝华侨归国”的文件。[10]在以上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朝鲜华侨社群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归国潮。至1985年，与朝鲜北部接壤的辽宁省和吉林省共接待了4536名朝鲜归国华侨。其中就吉林省接待人数而言，原先生活在咸镜北道、咸镜南道、两江道等地的朝鲜东部华侨相继回国，其人数为1979年约200名、1980年588名、1981年814名、1982年550名、1983年229名、1984年150名、1985年79名，[11]归国时间主要集中在1980年至1982年。

以下通过分析咸镜北道*朝鲜的“道”相当于中国的“省”。清津市是咸镜北道直辖市，是朝鲜东北地区华侨最多的城市，中国驻朝鲜领事馆设在该市。各地华侨的归国历程及其回国后的安置情况，剖析改革开放初期朝鲜华侨最后一次归国潮的来龙去脉。

(二)朝鲜北部华侨之归国历程

1979年，部分朝鲜华侨开始申请归国。对此，国内侨务部门首先恢复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度实行过的归侨安置工作，实施计划性安置。即每年由国务院侨办通过驻朝使馆对希望归国的华侨进行预先统计，然后制定出安置计划，提前下拨安置经费和物资给各省侨办，省级侨办根据实际情况再制定出省内年度安置计划，使华侨归国后及时得到妥善安置。[12]但如此繁重的归国安置计划从统计人数到落实各项工作都需要较长时间，无法满足当时迫切希望早日归国的华侨的需求。

会宁归侨S氏称，“我们一家是1979年11月申请了归国证明书的，但是过了几个月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3]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与中国边境交界地区的会宁华侨利用地理条件的优势，开始以越境的方式归国。自1980年春季到夏季，龙井镇接待所*1980年，由于龙井没有专门接待华侨的归侨接待站，因此，归国华侨临时住在招待所。龙井镇归侨接待站是1981年3月复设的。共接待75名越境归侨。其中会宁华侨和清津华侨占大多数，分别为48名和9名。

会宁郡位于朝鲜东北部，是与吉林省接壤的边境城市。1967年会宁华侨人数为230名左右。那么，1980年初，会宁华侨首先越境归国的理由是什么？

会宁归侨陈氏回忆称，“80年代回国潮的大门是由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打开得啊！”1979年国内对海外华侨恢复了申请高考的制度，当时朝鲜国内有几十名华侨学生到丹东参加高考。考试前学生在丹东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复习课程。由于朝鲜各地华侨学校自1960年前后起加强了朝鲜语教育，对华侨学生来说，国内的高考连理解试卷都有难度，多数华侨学生未能通过考试，只能原路返回。但在国内期间的所见所闻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极大，坚定了他们归国发展的决心。1980年2月19日，陈氏等三名会宁华侨学生乘坐夜车到南阳(对岸是中国图们)的前一站下车，凌晨越境到了图们。图们公安局得知她们是越境归国，起初要求她们返回朝鲜，后由于学生坚持不回，公安局向吉林省侨办请示她们的安置问题。批文还没下来，在朝鲜会宁及清津华侨学生中就传开了陈氏等三人越境归国的消息，引发了华侨学生结群越境回国，形成了1980年的回国潮。[14]

会宁归侨L氏讲述了当时越境回国的过程。“1980年春季，在会宁车站见到当地华侨Q氏，我们两人就聊起了多数华侨都在准备回国的事情。聊着聊着，我们两人就决定一起越境回国，于是坐上火车到了新鹤浦站下车。在江边(图们江)遇见了同样打算回国的两名清津华侨学生，4人一起越境到了三合*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的对岸中方城镇，现中国吉林省龙井市三合镇。公社。”[15]从L氏的口述得知，当时朝鲜华侨越境归国相对容易。再有清津华侨C氏称，“1980年，我的二女儿打算从南阳*朝鲜咸镜北道边境城市，对岸是中国吉林省图们市。越境回国，不过在越境的时候被朝鲜边防发现，后在南阳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之后是由清津华侨学校的指导员赴该地将其带回清津的。”[16]这说明当时朝鲜政府虽曾阻止华侨越境归国，但并未采取严厉措施。

国内归侨接待站虽起初劝导越境归侨原路返回，但整体而言持接受态度。上述的L氏越境后直接到中国当地公社，再由公社负责移送到延吉县侨办登记，之后侨办将他们送到龙井镇接待所。另外，会宁归侨Y氏口述称，“1980年春，我与3名清津华侨同学从清津坐火车到了会宁老家，跟父母商量了回国的事情。我们4个游过图们江来到三合，公安部门接待了我们，第二天就送到了龙井镇接待所。”[17]

根据清津归侨H氏所述，当时在清津华侨学校(全称：清津中国人高等中学校)学生之间的共同话题就是“回国”。那时候成群结队回国的学生甚多，导致学校原有的每年级两个班减少成了一个班。[18]

随着越境归侨人数的增多，清津还出现了专门帮助当地华侨送到会宁等与中国交界的城市，并安排越境途径，从而收取好处费的非法中介机构。其费用大约为每人收取朝币200元(相当于当时朝鲜普通工人4个月的薪水)，若是整个家庭或多人集体归国的话，价格方面还有商量的余地。[19]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大批朝鲜华侨回国，其中多数被安置在吉林省各地，生活已稳定。*1945—1965年，龙井共安置约530名朝鲜归侨。1966—1977年间又陆续安置了180名左右的朝鲜归侨。参见龙井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井县志》，延吉：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79页。对20世纪80年代归国的华侨而言，早期归侨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和实际生活上的援助者。

图2　朝鲜东北部华侨的归国、安置流程资料来源：根据笔者口述访谈内容及档案资料制作而成。

1980年春、夏季，龙井镇接待所接待了首批来自三合、图们等地的75名越境归侨。*1979—1985年，图们接待站共接待了910名朝鲜归侨。其中在当地安置的仅有11户(53名)，其余的送到延吉县侨办。由延吉县侨办再把其中一部分归侨暂时安置在龙井接待站。参见吉林省图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图们市志1644—1985》，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437页。当地侨办对这批归侨基本上按其意愿进行安置。对此比较满意的归侨通过写信告知仍在朝鲜的亲戚朋友称国内对他们的待遇尚可。[20]随之，通过越境方式归国的华侨人数激增。在此期间，持证归侨共有18名。笔者在2008年8月对当时持证归国的两户归侨进行了访问调查，以了解申请归国证明书的条件。

清津归侨H氏一家8口人是1980年7月持证归国的。H氏称，“当时我家里有张介绍信，是1966年左右由住在延吉的祖父通过地方公安局申请之后寄给我们的。因为那时国内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未能回国。那张介绍信就一直在家保存了整整15年。1979年开始，清津很多华侨都准备回国。我父亲就找出保管已久的介绍信拿到清津市华侨联合会委员长所在之处，咨询是否有效。最终，驻朝使馆受理了父亲的那张介绍信及申请书。这样我们就顺利地拿到归国证明书经图们回国了。”[21]这一个案说明，当时朝鲜华侨想要办理归国证明，需由国内的直系亲属开具介绍信，寄到朝鲜之后，再通过当地的华侨联合会向驻朝使馆申请证明。另外，驻朝使馆根据华侨实际情况，对在朝鲜生活有困难而其子女实际在国内的老华侨也发给了归国证明书。据清津归侨LA回忆，其父亲就是当时在朝鲜无人照顾，1980年持驻朝使馆发放的介绍信归国的。[22]

从1981年起，驻朝领事馆考虑到实际越境归国的华侨日益增多，开始放宽了对发放归国证明书的要求。即取消了通过介绍信办理归国证明书的做法，对无介绍信的华侨也同样发给归国证明书。因此，1981年开始持证归国的华侨人数增加。

三、延吉县侨办对朝鲜归侨的安置工作

(一)1980年的安置工作

延吉县早在1963年就开始接待朝鲜归侨。1965年设立了归侨收容站和归侨接待站，由延吉县民政局负责华侨的接待与安置工作，但于1967年裁撤。不过，相隔十余年后的1980年3月，延吉县侨办又重新开始处理华侨事务*侨务办公室重设之前的归侨事务由当地民政局负责。参见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编辑委员会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742页。，1981年3月设置了龙井镇归侨接待站并配备了2名专员，同年11月，国务院侨办拨款修缮了龙井镇归侨接待站。[23]

表1　龙井镇归侨接待站安置情况统计　单位：人

资料来源：龙井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井县志》，延吉：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80页；延吉县侨办：《1980年侨务工作总结》，内部资料，1980年。

1980年，龙井镇接待所共接待了203名朝鲜归侨，其中有185名为越境回国。次年起，越境归侨的人数逐渐减少，持证归侨人数增多。到1983年，该站接待的归侨人数仅有25名，其安置地点主要安排在吉林省内。

安置方面，当地侨办在1980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即在上半年安置在原籍地山东、辽宁、上海的共有19名，在“按籍安置”原则上实行农村安置与城市安置相结合的办法。例如，清津归侨SA氏是1980年春季越境回国的，回国后他在龙井镇接待所生活了一个月左右。后来当地侨办考虑到其在朝鲜是工人，因此将其安置到磐石县。SA氏手持延吉县侨办开具的介绍信到磐石县侨办，最终分配到磐石钢铁厂工作。[24]

随着越境回国的华侨人数增多，1980年下半年延吉县侨办在安置工作上做出调整，提出就越境归侨和持证归侨在政策上应区别对待，以防越境归侨人数越来越多。因此，在1980年下半年，对18名持证归侨统一安置在延吉县龙井镇内。例如：清津华侨H氏一家8口人是在1980年7月末持证回国的，他们在朝鲜的户籍是农村户口，但申请材料时填写了工人阶级，当地侨办在未经核实材料的情况下，就给他们在龙井镇安排了粮库、国营餐厅等条件较好的工作。H氏称，他们家共得到5000元左右的补贴*清津归侨H氏访谈。另据曲晓范、刘树真研究所述，1980年的安置标准为，安置到农场的每人发给2000元，安置到城镇的每人发给1200元，安置到农村的每人发给624元。1981年吉林省实际安置了591名归侨，共花费88.4万元，每人平均1490元。参见曲晓范、刘树真：《当代朝鲜华侨的归国定居及其安置史略》，第53页。作为安家费。[25]

表2　1980年龙井镇归国华侨的安置情况　单位：人

资料来源：延吉县侨办：《关于接待安置旅居朝鲜华侨非法越境人员状况的总结》，1980年；延吉县侨办：《1980年侨务工作总结》，1980年。

与他们相比，大部分越境归侨则被安排到扶余华侨农场*扶余华侨农村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农场面积为46平方公里。曾改名为“大联合农场”，1979年9月国务院侨办批准恢复为“吉林省扶余华侨农场”。同年10月，该华侨农场由吉林省侨办接管。之后国务院侨办拨给该场基本建设经费300万元，吉林省财政厅支出214万元，促其加快发展速度。参见曲晓范、刘树真：《当代朝鲜华侨的归国定居及其安置史略》，第53页。该农场共接受1343名朝鲜归侨。参见松原市扶余区史志工作委员会编：《扶余县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和黑龙江等偏僻地区。[26]其中扶余华侨农场自1979年至1985年间共安置了405名朝鲜归侨。由于大部分华侨在归国之前对国内分配地区的优劣都有所了解，因此几乎每个归侨都拒绝去华侨农场，导致不少华侨在接待站长期滞留。会宁归侨Z氏称：“当时侨办负责人多次找我们个别谈话，说服我们能够配合国家的统一安排。”[27]

可见，1980年下半年，“按籍安置”原则基本被弃用，转而采取了华侨农场“集体安置”和城镇“分散安置”相结合的办法。为了减少越境回国人数，当地侨办将持证归侨与越境归侨加以区别对待，对持证归侨实施城镇分散安置，越境回国的华侨则在华侨农场集体安置，以鼓励朝鲜华侨以合法途径归国。

1981年，因在朝鲜办理归国证明书无需再提交国内介绍信，从而使持证归国的华侨人数迅速增加。以下将阐述当地侨办在上述情况下是如何完成安置工作的。

(二)1981—1982年的安置工作

1981年起持证归侨比率增加，其直接原因是由于中国驻朝使馆不再要求申请归国的华侨提交国内介绍信。1984年归国的清津华侨C氏亦证实，1981年之后申请归国说明书就不需要介绍信一事。[28]不过发放归国证明书时，本人需要事先和使馆商定回国后的安置去向。例如，归侨Z氏是1981年持归国证明书回国的，其赴驻朝使馆领取证明时，使馆人员劝导他回国后到吉林省扶余接受安置。最终他们一家听从安排，去了扶余华侨农场。[29]当时想要回国的朝鲜华侨对归国后的安置愿望有两个：一是到城镇，二是工人身份。与此相反，驻朝使馆给他们的安置选择，则多是农村和农民身份。

1981年4月，国务院侨办下发了有关对越境华侨的处理意见，表明对越境归侨要劝导他们原路返回朝鲜，经动员但仍态度坚决者，则同意他们留下，由侨办负责逐步解决其安置问题。

龙井镇归侨接待站在1981年至1982年间，共接待了312名归侨(见表1)。就1981年接待的190名(持证者70名、越境者120名)而言，其中安置在延吉县内的共有13名(持证者5名、越境者8名)。次年接待的122名(持证者78名、越境者44名)中，安置在延吉县内的共有18名(持证者10名、越境者8名)。仅以延吉县内和县外的安置情况来看，自进入1981年起，持证者与越境者在安置去向上已不存在明显差别。归侨在接待站内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变。因龙井镇归侨接待站空间有限，容纳不了过多的归侨，侨办就另设了临时接待站，但其住宿条件较差。

就1981年吉林省内整体安置趋向来看，是年共安置了591名(持证者354名、越境者171名、探亲不归者66名)归侨。其中安置在城镇者485名、国营农场(华侨农场)者101名、定居农村者5名。[30]虽然当时有关部门极力劝导归侨安置到华侨农场，但实际安置在华侨农场及农村者仅占归侨总数的18%。

根据归国华侨H氏和F氏的口述来看，当时住在接待站的归侨，均拒绝去华侨农场和偏僻的农村，造成多数归侨在接待站内长期滞留。后来因归侨子女只能在扶余华侨农场的学校就读，很多华侨学生以及有子女的归侨才去了华侨农场。[31]其实，当地侨办在安置上也考虑到了归侨的实际情况。例如，1981年春归国的清津归侨SB氏是残疾人，延吉县侨办按他本人意愿将其安置到亲弟所在的磐石县，磐石侨办将该归侨分配到当地照相馆工作。[32]另外，越境归国的华侨学生SC氏，考虑到其叔父居住在安图，就将其安置到安图。[33]

1982年，吉林省侨办预计该年度归侨人数为550名左右，并制定了各地区安置指标。其中，长春100名、吉林50名、四平50名、通化50名、白城50名、扶余农场200名。但实际归侨人数却开始大幅减少。其原因是，一方面随着归侨人数的增多，对他们的安置等不如以前；另一方面，朝鲜金日成主席在1982年9月15日至26日访问中国，原在朝鲜当地流传的谣言也就慢慢平息，旅朝华侨与当地人之间恢复了较为融洽的关系。

(三)1983—1985年的安置工作

到了1983年，中国驻朝使馆继续采取在发放归国证明书的同时指定归国后去向的做法。至于最终确定的安置地点，实际上却未必能由使馆单方面做出决定。例如，1984年回国的归侨C氏称，当时他本人赴平壤取归国证明书时，与使馆方面在归国之后的安置地点上意见不一。C氏坚持回国后到原籍地山东日照，但使馆方面则称，由于该地区人口密度高，故希望他们一家回国后迁往黑龙江。此后双方经数次协商，各让一步，将安置地点定于山东某地。[34]

1983年，龙井镇归侨接待站只接待了25名归侨(见表1)。*1983年吉林省接待的归侨人数共有229名，与1982年相比大减一半。1984年的接待人数是150名，1985年仅接待了79名归侨。参见曲晓范、刘树真：《当代朝鲜华侨的归国定居及其安置史略》，第48～49页。随着朝鲜归侨人数的减少，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归侨接待站也陆续撤销。吉林省原有的8个接待站，在1983年撤销了珲春、开山屯、临江、长白4所。翌年4月，又撤销了龙井和浑江接待站，只保留集安和图们两处。[35]

龙井镇接待站撤销之时，该处居住着包括1983年归国者在内的朝鲜归侨近百名。当地侨办为了按时完成撤销任务，加强了对归侨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接受国家的统一安排。例如，侨办对1983年归国的Z氏一家5口指定了期限，使其按期赴安置地四平报到，否则就动员其返回朝鲜。[36]归侨C氏也称，后来留住在龙井镇接待站的归侨，大部分都被分配到了扶余华侨农场。

1985年，国务院侨办出台了关于华侨、华裔等回大陆定居的有关政策。因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跟欧美国家相比仍有一段距离，故一部分归侨可能会因未能在国内获得稳定的生活，而出现返回侨居国的情况。为了避免出现此类事态，中国政府今后不鼓励华侨华人归国定居，但欢迎海外华侨华人短期回国进行探亲访问等活动。

从1985年开始，以新义州华侨为主的朝鲜华侨频繁回国探亲，并开始在中朝之间经营小本生意，他们在朝鲜的生活水平也逐渐得到改善。

四、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改革开放初期朝鲜华侨的归国潮，并分析其原因及实际安置情况。

第一，改革开放初期，部分朝鲜居民受谣言影响而疏远华侨，致使朝鲜华侨的生活环境趋于恶化。正值此时，朝鲜华侨了解到国内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越南归侨采取了接收和安置的积极政策，这促使不少朝鲜华侨选择归国。首先，会宁华侨利用临近中朝边境的地理优势，以越境的方式归国。同时，在清津华侨学校就读的华侨学生当中，也有人在临近中朝边境的华侨学生引领下，集体越境归国，跨过图们江来到吉林省各地接待站。吉林省当地侨办对首批归国华侨，基本上尊重其意愿进行了安置。但与此同时，也对可能发生的越境归侨人数增加有所忧虑。

第二，1980年下半年，在果然发生朝鲜华侨越境归国人数大幅增多的情况下，当地侨办对于持证归侨与越境归侨，在安置地点与工作单位等方面待遇上，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即在优先照顾持证归侨的同时，将越境归侨安排到扶余华侨农场等偏僻地区，这导致不甘于安置条件的朝鲜归侨增多，并滞留在龙井镇接待所。同时，对于华侨越境回国问题，朝鲜方面并未实施严格管制。

第三，1981年，中国驻朝使馆放宽了发放归国证明书的条件，即此后朝鲜华侨无需提交国内介绍信，亦可取得归国证明书。但在发放证明书的同时，作为附加条件，需要事先商妥归国后的安置问题。尽管如此，此举实际上消除了持证归侨和越境归侨之间待遇上的差别，故此后持证归国人数激增。

第四，1982年底金日成访华后，流传在朝鲜国内的谣言逐渐消失，当地华侨的生活环境也有所改善。加之国内对归侨的安置地偏向于生活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导致华侨归国的热情降低，人数日趋减少。在此情况下，侨办在1984年3月撤销了包括龙井镇归侨接待站在内的多处接待站，滞留接待站的大部分归侨均被安排到华侨农场等地。1985年，短期探亲归国的朝鲜华侨人数开始增加，他们中不少人开始了小规模的边境贸易。至今，尚有约5000名华侨生活在朝鲜，多数从事小本生意，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

附：朝鲜归侨访谈情况一览表

[注释]

[1]吉林省华侨历史学会编：《吉林省华侨历史学会第一次论文讨论会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6年；《吉林省华侨历史学会第二次论文讨论会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8年；《吉林省华侨历史学会第三次论文讨论会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90年。

[2]余以平：《朝鲜华侨教育初探》，《华侨教育》1984年第2辑。

[3]杨昭全、孙玉梅：《朝鲜华侨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4][10][11][12][30][35]参见曲晓范、刘树真：《当代朝鲜华侨的归国定居及其安置史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参见宋伍强：《关于朝鲜战争期间朝鲜华侨的归国问题》，袁丁主编：《近代以来亚洲移民与海洋社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6～225页。

[6][9]参见宋伍强：《朝鮮戦争後における朝鮮華僑の現地化について――1958年前後における華僑聯合会と朝鮮華僑の国籍問題を中心に》，《华侨华人研究》第7辑，(东京)日本华侨华人学会，2010年。

[8]具体受访归侨情况请参考本文附表。在此感谢他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

[13]会宁归侨S氏访谈。

[14]会宁归侨陈氏回忆，朝鲜华侨网：http://www.cxhq.info/，2015年2月12日浏览。

[15][20]会宁归侨L氏访谈。

[16][28][34]清津归侨C氏访谈。

[17]会宁归侨Y氏访谈。

[18]清津归侨H氏访谈。1980年龙井接待站接待了共185名越境归侨，其中有62名是华侨学生。参见延吉县侨办：《1980年侨务工作总结》，内部资料，1980年。

[19]清津归侨M氏访谈。

[21]清津归侨H氏和J氏访谈。

[22]清津归侨LA氏访谈。

[23]龙井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井县志》，延吉：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80页。

[24]清津归侨SA氏访谈。

[25]清津归侨H氏、J氏访谈。

[26]延吉县侨办：《关于接待安置旅居朝鲜华侨非法越境人员状况的总结》，1980年。

[27][29][36]会宁归侨Z氏访谈。

[31]清津归侨H氏、会宁归侨F氏访谈。

[32]清津归侨SB氏访谈。

[33]茂山归侨SC氏访谈。

[责任编辑：胡修雷]

Overseas Chinese from North Korea during the Beginning Stag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SONG Wu-qiang

(The Faculty of A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420, China)

North Korea;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farm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verseas Chinese who were received by the Reception Center in Longjing Town of Yanji County of Jilin Province from Chungjin, Hoeryong North Hamgyoung Provinces in the Northeastern North Korea in the beginning stag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t is focused on three issues based o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both China and North Korea as well as the Chinese in North Korea: first, the returned Chinese’s motives and the ways returning to China; second, the returned Chinese’s different benefits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whether they held permission to return or crossed border illegally; third,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clining number of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fter 1982.Chinese government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overseas Chinese with an intention to return China, but in reality,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were changed based on different local situations. Nonetheless, this paper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scholarship on the formation of government’s policies towards returned Chinese.

2015-07-04；

2016-01-20

宋伍强(1980—)，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华侨社会研究、日本殖民地研究。

D634.331.2

A

1002-5162(2016)01-0064-10

* 本文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教外司留[2014]1685号)、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312-XCQ1457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