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抑或生存策略：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华侨的认同
——以1930年《南洋杂志》创刊为例的分析*

温建钦， 舒习龙

(1.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2.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史海探源

民族主义抑或生存策略：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华侨的认同

——以1930年《南洋杂志》创刊为例的分析*

温建钦1， 舒习龙2

(1.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2.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东南亚；华侨研究；民族主义；《南洋杂志》；华侨认同；新加坡

论文以新加坡《南洋杂志》的创刊号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其创刊的缘起与目的、创刊号的内容及创刊号的作者，试图站在华侨的立场上分析华侨民族主义的实质，揭示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地区华侨如何借用民族主义认同话语来凝聚力量与整合资源，从而达到在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南洋杂志》的创刊缘起与目的、创刊号的主要内容及创刊号的作者无不透视出南洋华侨借助中华民族的观念跨国建构华侨统一意识的思想。这既体现了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加强的历程，也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华侨把民族主义认同作为策略，寻求生存和发展之道。

华侨认同问题是研究华侨与祖籍国、移居国之间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学术界关于华侨认同问题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既有宏观研究，[1]也有微观探讨。[2]一般来说，把华侨认同的变化分为1912年以前、1912到1945年、1945年之后等几个阶段。1912年前的华侨认同处于原乡认同向国家及民族主义认同过渡阶段。晚清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民族主义意识崛起。清朝实权派的有识之士、保皇派及孙中山的革命派三股力量的一系列措施，对动员海外华侨关注和认同祖国起到了重大作用，进而促使海外华侨萌发了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3]1912到1945年为民族主义发展并走向成熟阶段。辛亥革命后，南洋华侨的民族主义随着中国本土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加强，最终上升为爱国主义。此时的认同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还具体为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却忽视了对华侨内部的自我整合和创造在地的生存、发展条件，使得二战后华侨与土著的矛盾加深。[4]1945年以后为从祖籍国民族主义向移居国民族主义转变的阶段。二战后，伴随着移居国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冷战格局形成及中国侨务政策的变化等原因，华侨不得不调整认同策略，华人认同和族群认同代替了原来对祖籍国的民族主义认同。[5]

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是站在中国的视角来探讨华侨的民族主义，很少站在华侨的立场上分析华侨民族主义的实质。[6]其实，作为经济移民的华侨，不论是族群认同、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其根本目的是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华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策略。

本文以1930年10月10日创刊于新加坡的《南洋杂志》的创刊号为研究对象，[7]通过考察其创刊的缘起与目的、创刊号的内容及创刊号的作者，试图揭示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地区华侨如何借用民族主义认同话语来凝聚力量与整合资源，从而达到在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一、创刊的缘起与目的

1929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由美国开始，迅速波及到了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作为英国和荷兰殖民地的东南亚也难逃此劫。1930年，东南亚地区的支柱产业树胶和锡价格大跌，树胶“最高价每担售银四百余元，现则跌至二十余元”；锡“(原)每吨为四百二十余磅，今则为一百三十余磅”。[8]树胶和锡的大幅度跌价引发了东南亚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了各行各业，“其因亏本以致倒闭者非常之多……失业的尤多”。[9]值得注意的是，树胶和锡又是我国华侨在东南亚的重要产业，“吾侨胞之以经营树胶而致富者极众”，“侨民多以采锡致富”。[10]而且我国华侨在东南亚国家所占人口比重较大，如“马来半岛全岛居民不过四百万，而我国闽粤人之侨居该岛已达二百万”。[11]因此，此次经济危机对东南亚华侨影响颇大，“目下我们华侨的经济地位，已不能勾留过去繁荣的黄金时代，转而日就没落穷途了”。[12]

经济危机发生后，南洋华侨不断反思危机下的华侨社会。当时一些人认为：“吾民之侨居南洋群岛者，为时且数百年，人口亦数百万。率皆从事于工商实业之途，经济劳力，两在把握，有此根基，宜不难操纵南洋，控引欧亚矣！”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而按诸事业，乃大谬不然。迩年来土产落价，百艺凋残，失业破产，惨目伤心。”他们进而反思道：“盖吾侨散殖各地，气声不通，感情隔膜，组织方法，素乏训练，以致人不能尽其才，地不能尽其利，货不能畅其流，大好利权，坐视人收，而莫可谁何，长期以往，将日即涣散而不可收拾也！”[13]正是经济危机的发生“才知道我们华侨已切实地吃到文化落后的痛苦”。[14]

按有关史籍记载，中国最迟从汉代开始就已经与东南亚建立了联系：“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则汉代交通实已冒重洋而远至南洋群岛。”[15]不过，千百年来中国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多数出自社会底层，他们与乡土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主流的国家意识形态存在着一定距离。明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后，海外华侨成为了王朝的“弃民”。[16]为此，华侨骨子里有乡土认同，但很少有国家认同。于是，他们在海外组成了血缘、地缘与业缘的组织，这些组织在近代以前为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不少帮助。但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接踵而来的入侵，华侨建立在乡土认同之上的松散社会组织已经很难与强大的西方国家组织抗衡。“自欧人东渐葡西各国各奋其冒险精神，驱逐华人，先后占领之。厥后荷也英也接踵而来。先之以商业，继之以武力，次第据为己有。而我侨民乃大受其影响，今则无论不能移民于此，旧有之华人亦有不能立足之势。”[17]

尽管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有识之士、维新派与革命党通过各种方式，培养了东南亚华侨的民族主义认同，但是这种认同无法全面改变华侨松散的局面。“现在南洋各大都会上，由于语言的异同，与地方上厉害的关系而组织的团体，有广肇会馆、惠州会馆、嘉应会馆、琼州会馆、福建会馆、福州会馆、八邑公所、高雷公所、钦廉公所、大埔同乡会……各人团结在所属的团体之下，互相妒忌，互相攻击，比对待异种人还来得狠毒！我们中国人在南洋的事业没有长进，在南洋的地位日见崩溃，可以说，被这狭隘的地方主义败坏了。”[18]

在教育方面，这种各自为主的局面在1930年的东南亚华侨学校还是相当普遍的。当时的华侨教育家就曾指出，在东南亚许多学校“是以‘帮属’为中心的，像闽帮，广帮，客帮等。这些帮属的教育行政、经费、学生等，都是以某帮某属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不是这个帮属的学生，很难到这个帮属的学校学习。他进而提出，要“打破部落的教育而为全体华侨的教育”。[19]当时的另外一篇文章也明确指出华侨一盘散沙的局面，并提倡应该以中国人为认同点联合成一个整体：“不论你我他姓什名谁，只问他你我是否中国人，若大家都认是中国人咯，自然要一致地联合，共同组织起来。”[20]

在此背景下，1930年《南洋杂志》创刊了，“解除目前危境，谋寻根本救法，特组南洋杂志社。”《南洋杂志》在发刊词里指出：“气声可使互通，感情可使融洽，组织方法，亦可得而训练之也；第须有唯一机关，为之转其枢纽耳。本志之发刊，其主旨实基于此。”此外，在《本刊的使命》里还提出：“在这资本国际化，组织集中化，及生产合理化的南洋里，我们唯有一面团结一致，共同养成合作意识和组织能力；一面谋设一个较雄厚的资本集团去和别的集团拼个死活，以期实现新的生产，新兴实业及民众实业。这才是我们积极的根本救法，亦即我们华侨今后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说，《南洋杂志》的创刊目的是促使南洋华侨借用祖国认同的策略整合成一个高度团结的整体，改变以往松散的局面，从而更好地应对经济危机。从该杂志创刊时间定为1930年国庆纪念日，即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然而其出版不后不先，竟在南洋土产落价之后，与夫国庆庆祝之日，则其用心也最切，其欢欣也最大，盖非国庆无以促华侨救国之决志，亦非南洋无以策华侨救国之完成。”创刊者在表达东南亚华侨与祖国命运连为一体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庆纪念日对于唤起华侨共同体的作用。

为了达到创刊的目的，发刊词还提出了三种做法：“一曰‘调查’；一曰‘讨论’；一曰‘组合’……夫吾侨有此悠久之历史，广庶之民众，辽阔之地域，背影〔景〕不同，性质各殊，今欲举而团结一致之，则精密之调查，实为先务之急……侨务已明，而后从而比较之，讨论之，于千头万绪中，理出条贯……进而组合各方同志，筹集侨界资财，为富侨富国之图。”这三种做法显然体现了办刊者期望通过《南洋杂志》使东南亚华侨认清自我、团结一致的思想，反映出华侨把民族主义认同作为一种生存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从创刊号所发文章来看，严格遵循了这三种做法。比如在调查方面的文章有《我国侨暹百本农村运动的调查》《南洋过去之繁荣与目前衰败所系的树胶问题》等，讨论方面的有《南洋文化的研究》《华侨教育之我见》等，组合方面的则有《南洋怎样推销国货》《提倡华侨合作的建议》等。这些文章涉及到了南洋华侨的政治、经济、教育及文化等各方面，“站在民众前面，以舆论的中心”为导向，认清“侨国各种社会问题”，从而为华侨社会发展“作根本的探讨”，清晰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南洋华侨认同与生存的实态。

为什么《南洋杂志》的创刊“恰在那树胶落价，百业凋零，小资产没落，经济力恐慌的时期”？这暗示了《南洋杂志》作为一种通过认同来整合华侨的文化媒介，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华侨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二、创刊号的主要内容

创刊号往往浓缩了刊物主办者的思想精华。“创刊号作为刊物的第一期，从办刊宗旨、内容风格、栏目设置再到装帧印刷，每个细节都经过了充分的时间酝酿，深思熟虑，承载了期刊人的激情与梦想，凝结着编采的智慧与心血，可以说每一个刊物的创刊号都是其最精华的部分。同时，创刊号所包含的文艺作品、历史图片等信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我们研究历史、还原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21]为此，对创刊号内容的研究将能够比较清晰地展示一个刊物的宗旨及其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中一个群体的思潮。

1930年创刊的《南洋杂志》，内容共分为“创刊词栏”“作者文章栏”“一月来之南洋栏”“祝贺词栏”及“广告栏”五大部分。其中“祝贺词栏”及“广告栏”则分散在整个刊物的各个补白部分。

表1　1930年《南洋杂志》创刊号内容分布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作者文章栏”和“一月来之南洋栏”占据了该创刊号的大部分篇幅，符合一个刊物的正常分布情况。不过，该创刊号颇有特色的是“一月来之南洋栏”，体现了创刊者强调东南亚华侨为一个整体的思维。然而，要比较好地了解刊物群体的思想，还必须从各个栏目的具体内容入手。

首先是创刊词栏。该栏目有编辑部写的《发刊词》《本刊的使命》《南洋与南洋》《国庆与南洋》4篇短文和署名为松的《对于南洋杂志之希望》及凌明让的《我所希望于南洋杂志者》2篇文章。关于《发刊词》和《本刊的使命》，上一节已经做了具体分析，在此不赘述。而《南洋与南洋》及《国庆与南洋》都阐明了东南亚华侨与祖国的关系，以唤起华侨的整体认同。比如《南洋与南洋》要求杂志“要唤醒华侨的民众，用监察和监督的态度，去检阅和审查祖国的政府”，从而“才可使国内的同胞，得安居乐业于本地，不致逃难于海外的南洋；而且华侨自己本身，也得着政治上与法律上‘有力’的保障”；更加强调“南洋不是某个人的南洋，也不是某社团的南洋，而是南洋一般民众的南洋”。《国庆与南洋》特别指出：“苟民族主义无完成，国际地位无提高，则国家终不能达到自由平等之地位，而华侨在烈日煎炙的待遇之下，呻吟号喘的环境之中，亦将不能解除其痛苦”，并呼吁华侨以《南洋杂志》作为认同的媒介，“南洋杂志者，南洋之南洋也。换言之：即一百五十万里之地域内，六百余万的华侨之南洋也。”

不过，两篇文章却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表达出东南亚华侨应该借助民族主义认同来为华侨在东南亚的生存和发展谋出路。《南洋与南洋》的编者是这样说的：“我在此极诚恳地希望南洋的侨胞们，大家共同负起这个重大的责任来：有资财者出资财，踊跃输捐，以巩固我们南洋的经济基础。”《国庆与南洋》则更加明确表达了此般意愿：“其宗旨固是根据侨国社会需要，促进文化经济建设为职志。”

创刊词栏除了编辑部自己的撰文外，还特邀两位作者撰写了《对于南洋杂志之希望》《我所希望于南洋杂志者》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作者都希望杂志能从普及南洋华侨知识的文化层面着手。比如《对于南洋杂志之希望》意图“使社会确收知识启迪文化灌收之益也”；《我所希望于南洋杂志者》所谓“……开导工商界之知识……鼓吹全民教育，以期知识普及”。这体现了两位作者希望《南洋杂志》能成为凝聚东南亚华侨力量的工具。

其次是作者文章栏。作者文章栏包括约稿、来稿共刊登了20篇文章，涉及到政治、经济(树胶和锡矿)、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政治方面有《提倡华侨合作的建议》和《南洋华侨救国事业的成绩》，主要论述南洋华侨建立一个整体的必要性及华侨与祖国革命的关系，这揭示出华侨谋求整体认同的渴求。经济方面有《南洋过去之繁荣与目前衰败所系的树胶问题》《南洋胶锡业低落救济方策的总论》等，主要分析了如何改善树胶和锡矿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从经济角度为华侨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帮助。社会方面有《华侨失业之原因与解救方法》，分析了华侨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政局扰攘百姓辗转流离遂而至南洋者日众”，而解救的办法为“要求国内执政者自觉自悟以战争之金钱与时间发振实业”。作者通过此番分析，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南洋华侨与祖国割不断的联系。文化方面论述了南洋华侨应该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作为基点，并吸收各国文化的精华，从而构建世界最高义的南洋华侨文化，“天下为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岂但东方国家的文化，实是未来的世界文化。我南洋侨胞既是伟大民族的后裔，有此先民精神遗产的丰富，更在这创造世界文化最好的产地——南洋，自应当一面尽量发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祖国的文化；一面以极精锐之别择力，极深到的吸收力，去融合西方文化之精英……由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创造世界最高义的文化……但本篇谓南洋文化，自然侧重南洋的华侨文化。”此番论述固然强调祖国文化对东南亚华侨的影响，但更加提倡创造适合东南亚华侨生存和发展的新文化。教育方面要求发展全体华侨的教育，“打破部落的教育为全体华侨的教育”。作者文章栏尽管涉及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其最终要表达的无非是华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应该在南洋社会团结一致，共同谋求发展。这恰恰反映了华侨借用民族认同来推动在地化发展的策略，也就是说东南亚华侨的民族认同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策略。

再次是一月来之南洋栏。该栏目又分为“公件”“侨务”“统计”“航空”“锡矿”“树胶”“实业”“失业”及“教育与体育”九个小专栏。“侨务”栏目刊登了华侨联合会请国民政府与荷印政府交涉入境税案的情况，结果国民政府外交部便出面干涉，为南洋华侨争取了利益。[22]这样的内容很容易为国民政府宣传，加强华侨对国民政府的认同。作为南洋华侨最主要支柱产业的“锡矿”和“树胶”也特别得到关注，如《锡之新的救济政策》和《救济胶业忽然来一新信息》等。而“实业”小专栏则根据产业过剩情况，介绍了一些新的实业，如“树胶跌价影响经济至巨……闻米谷之外胡椒亦颇著名……华侨尚未注意及此者”。 “教育与体育”小专栏注意介绍了华侨教育的不合理和落后，如《教育之“合理化”运动搁浅》讲到星洲中华南洋两男女校准备合并，而受到学生的抵抗和反对，导致无法合并。《荷印教育报告》就明确点明了“华生成绩最劣！华人大学生仅八十六人”。总的来说，一月来之南洋栏登载的各个领域的问题是办刊者有意选择的结果。编者通过“广为搜罗，详加采访”的方式，探究“各方社会现状如何？工商业之实况奚若”？从而为加强华侨团结、解决实际问题服务。这无不反映了办刊者全方位关注华侨、借用中华民族的认同来凝聚和建构南洋华侨社会的思想。

最后是祝贺栏及广告栏。这两个栏目无不透露出南洋华侨对祖国的关注和认同，比如暹罗榮榮园薯较公司黄梦云的祝词就提到：“南洋群岛，侨我华民，工商实业，毅力精神。兹值潮流，日异月新，应付环境，孰作模型。南洋杂志，霹雳一声，大处落墨，大处经营。为侨造福，为国增荣，何以祝之，如日昌明。”从“南洋群岛，侨我华民……为侨造福，为国增荣……”等说法，体现了华侨对国家的认同。

从以上创刊号的内容可以看出，在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到东南亚之时，以编者为中心的一帮华侨有识之士创办了《南洋杂志》，目的在于通过文化的媒介唤起南洋华侨的合作，从而为南洋华侨渡过经济危机和更好发展提供认识及力量。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华侨把民族主义认同当作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策略。

三、创刊号的作者

一本杂志的编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而紧密相连的，站在杂志表演舞台中心的往往是作者，作者通过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与读者密切交流。然而这一过程却无形地操控在编者手里，因为编者有选择和筛选文章的权力。故而杂志的编者往往主导着杂志的思想。《南洋杂志》在创刊号上的一段比喻道出了其中的道理：“南洋好似黑暗中规模着的灯塔；南洋作者就是这灯塔的建筑家；南洋阅者是建灯塔的主持者。没有建筑家怎可造成灯塔？没有主顾者怎可维持灯塔？没有灯塔又怎可指出黑暗中的光明道路。”[23]这里的灯塔与其说是《南洋杂志》，还不如说是《南洋杂志》的编者，而光明的道路正比喻着杂志的办刊思想。因此，研究杂志的作者特别是创刊号的作者就能够较好地理解杂志的办刊思想，因为创刊号往往是杂志经过精心设计的。

1930年创刊号的《南洋杂志》可知道名字的作者只有16位，其中有两位还是以笔名的形式出现的。这些作者或是从事政治活动，如作者陈桂芳“为同盟口健，且为教育名家。居留南岛，前后凡数十年。对于南洋侨务了如指掌”。陈桂芳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南洋胶锡业低落救济方策的总论》与《南洋华侨救国事业的成绩》两篇文章，主要表达了作者对南洋经济危机的关注和强调南洋华侨与祖国革命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陈桂芳“把三十年来所见所闻，择其最有精彩的”华侨救国事迹总结为“决心击掳”“倾资助饷”“捐资办学”及“捐助赈灾”。刊登在创刊号的《南洋华侨救国事业的成绩》一文更是着重讲述了华侨温生财、陈璧君、周华、李文楷、周之贞和陈敬岳等刺杀满洲将军孚琦、参加三月廿九日之黄花岗起义、轰炸广州驻防将军凤山等革命活动及方南冈在东南亚办《国民日报》反对袁世凯称帝、张民达回国参军讨伐旧军阀等维护革命成果的活动。这种文章无疑是通过事实论证“华侨是革命之母”，从而激起华侨爱国爱党的民族主义情感。

也有从事教育文化活动的，如陈子实“现任星洲养正中学校教授，学识经验均极丰富”。他热衷于南洋华侨的教育文化事业，利用假期时间到各地调查，对南洋教育文化做研究和思考。陈子实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为《南侨教育的观察》，他认为当时南洋华侨的教育还很落后，主要表现在宗法的、部落的、神惠的和个人的教育，他提倡打破这些情况，建立华侨联合的、公众的、新社会的教育。陈子实对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的华侨教育和文化现状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南洋华侨教育一味照搬祖国的，没有自己的创新和思考，导致了华侨教育和文化的落后：

我们再以民国以来，这二十余年教育的精神去说，大概可分为两个重要的时期。这两个时期，可以民十为断。在民十以前的华侨教育，我们认为是铜鼓喇叭，手工图画的教育，换句话去说，就是“外学科的教育”；在民十后的华侨教育，我们认为是“国语文学”的教育，是“三民主义”的教育，换句话去说，就是“内学科的教育”。但这两种教育的沿革和趋势，都是受了祖国潮流的影响。在铜鼓喇叭的教育盛行之时，是受了祖国的军国民主义教育的影响；在手工图画的教育盛行之时，是受了提倡美的教育，职业教育的影响；在注重国语的文学教育之时，是受了祖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注重三民主义教育之时，是受了祖国的国民革命的影响……学生不管教材的适用不适用，只是“生吞活剥”的去教。学生也不管能学得来不能学得来，只是“鸭子吃蜗牛”的去学……这种“对牛弹琴”的华侨教育，不但没有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出来，反而把中国固有的文化糟蹋掉了。[24]

陈子实认为南洋的教育应该立足于本地实际情况去开展。他的思考可谓一针见血，正是这些思考促成了他提倡华侨教育本土化的思想。他认为，一方面，南洋华侨应该整合为一体，“我们华侨寄足海外，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兄弟姐妹，不应当分出什么广东人，福建人，外江人。而广东人中又分出什么客人，潮人等，我们应要打破这种地域的观念，封建的思想。我们只道凡是在南洋的中国人都是华侨。凡华侨都应当认定南洋是我们大家的南洋”；另一方面，应该立足本土，联合其他种族，建设大南洋。“我们华侨不但要打破疆域的观念，而且要打破宗族的界限。我们不要漠视什么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等。我们只认为凡是在南洋的人，都认作是‘南洋人’……凡是南洋人都应当打破种族的界限，大家都要抱着‘大南洋的思想’去建设大南洋。”[25]

然而，陈子实虽然提倡本土化，但却始终强调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建设南洋，“最紧要的就是由吾民族的大团结，而负起建设南洋文化的责任来……把吾民族的意识唤醒起来，意志融洽起来。”[26]

同为从事文化事业的刘自谦，“作者刘君，文界知名士也”，却与陈子实表现出不一样的思想。他在创刊号发表了《华侨教育之我见》的文章，特别强调华侨与祖国的关系，“现在一般担当南洋教育事业的侨胞们，就是我们数千年积弱的国家的国民。”他在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也一再强调这种关系：“自中华民族以种种关系由中国海南渡以后，经数十年胼手胝足，披荆斩棘之努力，始蔚成今日之繁荣……吾华侨无不躬与其劳焉。”[27]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波及华侨时，他认为：“现在华侨问题，已随祖国及世界之社会问题而日益紧张，若吾中央国府及办理侨务者，不早日设法予以补救，则在槟华侨地位之危险，诚有不堪设想者矣。”[28]从刘自谦发表的种种言论可窥视出他对国家(国民政府)的认同。

受世界经济危机波及的20世纪30代的东南亚地区，华侨表现出了复杂的思想情怀，既有对中华民族(祖国、国民政府)的认同，也有寻求本土化的趋势。[29]然而，不管是中华民族的认同或是本土化的寻求，南洋华侨始终还是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作为民族主义认同的标签，为自身在东南亚谋求生存和发展提供策略。

四、结语

1930年《南洋杂志》的创刊是在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东南亚，华侨为了整合资源、共同渡过难关的背景下进行的。不论是创刊的缘起及目的，还是创刊号的内容，或是创刊号的作者，都无不体现了南洋华侨以中华文化为纽带，强化民族主义认同，从而为华侨在地生存和发展提供谋略的意识。由此看来，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华侨的民族主义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策略。

20世纪3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都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外交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东南亚华侨愿意也有一定的能力提供保护，而东南亚那批支持中国革命的华侨也还健在，所以华侨对祖国抱有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华侨在南洋不得不面对诸如经济危机的困境等问题，他们只能在东南亚当地寻求解决的良方。加之，西方殖民政府一系列政策对华侨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对华侨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威胁。然而，东南亚华侨对祖国虽然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认同情怀，但在东南亚地区却表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整合华侨凝聚力的组织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相抗衡。东南亚华侨中的有识之士日益感受到“无政府之提倡，无国力之后盾”的困境，[30]便萌发了借助民族主义认同的力量来整合东南亚华侨，从而为东南亚华侨在地生存和发展提供策略的思想。[31]1930年《南洋杂志》的创办正是这种思想的尝试和体现。

[注释]

[1]如[澳]王赓武：《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1912—1937)》，王赓武著、姚楠译：《东南亚与华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132～154页；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1912—1949)》，台北：国史馆，1997年；潮龙起：《美国华人认同的历史演变》，《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等等。

[2]如[澳]颜清湟：《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对1928年济南惨案的反响》，颜清湟著：《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

[3]参见庄国土：《论清末华侨认同的变化和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澳]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4]参见庄国土：《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张坚：《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民初华侨回国参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参见郑民：《略论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意识问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王付兵：《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4期。

[6]参见[美]明石阳至著、张坚译：《1908—1928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上)，《南洋资料译丛》2000年第3期；张坚：《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912—192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7]目前学术界关于《南洋杂志》的介绍只是1946年创刊于新加坡的杂志，“《南洋杂志》创刊于1946年10月15日，至1948年7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四期，共计2卷16期”(赵灿鹏：《“目光向外”：中国现代华侨研究的一个倾向暨“侨乡”称谓的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而忽略了1930年在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之际，其实在新加坡已经有了《南洋杂志》的事实。由于文献的散落，笔者目前只看到了1930年《南洋杂志》的创刊号(即1930年第1卷第1期)，对于该杂志后续的情况不得而知。从该创刊号的相关叙述“南洋杂志者，南洋之南洋也……然而其出版不后不先，竟在南洋土产落价之后，与夫国庆庆祝之日”可知，《南洋杂志》创刊时间应该为1930年10月10日，其面向对象为东南亚华侨。

[8]《南洋群岛经济之危机》，《中东经济月刊》第6卷第7期，1930年7月15日。

[9]《南洋最近之经济状况》，《中外评论》第17期，1930年1月20日。

[10]白汝漪：《南洋与华侨》，《地学杂志》1930年第3期。

[11]《南洋华侨之危机》，《广东建设协进会筹备委员会周刊》1930年第2期。

[12][14]编者：《本刊的使命》，《南洋杂志》第1卷第1期，第4页。

[13]编者：《发刊词》，《南洋杂志》第1卷第1期，第1页。

[15]郑洪年：《发刊词》，《南洋研究》第1卷第1期，1928年，第1页。

[16]郑振满：《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的侨乡社会文化变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7]马殿才：《南洋与中国之关系》，《学生文艺丛刊》第2卷第8期，1925年，第18～19页。

[18]陈谷川：《华侨与地域观念》，《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8年，第22～23页。

[19]陈子实：《南侨教育的观察》，《南洋杂志》第1卷第1期，第59～60页。

[20]黄福平：《提倡华侨合作的建议》，《南洋杂志》第1卷第1期，第44～45页。

[21]李净、段艳文：《创刊号在期刊史研究中的作用和价值》，张友元总编：《中国期刊年鉴》，北京：中国期刊年鉴社，2011年，第383页。

[22]《华侨联合会请抗争荷属增加入境税案》，《南洋杂志》第1卷第1期，第129～130页。

[23]编者：《南洋与南洋》，《南洋杂志》第1卷第1期，第9页。

[24]陈子实：《大家应负起发展南洋文化的责任来》，《中南情报》第2期，1934年5月1日，第17～18页。

[25]陈子实：《南洋文化建设论》，《南洋研究》第3卷第2期，1930年6月1日，第21～22页。

[26]陈子实：《大家应负起发展南洋文化的责任来》，《中南情报》第2期，1934年5月1日，第17页。

[27][30]刘自谦：《经济恐慌下之马来华侨》，《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4月1日，第34页。

[28]刘自谦：《槟榔屿华侨概况》，《华侨半月刊》1932年第11期，第23页。

[29]参见张坚：《试论20世纪初东南亚日人对当地华侨民族主义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美]明石阳至著，张坚译，向来校：《1908—1928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上)，《南洋资料译丛》2000年第3期；[美]明石阳至著，张坚译：《1908—1928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下)，《南洋资料译丛》2000年第4期。

[31]相关论述可参见李章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在地观念发绪及其动因初探——以新马为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陈丽娟：《华侨华人中国民族主义》，《读书》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胡修雷]

Nationalism or Survival Strategy: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30s——An Analysis on the First Issue of theNanyangMagazine

WEN Jian-qin1, SHU Xi-long2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China)

Southeast Asia; nationalism; theNanyangMagazin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rigin, purpose, content and authors of the first issue ofNanyangMagazine, a Singapore based public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nationalism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and analyzes how nationalis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solidarity and relocating resources of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aking the first issue ofNanyangMagazineas a case study. The origin, purpose, content and authors of the first issue all reflected that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ook advantage of nationalism to form their unified identity. Nationalism was not only enhanced through the process but also used as a strategy for Chinese overseas for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2015-10-04；

2016-01-22

温建钦(1987—)，男，广东普宁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史及华侨华人研究；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历史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为本文通讯作者。

D634.333

A

1002-5162(2016)01-0074-09

* 本文为2014年广东省社科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广东华侨学术史与史料学研究》(GD14TW01—21)、2015年韩山师范学院创新强校校级重大项目《广东华侨学术建构与史料学研究》(CQ20151130)之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