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典籍不以“篇”字名篇及其原因——兼论“篇”“章”写入标题的书籍史意义

邓 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先秦典籍不以“篇”字名篇及其原因——兼论“篇”“章”写入标题的书籍史意义

邓 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传世先秦著作《荀子》《孙子》每篇篇名皆有一个“篇”字,实则为后人所加。通过出土竹简本《孙子兵法》与今本《孙子》篇名的比较,绾合一千多个出土文献的标题可证先秦典籍篇名皆无“篇”字,这一先秦典籍篇名通例不仅能增加对早期书籍发展历史的认识,也有助于对出土文献及先秦典籍的整理,而对荀况亲题篇名《赋篇》的否定,还起到了辨章学术源流的作用。

[关键词]先秦典籍;篇名体例;书籍史;典籍整理

《汉书·艺文志》著录先秦至西汉书籍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留传至今的尚有115种,其中先秦60种,秦1种,汉54种(包括东汉)①。先秦书籍经张良、韩信校兵书,后又被西汉晚期刘向等进行全面整理,书籍体制日益规范、完整。今本《荀子》三十二篇、《孙子》十三篇每篇篇名末尾皆有一个“篇”字,与其他先秦典籍不同,其原貌如何,前人未有研究。由银雀山出土西汉初期简本《孙子》各篇篇名皆无“篇”字为切入点,可证先秦及西汉初期典籍皆无以“篇”字、“章”字写入标题的体例。“篇”“章”写入标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反映出中国古代书籍体例日益规范、严密的渐变过程。运用这一体例也有助于出土文献的整理以及对传世文献引用的规范,甚至还可以解决传统学术史上某些涉及篇名、章名的疑难问题。

一、由竹简本《孙子》篇名无“篇”字看今本《荀子》《孙子》的篇名

先秦典籍多经宋人据唐代抄本雕版印刷后传世,故与先秦书籍体制多有不同。《荀子》《孙子》是比较可靠的先秦著作,今所见传承有序的两书版本,其篇名皆有“篇”字。如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对读会发现,传世本《孙子》《荀子》每篇篇名的“篇”字恐为后世整理者所加。

今所见《荀子》的最早版本乃黎庶昌据日本影摹之宋代唐仲友刊刻的台州本,王先谦评价此本“在今日,为希见之本”①王先谦:《荀子集解·例略》(《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刘向《孙卿书录》称《荀卿新书》“定著三十二篇”②刘向:《孙卿书录》,载黎庶昌辑刻:《古逸丛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482页。刘向《孙卿书录》篇次前称“《荀卿新书》”,末尾又称“《孙卿书录》”,因同指一人,故依原文分别称之。,今传诸本所载三十二篇篇名形式皆为:“□+篇”“□□+篇”,如“赋篇”“劝学篇”。

今传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篇名为“□+篇”“□□+篇”的形式,如“计篇”“势篇”③《十一家注孙子》(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孙星衍、吴人骥据道藏本校定的《孙子十家注》与此相同。唯《续古逸丛书》影宋刻《武经七书》本《孙子》篇名皆无“篇”字,为“□□第一”“□□第二”的形式,如“始计第一”“作战第二”。细查此本篇名,凡《十一家注孙子》篇名只一字者(“篇”字除外)皆增改为双字篇名,如“计篇”增字为“始计”,“形篇”增字为“军形”,“势篇”增字为“兵势”④《孙子》(《续古逸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三个篇名凡两见,一为《武经七书总目录》载“始计”“军刑”“兵势”;一为卷上正文,作“始计”“军形”“兵势”,分见第1a、4a、4b页。。此本未注明篇名改易的原因,恐为便于记忆而删改。

1972年4月,在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里发掘出一大批竹简,《孙子兵法》恰在其中。吴九龙、毕宝启认为:“(《孙子兵法》)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其已发现的篇名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版本相同。”⑤吴九龙、毕宝启:《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载《文物》1974年第2期。竹简本《孙子兵法》大约写定于汉文帝至武帝初年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所载《银雀山汉墓竹简情况简介》认为:“所出竹书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估计是文、景至武帝初期这段时间内抄写成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书名为整理者所题。竹简本《孙子兵法》不仅正文写有篇名,还有一块木牍集中书写正文篇名。在正文简背存有篇名五个:第九简题“作战”、第二八简题“刑”(通形)、第四七简题“埶”(通势)、第五三简题“实虚”、第一三五简背面题“火攻”⑦《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所载《孙子兵法》图版,第3-23页。。木牍所记《孙子兵法》的篇名,有一个篇名完整且与正文简背篇名吻合,即“埶”;有两个篇名残缺但据空格和墨迹位置判断,应与竹简正文所见篇题吻合,即“实□”(应与第五三简背面“实虚”相合)、“火□”(应与第一三五简背面“火攻”相合)⑧“火□”因为“□”处有残笔保留,释文有两种推测,《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认为,“火□”可能是“火攻”异名,第25页;李学勤《〈孙子〉篇题木牍与佚文》认为应释作“火阵”,当是《孙子》佚文,载《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349-351页。。木牍上有两个完整篇名与今所见《孙子》篇名相同,即“九地”“用间”;另有“行□”“军□”“□刑”(刑,通形)三个残缺篇名,应分别与今本《行军篇》《军争篇》《地形篇》相合。木牍上除了第一排两个残缺篇名不能判定外,只有“七埶”一个完整篇名与今本篇名不合,且因竹简亡佚,不知其具体内容。虽然竹简本《孙子》篇名与今本《孙子》篇名极为相似,但细察竹简本《孙子》篇名与今本《孙子》篇名会发现其形式上的差异,即竹简本篇名皆是“□”,或“□□”的形式,今本则为“□+篇”“□□+篇”的形式。因此可以假设,先秦典籍本不以“篇”字名篇。

二、简帛篇题初无“篇”字及其原因

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根据当时所见的众多简帛文献撰成,并有《简牍帛书标题语汇编》《简牍帛书尚待核验标题语汇编》两个附录。其中第一个附录“仅限于已有照片或摹文可以核对,而且简册编次已经大致复原者,共得七百零九条标题语”⑨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2004年版,第11页。,第二个附录“为照片或摹文尚未公布者,或简册编次尚未大致复原者,共得二百一十八条标题语”⑩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第11页。,除了两个不算篇名的“上扁”“下扁”(指某书的一部分见下段分析)外,所有标题名皆无“篇”字、“章”字。由此来看,今本《孙子》《荀子》篇名中的“篇”字一定不是先秦作者自己所题。

篇、章的概念在战国、秦汉时期已广泛使用,如《尚书·盘庚》云“作《盘庚》三篇”,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第二一五简亦言“若□十三扁(篇)所……”、第二一六简亦云“[十]三扁(篇)所明道言功也”①两简均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所载《孙子兵法》图版第21页及《释文注释》第35页。。不过,此时的“篇”字往往因为可以包含多篇文章,还指某书的一部分,如《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淮南子》分为内篇、外篇。《银雀山汉墓竹简·编辑说明》揣测:“我们怀疑《上篇》《下篇》就是指的简本《六韬》。目前整理出的简本《六韬》的字数已在四千以上,可见原本篇幅相当大,当时可能因此把它拆为两篇,即以《上篇》《下篇》名之。”②《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第10页。以此来看,银雀山汉简另一木牍上的“上扁”“下扁”应当指某书的一部分,类似于今天说的上册、下册。

因为竹简、帛书用墨团、空格③李学勤:《马王堆帛书〈经法·大分〉及其他》将这种空格称之为“题空”:“(帛书)标题在本文之末,本文的末一个字与标题第一个字之间要留出空隙,姑名之为‘题空’。”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区分篇、章,所以尽管篇、章的概念在先秦已经出现,但却不会在篇名中写出“篇”“章”两字。下面以《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与《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为实例,略作分析。(1)简帛或用大小不一的黑点“·”与长度不等的墨团“■”分别篇章。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势备》《行篡》《杀士》等篇首简简头(第一道编绳上)皆用“·”提示分篇④《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依次见于三四九简正面、三七二简正面、三七八简正面,《图版》第35、37、37页,《摹本》第56、60、61页。。《晏子》则用小黑点“·”分章,如《银雀山汉墓竹简》五二八简简首标“·”,注云:“此章在传本中为《内篇谏上》第三章。”⑤《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所载《释文注释·晏子》,第87页。《马王堆汉墓帛书》(壹)《老子》乙本卷前写《经法》一书共有《道法》《国次》等九篇,每篇正文后先空格再书写篇名,下一篇正文在上篇篇名后先空格再用“■”提示分篇,最后写上九篇总名和字数:“经法 凡五千”⑥《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图版》(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七七行下。。也有在每篇顶端用“■”分篇的例子,如乙本《老子》《道》篇于帛书朱丝栏上用一长“■”提示分篇,并在末尾写上篇名与字数:“道 二千四百廿六”⑦《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图版》(壹),第二五二行下。。(2)简帛或用空格与字数统计分别篇章。先秦竹简多为一篇一卷,此时用单简书写篇题,篇的形式清晰,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第三三六简背面第一道编绳下题“八阵”,题后空白⑧《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所载《孙膑兵法》图版,第34页。。为了防止竹简散佚,往往在篇末计上一篇字数,如《八阵》篇末三四二简于篇末正文分开相当距离题“二百一十四”⑨《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所载《孙膑兵法》图版,第34页。,即表示《八阵》一篇共有字数214字。如果一卷竹简写有两篇,则第二篇篇首简背面不用题篇名,只需在第二篇篇末与正文隔开处写上篇题与字数,如《地葆》篇紧接《八阵》篇后,即于《地葆》末简题写篇名“地葆”与字数“二百”⑩《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所载《孙膑兵法》图版,第35页。。

总之,先秦至汉初,简帛皆习惯用符号分隔篇、章,并与字数总计相配合的形式以避免篇、章在流传中出现脱简、错简,因此不需要以“篇”“章”二字写入篇名来区别篇、章。

三、“篇”“章”于西汉写入标题的原因

大略言之,“篇”“章”进入标题与以下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汉代兴起书籍不断规范的潮流。战国时期诸子竞相著书立说,中国图书文献原本可以迅速发展,但秦国自商鞅行耕战、轻《诗》《书》,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焚书坑儒,“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5页。。这样的文化政策只能造成“秦世不文”的结果,不能促进图书的发展。汉代建国之初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并不禁绝书籍的传播。今所见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银雀山汉墓所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出土文献皆为武帝初期之前的汉代图书,可见汉初书籍较秦代传播为广。随着书籍传播的普遍,文献标题的著录也更加详备。马王堆汉墓所出《老子》帛书两种的书写时间不同,《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出版说明》认为:“《老子》有两种写本。为了便于称引,我们把字体较古的一种称为甲本,另一种称为乙本。……此卷(甲本)……抄写年代可能在高帝时期,即公元前二○六至一九五年间。……此卷(乙本)……抄写年代可能在文帝时期,即公元前一七九至一六九年间。”②《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出版说明》,第1页。帛书《老子》甲本卷后所附四篇文章没有题写篇名,乙本卷前写有四篇古佚书,每篇皆题有篇名,如果《出版说明》考证两卷写定的时间无误,则可推论在汉高帝到文帝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书籍标题可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发展。武帝推尊儒术以后,历代汉皇多广收篇籍、大兴文治,终有成、哀两朝刘向父子领校群书的大规模图书整理活动。这次图书整理对规范古代书籍的书名、标题、篇次、简号等都起到了发凡起例的作用,详参后文对《武威汉简》本《仪礼》图书形式的介绍。

其次,汉代独尊儒术后形成对六艺经、传的注解之风。《孝经》一书分章且题章名无论是东汉郑玄还是之前的经师所为,都应该看成是汉代经师为解说经义的需要所作的划分。《汉书·艺文志》论述汉代重视经学阐释带来的图书变化:“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③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3页。先秦古人只读经、传,文字少,篇幅短,不用分隔章节;汉人阐释经、传,几个字都可以解释至几万言,文字多,篇幅长,不得不分成数章以便于解读,因此章的盛行必定与汉人说经密不可分。汉儒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导致书籍形式的急剧变化,又连带影响到诸子及其他书籍形式的同步发展。今所见东汉前期学者王充《论衡》每篇篇名为“□□+篇”的形式;唐代傅奕校订的《道德经古本篇》(明正统间刻《道藏》本)与马王堆汉墓帛书甲乙本相比,不仅多了分章的形式且每章后都标明章次和字数,可见图书形式与书籍的注疏发展呈现齐头并进的现象。

当然,由于“篇”“章”进入标题本身不会影响标题所传达的字面意义,它更多地是反映文化的发展对书籍体式规范要求的提高,因此在很多图书的篇名、章名中都可省掉。就先秦典籍《孙子》《荀子》二书而言,“篇”字写入篇名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笔者推论其形成过程大约如此:《孙子》十三篇中《计》《形》《势》三篇,《荀子》书中《赋》一篇篇名都只有一个字,在西汉晚期双音节词使用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读来略显拗口,于是刘向等便分别增一“篇”字,变成《计篇》《形篇》《势篇》《赋篇》的双音节形式,后又因此四篇附有“篇”字,为求篇名形式的统一遂把两书其他篇名一一加上一个只有形式意义的“篇”字。这样就可以解释刘向等遍校皇家图书,为何传世文献只有这两书篇名有“篇”字的奇怪现象。

四、“篇”“章”写入标题的书籍史意义及其应用

“篇”“章”进入篇名、章名,属于标题史的研究范围,而标题史又属于书史研究的一部分,但自清代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叶德辉《书林清话》等书史滥觞作品问世以来④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分书史研究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时期,第二阶段是雏型时期,第三阶段是成长时期,第一阶段即以叶昌炽、叶德辉为代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4页。,罕有涉及标题研究的著作。古代文献标题格式的研究实际上由简牍帛书研究所促成,前人研究较为著名者有马先醒《睡虎地秦简中的篇题及其位置》、李学勤《论〈经法·大分〉及〈经·十大〉标题》、李零《〈孙子〉篇题木牍初论》、张显成《简帛标题初论》等单篇文章。至2004年,林清源才汇集所见秦汉简牍的全部标题绾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出版专著《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但该书与前人研究皆未提出“篇”“章”进入标题的问题。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收集最早的标题语是战国早期擂鼓墩曾简《遣册》的篇题,即该篇简1背面的“右(命攵)(令)建驭大旆”,最晚的是三国简,即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就出土文献看来,都没有在标题中出现“篇”“章”字眼。当然,篇名、章名最容易出现在书籍、文章中,林清源所引三国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属于简单的政府文书,不能以此作为三国时“篇”“章”尚未进入标题的证据。实际上,由唐代杨倞《荀子》注本所附刘向校定的《孙卿书录》来看,刘向校定《荀卿新书》时已把篇名题为“□□+篇”的形式,绾合《孝经》分章且章名为“□……□+章”的形式看来,汉代“篇”“章”二字已经有写入篇名、章名的情况。“篇”“章”进入标题的第一时间虽然很难考证出来,但其出现于书籍史的哪一阶段及其意义却可以略作探讨。

汉初书写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有两块木牍已列兵书篇目(尚无标明篇次的序号),这可能与汉初韩信、张良校定过兵书有关。但大规模给先秦及汉初书籍定著篇目始于西汉晚期刘向、刘歆领衔的校书活动,即余嘉锡所言:“当时古书多篇卷单行,各本多寡不一。(刘)向乃合中外之书,除其重复,定著为若干篇,遂著其篇目以防散佚,且以见定本之与旧不同。”①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页。先秦简帛虽用空格或“·”“■”两种符号与篇末字数统计的形式分别篇、章,提示篇章内容多少,但如有简脱帛残,其亡佚内容不能推知。刘向等用篇目、叙录的形式与书并行,正是对此一缺陷的弥补。1959年7月甘肃武威县出土比较完整的九篇《仪礼》,其抄写年代应与刘向同时或稍晚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叙论》认为:“竹简丙本《丧服》末附传文,这个本子最早,其钞写年代不晚于木简本,它似应早于木简,较为合理。其他八篇,它们应是西汉中期传用之本,而其钞缮年代可能在西汉晚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第52页。,可以揭示“西汉晚期的简册制度”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封页。。考此时的书籍编辑极为完整:“简写经册,其上的笔墨之迹可分为三部分:一是经的本文,包括内外篇题、篇次、经、记(传)、章句号、重文号和篇末记字数;二是简末的页数;三是章句号、重文号以外的标号。第一部分是书手根据一个本子钞录的,第二部分是书手所编写的页数,第三部分是经师诵习时所作的记号。”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第61-62页。较之银雀山汉墓所出汉初《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先秦、汉初简帛,增加了在书籍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两种符号:一是篇次,一是简末的页数。考先秦文献,自我编著而形成一定体系的作品始自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史记》载吕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⑤《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吕不韦把《八览》《六论》《十二纪》合称为《吕氏春秋》,每一览、论、纪都有特殊意义,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体系。吕不韦著书时是否标“第一”“第二”虽不得而知,但《十二纪》按春夏秋冬十二月令的时间排序,篇次自明。刘安著《要略》论《淮南子》内书二十篇之关系,亦见体系谨严。司马迁兼取吕、刘二人的编撰特点,作《太史公自序》论述篇名与篇次,则书籍结构至此已基本确定。刘向把“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定著为三十二篇,且把每篇标上序号,使标题形式为:《劝学篇第一》《修身篇第二》……《赋篇第三十二》,正与《武威汉简》本《仪礼》规范书籍形式的方法如出一辙,表现出中国书籍史至此已对标题形式的重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孙子兵法》今存刘向“(《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一语可知,刘向虽然未校兵书,但也应当参与兵书类书籍定著体例的制定。今本《孙子》篇题亦为“□□+篇”的形式,可推知刘向所处的西汉晚期“篇”字进入篇名已经成为某种规范。今本《孝经》分章且章名为“□□+章”的形式,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认为今所见《孝经》章名始于东汉末年的郑玄注①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2期)认为:“《开宗明义》等章名,始见于郑玄注本,邢昺、严可均、皮锡瑞皆如此说,故章名非西汉时所固有。”。但由今本《毛传》“《关雎》五章,章四句”等对每篇诗章数的总结可知,《诗经》诗篇分章最迟在西汉已经完成,所以《孝经》等经、传在西汉晚期分章也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而言,“篇”“章”与标题关系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一)把“篇”“章”进入标题放在竹简本《孙子》篇题木牍、《武威汉简》本《仪礼》的篇次与简末页数的书籍规范发展史来看,“篇”“章”进入标题是书籍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的反映。李零《三种不同含义的“书”》分“书”为三类,一是作为文字的“书”,侧重文字(writing);二是作为档案的“书”,现在一般叫“文书”(documents);三是作为典籍的“书”,现在一般叫“古书”或“古文献”。②李零:《三种不同含义的“书”》,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李零所论第三种“书”与今天一般公认的书籍在形式上接近,《论衡·正说篇》言“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③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7页。,据此可以引申为“累篇始为书”。如果以《吕氏春秋》《淮南子》《太史公书(史记)》等由各子部分共同组合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文献为“书”来考察书籍形式的发展,“篇”“章”进入篇名、章名正是著书者或编书者有书籍体式意识的反映。“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④余嘉锡:《余嘉锡古籍论丛》,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因此先秦典籍本无体系意识;又古书“往往每篇别行”⑤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7页。,因此不用题篇名以“篇”字。考诸文献,先秦所称“篇”者或指有意义的一段文字,如《诗》之“三百篇”中的一篇;或指编连在一起的简牍单位,和“卷”相对。这些“篇”字皆不曾书于篇名末尾,也不能反映其与所在文献的形式与逻辑关系。《孙子》《荀子》在被汉人定著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过程中,有了“累篇始为书”的意识,才使“篇”字有可能进入篇名。换言之,只有在把数篇组合成书或把数章组合成篇的过程中,“篇”“章”二字才可能进入标题,所以“篇”“章”进入标题表明时人已有把层次不同的文献单元组合成一个更大意义体系的意识,即逐渐形成了章、篇、书的书籍形式层次。

(二)利用先秦典籍标题没有“篇”“章”二字的公例,有助于判断某些传统学术疑案。俞樾以“古书但有篇名”、唯《孝经》“每章各有章名,他经所无”认为“学者疑《孝经》为伪书,不为无见”⑥俞樾:《九九销夏录》,德清俞氏1892年本,卷5。,即用“章”字是否出现于标题判断《孝经》的真伪问题。又如《荀子》有《赋篇》,《文心雕龙》因此认为“荀况《礼》《智》,……爰赐名号,与诗画境”⑦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范文澜即指出刘勰原意是:“谓荀、宋所造,始以赋名。”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页。陶秋英亦认为:“至荀卿始有《赋篇》,才正式的成立了赋名。”⑨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昆明: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0页。可见,诸家皆认为《赋篇》是荀况亲定的篇名,并以此作为荀况是赋开创者的证据。据先秦典籍篇名没有“篇”字的公例,荀况不可能题《赋篇》篇名,则荀况是第一个以赋名篇的观点便缺乏文献证据的支持⑩邓稳:《〈赋篇〉篇名非荀况自题考》,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又有学者认为:“所谓《成相篇》的‘篇’字,即如其余三十篇同样意义,含有圣贤大道的暗示。”○11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第88页。据上文所述,这实为不明先秦书籍篇名体例的过度阐释。

(三)有利于先秦两汉出土文献的整理和规范文献引用。《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凡例》称“本函帛书原无书名和章名,为了阅读和称引的方便,根据其内容,定了书名,并在释文每章前加了章名”①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且在释文中题有章名:“杀里克章”“燕大夫章”等。根据上文所论,先秦著者只会题:“杀里克”“燕大夫”等。而且这些内容都属于驳杂的记事,不比《孙子》《荀子》《韩非子》等书每篇皆有明确的论述中心,故帛书本无标题。为称引的方便,在《释文》部分也应该遵循《凡例》“佚书残缺文字凡能根据上下文义或参照其他古籍补的,均在释文中补入,补文一律以‘【】’标出”②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即可标为:【杀里克】【燕大夫】等。《古史辨》以辨伪自命,然今本《论语》《孟子》《庄子》《列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篇名皆无“篇”字,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标点《古史辨》凡把原篇名与“篇”字相连者都标为篇名,从该书孙次丹《跋〈古史辨〉第四册并论老子之有无》一文可以找到对先秦典籍篇名的改造,如《论语》之“《述而篇》”、《孟子》的“《尽心篇》”、《庄子》的“《天下篇》”、《墨子》的“《非儒篇》”、《韩非子》的“《显学篇》”、《吕氏春秋》的“《当染篇》”③顾颉刚等:《古史辨》(第六册),台北: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76-87页。。不仅《古史辨》如此,两岸三地出版的古籍多有此种标法。这种篇名的改造可能对文意无多大影响,但却掩盖了书籍标题的发展历程,也与现有版本的面貌不合,实应标为:《述而》篇、《尽心》篇、《天下》篇等为宜。可见,先秦典籍篇名、章名无“篇”字、“章”字的通例对整理出土文献、规范文献引用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责任编辑 闫月珍 责任校对 王 桃]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汉赋文学地理及其体现的中国文学版图的展开特点研究”(编号: SC15C029)。①参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页。

[作者简介]邓 稳(1980—),男,四川南充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01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6)03-0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