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探究边缘族群之力作
——《羌在汉藏之间》读后

尤 李

内容提要：本文归纳和提炼了王明珂教授的专著《羌在汉藏之间》的学术业绩和治学路径，指出该书在探讨身为边缘族群的羌人方面的独特见解以及在研究方法方面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

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教授的论著《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①此书首先在中国台湾出版，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至2008年，该书的中文简体字版由中华书局出版，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系近些年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从边缘视角出发研究族群历史和族群关系的重要成果。该书自问世以来，便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不少学者撰写书评，对该书进行分析和评论②如陈心林：《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评王明珂新著〈羌在汉藏之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159－160页；张云：《民族历史学研究的一股清风——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读后》，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6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48－357页；李丹婕：《羌人的历史与“历史”》，《读书》2009年第4期，第95－98页；段银河、王海燕：《民族史研究的创新之作——读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荆楚学刊》2014年第5期，第80－85页；等等。。本文拟从“边缘视角”出发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族群认同的本质是“生存”

该书通过对居于川西地区的羌族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对这一汉藏之间的“边缘地带”或“过渡地带”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长时段调查和多层次探讨，展现了族群认同的本质、华夏西部族群边界的变迁以及中华民族融合的进程。全书的主线非常清晰，阐明族群认同与区分的本质是资源分配、共享与竞争，换言之，族群认同的本质是“生存”。如北川人的认同便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清末民初，许多北川人已经汉化，并且自称“汉人”。后来，通过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如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和国家权力的力量，羌人由过去华夏心目中的“蛮夷”变成中国国家边界之内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执行民族平等和消除民族歧视的政策，使许多非汉族群不再受羞辱、欺侮。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促使北川等资源匮乏的边缘地区的人们，包括从前许多自称“汉人”的人群愿意承认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或者攀附少数民族身份。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即意味着当地政府机构和文教事业单位的职位将由当地少数民族来竞争和分享①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9章《古羌人文化：事实、叙事与展演》、第10章《当代羌族认同下的文化再造》、《结语：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9－264、284－287、295－297、320－324页。。概括而言，北川人族群认同的变化其实离不开“生存”二字。

该书还论及：岷江上游村寨中的端公既是驱邪去病的巫师，也是本土“历史”（或神话）的传述与诠释者。端公在当地及周边地区有一个请神范围。端公请神的范围，可说是他们心目中较亲近的或有往来互动的人群地域；邀请其他相邻地区的神明，也表示知道并尊重各方人群的资源与势力范围。受邀诸神分布之核心区（由茂县凤仪到汶川绵篪），事实上便是当今较汉化的羌族的分布区。受邀诸神分布之外围边缘（松潘、通化与绵篪），大致也是当今羌族分布的北方、西方与南方极限。此请神的空间范围，表示这些端公心目中一个熟悉世界的范围或者“我族”分布的范围②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8章《羌族认同与英雄祖先历史》，第211－215页。。在岷江上游地区，“山神”是最普遍的一种信仰，一般而言，每个寨子都有自己的山神，几个邻近的寨子又有共同的山神。在更大范围内，几条沟的人则有更大的共同山神。在资源竞争与分享中，由下而上的一级级山神，佑护由内而外一圈圈的村寨人群及其资源③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9章《古羌人文化：事实、叙事与展演》，第277页。。其实，这种情况类似于费孝通先生在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人际关系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观念：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④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30页。。由此推之，端公请神的范围亦是以本人为中心，如同水波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推，其范围正是与之联系而形成的网络。其中“核心”与“边缘”的差异，也正如同水波愈往外推愈远愈薄。照此来看，人际关系与族群关系其实有共通之处：围绕着“生存”这一核心问题，皆存在亲疏远近之别的“差序格局”。

二、羌族是强弱文化互动的舞台

该书深刻揭示出汉藏两大势力夹缝之间的羌人作为“边缘族群”的魅力所在，清晰地阐释出强势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弱势文化（或非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羌族的历史记忆、祖源记忆和宗教信仰均受邻近的强势的汉文化和藏文化的影响，并将这两套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内化吸收，用来审视和看待自身。在汉文化和藏文化的影响下，羌族根本就没有纯粹的土著历史和本土历史⑤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7章《本土根基历史：弟兄祖先故事》，第176－179页。。羌人的弟兄祖先故事中，汉人的历史记忆和地理概念是不可或缺的。羌人本土语言中历史时间概念非常模糊，词汇也贫乏，因此，他们在祖先传说中表达绝对的线性历史时间，只有借用汉语和汉人历史记忆中的时间概念⑥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7章《本土根基历史：弟兄祖先故事》，第197－200页。。

在该书的第三编《文化编》，作者经过严密论证指出：没有一个典型的羌族村落，没有一种各地羌族能用来彼此沟通的羌语，也没有一种共同的羌族文化，这类人群根本谈不上共同的民族认同（如各村寨、沟之间自称“尔玛”，一截骂一截①即在岷江上游的每条沟里，人们均视下游的人为“汉人”，而称上游的人为“蛮子”。的现象）。恰恰是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和国家政权的力量造就了“羌族”、“羌族史”、“氐羌系民族”和“藏缅语族羌语支”等知识，使得羌人地带上的非汉族群成为互相区别的各西南少数民族。在民族识别过程中，经过学术考察、论证,并经由国家权力正式认可的“羌族”便应运而生，并且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此正是强势文化影响居于弱势地位的边缘族群的认同的一个范例。

羌族知识分子也因为能掌握汉文的典籍和知识，能从中习得国家认可的民族认同与区分体系，从而掌握阐释本族历史和文化的权力，成为本土文化的诠释者与代言人。正是在这样的知识与权力背景之下，汉人对“羌人”或“羌族”历史文化的记录与描述，成为羌族知识分子建构与认识自身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源泉②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10章《当代羌族认同下的文化再造》，第286－287页。。当然，这也可被视为羌族知识分子积极靠近主流文化圈，并且努力融入这一文化圈的表现。

在7、8世纪，吐蕃王国兴起于青藏高原，其文化（即藏文化）亦向东扩张，即使在9世纪吐蕃王国衰亡，其影响力仍然持续存在于羌人地带。这些区域的地方豪酋多自称是过去吐蕃贵族或将领之后裔。这可能是真实、也可能是虚构的记忆。而且，吐蕃的佛教（即藏传佛教）曾经广泛而深入地在这一地区传播，接受此佛教文化的土著首领，也可能因此虚构或攀附吐蕃祖源③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6章《羌族史的再建构：华夏边缘观点》，第152－153页。。由此可见，强势的藏文化亦影响了羌人的族群认同。

实际上，当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之时，前者的心态是十分微妙的。当居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羌人直面强势文化之时，也对其内化吸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强势文化的那一套思想体系来审视自己。正如《羌在汉藏之间》一书所揭示，羌人往往以强势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对本族群进行批判，以求尽早摆脱“落后状态”，融入“先进文化”。与之类似，正如于赓哲教授所分析，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蓄蛊之地”原本子虚乌有，实际上是主流文化圈强加给非主流文化圈的污名，是前者歧视后者的结果。非主流文化圈居于弱势地位，在面对强势的主流文化之时，非主流文化圈的精英们往往以强势文化的标准来审视和批判本族群、本地区，这有意无意地彰显和强化了自己作为一个向主流文化积极靠拢者的身份④于赓哲：《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此据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199页。。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上不同文化圈之间所谓的‘强’与‘弱’、‘上’与‘下’、‘内’与‘外’、‘中心’与‘边缘’的差异，都是由许许多多的符号共同构建出来的。”⑤于赓哲：《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第198页。另外，据侯旭东教授研究，在近代社会，西方人所谓的“中国古代专制说”并未经过认真论证就被中国人接受下来，作为学术积累与流行观念的基础。这一说法从出现到流行于中国学界与社会的历程，其实是中国近代遭遇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在思想上遭受西方理论殖民的一个缩影。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和话语霸权，居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屈服了，也开始运用西方的标准和话语体系来看待自身历史，表述过去①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原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此据侯旭东：《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310－343页。。王明珂教授在该书中亦反复论证和强调：正是强势的汉藏文化改造并造就了羌文化。

三、血缘关系的建构与族群之间的资源争夺

王明珂教授在该书中指出：“英雄祖先历史”代表一种以向外扩张、对内阶级分化来解决资源问题的历史心性之产物，而“弟兄祖先故事”则代表一种以对内分配、争夺来解决资源问题的历史心性产品。因此，“弟兄关系”并非本地各族群和谐相处的符记。相反地，由于资源极端匮乏，宣称有弟兄祖源关系的各个族群经常在无止境的相互掠夺与仇杀之中②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结语《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第320页。。此书的第七章《本土根基历史：弟兄祖先故事》和第八章《羌族认同与英雄祖先历史》提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解读历史上各种祖源传说。对这类问题，王明珂教授又出版过一部专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由羌族研究中认识到“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之后，王明珂教授重新理解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等英雄祖先历史，视之为一种与前者不同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产物，以此解释“炎黄子孙”与“弟兄民族”的深层历史意义③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这种视角对我们研究民族史亦颇具启发意义。

由此看来，突厥、契丹、蒙古等北族的祖源传说也有必要加以重新探讨。譬如契丹人的祖源传说——“青牛白马”神话④关于这一传说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原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据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9－114页。实兼具“英雄祖先历史”和“弟兄祖先故事”之特征，而契丹八部源自共同的祖先、彼此之间具有兄弟血缘关系也是建构的，以此掩盖和隐藏这些部落曾经互相争夺资源的历史。而在契丹建国初期，历史上相互争斗、调适的各部被统一、整合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中，契丹统治者需要强化这种政治体和凝聚本族群，遂将这些部落建构为彼此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组织。

四、汉文文献与民族史研究

我们应当如何正确辨析和利用汉文文献中关于非汉族群的记载？我们应该怎样恰如其分地把握其可靠性和偏见？对这一问题，王明珂教授在该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代汉文文献中对“四方蛮夷”之奇风异俗的描述，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阅读和分析：事实（反映被描述者客观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表征）、叙事（反映描述者因自身文化与认同特质而产生的对异文化之主观描述与偏见）和展演（被个人或社会刻意展示、演出，被华夏与非华夏阅读、评论，而成为一种动态的社会记忆）。华夏描述边缘异族的异类性，亦即由刻画“边缘”来描述自我⑤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9章《古羌人文化：事实、叙事与展演》，第251－252、257－259页。，换言之，此即通过贬低异族来抬高自己，以突出自身的优越性和正统性。

其实，中原王朝的史官系主流文化的代表，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对异族有固定的书写模式，其描述的要素常常包含异族的经济生产、政治组织、社会风俗、重要人物等。汉文史料不仅留下了对非汉族群的系统记录，史官对材料也进行过严格地取舍和斟酌，其史料价值不容否认。一些大家正是充分利用和大力研读习见之汉文文献研究民族史，并做出突出的成绩①如[日] 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第1册，东京：山川出版社，1967年；第2册，东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第3册，东京：山川出版社，1997年；田余庆：《拓跋史探》（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等等。。罗新教授曾说：“就中古北族史的研究来说，我很想强调对汉文史料进行深入解读的重要。古代内亚史最重要的史料就是汉文史料，而掌握汉文史料并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即使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②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一方面，充分运用汉文文献正是中国学者研究民族史的最大优势和特色。在这一领域，中国学者要在国际学术界建立和拥有“话语权”，其实离不开汉文材料。在拥有优秀史学传统和无数文字记载的中国，汉文文献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汉族史官也的确存在预设的倾向、“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周边异族，并在撰述过程中揉进自身的误解、甚至偏见③关于这一问题的阐述，参见Nicolas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译本参见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因此，我们对汉文资料中关于非汉族群的记载应当批判性利用。王明珂教授提出的从事实、叙事和展演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些记录，不失为一个可资借鉴和参考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