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水共治”的文化内涵及其战略意义

□李涛 尹维杰

“五水共治”的文化内涵及其战略意义

□李涛 尹维杰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重视治水的传统。作为中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文化元素和瑰宝之一，治水文化的传承创新对国家软实力构建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战略意义。作为治水的排头兵，浙江的“五水共治”是对古代治水“天人合一”文化思想的演进升华，是一种全社会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文化风尚。从这个角度看，“五水共治”战略不仅为我国水环境治理贡献了浙江经验和智慧，而且还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环境治理模式、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五水共治;传统文化;浙江;水文化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重视治水的传统。历史地看，治水兴，则浙江兴。浙江历史开篇第一章即与治水有关，就不同凡响、雷霆万钧!4000年前，远古大禹就因为治水有功而成为民族英雄。据文献记载，尧舜时代洪水泛滥，人民深受其害，禹受命治水，“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治平洪水。①《孟子·卷五·滕文公上》，王立民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同时，浙江历史还是治水英雄的历史。不论是钱王射潮，还是贺循凿西兴运河，一次次治水经历都是浙江治水精神的折射。一次次治水工程都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凝结了浙江人民的汗水，形成了伟大的治水精神，演绎着浙江的人文之魂。凭借着这些伟人的模范作用，浙江人民心中打上了治水英雄克服水患的深深印记。浙江历史的兴衰变迁无不与治水有关。大水滔滔，水是浙江的生命，也是浙江传奇的一条主线。可以这样说:浙江几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史。②卓勇良:《治水兴、浙江兴》，《今日浙江》，2014年第2期。

一、传统治水文化与当代国家软实力的内在逻辑

文化是来自祖先而又流向子孙万代的河，凝结着历史，承接着未来。我们生活在文化的大环境中，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教育启迪、陶冶濡染的育人作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是我们党和国家踏上民族复兴之路的重要历史担当。习近平同志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①卢克·拉斯特编:《人类学的邀请》，王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一)“上善若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核心

水，是文明之源、文化之源;其不仅是资源要素，更是文化元素。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E ·Cassier)曾在《人论》中提出“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主张。他指出:“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在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全部处在同一层次上。”②恩斯特·卡西尔编:《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因此而论，“水乃万物之源，诸生之宗始也”。水缔造了人类，也影响着人们的品德和情操，影响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心态。③刘宗昭、杨晓明:《水文化与社会文明》，《北京日报》2012年7月15日，第19版。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先民就开始择水而居、沿水而市，“上善若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形式。对水的美德，老子曾在《道德经·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事，善能;动，善时。”可以说，善利万物的奉献精神、以柔克刚的包容精神、高山流水的重情精神都是上善若水哲学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东方文化魅力。以水感悟人生，形成的儒家“中庸”哲学，是“哲学之水”的一大贡献。坚守“上善若水”的信仰，就能引导人们有水一样的美德，人与人友好相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水蕴含着古老的中华文化的精髓，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水之治，乃德之治，山青水绿、海晏河清，治水之目的就是在守护中华民族的灵魂。

(二)“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基石

“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④《礼记·郊特性·伊耆氏蜡辞》，转引自姜亮夫、郭维森:《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8页。中华民族在运用自身智慧解决生存安全危机过程中，产生了从敬水、治水到更高层次的利水文化。约公元前2200年，黄河流域出现了一场罕见的水患，因此便出现了大禹治水的历史故事，最后造就了延续至今的“大禹精神”。大禹面对“洪水横流，泛滥天下”的危难局面，“劳身焦思，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全身心地奉献给了治水事业。他尊重规律，科学治水，“以水为师，左准绳，右规矩”，根据地势疏通河道，使水归大海，充分体现“人水和谐”的文化核心理念。《诗经》中歌颂大禹治水功绩“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诞生奠定了基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大禹留下的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献身、负责、求实的治水精神，形成了中华水文化的基石。水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也是我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最独特、稳固、持久而强烈的民族文化气质。⑤王忠法编:《以治水实践为载体大力提升湖北水文化软实力》，转引自《首届中国水文化论坛优秀论文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419页。

(三)“当代水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础

考察中华文化的发展变迁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和影响，都与中国历来治水的传统息息相关。也正是在与洪水的几千年搏斗中，才砥砺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传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说，远古中国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远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要严峻得多。这一片原野，除了沼泽、丛林和洪水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黄河流域创造了文明，是由于他们遇到了一种挑战。在文明的源头中，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因此历史学者魏特夫在其《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判断:东方社会就是治水社会，东方文明就是治水的产物。①靳怀堾编:《中华文化与水》，长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西方学者对东方治水历史上的成就羡慕不已，他们经常会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原理，把东方国家诸如治国理政等方面与治水有机结合起来。千年民族治水，我国历史上留下了丰富而又蜚声中外的水文化遗产，对民族习性、思想观念等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传统治水文化承载着中华历史的深厚底蕴，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及到全国各个地方，这一要素都深深地渗透到居住于其上的族群之中，从而塑造了从国家民族到地方性文化的精神气质。治水过程中所凝聚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人水和谐等哲学思想以及治水过程中形成的治水精神，在当代中国特别值得大力继承并发扬。

二、“五水共治”实践探索与区域文化软实力提升

浙江的治水史就是地方治水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治水智慧。从大禹的“疏堵并用，因势利导”到白居易的“堤防如法，蓄泄及时”;从明代潘季驯治理黄河和运河的“蓄清刷黄”、“束水归漕”到杭州刺史李泌“引湖水入城，为六井以利民”的治水理念，都对现代治水理念产生着深远的影响。2015年4月16日，时任省委书记夏宝龙在绍兴大禹陵发出了“大力弘扬和发展治水文化，传承大禹治水的伟大精神”的总号召。“五水共治”就是要在全省上下注入一股清流，营造现代的、先进的文化氛围，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浙江文化，让丰美的水富裕人、让纯净的水教化人、让甘甜的水滋养人、让灵动的水诗化人。②闫彦:《“五水共治”的文化意义》，《浙江日报》2015年5月19日，第8版。作为民风转化的真实写照，“治水”治的不仅是“水的病”，更是治理“人的病”，不仅是让水环境转清、转美，更关乎社会风气、关乎道德底线、关乎人们对美好家乡的热爱。从这一战略层次来看，“五水共治”既是带动新时期浙江走向社会转型的重要举措，还是增进浙江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法宝，更是推动浙江文化自信的强有力手段。

(一)构造出了人水和谐图景，为水文化的繁荣带来了新契机

人民群众是治水的主体力量，治水为了人民，治水依靠人民，治水成果由人民共享。③夏宝龙:《以“五水共治”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人民日报》2014年1月23日，第15版。三年多以来，“治水”调动了全民参与治水的热情，溪流穿村过，户户治水忙。在“五水共治”这一战略部署中，要构建出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浙江打造出绿水蓝天，既要发展也要环境。治水的过程，就是全民参与的过程。全省上下发动社会各界认捐治水资金，开展治水进市民讲堂、村民礼堂、学校课堂、“党员生态日”、青春建功、巾帼护水等主题活动，将“五水共治”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形成人人参与、全民共享的强劲声势和浓厚氛围。④浙江“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简报》，2015年第3期。在人水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全省各界群众为“五水共治”踊跃捐款19亿元，共建立2．67万支治水志愿服务队伍，用实际行动参与治水。“五水共治”这一战略大力倡导的不单单是五水之间的治理，更是社会关系之间的治理，是城市与乡村的共治、工业与农业的共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生活方式已深深渗透于人民内心之中。水清天蓝处，富民强省时。凝聚全社会力量参与“五水共治”的过程，就是广泛传播先进水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就是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聚公众爱水、惜水、亲水、护水共识，形成全社会关心水利、重视水利、支持水利、参与水利的良好氛围的过程。

(二)整治出了良好的生活氛围，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生态资源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竞争力，而“五水共治”则使浙江核心竞争力突显。三年以来，浙江各地遵循“控新治旧、水岸同步、标本兼治、监建并举”这一原则，以清理黑河、臭河、垃圾河为突破口，通过岸坡整治、清淤疏浚、水系沟通、生态修复等综合整治措施，让河道深起来、水系接起来、河水流起来，将浙江大地打造成了湖库相连、江河相通、山水相融、林水相映、城水相依、人水相亲的美丽水乡。2016年，全省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比例为77．4%，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劣V类比例为2．7%，同比下降4．1个百分点。钱塘江所有省控断面水质优于Ⅲ类，主干河道全流域可游泳。①王慧敏:《浙江从“环境换取增长”到“环境优增长”》，《人民日报》2016年4月16日，第1版。“碧水蓝天共一色，绿树青草相辉映”，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宜居的生态环境，而且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省城乡处处人文风景秀丽，呈现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

水是文明之母、文化之魂。全省各地在极力治水的同时，突出文化软实力，十分重视文化礼堂的重要作用，通过寓教于乐这一方式，引领群众为主体，舆论治水，在各地开展了一系列以治水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全省各地注重水文化这一重要文化标记，加大对民间技艺、村风民俗、乡土民情等多种多样文化遗产的挖掘，深入开展“保护一批历史建筑，整理一批故事传说”等地方传统文化挖掘工作。各地区牢牢把握“文化治水”这一切入点，通过河道清淤、堰坝加固、铺设鹅卵石等，打造生态游泳池，提升水库景观化作用，设置亲水平台，增设健身设施等;通过组织河道游泳挑战赛、水上趣味足球赛、漂流大赛等活动，不但创造出了绿水青山般地生态环境，更加适应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改善了生活环境。治水从河道治理着手，疏通支流、景观修复，但同时更注重文化传承和历史文化挖掘，形成了区域文化软实力发展优势，真正达到了治一水而多赢的目标。②孙佩锋:《我国治水理念的发展和演变》，《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因此，“五水共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共文化服务进基层的风向标。

(三)治出了休闲旅游理念，为文化与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空间

浙江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得益于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从绿色浙江战略到“两山”重要思想，从“两山”思想到“五水共治”实践，近年浙江各地顶着经济放缓的压力，投入4800亿元，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着力打造乡村客栈、农家乐等农村休闲项目，用这些乡村旅游项目振兴农村面貌，开辟出独具浙江地域特色的“山美、水美、人更美”的乡村建设路线图。全省统计显示，浙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近几年保持在全国前列，森林覆盖率高达61%，村庄环境更加优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逐步完善。“环境可持续发展奖”第一名，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浙江长兴县的殊荣;山峦青翠、河流清澈、空气清新、人居环境优美，这是浙江安吉县荣获“联合国人居奖”时，有关机构的评语。③浙江“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五水共治”工作情况》，2017年1月22日。“美丽乡村”孕育出多彩多姿的“美丽经济”。近年来，仙居县实施“五水共治”后，村庄变得更加优美。目前仅淡竹乡就有22位乡贤回乡投资民宿，总投资额超过1亿元，全乡民宿加上农家乐总数，已从原来的57家增加到150家。④浙江“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简报》，2016年第94期。绿水青山，不仅是今日浙江的“金名片”，更是可持续发展的“聚宝盆”。

水中有“财富”，水中有“民意”，水中有“良心”。“治水”治出了人水和谐关系，为弘扬水文化创造了新机遇。“五水共治”就是要坚持科学合理的文化，摒弃落后腐朽的文化，就是要让“水文化”成为引领浙江在新时期、新阶段不断向前发展的旗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以“五水共治”为突破口，使浙江向更高的山峰攀登，向更大的空间扩展，向更好的未来发展。因此，“五水共治”实践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它治出了我们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发展自强的精气神。2016年9月，G20峰会文艺晚会“最忆是杭州”在美丽西湖水域圆满呈现，清澈盈满的西湖、无可挑剔的水质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目光和赞叹;来自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30余位G20峰会注册记者组成媒体采访团，参观了江南镇荻浦村、环溪村和富春江水利风景区，对浙江的青山绿水和民俗文化等印象深刻、赞叹不已。⑤浙江“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简报》，2016年第60期。“浙江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从这个角度看，“五水共治”实践不仅是新时期浙江推动转型发展的关键举措，还是提高我党基层执政能力的重大抓手，并在更广范围内、更高层次上推动着浙江文明的创造，也是提升浙江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手段。①李涛:《“五水共治”提升文化软实力》，《浙江日报》2015年8月19日，第5版。

三、水环境治理“浙江模式”的文化战略意义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说，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各有自己的家乡和故土的观念，有自己的风景和图像。浙江素有“文物之邦，人文渊薮”之盛誉，是古老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根基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对于浙江的文化建设，习近平一直非常重视。早在2003年，刚刚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他就到杭州调研并指出，要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将浙江省建设成一个文化大省，使浙江文化成为推动浙江走向繁荣的不竭动力。他还强调，文化建设要有魂，要把弘扬浙江精神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感召力。在2012年举行的“文化力量与经济文明”论坛上，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夏宝龙也曾表示，一个地区发展的综合实力，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要坚持用文化的理念来改造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用文化支撑发展，用文化做强浙江。可以说，“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科学发展”已经上升为关乎浙江能否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的全局性问题。

(一)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获得老百姓真心支持的试金石

治水，从古到今都是每个朝代的德政工程，2016年是浙江省“五水共治”全面决战之年，累计完成投资850亿元;77．4%水环境继续改善。②施力维:《2016年五水共治成绩单》，《浙江日报》2017年1月16日，第9版。“五水共治”连战告捷，治出了转型升级的新成效，治出了面向未来的新优势，治出了浙江发展的好局面，治出了我们自信、自觉、自强的精气神。三年治水路，浙江迎蝶变。全省上下齐心协力、一往无前，撕开口子、杀出血路，打响了治水转型的连环炮、赢得了广大群众的集体喝彩。群众普遍反映，“小时候曾经游泳的河又回来了”。③夏宝龙:《以“五水共治”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人民日报》2014年1月22日，第15版。经过治水，浙江省境内的河道一改过去那种“脏、乱、臭”的感官污染，各地水环境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各地政府围绕治水转型助推就业增收，好山好水给村民带来了真金白银。生态旅游名片吸引了一大批游客，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了老百姓最大的“钱袋子”。水环境持续好转，让老百姓有更实在的获得感;越来越多的群众吃上“生态饭”、“文化饭”，走上致富路、幸福路。

作为水环境治理“中国方案”，过去的三年，浙江全省靠着“任尔几处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思维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掀开了铁腕治水的序幕，以抓治水、促转型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治水不仅改变了城乡面貌和环境，更改变了民心和心境。全省坚持把“五水共治”作为一号工程，各地“三公”经费削减30%全部用于治水。干部的作风端正了，治水的效果出现了，山清水秀看见了，老百姓的好口碑自然而然就有了。在很多地方，因村干部矛盾问题而产生的“重点上访村”，在治水中变身成为先进村，成功实现了从“上访”到“鼓掌”的改变。据统计，2014、2015、2016年，全省社会公众对治水的支持度均高于96%。④浙江省委宣传部:《“‘两美’建设的成功实践——浙江省‘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成就展”》，2017年1月16日。“五水共治”赢得了百姓的普遍赞誉，党委政府赢得了人民“感情”。治水实践让我们深切感悟到，治水就是聚人心，就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程。

(二)联系群众、锻造狮子型领导者，改造精气神的炼钢炉

回顾明清两代历史，由于治水事关国家命运，“河务”、“漕运”都是官员施政最要紧的大事。而今日之浙江，“五水共治”也是锤炼干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三年以来，全省上下一心，凝心聚力，众志成城，咬定青山不放松，咬紧牙关不懈怠，以“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劲头，心无旁骛、凝神聚力，誓将“五水共治”进行到底。广大干部坚持以最实的作风抓治水，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踏破脚皮，攻坚克难、撕开缺口，以点带面求突破。①浙江“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五水共治”工作情况》，2017年1月22日。通过治水，干部队伍作风转变了，能力提高了，视野更加开阔了。这种变化不仅成了干部队伍的一种财富，更是他们解决其他难题的一种利器。通过治水，营造了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在改善基层政府形象的同时，提升了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和政府公信力。“五水共治”成为了锻造“四铁”干部、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战场。

治水，从古到今都是每个朝代的德政工程，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程。作为浙江发展的战略抉择，全省上下党政同责，层层落实。各级党政一把手靠前指挥、紧盯紧抓、亲力亲为;明确治水目标，层层传导压力;严格考核奖惩，落实治水责任。各地各有关部门敲实任务、倒排时间、掌握底数，以敢于担当的精神、背水一战的决心、排除万难的勇气，背水一战、只争朝夕、一抓到底。全省多达6．1万人的治水铁军，用毅力和汗水，偿还历史欠账，让清清河水重回浙江大地。治水工作中体现出了难能可贵的铁军精神:“坚韧不拔、坚持到底、决不罢休的精神，破釜沉舟，不留退路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骂，顽强拼搏的精神，说到底就是担当精神，就是奋斗精神。”②夏宝龙:《以治水为突破口推进转型升级》，《光明日报》2013年9月03日，第15版。从这个角度看，在治水攻坚战中，不仅治出了秀水美景、治出了百姓口碑，也治出了干部的战斗力、凝聚力，治出了干部的精气神。治水工地成为了聚人心、锻炼干部的考场，这也是基层执政能力全面提升的一种体现。

(三)守正笃实、久久为功，还需不懈坚持的理念转型之路

大禹治水十三年，终成青史之大业。“五水共治”是推进浙江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关键之策。2014年3月21日，在第22个“世界水日”来临时刻，省委书记夏宝龙亲赴水乡绍兴启动“五水共治”工作。他指出:“治水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我们要大力弘扬和积极传承大禹治水的伟大精神，以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只争朝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切实担负起‘五水共治’的历史重任”。③应建勇:《弘扬大禹精神、担当治水重任》，《浙江日报》2014年3月22日，第1版。治水工作，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和胸襟，坚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恒劲，痛下决心治水，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坚定决心和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发扬古人“闻鸡起舞、凿壁见光”的吃苦精神，搞好“五水共治”这一工作，更好地造福民众;确保省委“十三五”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推动发展再上新台阶，确保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这一战略意义上看，“五水共治”既是浙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发扬，还是浙江改革发展实践中国道路和文化自信的不懈实践。

大禹陵就在浙江绍兴，大禹治水精神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五水共治”是一场难仗、硬仗、恶仗。在这场持久治水战役中，我们要学会忍耐，学会等待，学会沟通，学会合作，从而成熟自己，完善自己。2017年，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负责制的“河长制”在全国推行。到2017年底，浙江全省要通过决战治污水，彻底剿灭劣Ⅴ类水质断面，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达到75%以上;要在全省2000个建制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提标改造，建制村生活垃圾集中有效收集处置率达96%以上。④施力维:《2017年“五水共治”新目标》，《浙江日报》2017年1月16日，第9版。浙江的治水战略，像是一张庄严而又神圣的宣言书，向全省人民阐述了浙江民众那种不达愿望誓不休的生态之梦。到2020年，八大水系基本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设区城市建成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到2030年，全省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水生态系统功能基本恢复;到本世纪中叶，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从这个角度看，“五水共治”就是一条刚刚开始，永远在路上，需要我们守正笃实、久久为功，不懈坚持的理念转型之路。

结语

一部千年中华史，就是中华民族与水斗而不断进步的历史。历史昭示，治水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水运兴，则国运昌。①靳怀堾:《治水为要:治国理政的东方智慧——谈水与政治》，《中国水利》，2016年第13期。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并启动了生态大省建设方略。他多次强调将治水工作摆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指出必须采用科学发展方法来研究抓好安全饮水、科学调水、有效节水、治理污水的“四水工程”，推动浙江又好又快发展。治国先治水，有土才有邦。大禹、李冰、王景等治水英雄的背后闪耀的是中国人治水理念的光辉。然而，人世代谢、逝者如斯，当我们步入号称以科技领先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却仍然无法根治水患，无法避免水灾带来的巨大损失。作为水资源总量世界排名第四的中国来说，在治水方面的探索既是作为大国责任的体现，同时也无疑将为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的治水提供宝贵经验，也是在治水方面切实为探索人类美好社会制度上提供一套现实可行的中国方案。我们需要反思，什么是成功治水?什么是人水相亲的终极?中国治水应该走一条怎样从人水对抗理念向人水和谐理念转变的道路?

山有形，水无形。作为治水的排头兵，浙江大地上的这场治水攻坚战就是古人关于治水思想的回归，是浙江水文化的理念升华，是唤醒全社会水文化意识的重要方法。这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保障;既是保护大自然，珍惜水资源这一良好美德的归属和折射，还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贯彻热爱水、珍惜水、节约水这一良好社会风尚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浙江的生动治水实践，不仅为全国水环境治理发挥了先行探索的作用，提供了鲜活、典型的“样本”，而且也为我国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水环境治理模式、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贡献了浙江的经验和智慧。从这一战略意义上看，“五水共治”既是浙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发扬，还是浙江改革发展实践中国道路和文化自信的不懈实践。放眼未来，中国在水环境治理基础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转型之路的文化自信将会越走越强。□

(责任编辑:石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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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5

李涛，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教授，浙江省“科学发展观和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尹维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013年国家社科项目“百年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自信建构”(编号:13BKS052);2016年国家马工程项目“五水共治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