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到自由个性的价值中介转换
——马克思交往实践的当代阐释

□ 邵长超

从劳动到自由个性的价值中介转换
——马克思交往实践的当代阐释

□ 邵长超

劳动作为体现人的价值的基本形式是联结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基本中介。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劳动作为人的价值的存在论意义从现代交往中被驱离出来。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劳动作为现代交往中介的价值缺失,而且同样展示了货币作为交往中介的人的价值遗失。虽然哈贝马斯把语言交往作为现代交往的基本形式进行了展示，但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方式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建立以人的价值为载体的真正有效而且稳定的交往关系。因此，重申现代交往的基本价值属性，发现现代人交往关系的始基性因素成为理解现代交往的核心任务。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以自由个性为价值驱动的实践概念不仅展示了人的存在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以现实历史为依据创建出崭新的现代交往的可能性。

劳动；价值；货币；交往实践；自由个性

随着社会历史及人的形态发展，人的交往关系成为当代哲学探索的重要领域。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从原始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解脱出来，新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使得以往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应人的需求，于是在以货币为主要交往中介的物化关系中如何彰显人的价值和意义成为现代交往理论的重要使命。在西方思想朝向语言学的转向中，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成为分析和重建现代交往关系的重要方法。但是在这一讨论中，语言作为使现代人得以建立交往关系的始基性中介却未能在生活实践中显示出真实而全面的价值属性，甚至成为无意义的“闲言”。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成社会交往关系的集合，把劳动看成凝结了人的价值的交往中介，并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看到了这种交往中介的异化和扭曲，即异化劳动不仅导致了人的根本出路的阻塞，而且使主体间的、主体与世界的关系物化。因此重新发现劳动及其作为传统交往关系中介的价值意义，不仅是批判资本主义交往关系的重要环节，也为马克思重新发现以自由个性为价值中介的实践交往观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

一、劳动作为价值中介的意义及其遗失

马克思对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体现其对人的价值的哲学思考。在传统的马克思哲学语境中，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推动力，更是导致社会全面异化的罪魁祸首。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对劳动概念进行了深刻而透彻的分析，展示了劳动作为价值中介的意义及其遗失的原因。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劳动是满足人的生存的直接方式，人的物质生活保障必须从劳动中获取。不管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还是农业生产，劳动都是人与世界产生交往关系的必然形式。在这样的阶段，原始和落后的生产资料及生产方式使得生产效率低下，人更多的是依靠身体天赋和自然运气来保障自己的生活，以致于人一直遭遇严峻的生存危机。人不得不为了活下去而不断地劳动，劳动是保存自我的主要方式，因此导致了人不能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人完全笼罩在劳动的掌控之中，劳动对人有着原始的生存论意义。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劳动并未有意识的成为人的价值的表现方式，因此劳动作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展现更是无从谈起。直到人摆脱了生存危机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个性作为一种偶然的和碎片式的生存方式才成为一定的上层社会有可能追求的目标。到了这一阶段，劳动本身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暗含了人的对象化，劳动不仅是人与世界、他人交往的基本形式，劳动开始成为人的价值的展现。易言之，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劳动作为人的生存的必要手段，劳动中所蕴含的价值属性作为劳动的基本动力承载着人与外部世界发生关联的意义，这尤其体现在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中。在这样的交往关系中，人虽然由于生产条件的原因不得不依附于劳动本身，但这种劳动仍是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基本的价值需求，劳动的环节和目的是始终服从于人和人的需要的。在劳动过程中，人不仅能从劳动中获得自己基本的物质保障，而且能在劳动的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观出自己的意志力量，看到自己的影子，并偶然为这种力量的发现欣喜不已，这种劳动带给自身的满足感和认同感是劳动所保有的朴素价值。“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这一历史阶段的交往关系是建立在人的相互依赖之上，并以劳动中所体现的价值为基本的中介手段，这是现实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需求的扩大，原始分工所产生的专业化生产极大地满足了自我单方面的需求并且产生了剩余，而单一的物质生产却并不能满足自我多样化的需求，单个自我也没有满足这种多样化需求的能力。于是剩余劳动产品开始进入交换领域，这一历史转变使劳动属性开始由原来的使用价值扩展到交换价值，更重要的是劳动本身的这种价值转换实现了人的交往关系的转变。人们在这种交换关系中不仅实现了自我需求的满足，而且还使相互间的交往关系成为一种更加稳固且充满真情实意的联结。因为“人类主体，就其结构而言，在生产过程中，不仅渐渐将自己的能力对象化而自我实现，同时还在情感上承认全体互动伙伴，因为他把他们当作是有所需要的共在主体。”*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这种交换关系的相互发生使得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共同成为劳动产品的价值所在，而且由于交换关系开始于原始的物物交换的形态，交换双方对彼此劳动产品的价值判断是直观的，对于劳动背后的操劳感的体验不但真实而且保有情感上的极大认可。因此在这样初级的交换关系中，交换的发生仍旧是建立在人对人劳动价值的肯定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交往关系中，交换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的劳动活动能够满足自身的使用需求，而不是牟利。简而言之，交往关系的发生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不是牟利，不是为了交换本身。因此，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是作为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的中介而存在的，劳动作为人与人交往的现实途径揭示了一种彼此认同的可能路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使人把人的本质及个性凝结在劳动中，满足自身的生存又满足他人的需求，而满足他人的需求又是满足自身需求、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手段。因为“通过生产的对象，一个人不仅可以把自我经验为具有特殊能力的个体，而且可以把自我理解为有能力满足互动伙伴要求的个体。”*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劳动在这种交往关系中实现了人的价值的体现和人的价值的相互认可。在传统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直接的相互依赖变得密切，从而使人相互充满感激。

资本逻辑驱使着交换市场的全面扩张，资本主义对传统交往关系的影响日益加深且全面，这首先是从劳动的异化开始的。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深刻而全面地展示了由劳动性质的变化而引起的交往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人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开始，这种分离也导致了劳动作为交往中介的价值遗失。从资本早期的圈地运动到现代的暴力拆迁无一不渗透着资本的冷酷，资本家把土地从农民的手上剥夺了，传统的劳作方式不存在了。异化劳动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使传统劳动中所凝结的人的价值由于人和生产活动和劳动产品的分离而消失了。“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劳动不再是人自发地获取自我持存的生命活动，而以隐秘的形式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牟利方式。劳动产品不仅不能再作为人的价值的载体，而成为了压制人的力量，以致于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但由于传统劳动及生产资料已经被剥离，人们不得不冲进工厂争相获取新的劳动机会，劳动者都成了工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深刻表明了这种劳动已经发生质变。在这样的生产活动中，人所生产的产品已经和自己的价值相分离，劳动产品没有了任何人的个性的痕迹。劳动产品越发成为无生命的商品，成为毫无个性的复制品。异化劳动使得在传统劳动中所偶尔展示出的人的个性彻底消失了，劳动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存在的可能性。劳动产品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认同的承载物，而成为了物本身，以致于“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这种异化劳动所导致的坏的结果不仅体现在人的生活的实际体验中，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对人的本质的改变。异化劳动不仅剥夺了劳动之于人的存在意义，使人除了获得工资外一无所获——“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即牲畜般的生存状态相适应的最低工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更为严重的是异化劳动导致了人和外部世界联系的断裂，劳动作为传统交往中介的作用被剥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只能以物的方式展开。人的交往关系以物作为交往中介成为现代交往的主要方式，并最终凝结为了货币制度，使作为劳动产品的物所体现的人的价值被隐在了价格后面，导致了交往关系的全面异化及其价值的遗失。

二、货币作为交往中介的价值遗失

货币成为交往中介是伴随着劳动的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过程出现的。货币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那时的货币仍旧是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这一阶段，“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货币作为交换的中介是对物物交换的简化，货币始终是和劳动产品联系在一起并且隶属于劳动的。在传统的交往关系中，比货币更能容易直观到的是劳动产品本身的价值以及人的价值。在这里，劳动的使用价值仍旧是交换行为的根本动机，劳动产品和人的联结仍旧作为根本的意义被把握和被感知。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劳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劳动产品由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功能拓展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中的交往关系。关于这一变化的详细历史我们可以回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争论中窥见其具体形态。配第、斯密和李嘉图所主张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被理解为是在传统经济的背景中对以往历史的概括。劳动价值论不仅肯定了劳动对于满足物质生活所创造出的巨大业绩，而且也以一种纯洁的方式使劳动体现为人的价值再现，当然这层含义只有在后来的历史境遇中才能被察觉。重商主义强调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并把交换作为财富生成的主要方式。两者关于财富来源的争论直接体现出来的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问题，在重农主义者看来，劳动的使用价值是财富之所以成立的主要依据，劳动产品虽然具有交换价值但并不能作为取代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存在。在这里我们隐约能看出劳动的交换价值成为主导价值的趋势，这其中所暗含的必然性成为理解历史的关键。

劳动的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换这一具体过程主要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体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人们首先经历的是失去土地，失去原生的生产材料的过程，劳动作为人的基本的价值载体被剥夺，以致于劳动者与其生活世界的关系产生分裂，生产资料的被剥夺导致人们不得不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环节中。相较于传统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在于其高效的生产率，而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在其制度层面的先进性就是现代分工产生，但是分工却导致了人的价值的单一化，因为“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越来越有依赖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分工导致了人的个性的挤压，导致了人的价值的单一化，基于现代分工制度的劳动成为奴役人的新的桎梏。作为劳动的首要属性的使用价值不再成为人的目的，人自给自足的能力越发削弱，人对其他产品的依赖进一步强化，而在这些其他产品之后早已看不到人的影子，正如别人在我们的劳动产品背后看不到我一样，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成为劳动的主要目的。“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劳动和其使用价值都隐没在交换价值之下，人比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依赖交换行为，“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由此，人的劳动成为积累资本的手段，劳动作为生存的基本手段的含义以新的方式被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打破并代之以资本的形式，这个资本就是工资，就是货币本身。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遮蔽人的价值的形式的反思。异化劳动不仅导致了人和劳动产品、劳动行为的分离，而且导致了人与人交往关系的变化。物化的交往关系使人看不到劳动背后的真正价值归属，“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对劳动的崇拜变成对物本身的崇拜，而货币作为最受欢迎的物而成为交往关系中的主导力量，于是货币作为中介就取代了劳动成为了人和外部世界、人和人之间的主要联结方式。人们在劳动及劳动产品中所获得的价值认同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及承认被切断了途径，而代之以“客观化”的货币。人甚至因为利益之争变成了相互对立的状态，这种竞争不过是人的历史形态的倒退，使人的交往关系又回到原始的“人与人的战争”中去了。

由此，劳动的使用价值作为交往中介的作用隐退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交往方式中对交换价值的重视使货币的中介意义得到彰显，而且货币作为交往的中介主宰了社会和人的全面交往。在现代社会，“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中介的那个东西，也在我和对我来说的他人的存在之间充当中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因为货币在市场交换中的地位使其成为万物的衡量尺度，并且抹掉了事物的一切价值属性而代之以价格，它成为了人们交往关系的第一性的东西。于是，原本属于对劳动价值的赞赏被转移到货币身上，对价值本身的崇拜变成了对货币的崇拜。货币不仅简化着一切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而且又创造着一切新的交往关系，因为“作为这样的中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另一方面，“既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顶端，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目的本身。同这个中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5页。因此，在以货币为主要形式的交往中，人都表现为在劳动中丧失了其个性和价值的存在，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原本内置于人的价值交往成为流于表面的过场，对意义和价值的感同身受成为匆匆的浅尝辄止；原本能体现人的价值的劳动被无价值而有价格的货币所取代。霍耐特在这种交往关系的变化中看到了人的生存危机，货币作为人与人的中介力量其实是对人作为自由个性的侵蚀、对人的生存世界的全面占领，对货币的崇拜导致了人的“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及对人的自由和解放道路的思考成为马克思的主要任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仅在于它压榨了人们的劳动成果，使社会陷入全面的异化状态中，还在于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破坏了以往稳定的社会连接，以货币代替了把人统一在同一秩序中的劳动作为交往中介。“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认为，单一阶级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不可避免地摧毁以劳动为中介的个人之间承认关系的社会秩序。”*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异化的重要表征。在以货币为中介的交往关系中，“结构稳定的利益竞争，突然取代了因相互承认关系的破坏而产生的道德冲突”*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使人陷入单薄的竞争式的生存体验之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出发点成为无道德的利益行为，那种休戚相关的生存联结和情感认同在以货币为中介的交往活动中消失殆尽了。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摧毁了以劳动为中介的承认关系”*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所以，与《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一致，青年马克思才会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冲突解释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重新建立充分承认的交往关系而发动的道德斗争。”*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追求不仅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动力，也是建立新型交往关系，建立自由个性的联合体的探索与尝试。

通过资本主义所建立的新型交往关系使获利成为人的活动的主要出发点和主要任务，人对于价值的需求由简单的使用价值异化成了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价值。货币对于满足个性自由发展的作用未能充分发展出来，是因为在人的劳动中和交换中都已经看不到价值的所在，人的交往成为了“无价值”的交往。这种交往模式遮蔽了人的交往关系得以发生的本真意义，货币作为交往中介甚至成为了人的交往目的本身，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本末倒置了。对于如何摆脱资本主义以货币为中介的交往关系，恢复交往关系的生存论意义成为诸多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其中哈贝马斯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关系理论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从而也为我们关于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的重新阐释提供新的视域和对话者。

三、自由个性作为现代交往的价值中介

在着手恢复交往活动的价值属性以重建新型交往关系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明晰交往关系中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域上的根本变化，即交往中介从劳动向货币的转化在深层次上取消了交往的意义问题。交往关系得以发生的原因在这一转换中消失了，只剩下对交往中介概念的简单的工具性的解读。因此，劳动和货币作为交往中介实际上指向的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即为什么交往和用什么交往？也就是说，货币中介把交往关系从为什么交往的问题域带到了用什么交往的问题域。这既是问题域的转换，也是问题域的遗失。这对于我们理解语言作为交往中介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哈贝马斯把语言理解为人的交往活动得以可能的前提，哈贝马斯说“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其他的一切交往活动都是通过语言媒介才能展开，任何交往活动都离不开这个系统。因此，语言交往在哈贝马斯这里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语言作为交往的中介具有奠基作用。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展示出了语言对于生活世界的生存论意义。“语言是主体间性的基础和大地；任何人，在其第一次生活表现中——无论是在语言、态度中，或者在行为中——把自己具体化之前，都必须立足于语言这块大地上。语言是媒介，借助这种媒介，诸种意义可以得到表达，不仅在认识的意义上，而且在包罗万象的重大的感情和规范方面的意义上，得到表达。”*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1页。在哈贝马斯这里，语言是人与外部世界得以建立联系的必要存在，是自我得以展开的首要方式。语言成为意义的载体并在主体间相互传达，涵盖了事实和价值层面的所有内容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表征方式。“正是语言的先天性使人类的文化再生产、社会的交往、社会的整合与进化成为可能。”*王振林：《生产、语言与交往──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能够使人的生活世界井井有条，并且成为主体间形成普遍稳定结构的必要保障。“因此,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必须寄希望于一种理想的语言交往规范——沟通理性。”*王振林：《生产、语言与交往──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哈贝马斯以此为我们建立了一种新的交往可能性，使语言作为交往中介成为构建主体间生活世界的主要方式。但是，回到我们之前所强调的价值层面，我们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虽然也试图赋予语言以传递价值的属性，但这仍旧不是人的最根本的价值本身，语言只能成为人表达价值和意义的手段和工具，而我们难以从语言本身的展示中看出人的价值。在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域的转换中，哈贝马斯的语言规范能够回答的问题已经从交往的目的转移到了交往的环节之中。哈贝马斯的语言可以但终究不能作为终极价值本身。我们无法把人为什么交往的问题归结为语言上的问题。另一方面，语言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作为工具手段，而较少作为体现人的价值的载体。海德格尔的“闲言”概念作为语言的日常展开状态表达了语言是难以表征人之意义的非本真状态：“说话的时候，所说的语言已经包含有一种平均的可理解性，按照这种平均的可理解性传达出来的话语可达乎远方而为人领会和理解，而听者却不见得进入了源始领会话语之所及的存在。人们对所谈及的存在者不甚了了，而已经只在听闻话语之所云本身。所云得到领会，所及则只是浮皮潦草的差不离。人们的意思总是同样的，那是因为人们共同地在同样的平均性中领会所说的事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6页。海德格尔从解释学的角度阐明了语言在被说出时对原始意义的遗失，这种遗失是由语言的处境无法在时空中再现的事实所必然决定的。这个难题注定使我们对于语言的使用者的理解是缺失的，对语言中所表述的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完整的，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价值中介是力不能及的。人们在日常状态下从语言中所获得的，只是在诸多现实条件综合中的平均性领会，甚至这种领会都达不到。无意义的语言占据了我们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大多都流为缺乏价值承载的“闲言”，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生活的反思中得知。由此，由语言作为中介所建立的交往关系使我们与他人的交往也成为流于表面的“浅尝辄止”，人与人所建立起普遍的交往关系中的联合成为“虚假的共同体”。“因为话语丧失了或从未获得对所谈及的存在者的首要的存在联系，所以它不是以源始地把这种存在者据为己有的方式传达自身，而是以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方式传达自身。”*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6页。因此，我们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语言作为交往中介难以承担人的价值，难以为形成人的持久稳定的交往关系建立联结，即便语言可以依据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自由个性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式，它也终究不能够成为价值本身。

于是，在传统的交往关系被打破，而货币和语言等中介形式不能承担起交往关系中的价值内涵时，我们即将遭遇本文中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即何者能够作为现代交往形式的价值中介？劳动曾经作为重要的交往中介方式承担了人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还要重新回到劳动中去吗？答案是不能也不需要了。首先，货币形式已然成为现代交往关系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在劳动生产方面，社会已经进入消费时代。钱买不到的东西成为稀罕之物，人们对仍旧凝结了人的价值的劳动产品(比如手工艺品、艺术品)趋之若鹜，甚至成为高尚生活的标签。其次，在传统生产方式中，由于劳动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人的交往关系的建立更多的是建立在相互依赖的需要的基础上，人在原始的共同体及其交往关系中不得不直接依赖于他人及他人的劳动。但这种原始的依赖关系已经被克服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生产力革命扩大了人摆脱自然依赖的能力，满足人的基本生存的物质得到了极大丰富，以致于人通过直接的劳动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交往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比例逐渐缩小，不再是人的交往关系的主要部分。因此，在现代社会，我们要否定以下这种观点：“一旦能够重新获得独立的劳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主体作为有所需要的类存在而彼此肯定的交往条件。”*王晓升：《从异化劳动到实践: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解答》，《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劳动重新作为主体间承认关系的充分且完全实现已经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所实现的交往形式的历史转变是在交往实践中重新发现了在现代交往关系中遗失的价值属性。“这就是,一方面,他用实践的原则改造了以前的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的原则,形成了新的哲学意义上的劳动,这就是从人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去理解劳动。”*王晓升：《从异化劳动到实践: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解答》，《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变化，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实践概念作为连接人的感性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主要方式，在实践的概念所展示出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同样表达在早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由此，马克思把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扩展为实践。“也就是说,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包容了人的自我产生和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称为劳动,而是用‘实践’的概念来概括。马克思在这里用‘实践’改造了‘劳动’并把哲学意义上的以及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的内涵包括在实践概念之中。”*王晓升：《从异化劳动到实践: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解答》，《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在现代交往中，马克思试图找到一种稳定的价值联结作为人的交往的纽带，而实践的价值属性正好弥补了由于货币作为交往中介所失去的价值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马克思的交往实践：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人及其相关形态的分析，并把这种分析凝结为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以实践概念作为人的新的交往形式的主张。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所包含“感性的人的活动”正是劳动作为人的对象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广义上的劳动概念的转换，由此使得实践本身的价值意义能够如我们之前对劳动的价值分析一样，得以成为人的价值的载体并且发展出人的交往的中介形式。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坚持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实践在此是作为形式的，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支撑着人的感性的现实交往，人的交往关系的建立仍旧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出发点，并以此作为现代交往关系的连接点，成为具体交往关系的中介。结合马克思给我们指出的关于人的历史发展的第三种形态，并结合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历史构想，自由个性成为交往实践关系中的具体价值展现，并越发成为交往关系得以建立的动力性因素。因此在现代的交往关系中，自由个性越发显示出作为交往实践中介的作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贯穿在实践的环节和目的的方方面面，这才是人的交往关系的最完满状态。正如前所述，实践作为广义上的劳动能够使交往形式的重新获得价值意义，但是在人的诸多实践活动中，交往得以发生的原因已经摆脱了原始的依赖关系，以自由个性为价值中介的交往成为现代交往的主要动机。人的自由个性从低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物质作为人的自由的约束力量已经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越发微不足道，人由此得以自由地建立属于自己的普遍的交往关系。在普遍交往的展开中，个性交往作为价值中介使人的意义世界得以重新回归。在人的交往方面，人与人之间得以建立的稳定持续的关系不再是由于货币关系中的相互需要，而是自由个性的相互契合。

由此，自由个性作为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中新的价值中介应该成为现代交往关系的出发点，这才能建立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并达到人的发展的最终阶段，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及其人的交往关系中，人的普遍的社会交往既不再是全部基于劳动关系的，更不是以货币作为交往中介的，以往的交往关系已然不能成为当今交往关系的真实写照。人正在不断摆脱外在的约束力量而基于自身建立自己的交往关系，我们重申自由个性作为交往实践的价值中介的意义是为了能够重新阐释交往关系的价值属性，使人的自由个性全面的成为交往关系的价值中介，即便单个个体不可能和所有价值都能产生契合，但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和自己契合的价值并与之建立交往关系，这就是以自由个性为价值中介的现代交往的核心意义。□

(责任编辑：杨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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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92(2017)06-0084-008

2017-04-20

邵长超，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