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环境对我国消费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马莉莉，费园梅，谢钦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消费环境对我国消费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马莉莉，费园梅，谢钦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目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和出口发展受限，扩大内需仍是共识。消费环境在收入转化为消费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金融政策环境、社会保障政策等环境变量的改善，对消费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改善我国当前的消费环境，能够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增长。

消费环境；消费增长；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

一、引言及相关文献综述

在当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和出口发展受限的形势下，持续有效地扩大内需已成为各界共识。2015年，我国消费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比2014年提高了15.4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进一步提升消费水平仍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收入转化为消费这一过程中，消费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2015年底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创新，全面改善并优化消费环境”。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落实，消费环境逐步改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进一步扩大。

消费环境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来研究。微观消费环境是围绕商品生产、流通各环节的空间环境，包括商品种类丰富程度、质量、服务等微观因素。宏观消费环境是指与经济总量相关的基础设施、政策制度等宏观因素。由于微观消费环境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且微观消费环境与宏观消费增长之间难以建立直接联系，因此本文考察宏观消费环境因素。从宏观角度来看，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消费的实现提供了平台，如公路、铁路的修建使居民的消费需求更加便利的实现；良好的金融政策环境则可以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为消费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性来源；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环境，能够降低居民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释放居民消费潜能。因此，本文选择从基础设施环境、金融政策环境、社会保障环境等宏观消费环境出发，构建一个消费增长率的动态面板模型，来探讨消费环境对我国消费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学者们从收入分配、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等多方面对我国消费增长进行了研究。胡德宝（2012）发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对居民的高储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而引起消费不振[1]。陈斌开（2012）基于收入分配视角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均程度越大，总消费率越低[2]；祁鼎等（2012）、毛中根（2013）等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消费的影响[3][4]。于淑波（2010）等认为城市化给城乡居民创造了提高收入的机会，改变了居民消费习惯，扩大了居民消费[5]。陈忠斌等（2011）基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对人口增长、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增加，与居民总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6]。方福前（2014）、易行健（2013）等从政府财政政策角度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率有着显著的效应，但不同阶段作用方向不同[7][8]。以上研究从收入分配、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来分析其对总消费的影响，分别得到减小贫富差距改善收入分配不均、推进城镇化完善基础设施环境以及就业环境，最终扩大居民消费的结论。而这些措施实质上都是通过改善宏观消费环境来实现促进消费增长的目标。

直接从宏观消费环境视角来研究消费增长的文章较少。唐红涛（2007）论述了我国城乡消费环境在基础环境、金融环境、信息环境和市场环境四个方面的差异，并提出相关建议[9]。毛中根（2015）选取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条件、消费者文化素质、社会保障和金融财政政策环境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消费环境指标体系[10]。樊纲（2004）从基础设施和城市化率入手研究了我国的人均消费[11]。耿晔强（2012）选取农村居民文化水平、医疗卫生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自然条件四个变量，估计了中国农村消费环境对消费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消费增长有着显著正向作用[12]。文苑棠（2015）则研究了广州市消费环境对消费增长的长短期影响[13]。

综上所述，关于消费环境的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局部分析或静态分析阶段上，缺乏动态的综合定量分析。本文在毛中根（2015）的指标体系基础上，使用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探究消费环境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从消费环境角度提出促进消费增长的意见建议。

二、理论模型

考虑离散时间下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选择问题。假设代表性消费者在第t期的消费水平为Ct，收入为Yt，所拥有的财富为Wt。考虑Abel（1990）提出的习惯形成效用函数，u（）=（Ct/ht）1-θ/（1-θ），其中表示有效消费，θ是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消费习惯定义为ht=Cαt-1，α为消费习惯强度，则=Ct/Cαt-1。[14]令跨期效用的贴现率为ρ。代表性消费者将一生的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来实现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描述为：

其中γt+1为从第t期到第t+1期的利率。使用随机动态规划求解贝尔曼方程,容易求得Euler方程为：

将习惯形成效用函数代入Euler方程(2)，并变形有：

由于方程（5）的右边包含有消费增长率的滞后项，实际上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消费增长与利率、消费习惯、以及消费不确定性的动态面板模型。周健（2005）和袁冬梅（2014）等还考虑了流动性约束：假设λ比例的消费者受流动性约束限制，消费主要由当期收入决定；（1-λ）比例的消费者不受流动性约束，可以跨期选择以实现消费支出效用的最大化。则消费增长率可在公式（5）的基础上增加收入Yt的影响[15][16]。

表1 动态面板回归方程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消费环境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并根据毛中根（2015）等建立的消费环境的指标体系，我们还在公式（5）中引入三类宏观消费环境变量：一是反映基础设施的铁路密度、公路密度和每万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二是反映政策环境的各省消费信贷，三是反映社会保障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基金年支出额。环境变量均取对数增长率形式进入回归方程。由于消费环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客观的时滞性，消费环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反映到消费增长上来，故所有的环境变量均取其一阶滞后项。令Xi代表环境变量，则消费增长率可由公式（6）表示：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使用全国31省市2000-2014年度的省际面板数据，由于港澳台地区与大陆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环境迥异，故本文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这些数据分别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央行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以货币计量的变量均以1999为基期进行了价格调整。

考虑到农村居民几乎没有使用消费信贷，同时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所研究的时间段里尚未完全覆盖，故本文研究的主体是城镇居民。总消费水平Ct选取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人均收入Yt选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地区基础设施的指标有公路密度highwt与铁路密度railwt，分别用各省的公路、铁路里程除以该省面积；还有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bedt。反应金融政策环境的指标有消费信贷creditt，消费信贷的年度数据由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中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的月度数据平均得来。反应社会保障的指标选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insurt。考虑到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中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数据缺失太多，且这三者金额在五险总支出里占的比重较小，故只取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两者之和作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二）数据平稳性分析。

非平稳序列之间可能并没有直接关联，但直接进行回归时可能表现出极高的相关性，即出现伪回归现象。为了避免伪回归，首先检验文中各变量的平稳性。本文选用ADF-Fisher检验和Pesaran's CADF检验这两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ADF-Fisher检验假设模型截面不相关，而Pesaran's CADF检验则考虑了截面异质性和截面相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两种检验结果均表明所有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有单位根。因此，模型所使用变量均为平稳序列，能够避免伪回归，符合实证分析的要求。

（三）实证分析。

模型（6）中考虑了消费习惯，即居民消费增长的滞后项，则解释变量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因此本文建立的回归模型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此外，模型中消费增长、消费增长平方以及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由此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不得不加以考虑。因此，本文采用Arellano和Bover（1995）提出的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以尽可能地减小内生性问题给估计带来的影响[17]。表2给出了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没有考虑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即解释变量不含收入项。模型2与模型3则考虑了流动性约束。同时，模型1与模型2将消费增长的平方作为内生变量，模型3在此基础上将收入增长也视作内生变量。

表2 消费环境对消费增长实证分析结果

由表2可知，模型的总体回归结果良好，消费习惯、收入增长均对消费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所有消费环境增长均与消费增长显著正相关。三个模型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一阶、二阶扰动项均不存在自相关。同时，各模型Sargan检验p值均为1.00，表明工具变量选取合理。

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方面。三个模型中公路密度在1%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回归系数为正，铁路密度在5%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回归系数为正。这表明公路密度与铁路密度均能显著推动居民总消费增长，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相吻合。近15年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大力铺设高铁，全面推行村村通公路，完善我国交通运输线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都有不同程度提升。樊纲（2004）的研究就指出公路与铁路的建设与完善可以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基础设施“瓶颈”，有利于推动商品的流通，增加消费者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同时增强市场竞争，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深远的贡献，显著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医疗床位数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我国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对消费增长有着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当前我国医疗卫生设施及其他医疗资源严重短缺，难以满足当前居民的医疗消费需求，因此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有利于保证居民医疗消费需求，提升社会的整体卫生水平以及人口的质量水平，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间接促进着社会总消费的增长。总的来说，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进一步完善提升，能够促进消费的长远增长。

金融政策环境方面。消费信贷的回归系数为正，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消费信贷对消费增长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消费信贷在短期通过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将部分储蓄转化为当期消费；在长期则通过助学贷款等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通过促进资金流转加速资金回笼助推社会经济增长，提升国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总消费量。对于个人而言，消费信贷可以引导个人有计划消费、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品质，在拉动消费的同时还提升人民生活水平。（Δlnct）2的系数常用于表征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模型1中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为3.799，模型3中则达到了4.04，表明研究期间内我国居民有着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消费信贷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不确定性较大、生活成本高涨、贫富差距加大，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因此，进一步破除消费信贷发展壁垒，完善消费金融政策环境，对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有着长远的影响。

社会保障环境方面。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回归系数为正，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我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对消费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当前我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以及保险支出额度的限制，我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导致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居高不下。自2015年以来全国各省逐步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覆盖，优化医疗救助服务，进一步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的衔接，对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释放居民消费潜能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进一步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有利于降低消费者预期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抑制预防性储蓄，释放全社会的消费潜能，从而拉动消费、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金融政策环境和社会保障环境均对消费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消费环境的改善能显著拉动消费增长。三个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差异不大，表明本文模型稳健性较好。模型2与模型1回归结果相比，公路密度、医疗卫生床位数回归系数显著上升，而消费信贷和铁路密度则略有下降，表明在考虑流动性约束时，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增强，消费信贷对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微微减弱。模型3与模型1相比，模型3将收入也作为内生变量，除铁路密度与消费信贷外，其余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有所增加，表明考虑收入与消费的内生性时，环境变量总体上对消费增长的作用增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综合考虑习惯形成和流动性约束等因素的消费模型框架下，构建了一个考虑消费环境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动态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我国消费环境与消费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公路、铁路密度和医疗卫生床位数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消费增长显著正相关；消费信贷代表的金融政策环境与消费增长显著正相关；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代表的社会保障环境与现期消费增长显著正相关。本文研究表明，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较大的形势下，完善优化居民消费环境可以大大释放居民的潜在需求；配合供给侧改革国策，消费的增长可以保障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平衡，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当前我国铁路网络仍未达到发达国家的便利程度，许多地区仍然不通高铁甚至不通火车；公路的修建虽然基本实现全覆盖，但是公路质量仍受到严峻挑战，公路遭受损毁再修补的现象常常发生，道路交通网络建设水平的落后严重阻碍了地区经济发展进程。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各级铁路网络、公路网络，不仅要保证覆盖面，还要保证相应的质量。医疗资源的短缺在现阶段尤其显著，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逐年上升，但是配套的医疗设施建设水平则发展滞后。因此我国需加强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满足人民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间接促进社会消费增长。

当前我国消费信贷市场发展如火如荼，住房贷款、助学贷款、汽车信贷、住房装修信贷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消费信贷产品仍较单一，区域发展也不够均衡。在制度上银行防范消费信贷风险的机制尚不完善，也尚未建立完备的消费者资信制度，这些体制障碍严重阻碍了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因此，我国需要多样化消费信贷产品，建立消费信贷担保与保险机制，加速建立个人资信制度，多管齐下共同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发挥其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企业缴纳五险费率过高、医疗保险覆盖仍不全面等，使得居民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社会总消费水平。因此我国需逐步优化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居民消费不确定性，释放潜在的居民消费量。

总的来说，我国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政策环境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既要从政策上进行顶层设计，还要依据各地实际情况从实践中加强对改革的落实，多管齐下优化消费环境，破除消费增长壁垒。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消费环境变量的选取，囿于面板数据的可得性舍弃了一些能够更好表征宏观消费环境的变量，如宽带网络普及程度、消费者文化水平等。另外模型未考虑消费异质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回归结果的效度，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更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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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郁之行

F124

A

1003-8477（2017）02-0098-06

马莉莉（1979—），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费园梅（1994—），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谢钦（1993—），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异质性偏好的我国居民消费路径选择研究：微观机制与动态模拟”（13YJC6301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