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交游与文学考论

罗超华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人文视野·文学

欧阳修交游与文学考论

罗超华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欧阳修一生交游甚广，他在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曾三遭贬谪，后又官至参知政事，因此，上至达官显贵，下至乡野小民，均有所交游。广泛的交游对欧阳修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天圣、明道间与尹洙、梅尧臣等“师友”相交，景祐初至庆历中与范仲淹、韩琦等“政友”相交，主盟京师时与苏轼、曾巩等晚生后辈相交，不仅奠定了他的文学基础，促使其文学思想不断成熟，还扩大了文学的影响，最终确立了欧阳修一代文宗的地位。

欧阳修；交游；文学

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倡导诗文革新，在诗、词、文的创作上均有卓越的成就。自宋迄今，历代均多有学者品评其文学作品，探讨其文学思想，相关的著作则不胜枚举，仅就日本学者东英寿《欧阳修研究目录论著目录稿》所载1945年至1996年间的专著便有70部，论文603篇。[1][2]纵览这些前人先贤的研究，基本上对其“宗孟师韩”的文学渊源没有异议，同时，对他的几位恩师——胥偃、晏殊、杜衍等在文学上的提携引导之恩，也表示肯定。不过，欧阳修的文学思想虽然承袭前代的韩、柳，且又拜入三位名师门下，但据其自述，他却是“少无师传，而学出己见”，在文学创作上，并未得旁人过多的指导。他能成为“文坛盟主”，领导宋代的古文运动，从主观上讲，缘于他自身的“文学自觉”；从客观上看，则与其广泛的交游有关。欧阳修的交游对他文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取得的成就有着重要关系，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学界所忽略的。本文即以此出发，对欧阳修的交游与文学作一考述。

一、初仕洛阳时期的交游奠定欧阳修文学思想的基础

欧阳修少时家贫，虽在偶然得到六卷《昌黎先生文集》后，曾“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并希望能“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3](p1056)但当时西昆体大行于世，号为“时文”，欧阳修为“从进士干禄以养亲”，不得不暂时放弃学习古文，而转向科举应试之文，直到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初仕洛阳，与洛中才俊相交游，才正式开始古文创作。

欧阳修自天圣九年（1031）三月，以留守推官，入职洛阳，至景祐元年（1034）五月，秩满归阙，官洛三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与谢绛、尹源及“七友”“八老”等洛中文人聚会宴饮、结伴出游、诗文唱和，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文人集团。①“七友”，按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天圣末，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40页。）“八老”，指“七友”中除张太素外的六人，加上王顾、张先，共八人，分别以“辨老”、“俊老”、“慧老”、“循老”、“晦老”、“默老”、“懿老”、“逸老”等名号相称。参见欧阳修《与梅圣俞四十六通》（三）（（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2445页。）而这个文人集团的领袖则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西昆巨擘钱惟演。

钱惟演虽是当时“四六骈文”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却胸襟广阔，并未将自己的文学思想强加于幕下诸人，而是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文学自由”。因此，便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奇异现象：在西昆巨擘幕下，产生了一个反西昆的文人集团。同时，他对文人才士十分优厚，“当朝廷无事，郡府多暇，钱相与诸公行乐无虚日。”[4](p82)这种“宽简吏治”的理政方针，为初入仕途的欧阳修提供了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器具材，不撄以吏事，修以故得尽力于学。”《邵氏闻见录》中还有一具体事例可以为证：“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自颍阳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登石楼望都城，各有所怀。忽于烟霭中有马渡伊水来者，既至，乃钱相遣厨传歌妓至。吏传公言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钱相遇诸公之厚类此。”[4](p82)

钱惟演与欧阳修虽是上下级关系，但二人却私交甚好，更曾以“宾友”之礼相待：“思公兼将相之位，帅洛，止以宾友遇三子，创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园文会，丞相则寿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而从之。”[5](p38)欧阳修对钱惟演亦是十分钦慕：“河南丞相称贤侯，后车日载枚与邹。”（《哭圣俞》）[3](p13“3)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书怀感事寄梅圣俞》）[3](p730)还受钱惟演读书之法的影响，总结出“三上”作文法：“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唯此尤可以属思尔。”[3](p1931)

钱惟演工于四六骈文，审美上讲究辞藻华丽，虽不强迫幕下诸人行此文风，但若说完全没有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欧阳修早年研习时文，以“三试第一”的佳绩引人称赞，后来虽改习古文，但却并不完全反对文章的形式之美：“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论尹师鲁墓志铭》[3](P432)）“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文。”（《试笔·苏氏四六》[3](p1983)）他的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受钱惟演的影响。比如，在诗歌创作上，欧阳修曾说道：“西洛故都，荒台废沼，遗迹依然，见于诗者多矣。唯钱文僖公一联最为警绝。”又云：“钱诗好句尤多。”（《六一诗话》[3](p1955)）翻检他的诗歌，这种骈俪之句也是屡见不鲜。

钱惟演虽然为欧阳修等洛中文人提供了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并对幕下文人的古文创作活动不加干预，但身为西昆派领袖，自然不会提倡以古文为尚。在洛阳文人集团中，起首倡之风，并促使欧阳修为之跟随的，实际上是当时身为河南府通判的谢绛。

谢绛（994—1039）字希深，杭州富阳（今属浙江）人。他善文学，于诗文皆工，《宋史·谢绛传》中称其“以文学知名一时，”[6](P9847)尝著文集五十卷，惜今已佚，仅《全宋诗》录诗十二首，《全宋文》收文十五篇。

天圣八年（1030）谢绛以“便养老父”为由请调至洛阳。②按《宋史·谢绛传》：“时（父）涛官西京，且老矣，（谢绛）因请便养，通判河南府。”（（元）脱脱：《宋史》，第9844页。）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天圣八年六月……甲午，修国史夏竦、同修国史宋绶冯元、编修官王举正谢绛李淑黄鉴、管勾内臣韩守英、承受蓝元用罗崇勋、供书皇甫继明并迁官职。”（（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540页。）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天圣八年九月……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通判河南府谢绛虽在外，数论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544页。）所以，谢绛大约于天圣八年（1030）秋，到达洛阳。此时，他三十六岁，在文学上已有所成就，并得杨忆赞赏提携，在洛阳文人集团中属钱惟演外最“老”的人物，是实际上的主盟之人。③按《宋史》：“杨亿荐（谢）绛文章，召试，擢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元）脱脱：《宋史》，第9843页。）又据欧阳修《归田录》：“谢希深为奉礼郎，大年（杨亿）尤喜其文，每见则欣然延接，既去则叹息不已。”（（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1911页。）正是他引领洛阳文人兴起古文变革之风，梅尧臣曾在诗中明确指出：“是时交朋最为盛，连值三相更保釐。谢公主盟文变古，欧阳才大何可涯。”（《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同时，又说道：“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原和盛，一变将为难。”（《依韵和王平甫见寄》[7](p983)）这都表明欧阳修、尹洙均是跟随谢绛变革的从属之人。

谢绛发起古文变革之风，其方式是通过一些宴饮集会间的诗词唱和、作文留记实现的。欧阳修作为属僚，参与了大部分的实践活动，如天圣九年（1031）六月，欧阳修与谢绛等同游大字院，作《游大字院记》；明道元年（1032）冬，钱惟演建成双桂楼、临辕馆，欧阳修亦与谢绛、尹洙共游作记，这些所做的文章均为古文。用欧阳修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此间跟随谢绛几乎遍游洛阳的名苑古刹：“曾为谢公客，遍入梵王家。”（《独至香山忆谢学士》[3](p157)）频繁的游宴活动，直接促使了欧阳修大量的古文创作，若以此来看，谢绛不仅造就了整个洛阳文人集团创作的繁盛，对欧阳修个人来说，其引领之功，也是不可忽视的。

谢绛在洛阳文人集团中起首倡之风，带领欧阳修等人进行古文创作，但具体创作方法上，却并未加以指导。在此期间，对欧阳修有过实际指导的其实是尹洙。

尹洙（1001—1047），字师鲁，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他于古文功力甚深，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中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8]p183)他深研《春秋》，欧阳修称其文“简而有法”，这正是对《春秋》“微言大义”的一种承续。

尹洙与欧阳修的文学主张一致，皆以孟韩为宗。他赞美韩愈道：“韩之文无不高者。”（《答河北转运欧阳永叔龙图书》（一）[9](第27册，p359)）又称：“自孟而下千载，能尊孟氏者，唯唐韩文公。”（《送李侍禁序》[9](第28册，p2)）天圣、明道间，欧阳修进行古文创作的初期，曾受到尹洙的很大影响。如释文莹在《湘山野录》中所记一事便可为证：

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轩”。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简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5](p38)

尹洙较欧阳修更早学习古文，且又师事宋初古文运动的先驱穆修，故在创作方面，与当时仅在情感上倾慕韩文的欧阳修相比，显得更加成熟。①按韩琦《墓表》：“天圣初，公独与穆参军伯长矫时所向，力以古文为主。”清代金之俊在《读尹河南文集》中亦引尤褒之言称：“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师鲁，一再传而后有欧阳氏、王氏、曾氏，然则师鲁其师资也。”（（清）金之俊：《金文通公全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卷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二《河南集提要》也说道：“盖有宋古文，（欧阳）修为巨擘，而洙实开其先。”谢绛、尹洙、欧阳修三人均为临轩阁作记，尹洙以“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使诸人皆服。这种作文方法，得到欧阳修的认可，因而“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终得切忌“格弱字冗”，当重“格高文简”的创作方法。此后，欧阳修“持此说别作一记”并“完粹有法”，又得尹洙称赞。《邵氏闻见录》中亦载此事，并言：“永叔自此始为古文。”[4](p82)虽语过其实，但此后欧阳修为文便多以此为据，力求“格高文简”。②案：欧阳修在此前有《游大字院记》《伐树记》《戕竹记》等，皆为古文。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在钱惟演幕下，与谢绛、尹洙共同进行古文创作。此间，他与洛中才俊交游切靡，宴饮唱和，不仅提高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技艺，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洛阳期间的交游之乐，也成为他终生的美好回忆，以至于多年后，仍念念不忘：“于时一府之士，皆魁杰贤豪，日相往来，饮酒歌呼，上下角逐，争相先后以为笑乐。”“予时尚少，心壮志得，以为洛阳东西之冲，贤豪所聚者多，为适然耳。其后去洛，来京师，南走夷陵并江汉，其行万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穷居独游，思从曩人，邈不可得。然虽洛人，至今皆以谓无如向时之盛，然后知世之贤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难得为可惜也。”（《张子野墓志铭》[3](p410—411)），而“洛阳”也逐渐演变为欧阳修笔下的一个特定意象，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不断出现。

二、景祐至庆历间的交游促使欧阳修文学思想的成熟

景祐初至庆历中，欧阳修经历了在朝、外贬、还朝的曲折过程，虽然仕途崎岖，但这却是他一生中在政治上最为积极进取的时期。同时，由于文学思想逐渐成熟，创作技巧不断提升，名篇佳句广泛传颂，他最终入主文坛，成为“盟主”。而这期间的交游活动，则成为两者相连的纽带。

按胡柯《欧阳修年谱》：“景祐元年（1034）闰六月，（欧阳修）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3](p2598)馆阁校勘之职虽然不高，但却是官员选调升迁中的重要一环，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道：“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8](p528)欧阳修担任此职的主要任务是仿效开元四部预修《崇文总目》，这便为他提供了一个博览群书，提高自身文学涵养的机会。虽然这是一个较为清闲的职务，不参与朝政大事，但由于仕途的升迁，他来到京师后，得以与更多志同道合的友人相交游，谈论国家大事，发表政治见解，以至于越职言事，被贬夷陵。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携《百官图》及“四论”上疏仁宗，并与宰相吕夷简辩于朝堂，却被贬饶州。欧阳修与范仲淹早在明道元年（1032）便已相识。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担任谏官时，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曾借洛阳士大夫之口称“知其材也”“知其贤也”。虽然这封书信的目的是责其未有谏言，并引用前朝典故，疑其是否“待时而言”。但不久后，欧阳修便得知范仲淹因直言上谏，再次被贬，遂又在《与范希文书》中盛赞其高洁品行：“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并劝慰道：“自古言事而得罪，解当复用”，同时还代天下士君子表达出希望他能“省思虑，节动作”而“自重”的美好祝愿。[3](p983)以此观之，由于先前的交游，欧阳修对范仲淹已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才在《与高司谏书》中仗义执言：“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并指责高若讷：“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3](p989)

在这次事件中，欧阳修所作的《与高司谏书》可以说是他首次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赋予文学创作的实践，用“古文”参与政治活动。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曾主张“事信言文”，强调文章须“文质并重”，“乃能表见于后世”，又说“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表明具体的方法当是“记大略小”，这也成为他后来撰写墓志铭的准则。此外，欧阳修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对邱舍人“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的文章极为赞赏，同时提出“文章系乎治乱之说”，表明文章要与政治实事相关。正因他的这种文学思想，所以，在范仲淹被贬，余靖、尹洙相继被罢，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才愤而写下《与高司谏书》，痛责高若讷，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整篇文章先扬后抑，层层深入，有理有据，针对高若讷在其职不司其事，谄媚上官之事进行了严厉抨击，使其小人形象为人所知，确实是“文质并重”，故而至今传颂，成为其名篇之一。

欧阳修虽然被谪，但却在离京至夷陵时，引得众多友人相送，且途中每到一处，几乎均有官友设宴款待，丝毫不见贬义。蔡襄所作《四贤一不肖》诗，更使欧阳修声名鹊起，以致后辈学子闻之，纷纷寄书求教：“士君子相识者多，故往往能道仆名字，而又以游从相爱之私，或过称其文字，故使足下闻仆虚名，而欲见其所为者。”（《与荆南乐秀才书》）[3](p660)

景祐三年（1036）十月二十六日，欧阳修抵达夷陵，一年后移官乾德，直至康定元年（1040年）重新回朝，数年间几易其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尔来三年，陆走三千，水行万里。”（《答李淑内翰书》）[3](p1004)“南走夷陵并江汉，其行万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穷居独游。”（《张子野墓志铭》）[3](p410)可以说相当艰辛。然而，欧阳修却仍心系政务，在与朋友相交的过程中，也时常提及国事。如，景祐四年（1037）夏，谢伯初寄来诗文三篇及一方古砚，欧阳修在回寄的《古瓦砚》诗中，借物喻义，表达出国家用人“当重实用”的观点：“金非不为宝，玉岂不为坚。用之以发墨，不及瓦砾顽。乃知物虽贱，当用价难攀。岂惟瓦砾尔，用人从古难。”[3](p741)这种以议论为诗，抒发政见的为文之法，在此前是少有见到的。

欧阳修所贬谪的夷陵，经济落后，文化亦不发达，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使他感触颇深，因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10](p393)这种思想也时常见于他与朋友的通信之中。如《答吴充秀才书》中对“弃百事不关于心”“职于文而已”的为文态度表示明确反对。《与尹师鲁第一书》中谈道：“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散漫。”[3](p998)《与尹师鲁第二书》中又言：“夷陵虽小县，然争讼甚多，而田契不明。僻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自新齐整，无不躬亲。”[3](p999—1000)同时，在文学创作中，也更多地流露出对下层百姓的同情与关心。如欧阳修为农民祷雨而作的《祭桓侯文》便饱含深情：“农之为事亦劳矣，尽筋力，勤岁时，数年之耕，不过一岁之稔。稔，则租赋科敛之不暇，有余而食，其得几何？不幸则水旱，相枕为饿殍。”[3](p682)

欧阳修经过此次贬谪，阅历得以增加，文学思想趋于成熟，清人庄有恭曾有诗评曰：“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11](p31)此次贬谪也并没有消磨他积极进取的政治态度，当康定元年（1040）受召还朝后，依然广泛交游同道之朋，积极发表政见，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便是他所参与的“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授枢密副使。次月，范仲淹即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实施新政的“十大”主张，拉开“庆历新政”的序幕。欧阳修在这场变革中，与富弼、苏舜钦、王益柔等一起积极参与朝政、谏言献策，却被王拱辰、张方平等诬为党人，肆意诋毁。欧阳修愤而写下《朋党论》，提出“君子有真朋”而“小人为伪朋”的论断，并强调“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希望天子“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但却仍未挽回颓势，庆历五年（1045）正月，杜衍、范仲淹、富弼先后遭罢；八月，欧阳修也被贬知滁州，最终新政失败。

《朋党论》是欧阳修通过文学创作，表达政治理念的又一次实践。欧阳修在文中展现了高超的论辩能力和精妙的写作技艺，因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为后世称道。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出的观点，实则源于宋初王禹偁《朋党论》中的“君子有党论”：“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9](第4册，p440)欧阳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3](p297)这与范仲淹对“朋党”的理解是一致的：“上谓辅臣日:‘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日:‘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12](第11册，p3580)欧阳修在文中强调的“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等君子品质，其实也正是他自身交游经验的总结。

景祐初至庆历中，由于欧阳修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其交游活动也以“政事”为主要内容，如他在《外制集序》中说道：“予方与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编敕》，日与同舍论议治文书。”[3](p596)而为实现政治理想，施展胸中抱负，他“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却数为人所诬，触怒君上，几经贬谪，这期间的交游经历使得他不断成长。这种成长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便是其文学思想的逐渐成熟，同时提出“事信言文”“文质并重”“文章系乎治乱之说”等文学主张。

三、主盟京师时期的交游扩大了欧阳修的文学影响

至和元年（1054）五月，欧阳修丧服期满，回到了阔别近十年的京师。是年六月，他得仁宗召见，以吏部流内铨之职留任京师，直到治平四年（1067），出知毫州，在京约十三年。期间，他北使契丹，斡旋国事；权知贡举，开一代之文风；兼知开封，稳定京师秩序；《新唐书》成，更是留名青史；荣登“二府”，参与朝政大事，成为一代名臣，备受景仰。长期的在京任职，亦使欧阳修与朋友间的交游更加密切，尤其是宴饮聚会的次数大大增多，据笔者统计，有明确记载的便有26次，详见下表。此间诗词唱和，评古论文，欧阳修均以“盟主”的身份起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扩大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

根据表1可见，从至和元年（1054）到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所参加的26次宴饮几乎均有诗文唱和，且多为欧阳修首倡。如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得滁人赠送白兔，遂借邀请友人家中聚宴的机会，自赋《白兔》诗一首，并令宾客各和一诗。今检诸公文集，和诗皆存：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五〇载《永叔白兔》，刘敞《公是集》卷一七载《题永叔白兔同贡父作》，刘攽《彭城集》卷八载《古诗咏欧阳永叔家白兔》，韩维《南阳集》卷四载《赋永叔家白兔》，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一〇载《信都公家白免》，苏洵《嘉祐集》卷一五载《欧阳永叔白兔》。对此，刘德清先生评道：“众人逞才使气，竞技炫才，表现对诗歌技巧的刻意追求，促使诗歌题材的平民化、生活化，并表现人文精神志趣，张扬文化人格，最终促成宋调风貌形成。”[1](p1292)而这自然不能忽视欧阳修的引领之功。此后，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发现遗失梅尧臣所作和诗，遂致信希望他能再作一首，并提出更高的要求：“前承惠《白兔诗》，偶寻不见，欲别求一本。兼为诸君所作，皆以嫦娥月宫为说，颇愿吾兄以他意别作一篇，庶几高出群类，然非老笔不可。”[3]

(p2463)梅尧臣接信欣然再和一首《重赋白兔》，果然另立新说。

表1 至和元年（1054）至至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聚宴统计表①嘉祐二年（1057）贡举锁院期间的宴饮聚会暂不统计入内。

此外，从与欧阳修聚宴的友人来看，总共31人，其中超过一半年龄小于欧阳修，尤其是除老友梅尧臣外，相聚最为频繁的刘敞（10次）、韩维（6次）、王安石（6次）、韩绛（5次）、吴奎（5次）等5人，皆为晚辈后生。他们在聚会宴饮时，以欧阳修为尊，在他的引领下诗文唱和，得到提携称誉，举荐奖掖，声名渐起，成长为新的文学力量，如：嘉祐元年（1056），苏洵偕二子至京师应试，投书欧阳修。欧阳修以其意高尹师鲁、石守道，而欣然上《举布衣苏洵状》，荐之于朝；又以“后来文章在此”赞之，极力推誉苏洵父子，“天下于是高此二人”。[14](p2631)又如，嘉祐二年（1057），王安石于常州任上三致书信，感念奖引知遇之恩：“过蒙奖引，追赐诗书，言高旨远，足以为学者师法。（《上欧阳永叔书》（其二）[9](第4册，p128)）“幸以职事，二年京师，以求议论之补，蒙恩不弃，知遇特深。……伏蒙恩怜，再赐手书，推荐奖存抚，甚非后进所当得于先生大人之门。”（《上欧阳永叔书》（其四）[12](第4册，p129)）。

同时，这些晚辈后生也巩固了欧阳修“文坛盟主”的地位，并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文学影响力。如至和元年（1054）十二月，韩绛、刘敞聚于欧阳修家。此时，欧阳修已是当时文坛上的“第一人”，又荣升翰林学士，二位友人遂于席间所作诗中，分别以“翰林文章宗”“翰林文章伯”美誉之。而后嘉祐元年（1056）、嘉祐二年（1057），梅尧臣再次以“翰林文章宗”（《永叔请赋车螯》）“金鼇文章宗”（《永叔内翰遗李太博家新生鸭脚》）称之，由此确立其“文宗”的形象。这亦被欧阳修交游的其他友人、门生所推崇，如：曾巩《寄致仕欧阳少师》：“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15](p99)苏辙《祭欧阳少师文》：“公为宗伯，思复正始。”[16](p431)杨杰《贺欧阳枢密》：“文章道德素推天下之宗。”[17](卷十一)同时也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如：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中有“欧公一世文宗”[18](p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有：“（欧阳修）虽皆在诸公后而独出其上，遂为一代文宗。”[19](p468)元代姚燧《送畅纯甫序》中有“欧阳子为宋一代文宗，一时所交海内豪隽之士计不千百而止。”[20](p51)明人刘宗周《人谱类记》中有：“欧阳永叔为一代文宗，于后进有片言只字可采者，必加称扬。”[21](增订五)

欧阳修如此受交游的友人、门生推崇，还在于他们大都在文学创作上受过欧阳修实际的指点。如，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在《与渑池徐宰书五》中告诫徐无党作文须“峻洁”“自然”：“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论》既各有篇目，不必谓之代天可也。”[3](p2474)而后，嘉祐二年（1057）徐无党屡寄诗文，请教为文之道，欧阳修又在回信中，向其阐释了自己的理解：“然作文之体，初欲奔驰，久当收节，使简重严正，或时肆放以自舒，勿为一体，则尽善矣。”（《与渑池徐宰六通》六[3](p2475)）又如，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在寄给焦千之的书信中谈到墓表的创作问题：“以文字传远，须少储思。盖寻常意思未及，为人强作，多不佳也。”（《与焦殿丞书一二》）[3](p2479)同时，又对自己的错误即时更正，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前者胡公墓表，误书陵州人，当问其家为改正。”（《与焦殿丞书一四》[3](p2480)）而此前，欧阳修还曾教导他：“读书趋简要，言说去杂冗。”（《送焦千之秀才》）[3](p72)

欧阳修主盟京师期间，尤其是嘉祐年间，通过大量的宴饮集会、诗文唱和，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文人集团，而这个“以他为盟主的嘉祐文人集团，其规模、影响和历史作用，比之洛阳文人集团都大大超过了。”[22]其中，值得一提的功绩，自然要数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贡举，与所交游的王珪、梅挚、韩绛、范镇、梅尧臣等友人，共同改变文风之事。而这“终于奠定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群体风格，取得了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22]同时，欧阳修奖引后学，直接使得“嘉祐时的汴京，全国的文学精英几乎都聚集在欧阳修的门下。”[22]所以才有了“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的说法。他的门生亦继承了其文学思想，故在欧阳修亡后，天子“诏修取士法”，以罢佛老新学时，“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23](p906)

综上，欧阳修自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至熙宁四年（1071）归隐颍州，宦海浮沉四十余年。期间他行迹甚广，交游颇多，仅据《欧阳文忠公集》、《欧阳修资料汇编》、《欧阳修全集》及相关史料粗略统计，可考者便有200余人。其中，交游最多的当然是如梅尧臣、范仲淹、尹洙、曾巩、“三苏”等一众颇负文名的才俊显达。欧阳修时常与他们聚会宴饮、诗文唱和、寄赠书笺，相互切靡，磨炼技巧，交流文学思想。可以说，欧阳修的交游对其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天圣、明道间奠定的文学基础；还是景祐初至庆历中文学思想的成熟；抑或是主盟京师后文学影响的扩大，均与其交游有着重要的关系。

[1][日]东英寿.欧阳修研究目录论著目录稿（1945—1986）[D].中国文学论集,1986，（16）.

[2][日]东英寿.欧阳修研究目录论著目录稿（1987—1996）[D].中国文学论集,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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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王水照.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J].社会科学战线.1991（1）

[23]（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责任编辑 邓年

I2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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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7）02-0123-08

罗超华（1990—），男，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宋之交政治纷争下朝臣的创作研究”（2013YBWX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