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下的医生职业道德分析

赵 楠

(黑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6)

1 医患关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医生职业道德建设

医患关系紧张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1]，舆论中多是对“医生”的指责，社会环境使得大家对医生职业道德现状产生了非常消极悲观的印象[2],这显然有失公平，也存在直接的负面导向。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个方面，“医患关系紧张”首先是一个假设性的命题，如果成立则双方都有问题。从患者的角度，病人和家属处于知识和技能上的弱势，医生处于强势,但一些患者由于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对医生不信任、不配合治疗的现象频有发生。医患关系产生的矛盾愈演愈烈，甚至演变为医患冲突。改善医患关系，必须从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开始，从改革现行医疗体制，加强医疗行业管理、行业自律；对医生进行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教育，提高医务人员道德修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改善社会风气,重建社会信任；提高医务人员待遇等方面入手。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础在于医生的素质，而职业道德是其中重要的一环[3]。作为医生，在整个社会中担负着救死扶伤，保卫人类生存与健康的重责，他们的职责是治病救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其他行业职业道德相比，医生的职业道德将直接关乎健康甚至生死。缺失职业道德的医生，将会给患者带来创伤，轻则造成心理伤害，重则甚至危及生命。因为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医生职业道德不容缺失，需要更加严格的职业原则和道德规范。

2 医生有责任从自身做起，对得起世间最崇高的职业

“健康相系、性命相托”，向来医生就应该成为人们最为信任的人，医生则是世间最崇高的职业。在我国古代，医生便被尊为儒医，医术亦被称为仁术，而至近代如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人生追求皆始于医学，中国医生和道德理念是儒与医的结合，是仁与术的结合，是历代医学家在实践中的沉淀积累。从孙思邈的《大医精成》到《希波克拉底誓言》《日内瓦宣言》，都在强调医生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历史的积累与传承，需要当代医生吸收和发展。

2.1 和谐医患关系需要职业道德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都得到了攻克，但医患关系的增进与医疗技术的提高却难成正比。

医生从业行为研究表明，做好一个医生需要具备良好的职业品质，即职业道德，具备高尚情操、善于沟通表达，给予患者人文主义关怀和专业的帮助。道德与功利的选择必然选择前者，发展与和谐并不矛盾。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需要发扬光大，医生在行医中不能为了“私利”，而利用知识的“专业性”，来获取更高的价值。人不为私利、有理性、有人性就会理解人、关心人、懂得人生，以人为本的信念正是应当体现在当前的医患关系中。

2.2 自律是医生职业道德建设的归宿

良心是最古老的道德范畴。一个人能不能守住道德的底线，就要看是否对得起良心，良心即是道德评判的底线也是道德约束的最高标准。职业良心，是指有着特殊职业的从业人员，领悟了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因而具有的为社会尽具体义务的明确意识，是从业人员对职业责任的自觉意识。在传统伦理中对职业道德中的他律与自律的思考，其最终的归宿必然是通过他律而推进自律的形成，尽而达到他律与自律的高度统一性。医生职业道德在自觉、自省、自查、自得、自立、自强中自然而然的由约束走向自律。一名高度自律的医生，在从业中必然能得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医患信任关系是医患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医患关系的和谐则需要通过医生的高度自律来实现。

3 建设医生的职业道德准则

3.1 吸收传统医术精华，借鉴西方医生职业道德理论

“医乃仁术，仁者爱人”。人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仁爱精神是古代医者的精神核心，关心他人，不以医学而谋利。医生行医的动机是治病救人，而不是将医术作为谋取利益的工具，更不能乘人之危。医生当不为钱财、淡薄名利。在西方，医生以希波克拉底誓言为职业道德准则。希波克拉底是“西方医学之父”，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医学本身。无论是现在正在行医的医生，还是将来会成为医生的医学生，都应该经常温习《希波克拉底誓言》，将希波克拉底誓言贯穿始终。西方医学有大量的职业道德理论值得我们借鉴，如人权论，强调自我决定和人人平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生命价值，即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尊重每一个人等。

3.2 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医疗活动的道德本质

我国医患纠纷事件时有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道德准则失范[4]。医生职业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把握职业道德建设关键环节[5]。医德建设应建立完善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行政立法，同时还需要依靠强大的外部舆论监督。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不能期待于道德，相反一个良好职业道德的体现，与建设完善的医疗体制是分不开的。职业道德的生成，需要外在与内化同时进行。目前，我国医生薪酬水平不高，基层医生收入普遍较低，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完善医生薪酬体制，使医生没有后顾之忧。良好的职业道德，除了自律以外，还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道德外部监督的制约：其一政府法制建设；其二是人民舆论监督。

综上所述，医生应当从自身做起，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严于律己，做到医者父母心，医患平等交流、态度和蔼、同情、关心、体贴患者，从而增进患者对医生的理解与信任。和谐医患关系的维系，需要不断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医生自身修养，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舆论的引导，公众知识的普及与理解，需要医疗体制的完善、制度保障，为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保驾护航。

[1] 王济强,刘艳.新形势下医生职业道德现状与对策研究[J].中国医药指南,2010(15):313-315.

[2] 齐现波.对当下医生职业道德现状与对策研究[J].知识经济,2014(21):34.

[3] 张志,雷正元.重塑医生职业道德 挽救医患信任危机[J].医学与法学,2012(5):89-91.

[4] 刘奕玲.当代我国医生职业道德的缺失与对策研究[D].株洲:湖南工业大学,2010.

[5] 姜玲.医生职业道德现状与对策研究[J].中国西部科技,2011(32):44-4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