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本土、世界：论马华诗人田思的《雨林诗雨》

刘东霞

（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5）

原乡、本土、世界：论马华诗人田思的《雨林诗雨》

刘东霞

（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5）

马华诗人田思视中华为其文化原乡、马来西亚为其本土，他的早期诗歌具有浓厚的原乡意识、本土意识，而在2012年出版的诗集《雨林诗雨》中，他在坚持原乡想象和本土书写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了世界，表现出强烈的普世情怀，实现了他诗歌艺术的自我超越。田思将自己置于中华原乡文化传统之中、置于马来西亚的本土空间之中、置于当下人类的生存环境之中，以中华文化视角想象原乡、书写本土、关怀人类，赋予作品以独特文化价值和更广阔的艺术创新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还彰显了中华文化所蕴含的解决当前人类危机的智慧和价值。

田思；马华诗歌；中华文化；原乡；本土；世界；普世情怀

马来西亚华人诗人田思，原名陈立桐，1948年出生于砂拉越古晋，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后来获得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四十年来，田思在马来西亚砂拉越从事华文教育和文学创作，出版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近20种，其《心灵捕手》、《沙贝的回响》、《我们不是候鸟》等多部诗集，为当代马来西亚诗坛繁荣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当代重要诗人之一。田思视中华为其文化原乡、马来西亚为其本土，他的早期诗歌遥写中华、细写本土，具有浓厚的原乡意识、本土意识，而出版于2012年的诗集《雨林诗雨》在坚持原乡想象和本土书写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了世界，表现出强烈的当下意识和普世情怀，实现了他诗歌艺术的自我超越。

一、原乡想象

作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田思从文学生涯之初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华的遥望与想象，他的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原乡情结，始终坚守着他的中华文化之根。例如，他出版于2002年的《田思诗歌自选集》收录了他早期的诗作共八辑，其中三辑都是直接想象和书写中华故乡。在“文化篇”中，他读王安石、读苏东坡、读屈原，想象原乡的文化世界和精神风骨；在“行脚篇”中，他遥想太湖、西湖，神游长城、灵隐寺，将眼见的景观与想象的图景嫁接，创造出原乡的文化风景；在“旧诗词篇”中，田思以格律诗或传统词牌创作的诗歌，延续着中华传统文脉，把身在异乡的自己想象成为中华文化传统滋养的游子。田思以开放的姿态建构起一个环绕自己的文化原乡。

自选集出版之后的十余年里，随着田思与中国交流的增加，回访原乡的频次越来越多，他对原乡的想象不仅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丰富、更加深沉。他在诗集《雨林诗雨》（2012）里对中华的想象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原乡想象。作为马来西亚华人诗人，他继续写苏轼、写屈原、写李白，常常浸润于遥远的传统文化之中；也写泰山、写河洛、写敦煌，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融入自己的原乡文化风景。不仅如此，他还写当代华夏风物、写北京奥运、写高峡平湖、写中国当代艺术，让诗歌回应中华文化的时代脉搏，将中华文化的传统与当下结合，建构了一个具有时间纵深和空间流变的原乡世界。他在《华夏云帆济沧海》一诗中写道：

从远古混沌的蛮荒/吹响了文明的号角/炎黄后裔的智慧之车/磁针对准中庸进取的方向/［……］/让郑和的航海罗盘/向世界伸出友善的触角[1]124

在这首诗中，田思想象了一个远古与当下对接的文化连续体，将早先原乡的遥远而静态的画面升华为富有质感和动感的精神与物质双重世界。

在《雨林诗雨》中，田思想象的原乡也是一种真实生活中的原乡，是一种千百年华夏文明哺育出来的一个民族的诗意生活。他在《佳节组诗》中，书写立春、感念惊蛰、抒怀端午、望月中秋，让华夏文化的节奏与神韵嵌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赋予华夏传统文化以生活的鲜活和亲昵。在一首为四川大地震中以身体保护自己的婴孩而死的普通妇女而写的诗《女字是怎样写的》里，诗人巧妙地将汉字“女”的传统书写形式所模拟的女性跪姿与双膝跪地双手撑地以保护孩子的母亲形象对应起来：

女字是怎样写的/屈膝跪地/双手力撑/撑住天崩地裂/让柔软的腹部/护住我稚嫩的生命[1]98在这里，诗人赋予“女”字在传统书写中的卑微姿态以伟大而高贵的内涵，一方面逆向建构了一种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彰显了中华文化在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中强大的生命力。

田思的原乡想象展现的是他浓浓的中华文化情结和深层而悠远的华夏情怀，这种情怀的深处是他的自我寻根和文化定位。作为游离于华夏文明之外的马来西亚诗人，他对华夏的想象始终是从自己出发、并将自己置于想象的原乡之中。如，他在《佳节组诗》中，以第一人称将自己融入到中华传统的节日之中，从而将远游的华人个体与华夏民族及其文化根本对接起来，以避免自我的失落与变异。他在《风下留韵》一诗中写道，“拎着行李/一册宋词鉴赏/伴你独行的身影”[1]28。这不仅仅是对友人的描写，更是他自己的中华情结的投射。在这里，唐诗宋词相伴的“独行的身影”并非孤独，而是一种执著，是一种远行他乡者对文化之根的坚守。

田思的原乡想象也是为了塑造自我。田思诗歌的原乡想象源自他对中华文化的信念和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坚守。对于他而言，“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与真诚悲悯的情怀才是好作品所应具备的要素”[2]50。田思坚持将自己浸入来自祖先国度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之中，以此滋养和塑造其诗歌和人格，从而达到“文如其人”的境界。将人格塑造与诗歌创造紧密结合，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表现。清人吴雷发说过，“文要养气，诗要洗心”[3]906。田思在《端午节谈诗》一文中也有类似表达：“写诗是诗人自我提升与人格自我完成的过程，也是他认识与评价这世界的管道”[4]103。在这一意义上，田思正是以中华文化来“养气”和“洗心”进而塑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骨和情怀的。

田思的诗歌始终是他与中华文化先哲的对话与交流，渗透着他与先贤们交辉相应的谦诚澄明及其背后的崇高与执著。他在《读苏东坡》一诗中写道：

随缘/就是快乐/淡泊/才驾得起扁舟/何妨再扣舷高歌/对着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5]114

诗人借助于古词曲的音韵与苏轼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和唱和，将这位释道儒兼修、不论身处何境都能随缘自持的诗人引为知音，将他的“淡泊、超然”内化为自己的处世心态，也融入自己的几乎所有的诗歌之中。这一点在《雨林诗雨》中也格外突出，因而成就了田思诗歌独特的内在气韵、外在风度。他的诗歌常常质朴无华、澄净淡泊、清凉如夜色，没有时尚的花哨和精英主义诗歌的晦涩，却恰恰浓醇似酒、意味深长。这种质朴和淡泊并非意味着诗人超然物外无欲无求，而是因为他静笃守一、旁无杂念的心理结果，是淡泊以明志、舍我而取义。他选择谦卑和质朴而不是超脱于大众的精英和前卫，实则是志在将小我融入社会的大我之中、融入身外的大世界之中，以捍卫真实的价值，弘扬超越小我超越时空局限的理想，即是弘扬他所说的“大美”。田思在《金马仑茶园》一诗中写道，“我选择谦卑/所以我与大美同在”[1]106。这无疑是对他这一诗学观的诗性阐释。

我熟悉不少45至65岁的人，应该说，这个年龄段还没到颐养天年之时。但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收到的微信，还是相聚时的聊天，大家谈的多是养生和健康。有些说的更到位：只要活着就好。崇尚“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不，前几天朋友又发来个段子：“夕阳不会无限好，快乐一秒是一秒。”连续轰炸般“忠告”，引起了我的思考：“夕阳”应该怎样“红”？

田思诗歌中的谦卑和淡泊堪称是一个精神隐喻，表现出来的是他舍生取义的风骨、恪守良知的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与中国古代文人澹泊明志的风骨和家国情怀一脉相承。正如傅承得所言，田思“所看重的，是真诚的声音与文字之美，像诗中的白居易，词里的苏东坡，同样有家国、有烟火，也有傲骨。他的笔和心，那么贴近传统文人”[6]47。同时，他的谦卑和淡泊也是一种表达策略，将宏大庄严的社会生活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从底层、卑微、琐碎之中探寻上层、高端、整体的意义，这无疑为明朝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倡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理念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难怪诗评家谢冕评价说：“田思无疑是忠实地继承并发扬了华文新诗伟大传统的杰出诗人，他的创作保存并体现着我们最为珍惜的诗人的品质和操守，他是汉语诗歌写作的骄傲。”[1]10可以说，田思的原乡想象是在建构他的文化原乡，由此建起一座精神灯塔，照亮他的精神旅途，塑造他的诗人灵魂。

二、本土书写

田思的诗歌蕴含着浓厚的中华原乡文化情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就是一种回归书写，即从在地回归到遥远的中华、从当下回归到传统，而是一种本土书写。对田思而言，中华是文化原乡、精神源头，而马来西亚则是现实中的本土，是精神成长之地、精神与肉体的契合之地。

田思从来没有将马来西亚视为客居之地或者异乡，而是本土。从早起的诗作到《雨林诗雨》，田思的诗歌都反映了他的本土意识。在《田思诗歌自选集》八辑中，有四个部分（“挚情篇”、“乡土篇”、“世态篇”、“咏物篇”）都直接书写马来西亚和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而“环保篇”触及当下的敏感话题，却多是聚焦于马来西亚，表现了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关切。在田思看来，包括砂拉越在内的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家园，正如他在《岛和雨林》一诗中写的：

岛和雨林/生命的摇篮/我们都是太阳的儿女/我们一起放声欢唱/唱着波涛和土地的歌[1]86

这些诗行洋溢的自然而浓厚的本土意识与《我们不是候鸟》等早期诗作相互呼应，成为贯穿田思文学生涯的一个主题。

田思的本土书写是以马来西亚华族为切入点展开的马来西亚（尤其是他出生和工作的砂拉越）书写。不过，《雨林诗雨》与此前作品相比，更加注重挖掘马来西亚华族的本土化历史，努力赋予这一民族以文化的根性、主体的合法性、身份的独特性。他写19世纪引领马来西亚民众改进农耕、发展交通、创办学校、建设共同家园的罗芳伯[1]170～171，写19世纪领导华族和其他东马土著合作拓荒、抵御白人欺凌的刘善邦[1]119，写20世纪初期引领华人民众在拉让江流域开荒垦场、创办报纸、开启民智的华人黄乃裳[1]166～169，写早期的华夏儿女与马来西亚的其他民族一起破土拓荒、共御外辱、建设家园，也写当代马华知识分子与其他本土民族在反抗强权、争取社会进步的抗争中结下的兄弟情谊[1]173～174。在这些诗歌中，田思以深厚的历史意识赋予马来西亚华族以本土性身份。因而，他在《献给帽山拓荒先烈》一诗中庄严地向拓荒先烈致敬：“没有你们的血汗和牺牲/就没有我们美丽的乡土”[1]120～121。

田思不仅注重对华人在马来西亚本土化的历史书写，而且强调发掘本土的独特性，他的中华原乡文化情结为马来西亚本土书写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十分关心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承、生长以及对新家园的贡献。在《我们不是候鸟》一诗中，诗人写道：

我们不会忘记/母亲生我们的那一滩血/已渗入这里的每一道溪流/母亲割断的那条脐带/已接到活水的另一个源头/我们在这里哺育/在这里成长/我们更用勤劳的双手/把大地重新装扮/大地的芬芳/就是我们的芬芳/大地的繁荣/就是我们的繁荣[7]29

在田思的诗歌中，中华文化传统凸显了马来西亚华族的本土性特征。他在表现了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身份独特性的同时，也书写了马来西亚多样文化的本土特征。他不仅注重表现华族在椰风雨林的自然风物中的生活图景，而且将华族置于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语境之下进行考察和书写。在小诗《广场秋千》中，田思书写了婆罗洲的不同民族同聚一起享受不同民族的美食、赞叹共同家园新成就的和谐场景；而在《我的心掉落在巴里奥的盐井》一诗中，他勾画出了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从排斥和仇恨走向同舟共济、和谐共处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田思诗歌对马来西亚华人本土化的展示也反映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现实，体现了田思的多元共存的文化理想。

正如罗良功所评价的那样，田思的诗歌“充分表现了他作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风骨和气质的马华诗人的文化立场。他既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又是马来西亚文化的亲历者和创建者；他既要尊重中华文化传统，又要尊重马来西亚的文化现实；他不是将两者对立或者视为不平等，而是平等视之，使它们能够有机融合。他在尽量保持两者的尊严的同时也维护了自己诗人的尊严和傲骨”[8]。田思在以诗歌进行本土书写的过程中，他的原乡情结和中华文化风骨为他的本土书写奠定了文化基础、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成就了田思为马来西亚的国家书写所作出的一份独特而又意义深远的贡献。

三、普世情怀

田思是一位具有普世情怀的诗人。他的诗歌写原乡、写本土，但首先还是写人、关怀人本身。如果说，在《雨林诗雨》之前的诗作中，田思对人类的关切是以隐喻形式表现出来的，是通过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想象原乡、书写本土来隐喻人类对文化家园的想象或者世界流散民族对在地的体认与情感，那么，在《雨林诗雨》中，诗人部分地抛开了隐喻性表达的策略，直接思考和追问当今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加突显了他的普世情怀。

《雨林诗雨》开篇的三组诗——“家物篇”、“动作篇”、“气象篇”——都刻意淡化了民族、空间、时代特征，而将焦点聚于个体的人最切身的体验和最日常的环境，表现出对生命、世界的哲思。例如，在“家物篇”中，诗人以两行文字写“墙”——“墙挡住了外界可能的侵犯/也挡住外界有心的关怀”[1]14，表现了他对人类基本生存状态及其对人与人之间、族群与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思考。在“气象篇”中，诗人以三行文字写雨——“雨淋湿一身/也淋湿我的感觉/我知道我懂得冷暖”[1]17，短短几行文字，勾勒出人的自我反省和人性觉醒。这些诗歌都将外在的规定性背景简化到极致，而将人自身的存在与存在方式放大到极致，彰显了诗人的人本主义情怀。

在这部诗集中，田思的艺术视野不再像早期的诗作那样限于想象中的原乡和现实中的本土，而是放眼超越肤色、国别、文化、阶级的全人类，在题材、主题等方面都有了质的突破：一方面，他的诗歌立足马来西亚本土、胸怀中华原乡、放眼全世界，美国、中东、欧洲都进入他的视野，伊拉克战争、9·11恐怖袭击、巴厘岛爆炸、伦敦地铁袭击、美国军用海豚等都在他诗歌的关注视线范围之内；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风物与生活也成为田思观察和体验世界的微缩景观。例如，在《马六甲组诗》中，田思在马来西亚的本土观察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想象不同民族如何相处。其中《青云亭》一诗中写道：

当年马六甲河/曾流过八十四种语言/打铁街的风炉/熔冶过多少不同文化/印度庙清真寺/与观音堂比邻共处/而古城的儒雅/化成/殿柱的对联/一位孺慕中华文化的/荷兰外交官草书[1]66

显然，田思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本土和原乡的局限，而进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原乡、本土、世界融合在一起，成为他用诗歌去感知、审视和重塑的对象。在这里，他在原乡与本土之间、原乡和本土与世界之间相互审视，成全了一个完整而又独特的关注人类的视角和立场。

田思的诗歌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体现了对世界和人类的关注。在时间维度上，田思自觉地将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结合，从历史的纵深去发现和探寻当下的问题，也从当下去寻找历史的归宿，体现了突出的历史意识与当下意识。在空间维度上，田思超越了原乡、本土的束缚和民族、文化的界限，具有宏阔的世界视野。两者交织在一起，彰显了田思丰富而深厚的普世情怀。

作为诗人和教育者，田思的普世情怀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文化情怀和文化使命，他的关注点首先集中在文化上。他的诗歌常常聚焦于当今世界的文化厄运，探寻文化厄运背后的力量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厄运。在田思看来，当今世界文化厄运首先表现为商品社会物质对文化的主宰。例如，他在《封琴》一诗中写道，“水电单赡养费/生意倒闭的账单/总压着/那层厚重的琴盖”[1]30～31。这首诗以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揭示了物质消费和生活重压对文化生活和文化创造的压制，而惟其日常生活，才能更加彰显当今社会商业文化和物质主义对文化艺术广泛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其次，田思的诗歌批评当今世界霸权体制对文化和思想的钳制。在《书斋奇遇》一诗中，他以诙谐的口气讲述了书斋里他新买的一套《民间评论》遭到虫噬鼠咬的故事：

那本《留根与遗恨》/被糟蹋得惨不忍睹/“根”字不见了/“恨”字剩下“艮”/其他是咬啮后的空白/《看谁在反人民》却幸存/不幸存的是“隹”旁的“言”字[1]40

这些诗行具有很强的政治寓言特征。诗中的《留根与遗恨》中的“根”消失了，表现出诗人对文化失落无根的忧虑；“恨”字只剩下“艮”没有了“心”，暗示出人的麻木、人性的丧失。《看谁在反人民》的书名中的“谁”只剩下“隹”不见了“言”，人民的话语权被剥夺了。民众失根、失心、失语，背后的黑手就是隐喻性的虫鼠，是文化霸权。这首诗辛辣地讽刺了强权对民众言论、人性、文化的桎梏。

在田思的诗歌中，文化霸权常常与商业文化勾连，共同形成对文化的更大破坏力。在《马六甲组诗》等诗中，他注意到了马六甲华人的开埠史连同葡萄牙人和其他民族的移民史都在商业文化中消失。不过，在他看来，商业文化的背后是霸权的操纵。他在《甘蜜街》中写道：“权势的铲土机/——铲去了它的古早味”[1]130。“铲去古早味”意味着从根源上铲除一个民族的独特性，强权操弄的去民族个性最终是要建立单一文化的霸权格局。田思在《青云亭》中叹息道，“三百多年后/西装革履的峇峇后裔/守不住祖先传统”[1]66。此刻，他的关切或许不只在于商业/强权与历史传统的冲突，更是祖先传统与西装革履之间的矛盾，是在物欲与强权操纵下的全球（西）化浪潮下如何保持民族个性和独立品格的问题。在这些诗歌中，田思不仅关注的是砂拉越或马来西亚自身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性问题。

在田思看来，以物质追逐和文化霸权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压制了人文精神和文化思想，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人性泯灭和道德沦丧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产物，田思对此表示出极大愤怒。他在《我听到内心的海啸》一诗中写道：

在纽约双子星大楼被撞塌的废墟/和悼念罹难者的白色烛光中/在峇厘岛夜总会的连环爆炸声中/在伦敦地铁站的毒气弥漫中/我听到内心的海啸

我听到内心的海啸/在丢着无数破鞋和避孕套的道德海岸/在遍布针孔摄像机和网络毒信的角落/在暴力色情光碟与八卦杂志充斥的市场/在以偏执和迷信砌成的神秘祭坛/在贪得无厌的欲望刷卡声中/在填满功利食谱的学校课本里

我听到内心的海啸[1]50

这首诗呼应了艾略特的《荒原》所描写的泰晤士河上的污浊场景，延续了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中阵阵海浪传达出的道德忧思，诗人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霸权和物欲主宰的现代文明，认为这正是当今社会文化失落、道德沦丧、人性泯灭、人类社会充满暴力和杀戮的根源所在。

不仅如此，田思的诗歌还揭示了霸权和物欲也是当今日益严峻的环保问题的根源。他在《投奔怒海》一诗中借婆罗洲拉让江上游的原始森林被财团大肆砍伐导致船运、供水、鱼类生存受到影响的环保事件批评了物质追逐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而在《心园牧歌》一诗中更是直接将文化霸权和商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破坏联系起来：

白烛的幽光/映着寡妇泪/人肉炸弹的眼珠/挂在铁丝网的蒺藜上/一粒踏瘪的气球/变成地铁站的毒气/地球母亲/被抽干了骨髓/霸权与仇恨的病菌/已使她濒于瘫痪[1]76

文化霸权所导致的民族排斥和仇恨不仅造成人类的杀戮与暴力，也把人类生存的地球变成毒气弥漫的生命虐场；而追求物质利益的商业行为对地球的掠夺式利用，造成了地球亏耗与虚空。两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

作为诗人，田思真切地认识到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严峻的人类生存危机，但他并不是一个愤世嫉俗者，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中庸”。所谓“中庸”，对田思而言，就是包容调和、多元共存。在《雨林诗雨》中，主要表现为文化多元和生态保护两个方面。他在《华夏云帆济沧海》一诗中说，要将华夏智慧对准“中庸”的方向，“让郑和的航海罗盘/向世界伸出友善的触角”[1]124。郑和的浩大船队数下南洋奉行“中庸”，实行民族亲善，强调多元共生，一路播撒友谊而不是欧美殖民主义的奴役，这在田思看来是大善，也是对田思在诗集中口诛笔伐的当今世界文化霸权的批判。他在《天空如此接近》中通过引述遭受西方文化霸权的妖魔化和战争杀戮的伊拉克人民的声音——“我们不是妖魔/我们拥有人类共同的品质”[1]47，强调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共性及其和谐共存的合理性。

生态保护也是田思“中庸”的要义，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田思曾说，“诗人是在俗世中寻找自我的真实，在大我中寻找小我的价值，在自然中寻找人与环境的和谐”[2]48。在《因为马六甲》一诗中，诗人指出，因为马六甲树，世人才知道马六甲城，而马六甲树越来越多地被摩天大楼和人工岛代替，马六甲也已不再是美丽的家园。事实上，在田思看来，人只有在亲近自然中才能获得自由与宁静。例如，在《我的心掉落在巴里奥的盐井》、《消失的梦谷》等诗中，诗人身处自然之中的欣喜和轻松与目睹自然遭到破坏时的悲伤和愤怒形成鲜明对比，诗意化地表达了他生态保护的观点。

“中庸”作为田思拯救人类的策略在他近年来所提倡的“书写婆罗洲”文化实践中得到了呼应。婆罗洲拥有仅次于亚马逊流域的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它本身就具有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生态、多元景观。他在《婆罗洲华文文学巡礼》一文中梳理了“书写婆罗洲”的五个潜在议题：以多元文化的发扬来制衡单元文化政策的霸权；以传统本质文化的维护来抵抗全球化的市俗侵蚀；以“在地书写”来善用丰富多彩的本土资源并表达真实感受，以“场所精神”来表现雨林奥秘和乡镇风光；以环保精神和中庸思想（包括爱护大自然）来节制盲目发展与功利主义；以“慢活”和“自然纯朴来对比焦虑紧张、虚伪装作与过度透支的生活方式”[9]128。在这五个议题中，前三个从不同方面阐释了“多元文化”的策略，第四个以中国传统文化要义切入环境保护来节制商业文化的盲目发展，第五个则最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物我合一”的精髓，将环境保护与文化重建结合起来了。在这里，田思将环境问题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将环境拯救与文化拯救结合起来，最终服务于人类的自救。因此，在《心园牧歌》中，面对文化霸权导致的民族仇恨与杀戮、面对商业利润追逐导致的环境恶化，田思认为唯有亲近自然、和谐包容（“走在无界的阡陌/看邻家缕缕炊烟/听不同调子的/鸡鸣和狗吠”），才能“抚平大地的创伤”[1]76～77。

“书写婆罗洲”是田思所倡导的一种文学策略，旨在以其自身的独特性进入世界，通过挖掘自身的多元共存结构展现其独特价值和普世意义。这一策略的提出虽然针对区域，但在《雨林诗雨》中，诗人却是立足于本土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多元、强权统治下的文化策略与人文情怀、商业社会中的生存环境与人性道德等问题来进行思考的。

田思的诗歌没有止于原乡想象和本土书写，而是不断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将原乡、本土与世界联通，由己及人、由此及彼，展现出博大深厚的普世情怀，这正是田思诗歌不断超越自我的地方。在他的艺术成长过程中，中国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为其本土书写和世界书写提供了独特的角度和平台。作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气质的马来西亚诗人，田思又具有强烈的当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关注中华原乡、马来西亚本土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他在《诗人》中写道：

诗人忧戚着/外面的风雨/却被家里的风雨/淋成落汤鸡[1]80

这些诗句展现了诗人的局促现实与心忧天下的高远志向之间的矛盾：在人文思想和文化备受压抑的当今社会，在诗人自己受到生活困扰之际，仍坚守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这正是郑板桥“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人文情怀，也是中国文人舍我而取义的精神风骨。

由此看来，田思的原乡想象不仅反映了他的文化身份，而且塑造了他的艺术灵魂和精神风骨，还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为他的社会思想提供了智慧之泉。他将自己置于中华文化传统之中、置于砂拉越和马来亚的文化空间之中、置于整个人类的生存语境之中，以中华文化视角想象原乡、书写本土、关怀人类，赋予他的作品以独特文化价值和更广阔的艺术创新空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华文化所蕴含的解决当前人类危机的智慧及其独特的价值。

[1] 田思.雨林诗雨[M].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12.

[2] 田思.找一条共同的芯：评论集[M].诗巫：中华文艺社，1995.

[3] 吴雷发.说诗菅蒯[M]//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田思.沙贝的回响[M].吉隆坡：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2003.

[5] 田思.田思诗歌自选集[M].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2.

[6] 傅承得.回神[M].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8.

[7] 田思.我们不是候鸟[M].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1989.

[8] 罗良功.从声音到身份：论马华诗人田思诗歌的音乐品性与文化立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7）.

[9] 田思.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质[M].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14.

I106.2

A

1001－4799（2017）06－0101－06

2016-12-28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课题：16JHQ048

刘东霞（1968-），女，湖北武汉人，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熊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