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势：从亚当·斯密到现代大国战略

周航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势：从亚当·斯密到现代大国战略

周航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回顾往昔，中西方都不乏有关经济财富为政治权势提供核心支撑的实践经验和经典著作。最早将这些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性总结并著书立说的西方学者当属亚当·斯密，他于1776年著述的《国富论》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而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是早在两千余年前，《史记》便已包含了下至个人上至国家的政治经济论说。从大商人吕不韦依靠商业财富权倾朝野到汉武帝通过“指令性经济改革”剥夺社会财富以巩固国家权势，《史记》充分阐述了中国国民财富原理和国库财富决定政治权势的规则。但应看到，经济财富虽能决定政治权势，可有了经济财富并非就必能等价地获取政治权势，在将经济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势的进程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必须保证一国经济财富的持续性积累，二是在转化过程中需要按照符合国家利益的既定目标进行合理操作。

一、政治权势的经济基础：亚当·斯密的重商主义国家战略思想

18世纪70年代，当英国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重商主义战争中脱颖而出后，英国社会逐步酝酿出对重商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评估氛围：一方面，美洲殖民地独立斗争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英国殖民政策包含的整个贸易规章体系上去；另一方面，英国国内普遍存在对过长周期的战争和愈来愈重的战争债务的不满。与此同时，英国在七年战争（1756年到1763年）中战胜法国后，没有任何对手可以与其在商业或海洋实力方面抗衡，因此，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渐遭质疑，人们越来越感到英国在确立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基础上应该开始实行一种比较自由的政策。人们普遍认为，邻国的财富尽管在战争中很危险，但在和平时期的贸易上肯定对英国有利。另外，英国国内“还有着一种愈益增长的信念，那就是现行体制中存在种种弊病，它使得盘根错节的特权集团能够从其国家利益联系获取实惠”①。

基于上述国内环境，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应运而生，其中包含了对重商主义的尖锐批评。《国富论》成了19世纪英国自由放任派经济理论家的圣经，亚当·斯密也成了这一派的思想先驱。然而，人们往往过于关注斯密作为经济自由主义鼻祖的光环，而忽视了他对于重商主义逻辑的继承，以及他对于军事力量与经济状况关系的思考，亦即其重商主义的国家战略思想。

不可否认，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从以市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国家不仅在国内经济发展问题上应当实行自由放任，而且对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也不能干预，即对外应实行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不仅能够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而且能够扩大国家间的互利互惠，巩固彼此间合作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②。然而，即便亚当·斯密提倡自由主义、批评重商主义并拒绝接受其包含的种种手段，但他未曾真正否认重商主义信条的某些基本原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便是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的——在可能对国家的军事力量至关紧要的限度内，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这也是对国家获取政治权势的重大支撑。

若要进一步考察亚当·斯密的重商主义国家战略思想，则需探究他对于英国《航海条例》及渔业的立场。对英国来说，重商主义体系的核心便是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法案——《航海条例》。作为海洋性国家，本土及整个大英帝国的安全有赖于其拥有对大洋航道不受挑战的控制权，任何怀抱相反想法的强国必定遭受英国经久的敌意。此外，英国工业、财政和商业的整个上层建筑也都立足于海外原料及海外市场，在商船可被很容易地改装成战舰的时代，远洋商船队对于英国来说，既是经济资产，又是军事武装力量必不可少的部分。据此，《航海条例》不仅有利于确保英国总体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其建立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

就《航海条例》而言，亚当·斯密写道：“航海条例不利于对外贸易，或者说不利于能够由此产生的那部分财富的增长……但是，由于国防远比富裕重要，因而航海条例或许是英国所有商业规章中间最为明智的。”③斯密认为航海条例非常恰当地努力给予英国的水手和船只本国贸易的独占权，这对于极度依赖于其水手和船只数量的英国国防至关重要。对于渔业，斯密本质上持同一观点：“此等渔业的奖励金，虽无补于国家的富裕，但由于增加了船舶及水手数目，因而或许可以认为有助于国防。”④

与此同时，斯密也不反对保护关税，他认为“当某些特定的工业对国防必不可少时，为鼓励国内工业而给外国产品加上某种负担一般是有利的”⑤。正如《航海条例》为航运业提供了此类保护一样，斯密认为为了其他工业的利益，国家也应支付奖励金或课征关税。由此可知，对于作为一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持——国外的海军军需生产以及国内的特定工业生产——斯密同样持一种保护态度。

亚当·斯密的重商主义国家战略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亦即他对于殖民地的看法。亚当·斯密的殖民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母国对殖民地贸易垄断没有益处；第二，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对母国毫无益处，是母国的负担；第三，英国应改革对殖民地的统治政策，实行自由贸易。”⑥斯密反对殖民政策的根本原因也是出于重商主义的战略考虑，因为该政策并不在重商主义的意义上“生利”。斯密对于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按照斯密的判断，只有当殖民地为帝国国防提供了军事力量和支持帝国的岁入时，它们在帝国体系中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而据此可知，美洲殖民地对于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累赘，而非一项资产。因此，斯密从商业和财政收支对比角度进行考虑，认为英国在没有殖民地时会拥有更强的经济基础和本土军事力量。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用很大的篇幅疾言厉色地批判重商主义”⑦，他不仅从根本上驳斥了重商主义的一些理论根基，并且厌恶存在于那个时代的英帝国的重商主义实践。然而，重商主义学派关于财政和贸易理论论断的合理与否，并非决定斯密与该学派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必要时应否培育国家的经济力量，并将该力量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支柱。很显然，斯密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倡导经济自由的同时又继承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并将其与国家战略考量相结合，就经济基础到军事力量再到政治权势的逻辑推演进行了很好的诠释。

二、现代大国政治权势获取的经济财富路径：日本与中国的历程分析

无论作为经济自由主义者，还是在思考认知上对重商主义的重视，亚当·斯密奠定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经济财富到政治权势的思考进路。而二战后日本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崛起同样是寻求由经济基础到政治权势的发展历程。

（一）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强国方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军力发展受限的日本集中力量发展国家经济，但这并非因其已放弃了政治或者军事上的力量积累，而是采取了一种“曲线救国”的贸易强国方略。正如查默斯·约翰逊所言：“现代日本和它的态度使很多人回想起了三十年战争之后在以军事力量捍卫领土的体制产生之前所繁盛起来的古老贸易国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国家从事国际经济活动是为了提高其自身的财富和权势，而不是像经济学家们所让我们相信的是为了提高全球效率。”⑧而这种观点事实上也很好地印证了《贸易国家的兴起》的作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观点：“海洋或贸易体系……是以那些意识到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国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日本和欧洲（尤其是西德）居于这一体系的核心。今天，西德和日本利用国际贸易来获取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武力征服才能得到的原材料和石油。”⑨

具体而言，二战后日本的贸易强国方略是指通过贸易手段实现国家繁荣，由此再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版“大东亚共荣圈”。总体上看，其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起的第一个阶段，日本首先很好抓住了冷战格局中美国欲扶植其作为东北亚对抗苏联“桥头堡”的天赐良机，积极配合美国进行民主化改革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以出口导向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发展规划，迅速实现经济起飞。“日本在既定产业发展规划引领下，积极引进世界一流技术，重点发展电子、汽车、石化、精密仪表等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大、资源需求相对较少的产业。”⑩而在1970年代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迎来了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此时，已完成生产现代化的日本深刻认识到国内资源匮乏对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负面影响，故将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知识密集型技术产品的研发，“尽量在生产过程中节约能源、能耗，产业发展开始向通讯、航天以及微电子技术领域进军，这样不仅缓和了资源对经济的束缚，而且使得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稳定可靠的基础之上”⑪。通过两个阶段的努力，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同时也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逐渐积累的经济财富转换为政治权势：在政治上遏制中国，而在经济上使中国更加依赖日本；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形成真正的劳动分工；以大量的经济外援与目标国家建立长期联系；让新立天皇出访国外，消除二战期间军事掠夺造成的不利影响；将技术人员和贸易公司派驻到条件成熟的经济发展滞后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家⑫。

（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强国方略

因坐拥广阔领土，中国从未担忧过无法自给自足，故在历史上曾长期闭关自守。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适才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所言的海洋或贸易体系接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对内对外两个方向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以相同于日本经济在二战后实现迅速发展的对外出口手段为经济增长点，迅速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对内方向上，首先，中国放弃了之前的“指令经济”模式，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践行“追赶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新的发展体制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进行基础性调节，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则通过经济发展规划、宏观财政政策、宏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手段来对市场的作用进行引导和干预，以加快经济发展。其次，中国通过大量投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方式实现产值迅速提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投入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无可比拟的巨量劳动和资本要素。在对外方向上，首先，中国基于加工生产进行对外贸易。伴随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渐渐放弃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加工生产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销往发达国家。而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数量、更高质量、更快效率、更低工资需求的劳动力，使得中国日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其次，在引进外资方面，中国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谨慎借入外国债务，加快中国资本形成。而在借入外国债务方面，中国则采取严格的外汇管制手段管控外债数量，使其发挥不带来风险并辅助中国资本增长的作用。通过上述经济强国方略，中国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同时在整个腾飞过程中如同日本一样试图将逐渐积累的经济财富转换为政治权势。

三、经济强国战略深思：日本的教训与中国的宏观考量

二战后的日本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同样都实行了经济强国方略，双双实现了亚洲国家经济腾飞的奇迹。然而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便迎来了“迷失的10年”，进入21世纪也未见起色，今天可以将其称为“迷失的20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日本既未能最终确保其经济财富持续性长期积累，又未能在将经济财富转换为政治权势的过程中保持最低限度的谨慎，具体而言：第一，日本屈从于美国对其进行的干涉；第二，日本政府在国内未能针对市场经济过热采取良好的应对措施；第三，日本金融野心膨胀导致其在海外犯了“金融帝国性的过度伸张”之大忌。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日美双边贸易中日本出超美国入超的严重失衡，致使美国出现高额贸易及财政赤字。为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特别是日美贸易摩擦，同时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美国主导了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的会议，与会国还包括英、法、日、西德四国，五国最终签署“广场协议”，日本迫于压力承诺日元升值。“协议签署前，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为240∶1，协议签署后的年底便升至200∶1，第二年夏更升至155∶1。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后一年内日元升值45%。日元的迅速升值给原有的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⑬

在国内，日元升值迅速催生金融泡沫。首先，“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不仅升值日元，同时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打破外汇管制，加快金融自由进程，使得大量热钱涌入日本。然而，在日本国内非金融机构融资迅猛扩张、金融衍生业务发展迅速以及国际热钱在日本国内寻求投机的情势中，日本政府却未能进行很好的风险监管，致使来自国外和国内的过热投资推动股价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其次，日本政府不仅未能进行很好的风险监管，还采用了不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由于“‘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而导致1986年经济短暂衰退，日本央行便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于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先后5次下调利率，然而一段时间后，当日本经济摆脱衰退同时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率已处于较高状态时，央行依然维持扩张性货币政策，由此导致大量剩余资金进入股票、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高涨”⑭。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价和股价相互推动，人们对于资产价格的乐观预期也使得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相互推涨，形成巨大的泡沫。由此，日本国内面对的结局便是股价、地价分别在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下半年暴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金融体系遭到重创，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在国外，日元升值在抑制了其产品出口的同时，也在另一方面带来了表面上的正面影响，而这种表面上的正面影响却最终导致日本“金融帝国性的过度伸张”。首先，日元升值虽对出口行业造成冲击，却在客观上为出口部门升级提供了动力，与此同时还增加了日本的进口能力；其次，给日本带来了发展第三产业以改善其经济结构的契机；再次，增加了企业的海外投资。然而，日元升值带来的好处却使日本人自信心过度膨胀，尤其是深感自身相对美国财力突长的各大企业和个人纷纷大举在美投资。而考虑到可通过金融扩张的手段寻求日本政治权势的提升，政府大力支持财团的海外并购，同时也乐于见到日本民众对于海外资产的投资。然而，日本的海外投资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及经济考虑，未能保持最低限度的谨慎，其名义上是通过海外并购实现金融扩张进而获取政治权势，而更为根本的也许只是为了寻求内心虚荣的满足，这与二战中犯了“帝国性的过度伸张”错误相似，此刻犯了“金融帝国性的过度扩张”之禁忌。与此同时，之前投资的诸多资产后来也都变成了日本的经济包袱，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更降低了日本通过收购的传统产业的盈利能力，更不用提将经济财富转换为政治权势。

类似日本凭借战后贸易立国战略取得的迅速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埋头苦干，专心于经济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便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处于将经济财富向政治权势转化的关键时期，成长起来的日本遭遇“天花板”的教训值得中国借鉴：一方面，中美双边关系虽不像日美战后美主日从的“一边倒”关系，人民币却也面临着美元加息及美国政治施压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国内金融市场所进行的严格管制政策虽助推国内经济平安度过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但要认识到，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管控并不利于本国经济向更深层次的发展。目前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等各方面的压力并尽可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需要重新界定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控程度，需要仔细反思海外并购的利弊得失，需要谨慎寻找除出口以外的拉动国内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关键点。无论是依托“一带一路”推动国家进一步发展还是站在“人民币入篮”关键节点寻求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实现，中国唯有确保在经济崛起后还能长期保持崛起之势的稳定发展，同时审慎而耐心地按照符合国家利益的既定目标将经济财富逐渐转化为政治权势，可预期的美好未来才会更快到来。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③④⑤彼得·帕雷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②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郭家宏：《论亚当·斯密的帝国思想》，《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⑦李新宽：《本是同根生——亚当·斯密与重商主义的关系研究》，《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6期。

⑧⑨⑫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⑩刘忠远，张志新：《大国崛起之路:技术引进——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路径带来的启示》，《科学管理研究》2010年第6期。

⑪李翀：《战略抉择：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现状与转型》，《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

⑬龚健：《从“广场协议”谈中日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性》，《财经视线》，2011年第7期。

⑭简明非：《广场协议签订经过、影响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启示》，《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10期。

编辑 凌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