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价值个体主义”的克服

刘雄伟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唯物史观与“价值个体主义”的克服

刘雄伟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价值个体主义是现代社会深层的精神症结。它彻底激化了个体自由与价值共识之间的内在矛盾，致使人类的价值道德陷入相对化和虚无化的窘境。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相比，马克思主义在应对价值个体主义的课题上体现出独特的理论优势，这就是，马克思不再仅仅囿于形而上学和价值论的视域，而是从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出发，通过破解现代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存样式，最终为克服价值个体主义提供了现实的出路。重思唯物史观对价值个体主义的克服，对于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的重建来说，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唯物史观；价值个体主义

价值个体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深层症结，因而任何一个关切现代人精神命运的思想家都会或多或少牵涉到这一重大课题。总体上来说，现代思想家们在对价值个体主义的考量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自由主义者认为，既然任何的道德共识实质上都是损害个人自由的虚假偶像，因而都应当受到拒斥，那么，现代人就应该坚守价值个体主义的立场和原则，接受基于价值个体主义的价值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同，保守主义者看到了价值个体主义对于正当的价值秩序的解构，从而对整个现代世界所造成的精神紊乱，所以它着力于以“社团”、“社群”和“宗教”的中介来抑制价值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但遗憾的是，保守主义者并没有真正澄清个人自由与道德共识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马克思尽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德论者，但他在应对价值个体主义上的全新视域，无疑对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

一、价值个体主义：现代性的深层症结

现代人的道德生活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可能是“价值个体主义”的无限度膨胀。所谓价值个体主义，是指现代社会基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而诱发的对个体价值的盲目崇拜。应当说，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不仅迅速瓦解了人们共有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根基，而且还彻底堵塞了人类重构道德认同的任何角度和思路。很明显，建立在个体价值之上的任何价值认同都暗含着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潜能。对于价值个体主义对现代人的道德生活所带来的挑战，阿佩尔指出，“一方面，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获致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性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那么迫切，另一方面，为普遍伦理学奠定合理性基础这一哲学任务，似乎也从未像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那样困难重重。”[1](p257)应该说，要捍卫人类道德的合理性根基，规避道德生活的相对化和虚无化，首要的理论任务就是克服“价值个体主义”。

从历史上看，价值个体主义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它是传统社会“目的论的世界观”瓦解之后的历史产物。“目的论世界观”是传统社会的道德根基，按照这种世界观，世界本身是一个充满价值和意义的有机整体，世界内的任何事物由于都是这个有机整体的各个环节而同样充满意义。在这种“目的论的世界观”之中，万物存在的“事实”与其存在的“价值”是内在地统一的，即，世界内任何事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暗含了其存在的使命和目的。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其存在的事实同样也已经暗含了其存在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体认世界的有机秩序，使得自己的“小目的”自觉地勾连于宇宙“大目的”的运行之中，从而实现“小目的”和宇宙“大目的”的统一。显然，与“目的论的世界观”相适应的价值形式只能是价值整体主义，而不可能是价值个体主义。世界的整体价值赋予了每个个人一个鲜明的角色：上帝的奴仆、公民、哲学家、家庭成员。如果个人在实践中能够扮演好自己的应当角色，能够在共同体的生活中按照各个角色的内在要求来行事，那么这就意味着，他的行为符合共同体的目的，因而是道德的，反之则是不道德的，有罪的。可以说，在前现代社会里，价值整体主义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它是评判个人的道德生活是否“值得一过”的唯一标准和尺度。

然而，现代性的来临，却彻底击碎了传统社会的“目的论世界观”，也连带毁坏了以“目的论世界观”为根基的传统道德生活，致使传统社会的整个道德根基和道德秩序完全坍塌了。现代的诸多社会理论家们一再告诉我们，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的“理性化”，即一切事物都以理性算计和效率为唯一的评价尺度。不管是政治制度、经济组织还是思维的创造，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理性的功利性和效率性，那它就是好的、善的，反之，则是坏的、恶的。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工具理性，彻底抹去了整个世界原有的绝对目的和神圣光环，把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界“祛魅”为一个完全由机械的因果关系所勾连在一起的“僵死机器”。人们面对世界，不再能够感受到神圣和崇高，不再对世界怀有任何的敬畏之心，而只是把它看作是根据自己内在尺度进行改造的“对象”和“客体”，这就导致了价值个体主义的兴起。

价值个体主义的兴起，对人类的价值生活和价值生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价值个体主义意味着价值决断完全成为私人领域之内的事情，它不再受制于世界的整体目的，不再受到任何外部力量的干涉。而一旦当个体价值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价值”，本身被无限地放大为“绝对”时，个体就会变得肆无忌惮和为所欲为，处处都会把竞争、算计和自私自利发挥到极致。这正是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价值个体主义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公共生活的理智化，即公共生活开始片面倾向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很显然，当价值道德被彻底清除出公共领域而完全成为私人的事情之后，人们只会按照工具理性的效率原则来组织和安排公共生活，在此起作用的只能是各种强制性的法律、规章和制度，而不可能是道德伦理的内在约束力。法律、规章和制度作为人们共同的约定，完全与道德无涉，它旨在调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个人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对各个个人利益的伤害。而价值、目的等在对公共领域的思考上，由于不具有公共理性的意义而彻底退场了。这是现代性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显然，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特征都与价值个体主义密切相关。

必须承认，价值个体主义不能全盘抹杀，它本身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比如，它最大限度地解放了个体的自主性，把个体从其所依附的狭隘共同体中彻底解放出来，保障了个体的自由，使得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人格和尊严。但应该看到，这种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层症结，它潜藏着瓦解人类共有的道德根基，致使价值道德走向主观化和相对化的危险。个中的逻辑在于，一旦当个体价值本身被看作是摆脱了价值整体的限制的价值基点时，人类任何的道德认同的重建就都成为不可能，此时的价值道德必然会完全陷入任由个体的主观任意来评判的道德主观主义。道德主观主义不仅意味着人们的道德完全失去了统一的评判标准，道德信念开始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而且还意味着人们的道德感和道德信念开始逐渐松弛，甚至放弃道德责任，其最终的后果就是背离尊重个体价值的初衷。正是因为价值个体主义本身就隐含着消解人类一切价值的可能和危险，所以对价值个体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一开始就构成现当代思想家们所极为关切的思想主题。我们看到，不管是社会学家韦伯对世界“袪魅”的反思，还是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人总已经在世界之中”的现象学澄明，实质上都是意在克服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价值个体主义。

面对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的深层困境，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既然任何的道德共识实质上都是损害个人自由的虚假偶像，因而都应当受到拒斥，那么，现代人就应该坚守价值个体主义的立场和原则，接受基于价值个体主义的价值多元主义。“你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2](p40-41)价值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多神的世界，个人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点，放弃寻求价值共相的愿望。自由主义的症结在于，它没有看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仅仅有个人自由是不够的，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物，人们同样需要某种合理而确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规范。与自由主义者不同，保守主义者看到了价值个体主义对正当的价值秩序的瓦解，从而对整个现代世界所造成的精神紊乱，所以它着力于以“社团”、“社群”和“宗教”的中介来抑制价值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然而，尽管保守主义者看到了价值个体主义所潜在暗含的困境和弊端，但他们所倡导的社群主义、宗教共同体是否能够真正超越价值个体主义呢？对于如何在超越价值个体主义的同时而又不退回到前现代社会的价值整体主义的思考上，保守主义者的回答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在考量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解决思路之后，让我们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上来。

二、唯物史观对“价值个体主义”的否定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完全囿于价值论的视域来考量克服价值个体主义的问题，这就使得它们始终在价值个体主义和价值整体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及其所创生的现实历史在深层上决定着人类的价值形态，因而只有出离形而上学和价值论的视域，诉诸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以及由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历史，才能在根本上纠正已经被扭曲的价值形态，达到克服和解决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的目的。这表明，人类的价值样式深深地根植于人的历史性的生存样式，道德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因此，解决价值层面的问题，唯一的路径就是从改变“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生存形态着手。

立足于人的感性物质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把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自由个性”。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3](p104)如果诉诸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形态这一参照系，那么，道德的合理性问题就会得到恰当的理解和解决。

“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的最初的存在方式，此时，人的自然联系占据主导地位，个体始终依附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作为“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此时的个体毫无独立性和自由可言，他只能在归属于共同体的意义上才会被称之为“人”。显然，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是不可能形成以独立人格为根基的共同体的，而只能借助于某种共有的道德认同来凝合整个社会。诚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言，传统社会为了实现其自身的“机械团结”，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信仰于某种一致性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其实也就是人们共有的道德意识。这表明，与“人的依赖关系”相适应的价值形态，只能是价值整体主义，而没有别的可能。这种价值整体主义具有三个特征，即一致性、一元性和强制性。[4]

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人的狭隘的自然联系逐渐被打破了，“人的依赖关系”被“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取代。人对物的依赖性意味着，前现代社会的封建主义等级制已经不再对人的独立性和自由起主导的限制作用了。人们开始转向依附于自己亲手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很明显，这一转折的重大后果就是，个人史无前例地成为自主自由的“独立主体”，任何以共同体的名义为根基的外在道德权威都不再能够真正约束他的行为，相反，价值道德只有通过“主体”的理性审判才算合法的，才能生效，否则就是非法和无效的。显然，在这种情景下，价值整体主义就变得不合时宜了。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适应的价值形式只能是价值个体主义。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价值整体主义所强调的是道德的一致性和强制性，那么，现代社会的价值个体主义则更加强调道德的自律性和差异性。

很清楚，支撑价值个体主义的真正历史动因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存方式。马克思说，“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占统治地位罢了。”[5](p292)这表明，现实历史中的自由竞争在价值领域中必然要求价值个体主义这一价值形态，或者反过来说，价值个体主义只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在价值领域中的映现而已。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它们抛开对现实历史亦即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而仅仅囿于价值论的视域中来争论克服价值个体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之所以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较量中逐渐绕开了形而上学的问题，而转向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在马克思看来，所谓价值的合理性问题，本质上讲，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和价值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变革现实历史的“实践”问题，只有拨开价值层面诸多争论的迷雾，触碰到现实的人的历史性的生存方式，才算真正抓住了价值问题的实质要害。

要克服价值个体主义，根本上说，就是要破解“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现代人的存在方式。《资本论》着力于揭示和批判以“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的社会关系，所以它也为真正克服价值个体主义指明了现实的出路。《资本论》中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6](p577)根本上说，马克思之所以要探究“资本”，就是因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6](p25)它在深层上决定着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资本论》诉诸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表明资本的运动逻辑既是资本增值的肯定性逻辑，又是资本自行瓦解的否定性逻辑，“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7](p182)《资本论》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随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瓦解，“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存方式也必然走向终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294)“自由人联系体”意味着，现实的人既不是某个庞大的共同体的附属物，又不是相互斗争的孤立原子，而是以人格独立为基础从而结成自由的联盟。这种联合体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中，个人是没有独立性的，相反，在“自由人联合体”中，联合体的根据正是在于个人独立的人格，但是，尽管这种联合体以个体独立的人格为基础，它却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割裂和斗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现实的人既是一个个体，同时又能够意识到自己是普遍物，是个体和普遍物的辩证统一。它表明，“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类；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8](p95)

随着人的存在方式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转变为“人的全面自由”，人类的价值形态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新型的价值形态既超越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整体主义，又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个体主义，而是在积极扬弃这两种价值形态的基础上塑造了全新的价值形态，在这里，个人真正自觉到自己是社会的人，是个体和类、小我和大我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曾对如此这般的道德境界进行了描述：“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p120)

总体上看，马克思在对价值个体主义的处理上，遵循了实践性、历史性和辩证性三大基本原则。首先，所谓实践性原则，是指马克思不再仅仅囿于价值论和形而上学的视域来考量价值个体主义的克服问题，而是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存在方式出发来理解人的全部价值困境，这种理解视角的转化在哲学史上看是革命性的，它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对“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的批判和对“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的内在诉求。其次，所谓历史性原则，是指马克思把人的价值追求纳入到人类现实历史运动的过程中来考察，强调人的价值追求不是远在历史之外的抽象理想，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因而它同样是历史性的。最后，所谓辩证性原则，是指马克思注重克服价值整体主义和价值个体主义各自的片面性，力求辩证地融合二者的合理因素，进而创生一种新型的价值形态。

通过澄清马克思克服价值个体主义的三大原则，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较之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理论优势。自由主义把价值个体主义看做是现代人无法逾越的宿命，这就把“个体本位”以及以“个人本位”为根基的资本主义永恒化了。立足于马克思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宣称个人自由以及资本主义不可超越的理论主张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自我辩护的虚假意识形态而已。保守主义尽管意识到了价值个体主义以及以此为根基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病症”，但它在对这种精神“病症”的解决上却是软弱无力的。无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还是在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上，保守主义者始终都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归根到底，他们只能做到了“解释世界”，但却永远也无法做到“改变世界”。

三、马克思克服“价值个体主义”的当代启示

价值个体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深层症结，因而任何一个关切现代人精神命运的思想家都会或多或少地牵涉到这一重大课题。不管是尼采对“欧洲虚无主义”的考量，还是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遗忘存在”的诊断，深层上说，其实都是意在回应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所导致的种种道德困境。或许正是因为价值个体主义的课题涉及到理想价值的未来重建，所以人们一般都是在形而上学和价值论的视域中来考量这一课题，而很少关注马克思在克服价值个体主义上的全新视域和角度。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却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除了在早期著作中出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及国民经济学的需要之外，马克思很少直接讨论道德伦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探讨资本的逻辑乃至人类历史运动规律的问题，但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全部学说，都是在为“人的解放”这一最高的价值理想而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价值论的课题。重思马克思的价值论批判，特别是他对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的全新反思，对于当今人们道德生活中价值理想的重构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首先，马克思崇尚个体价值，甚至一生都在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但他却并没有同资产阶级理论家们一道走向对个体价值的盲目崇拜，而是在尊重个体价值的同时承诺了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启蒙思想家们所一再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只不过是古典形而上学所悬设的“最高价值”的现代翻版而已，它同样是抽象的、超历史的，是全知全能的神的价值，而不是现实的人的价值，尽管赋予了人的名义。如前文所述，一旦当个人的价值本身被幻化为毋庸置疑的“绝对”时，人类任何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共识的根基就都被消解了，价值虚无主义必然顺势袭来。在哲学史上看，尼采最为推崇个人价值，把个人价值确证为权力意识的绝对价值，进而把传统形而上学所悬设的“最高价值”确证为无法实现的价值幻相，但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尼采尽管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价值”的虚无本质，但他却并没有超出价值虚无主义的范围，尼采是“虚无主义的完成”。[9](p680)马克思同样拒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最高价值”和“神圣形象”，认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它只是与传统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相适应的价值形式，但马克思却并没有由此而放弃对最高理想的追求，而是在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性的最高理想的过程中保留了对价值理想的追求，这就在根本上规避了价值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马克思认为，所谓的价值个体主义，只是人的社会性本质在现实历史中被异化之后所必然产生的价值形式，如果能够克服人的类本性或社会本性在现实历史中的异化，那么，人类本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基于这种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就能重新建构起来。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的价值诉求是一种调解性理想，而不是一种建构性理想，这一点同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一种调解性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反思和批判现实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它始终在督促和指引我们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不至于躺在现实的安逸的温床上睡大觉。“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7](p539)如果把“人的解放”的价值理解抽象地放大为一种建构性理想，则必然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窒息它对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观照。

其次，《资本论》表明，克服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本质上说，就是要解除人对资本的依赖性，而不是要使得现实的个人更加依赖于资本。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始终强调，价值个体主义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因而只有诉诸现实历史的层面，才能真正克服现代人的这一精神症结。关于现实的人的基本生存样态，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里的“物”，并不是自然之物，而是社会之物，亦即资本。就是说，资本瓦解了传统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使得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独立性，这也是价值个体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的深层的现实原因，但现代人的这种自由和独立性是有条件的，而并不像资产阶级所宣称的那样是绝对的，这个条件就是，个人的自由只有奠基于资本才能兑现和实现。显然，在现代社会里，离开资本，人们将会寸步难行，更不用说是自由和独立性了。资本作为社会之物，“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正是由于资本的这种强大的社会威力，人们才会彼此敌对和相互算计。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本，每个人都把自己从而也把别人看做是孤立而封闭的原子，似乎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之外，再没有别的关系可言了。价值个体主义只不过是理论地反映了人的社会关系由于资本而导致的扭曲和异化。很显然，如果人们在现实历史中处处都是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那么在观念领域中，人们拒斥承认任何的价值共识而只迷信价值个体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反过来说，要破解观念领域中的价值冲突，首先就必须要解决现实历史中人们的利益冲突，而解决利益冲突的根本途径就在于破解资本的运作逻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今社会的最大启示。

从现实历史的发展来看，资本在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但对于资本的负面效应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警惕，而决不能过于乐观地轻信资本主义对“历史的终结”。事实上，人类现代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如恐怖主义、环境问题，乃至观念领域中的价值虚无主义，都是与资本负面的社会效应有关。这些都在催逼着我们重新回到《资本论》的语境之中来反思人类的未来。

[1]阿佩尔.哲学的改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贺来.价值个体主义与道德合理性基础的重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海德格尔.尼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责任编辑 张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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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7）02-0005-06

刘雄伟（1983—），男，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2016QY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