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困境与出路
——一种时空观的分析视角

卢岚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困境与出路
——一种时空观的分析视角

卢岚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基于时空视角研究转型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让思想政治教育与立体化的教育问题在时空中相遇，开辟观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角度、理解其变革的合理性向度，克服以往由于局限在平面社会结构中研究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导致降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结构中的价值和理论局限，进而以立体化的时空结构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升级版。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而且对认识中国转型的事实与理论诠释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与贡献。

现代性；社会结构转型；时空压缩；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转型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意义上从乡村的、封闭与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而是进入了后转型时代。即社会变迁的时空压缩性特点所呈现的，从发展与问题并存、机遇与危机共在的社会向发展的高质量、低风险及和谐社会的转型。这使得中国既走在传统社会学所界定的转型路上，同时又面临新的转型困境。一方面，它具有内生型社会转型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带有脱离内生型社会转型解释框架，呈现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挤压在同一时空中的特点，集普遍、特殊与个别于一体，各种叠加问题混在同一时空压缩的混合社会结构中，即历时态的社会问题共时化存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异质社会空间也会引发深层的精神世界的现代转型，让思想政治教育在持续的社会张力中陷于失语。

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旨在开辟新的研究空间，探寻思想政治教育与立体化的教育问题在时空中相遇时，如何进行理论重构，如何对现实问题展开分析、判断乃至解决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绕不过转型中国社会结构复杂性这一坚硬的时代背景，也只有从现实社会时空结构中撬开一道裂缝，才能探寻转型期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以提升我们认识转型期中国的事实与理论诠释水平。

一、时空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时空观念的缺席，给20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制造了许多留白，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三级两跳”，历时态的社会转型所引发和聚集的社会矛盾压缩在同一时空中，不同文明中的要素共同存在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中。这种重叠式的社会结构也表现在人们思想观念的叠加结构与深层次的精神转型上。因此，基于时空压缩结构的研究视角旨在开辟观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是对20世纪时空观念缺席的一种强烈反思。它既包含着在社会急剧变革中对热烈激扬的生命状态的一种体验，也是对社会底线下滑、主流榜样日渐衰落、偶像崇拜盛行等等现象的一种反思。道德底线下滑、人际关系冷漠实际上比冲突更为可怕。因为这种漠不关心与冷漠具有巨大的溶解力量，它将传统的全部精神都溶解在现代性之中，成为传统微不足道的注脚。换言之，人们在资本化的体系上建构的现代性之中找寻自由的同时，也有置入放逐的生存处境的可能，且这种资本逻辑引发了传统人际关系与伦理关系的断裂。如何在现代性所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再次找回完整的人与健全的伦理关系，是时空压缩性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回应现实社会绕不开的话题。

（一）时空压缩性的特点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

当下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混合社会，呈现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时空压缩性结构特征。社会在纵剖面上所呈现出的传统和现代、民族性和现代性等共时性存在的特征，要求我们在有机统一中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特征，从历史自身的逻辑出发，探寻中国如何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与更加务实的方式为世界呈现出现代化的创新发展途径，并成为重构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1.时空压缩性概念及其特点。时空压缩性概念（time-space compression），是1989年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从人类实践和空间概念的角度，研究全球化时提出的概念。它不仅指技术和经济现象，而且也可以从社会发展等角度加以阐发。所谓时空压缩是指“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压缩在统一时空之中，三者不是取代关系而是包容关系，三者的统一过程是制度机制创新过程。”[1](p1-9)与时空压缩相对应的是时空延伸。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提出了时空延伸的概念，指西方经过几百年所完成的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历时态现象，而不是压缩在同一时空中的共时性特征。

2.中国社会结构历时性问题的共时化存在特征。中国时空压缩的混合社会结构特点，使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冲突更加激烈。从理论上来说，有什么样的结构，事物就会有什么样的性质、存在和功能。揭示社会结构及其运演机理是对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现代性成为中国当下社会结构变迁的主题，既然是现代性，它就必然与西方现代性有着相似乃至相同的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能否规避现代性所带来的共同社会问题呢？

一方面，从发展类型上看，现代化分为内生型现代化与外发型现代化。前者指一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是由其内部因素促成、内部创新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后者则指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所促成的传导型社会变迁。我国属于外发型现代化，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善于将外部传导型转换为内部创新性。传统与现代并非绝对对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积淀，任何社会不可以把传统推倒重来，一切从零开始。当然，传统也不可能自动延伸出现代化，现代化首先就是对传统的突破，传统与现代处于矛盾与冲突之中。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是不同的。内生型现代化是在同一种文明圈内逐步展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外生型现代化则是一种由外到内的传导性社会变迁，它表现为两种异质文明的冲突。且冲突在较短时间急剧发生，导致传承性的断裂。当代中国社会尤其如此。[2](p142-143)

另一方面，从时空结构上看，在高速流动性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约束疏解、社会舆论杂乱、社会规范解构等等折射的是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东西之间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即传统习惯、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各种观念在新的时空结构中，不是一种融合，而是各自游荡甚至冲撞的状态。这种冲撞既存在实体生存的物理空间，也存在精神存在的价值空间。诸如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价值取舍的忧郁和困顿、守住传统伦理与追求现代文明之间的一种精神人格上的分裂等等。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题，那么为何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途径时最常用的概念工具，依旧是费老的“差序格局”，它仍是中国社会构成和运行乃至民情的重要概念？[3](p88-104)如果说中国社会的惯性力量依旧在形塑当代中国社会，那么为什么传统强调责任与担当，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和人格的修炼无法超越现代社会制度上的种种障碍？这些问题皆是在一种以现代性为主线的时空压缩性结构中所展开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存在。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压缩在同一时空中展开，不仅不能简单地取代与否定，而且还要对相互冲突的三个社会形态进行协调与包容，使其有机整合。

3.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困境。一方面，现代性与现代化运动的逻辑必然导致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它让全体成员具有同样的权利、尊重与承认的同时，也处于孤独之忧与无能之惧的折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变迁的规模、范围、幅度、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预判范围。这种急剧的变迁，不仅压缩了中国社会一切有形之物，更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发展极大压缩。现代性的发展，在给物质财富欲望以合法性论证的同时，却挤压了人的精神空间。即资本的推波助澜，导致了现代人精神的迷失。

问题是无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产生的历史背景如何变化、生存的土壤怎样复杂，其增值的使命始终未变。这使得我们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到相似甚至相同的问题。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挤压着精神文明，它让精神力量让位于物质力量。经济成了整合社会的动力。“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p403-404)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终极关怀被现实利益所代替，欲望几乎成了人性中最受肯定的关节点，一切似乎都是欲望的注解。更要命的是，德性作为一个要素被整合到资本的运行逻辑中，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与思考，使得德性的培养陷于底气不足的境地。一旦资本的运行逻辑将人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整合到生产—消费的链条中，那么，生产所能证明的只是体力和智力，而消费所彰显的是身份与地位。这种资本运行逻辑势必引发传统人际关系与伦理关系的断裂。

质言之，现代性裹挟着巨大力量冲击中国社会，呈现出多元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问题。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个体化、自主性，但人之为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只有在他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进而规避个体孤立地面对一切竞争与挑战时，所导致个体处于碎片化风险境地，以及平衡后现代自由之欲与安全之需的博弈。因此，不同价值取向的陌生人如何克服彼此观念上的分歧与冲突，从而达成和谐；传统、现代、后现代价值契合点又在哪里；如何维持陌生人社会秩序而保持社会一体化；如何保持文化价值多元与社会秩序稳定性之间的适度张力等等问题是时空压缩的混合社会结构面临的困境。

（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时空压缩型结构中的发展境遇。

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也同样遭遇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共存、交融、冲突的张力。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解构、超越与引领现实生活的现实力量。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就会丧失生命力。如果说，社会的急剧转型及其自身的重组会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它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强烈的需要。因此，对中国社会复杂性进行深度描写，深挖中国社会转型中所供给的价值资源，旨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选择与关键题域。

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在于，无论是在价值旨趣、目标导向还是在实践结构与行动模式上都必须深度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观照时空压缩性特点，以寻求阐释当今中国价值密码和汲取新的理论生长点。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基于中国社会内在规定性的一次宏大而持续的文明较量。这就要求我们慎重对待工业文明下的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文化的浸淫作用，厘清我国文化价值体系在市场社会已经、正在或者将要发生的改变，且这种改变对价值体系的解构烈度有多大；如何接受、矫正、评估这种价值取向的改变，以协调富裕物质与丰富的精神生活两大主题之间的平衡；这些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时差现象。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结构转型滞后于经济结构，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要慢于经济结构变迁约15年时间。[5]这种时差现象在社会结构的次级结构——财富分配、人口分配、阶层结构、组织结构社会心理层面日益彰显，共同构成阻碍社会结构升级的主要难题。加之，社会结构转型中随着改革开放后全能政府局面的打破，广大人民群众也被“解散”，呈现出全面性的集体焦虑状态。上层精英不安全的焦虑心理，中层的“屌丝”心理，下层的仇富、仇官心理以及社会泄愤、负向的社会心理情绪日益蔓延，从而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巨大威胁。如何在时空压缩的混合社会结构中协调、包容不同价值取向，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责任与担当。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上的若干重大问题辨析

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人性的引导与培养，培养公民对规则意识的内化与守护，对多元化的理解与宽容，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与认同，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奉献。问题是转型时期，尤其是在道德领域，人们的宽容度不断地拓展，底线不断下降，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饱受质疑。物质的增长果真要以精神的沦丧为代价吗？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争鸣表现出冷漠、缺乏热情等等问题是否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可有可无？若是，又何以理解我们今天仍然会为一种感人的道德力量的崛起而热血沸腾？为何还会有对信仰的集体性守望的追思？民生元素、流行元素、现代元素是否能融入精神生活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以激发人们对现代生活的认同，肯定人的生存意义，形成人的生存样态和生活意义的自觉？显然，这些问题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呼应的是社会转型中引发出来的思想领域中的思索。也只有找出问题的症结，加以辨析，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源，才能为其变革寻找适合的方法。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与现代的变迁中断裂与重生问题辨析。

1.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承续性辨析。这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究竟是革命传统失落了的断裂抑或是两者从实质上就是同源异流的关系？休莫说，“一切深奥的推理都伴有一种不便，就是：它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而不能使他信服，而且它需要我们做出最初发明它时所需要的那种刻苦钻研，才能使我们感到它的力量。当我们离开了小房间，置身于日常生活事务中时，我们推理所得到的结论似乎就烟消云散。正如夜间的幽灵在曙光到来时消失一样，而且我们甚至难以保留住我们费劲了辛苦才获得的那种信念。在一长串的推理中，这一点更为显著。”[6](p121)如果说，休莫的这个判断是对人类理性的限度的正确描述，那么，旨在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与行动习惯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其传统的理性论辩和论证方式是否真正有效？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主体、来源于客体、生成于实践。改革开放以前全能政府模式把社会挤压成一种边缘的存在。加之，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乡之间相对隔绝，社会组织（诸如血缘宗族力量、农民协会及行会）的解构，思想政治教育依靠党员干部以及工会、青年团、妇联组织等长驱直入、渗透在“裸露式的社会”中，在主体与客体中形成了面对面的政治思想动员教育的格局。[7](p50-55)由于客体是在相对隔绝、相对独立的时空场域中进行道德品格锻造，容易操控，极大地提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随着时空的转变，社会剧变划破了隔绝的二元空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丧失了与其适应的土壤，在新的时空中显得力不从心。国内不少理论工作者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也做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时空中良性发展的努力。比如现代社会道德领域不再热衷于追奉高尚的道德圣徒，而是在注重制度的兜底建设中寻求达成共识等等。由此，思想领域的改革开始了。当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这种改革是基于原有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理念基础上的重新解释，仅仅在某些领域突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设定框架，导致理论与实践中的张力扩大。萧功秦认为“建国后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平均主义的理想合作为合法性基础的计划经济时期；二是将经济与发展的实效、以及对经济发展、安全、富足与稳定的追求作为合法性基础；三是从追求发展时效，转向对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全民族认同的信仰价值的追求。”[8]思想政治教育也顺应这一变革轨迹，寻求其发展的合理性。

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革始终贯穿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西化的纠缠。现代性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理性，在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分裂与对立中，现代性从内部爆裂。在社会发展中固守传统观念，很难发展，但完全脱离传统社会、忽视传统文化因素在现代性建构中的作用，势必导致现代性建构的坍塌。诚如布莱尔克所说“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提供的机会一样重大”，“必须把现代性看作是同时具有创新和破坏作用的过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极大代价。”[2](p144)现代化与西化有着重合性，在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现代性杂糅着西方某些资本主义特征。诚然，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对西方知识有所借鉴，到底是通过移植嫁接，局限于“在西式的理论牢笼里跳舞”[9]来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以适应需求者的接受欲望和接受能力，抑或是基于时空压缩结构之生产实践的需要去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在相关领域实践中引入的各种时髦理论、生拉硬拽终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革陷阱。这似乎是用一瓶番茄酱把所有的食物涂抹成同样的味道。这种不假思索改造传统文化的做法，不仅有涂抹番茄的危险，更可能被基因改造成一个番茄。[6](p121)一味地移植或是排斥皆为死路。

因此，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本土的再造。传统文化并非一个凝固体，在随时代延绵中会发生变异，形成一条“变体链”，但变体之间又保持着共同的主题，同出一源。问题是，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是以“严等差、贵秩序”为前提，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目标的封建意识形态，无论是其天人合一，抑或是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都不是克服今天生态危机与拜金享乐主义的妙药。更无法消除现代性痛楚与发展性危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可能仅仅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2](p145-146)当然，借鉴现代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从本土传统获取动力与精神。外来理论需不断通过吸收、融合转化，经过与本土的艰难结合，才能形成对时空压缩的混合社会结构的完整理解，并融入自身的传统中，将异质元素转化为自身新陈代谢的造血功能，以回应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所迫切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营造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体系。

2.当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辨析。当下是否出现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集体冷漠？若如是，又何以解释人们对道德失范、道德沦丧的慨叹？若不是，为什么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理论关怀与现实关切既然如此深沉热切，社会领域中的道德滑坡，底线突破却层出不穷？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何以总是不尽如人意？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来打破事与愿违的怪圈，找到理论建构与实践活动的接榫点？

当下思想道德领域中的种种现象，本质上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改革开放肇始于思想领域的解放，但随后的意识形态呈现保守状态，难以把握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虚假性统一，也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处于悬隔与分裂的状态；另一方面，它割裂了人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这种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割裂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始终。适应性强调人要保全生命、发展生命。因为尽管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但人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10](p478)而超越性则让人得以徘徊在“是其所是”与“其所不是”之间，并能从二者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关系中探寻人的意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着眼于人之超越性培养，却贬斥人的适应性。这就把思想政治教育拔高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终极人性目标上。套用马克思的话，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中寻找超人”，[4](p1)它势必将人的物质欲求排除在理想人格之外。这在单一的传统社会中由于其可控性尚能起作用。可在时空压缩的混合社会结构中，试图希望抢占道德制高点与营造口号的盛宴来说服群众，或者试图依靠思想政治教育反复灌输、密集的宣传等等不仅不会帮助人们产生认同，而是激起反感。因为口号的慷慨激昂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复杂性。一旦人们意识到灌输与宣传的观念不过是空话、套话和假话时，“人们不是消极的接受意识形态及其自成的统治关系，而会攻击或谴责这种形式与关系，会模仿或讽刺它们，会设法消除意识形态内容在特定环境中具有的力量。”[11](p76)

当下，人们已经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非简单地灌输，而是应该倡导和培养个体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各种问题具有一种判断力和反思水平。多元的社会，任何意识形态都很难把中国塑造成铁板一块，过去那种仅仅依靠宣传与僵化固定的说教内容难以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面临着公众的时刻考验，面临着教育者“我说了算”的习惯思维与受教育者“我说了才算”的主观愿望之间的冲突。当然，这并不预示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失手，而是时代的症候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挑战。时空结构的变化对人们的生存状态乃至存在意义的深刻影响，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解决现实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的难度。倘若再把全部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寄托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也只会让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泛道德化囧局。什么问题都拿道德说事，时不时进行道德绑架，其实质是掩盖社会问题。更不能将个体道德行为规范放大成为群体道德问题。如果说仅从“老人跌倒扶不扶的问题”、“中国式过马路”等等问题上就断言“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刻”，社会群体道德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那么社会对各种个体道德行为规范的批判与反思又从何来？显然，这样的问题，让思想政治教育在时空压缩结构中既要回应日益复杂的思想领域中的矛盾，又要以超越的姿态为世界文明轴心的中国返场做贡献。

（二）时空压缩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会窗口的有限性。

时空压缩给我们预留了机会，但是，机会的窗口却是有限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更是如此。时空的有限性，陡增了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难度。

1.从现实逻辑上，时空压缩性特点增加了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难度系数。社会结构的震荡与调整所带来的群体生活环境的大变革，标志着传统道德面临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强力解构。新的道德关系模式，道德“舆论场”也注入了新的物质性的、解构性力量。这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时空压缩视角下开辟新的研究提供了机遇。但传统惰性以及许多有利条件正在消失，这种时空的有限性陡然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诸如在日常生活中，价值标准与判断仍然局限于差序格局的窠臼中。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对他人乃至社会置若罔闻，不遵守公德等现象时有发生。即便是遵守道德也是基于昂贵的违约成本而止步，并非人们已经拥有完备道德品质与成熟的现代价值观念。这种与现代制度格格不入的熟人伦理基于感性运行，缺乏反思和批判的性质。这源于千百年来人们在传统社会中创造的规范、伦理一旦生成便反身嵌入到人们的心灵、生活中，成为一种不容置疑、不可抗拒的力量。人们已经养成了缺乏集体性思考的习惯，与不假思索的继承、接受、践行伦理传统。这不利于塑造具有批判、反思精神的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难度。毕竟，“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4](p4)

2.从理论维度上，时空的复杂性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更具艰巨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构无法有效介入现实活动中，导致理论在实践中的焦虑与价值的无力。这似乎是一切理论的宿命。既然时空压缩性使得多种文化因素共同建构着中国的现代化，那么如何把握时代症候，切中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核心问题？如何超越原有向度，帮助人们超越实际状态接近本质状态，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层面不断扩展，在历史层面不断绵延？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又给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局限性。

一方面，现代化所带来的生产—消费线上，呈现出大众平庸化时代的来临，虽然贫富差距依旧存在，但是物质上的平等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平均化的、几乎没有什么差异的文化娱乐与精神生活的出现，似乎意味着现代技术以及同质的文化消费填平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有钱人用名牌，穷人用山寨名牌）。从表象上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平均前所未有，多数人靠着惯性生活，生活的最大追求就是向周围人看齐，“别人怎样，我也要怎样”。更要命的是，“平庸的人不但承认自己是平庸的，而且还宣称平庸是一种权利，并要求强制推行这种权利。”[12](p66)当人们把这种现代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并置一起构成一种现代化运动之时，一种不可抗拒的现代性，在解构着进行现代化运动的人们的心理结构，更解构着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人们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奉行单一政治逻辑，而是在多元价值下各自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新型的生活方式已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活，而主要是生产和消费，把占有和消费本身作为目的，即幸福。当现代化成为人类走向幸福的必由之路之时，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陷阱、荒诞和反讽成了当今社会最坚硬的内核。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重构人的价值排序，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深植入内心的贪执，破除短视、解构平庸。这无疑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革的难度。

另一方面，时空压缩性结构中，包容、协调的要求以及对引导资本向善的创新，也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思想政治教育旨在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观照人类到底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才能更好地延续与发展，获得幸福。共享、协调、包容的社会发展混合结构模式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提供机遇，也增加了其难度。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何超越资本无节制的野蛮增值所催生的大规模深层次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阶层对立等等。能否将资本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拓展其发展空间，通过内化资本共享理念，确立合理的资本增值与合理的道德伦理原则；或者更进一步说，在时空压缩结构中如何为资本及其运行机制开辟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如何正确把握资本特殊性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探寻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动态平衡规避异化，从而引导资本向善，以实现资本发展的文明向度与自我超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又有何为？显然，这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主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实现有机统一，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理论边界与逻辑的周延性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陡增了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难度。

三、时空压缩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出路

“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13]时代、格局都是时空概念。在时空压缩视野中，考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旨在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的生长点，以实现其研究范式的现代转换，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正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及其内在复杂性的脉络，担负其整合社会的功能，为社会系统各要素传递“正能量”。

（一）时空压缩结构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价值。

时空压缩性的特征要求我们与立体化的教育问题在压缩的时空中相遇时，要用协调与包容的态度来解决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让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体系、研究过程在时空压缩中融合，从而确立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特征的时空观念。

1.时空压缩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时空对于教育者观察教育活动具有逻辑先在性。这种观察角度包含着全面的信息采集和初步的信息处理。如果忽视特定的教育对象所处的时空复杂性，就缺乏时空的分析框架，那么教育现象和活动就极易处于静态的时空遮蔽中。这势必导致研究问题、研究结论等的模糊与错误。

时空压缩结构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诸如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变迁，利益关系的调整所导致人们的不适应与不认同。其实质上还是源于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东西不仅不协调而且相互冲突的结果，是现代人面对新的价值取向、时尚元素和经济增长点互动角力的多位反应使然。换言之，精神领域中的疑惑实质上就是时空压缩复杂性特点的一种外显。因此，我们在时空压缩结构中所观察道德思想领域中的困惑，诸如精神焦虑、信仰缺失、形上的迷失、意义的失落、人生的危机等等现象，必须放置在时空中进行纵横立体空间比较与观察。从众多信息中筛选要点，然后再根据对现象的认识和把握，将其置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种不同社会空间形态进行认真比较、恰当分析。在时空观念中，体现的是研究者个体与研究世界的时空衔接。是研究者内在的主体性和研究目标与研究世界的链接。它以质性描述，量化分析与判断为特征，追问问题本身，并在时空压缩结构中以动态的视角检视定性与定量的结论，以规避因为对传统的选择性美化与静态处理，而删除了生活的张力，从而清晰地展现出传统—现代—后现代这一重大历史脉络的动态图谱。例如，我们对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过程，就有着明显的时空压缩结构痕迹。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大家都渴望它是一个精炼的概括，准确全面又朗朗上口的集中表述。由于复杂多样的因素压缩在同一时空中，经过多年思考直到党的十八大凝练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24字之多。原因就在于时空压缩的混合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未能用更精练的语言概括。把时空压缩结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式的一种观察角度，通过感知、摄取各种教育问题的空间表象，使得种种思想领域问题的表象映入意识、关注个体，灵活处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协调与包容三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文明元素。这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规避各种遮蔽与陷阱。

2.时空压缩结构规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表述方式。它体现在时空压缩结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研究、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的表述上。由于问题选择、方法使用和结果指向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程与结果指向也有所不同。用时空压缩结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表述维度，旨在探究时空压缩结构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研究表达方式的影响。这种表述方法在强调参与、情境和理解的同时，也隐晦地强调着时空性。因此，需让参与者直接进入时空压缩结构去体会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本身蕴含的丰富可能性。换言之，时空压缩结构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中所涉及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之间的对话、交流和借鉴，皆需一种通用话语与研究方式来表述，以撇开宏大叙事，指向现实问题的解决，热点问题的分析。无论是热点冷想，还是冷点热议，表达的是自己内心状态最真实的呼声，反映的是在特定时代人们的生存困境，并与人心向背密切相关。

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高高在上，脱离社会的简单灌输，而是嵌入在时空压缩的混合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过程，是一种打破文本和理论界限而进入研究的内部，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诠释与体悟的过程。即便是涉及生存上生死攸关的严肃问题等的宏大叙事，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复杂多维度与多层次的时空中展开。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时空压缩结构中的变革趋势。

时空压缩的混合社会结构体现为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重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恰当穿行于国家、社会与个人体之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关键。

1.思想政治教育变革贯穿于国家、社会与个人之中。首先，从国家来看，任何一种试图改善和提升社会（尤其是道德风气）的设想，都依赖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行，以规避因社会空间逼仄而陷入困境。康德认为：“既然对这种教育起作用的仍然是人，而这些人本身就必须接受教育；所以由于人性的脆弱处于可以受这样一种作用的促进的偶然性情形之下，他们进步的希望就只能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智慧作为积极的条件。”[14](p166)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不仅需携手多方社会力量参与，更需要国家权力推行改革。这不仅要求国家执政理念的人性化，更需要政治力量推进制度改革以搭建一整套立足于公平正义理念上的制度架构，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提供制度保障。如果说制度建设的目标在于通过强制力“指导”与“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并形成全社会公认的规则体系；那么制度的设置必须体现政治立场与利益，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民众进行灌输且独享对这种意义解释权。

其次，从社会上看，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与推行并不是完全自洽，而是需要现实社会的支撑与滋养，否则就流于空疏。“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最大的危害实际上不是‘灌输’等方法问题，而是浪漫主义的去‘社会化’可能导致的社会性灾难”。[15](p56)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6](p188)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置入社会结构之中，探寻每个主体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的生存方式、所养成的思想道德习性以及生存与发展的状态，经过多次教育实践和积淀，并在动态的生存与体验中沉淀为人们的道德作风习惯，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生命与灵魂深处相遇。

最后，从个体来看，现代性在改变人们物质现实的同时，人的精神生活也发生了裂变。个体主体性在精神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日渐凸显。首先是人的主体性的挺立使得个体不仅摆脱了家庭、社会、国家的束缚，而且能够自主审视与建构自己的精神生活。其次，个体从传统社会关系中抽离，“意味着国家认可的标准化人生、参照图示和角色模式的崩溃”[17](p2)与精神生活的惶恐与焦虑。最后，个体的自主性在导致个体原子化与碎片化的同时，现代性又以“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强加于个体”，[17](p3)导致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外在化与同一化。就连你试图通过把头发染成红毛、黄毛来打破同一化凸显个性差异的想法，也因那染发剂是统一化、标准化的工业流水线上的产物而大打折扣。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圣人或模范，而且还要尊重和珍视个体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具有的个体价值转向。

2.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的出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地回溯到原点追问元问题。当我们从理论的合理性与实践指向性的双重发展维度，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嵌入性关系时，就意味着向内的理论合理性与向外的实践指向性的统一。无论是从理论上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解释力，还是从实践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追求。它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一过程，而应当是一个对域外与他者对话，对域内国家主导精英顶层设计与大众草根积极参与的有机合作过程。这是对精英立场主导的价值坐标与意义做出的进一步改变。或者更进一步说，它涉及如何让普通大众的声音在公共事务中获得表达，如何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协商机制和官民互动不断促进其对国家和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的问题。

一方面，单一精英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局限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主要是精英式的，而不是行动者自觉式的。在转型时期，时空压缩结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采取外在与内在相结合的方式，上下相结合的建构模式。其主体重建表现为三种：思想家、政治精英和草根阶层。精英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按照国家意志和制度要求，借助于上层建筑与政治力量，把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灌输给社会成员。其局限性在于：其一，从精英维度来看，重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局限于生硬地为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提供道德规范，缺乏民众的主动参与。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由于受政治目的与政治智慧的制约而缺乏大众意识，而这种局限的解决绕不过对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的诠释。在新的条件下，到底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推进、实践群众路线。其三，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受个人利益的牵制。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关心人的终极关怀与精神家园外，也需要协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并量化为公共的政策偏向。

另一方面，大众的补充作用。“通向人之具有生机灵性的人的路只有一条：经由和谐相融而非理性所能提供的任何知识，我捧出自身，我融入他人，由此我找到我自己，发现自己。”[18](p358)这意味着拆解学科特权，走出精英研究的藩篱，朝向草根，将大众视野、大众生活呈现出来，使得大众视角的补充作用填充到精英立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中。有了群众的参与不仅拓展了思路，而且也让群众多了一份责任关怀。从某种意义上看，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式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与生活现实的疏离，在于其与大众认同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无法及时回应甚至无意中遮蔽现实生活主体——人民群众的呼声。这势必让我们无法及时回应甚至无意中遮蔽转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也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政治形态过于突出、学术性太强劲，但却疏离生活和大众化倾向较为明显，大众意识远未真正实现的窘境。[19](p21-31)因此，“选择群众的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群众的视角作为自己的视角”[20](p4-22)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重要补充。

总之，“视角形象永远不是对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它把握道德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21](p609)阿恩海姆如是说。因此，时空的视角在于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在时空压缩结构中处于自发和游弋分散的状态，自觉在研究中让思想政治教育与立体化的社会问题在时空中相遇，开辟观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角度，探寻其研究范式现代转换的实现，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对转型中的种种困境能够给予强劲的解释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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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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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7）02-0180-09

卢岚（1967—），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