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发展理念”视域下的中国新发展范式

朱建一

（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浙江杭州 310053）

“五大发展理念”视域下的中国新发展范式

朱建一

（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浙江杭州 310053）

发展范式的演变是历史逻辑的宏观展现，是连续又阶段化的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矛盾关系所构建的“现实的历史”，也是实践、理性、价值三者之间矛盾运动的历史现实。面对“中国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需要以面向“中国问题意识”的逻辑为发展思路，以“三个层面”实践和“三种形态”生成，重构新范式，全面深化“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实践，引领中国道路发展实践更好地走向未来。

“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范式；问题意识

发展范式是一域、一国乃至全球社会进步发展所共同秉持的信念、遵循的总则，是社会运思和实践的总纲领，以及在其视阈下所产生的一系列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重点，并形成其特定的发展目标、价值观和实践维度的发展体系。宏观的社会变迁不仅是发展范式支配下的发展模式的历史性展现，同时，又是由发展实践不断建构新一轮发展范式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要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明确指出了：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攸关“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是我们党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引。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中，已经就中国道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范式，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重新构建我国新的发展范式。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范式演变

从20世纪后半期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道路的历史建构成果来看，发展范式的不断创新极为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更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发展和实践。立足“现实的历史”，以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实践观为基本立场和观点，系统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范式的演变，以哲学的高度和逻辑方法对不同阶段发展范式的本质、规律及特征进行研究，既从“存在”中探求事物本质，又从“生成”中研究事物发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历程。

第一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新中国建立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中国社会发展范式是从革命发展范式“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到“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1](p351)探索发展范式的演变。其根本的发展思路是在全面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时，快速发展生产力，快速提高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国家层面是全面巩固新建立的社会关系，从革命走向探索性的社会建设；社会层面是全力维护新秩序，以最理想化的形态快速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经济；个人层面是处于对新秩序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解的表面化，个体的生产生活集体化属性显著。在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的现实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展开了初步探索和实践，由于对基本国情判断不足，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把握得不准确、不充分，建设经验的缺乏和一定程度的盲目模仿，导致了一些违背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系列运动，从而严重地打击人化自然的成果以及人化自然手段的发展。从历史维度看，这个时期在经济建设上的确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建立起来不完善的工业体系，并且指出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也在较大程度上发展了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年上的讲话明确强调：“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第二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所有社会实践的根本依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方向。从探索发展范式向“生产力标准”[2](p1079)和“‘三个有利于’标准”[3](p372)的改革发展范式转变。这个阶段的发展思路是突出经济建设第一位，全力发展生产力，突出改革开放，以改革方式变革原有建设范式。国家层面是立足于“现实的历史”，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4](p43)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依据，全力发展生产力，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5](p43)社会层面是突出了“发展是硬道理”[3](p377)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激发生产活力，全面普及教育，全力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p274)个人层面是在公有制为主体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升，生产能力随着教育的普及不断提高，个体生产生活更为多元丰富。社会共识空前的发展和形成，是这个范式演变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社会实践在历史现实下不断修正的成果，立足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2](p116)“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2](p157)的发展逻辑，展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和发展。发展范式的演变的确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社会发展实践的共性问题也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而呈现：能源问题、两极分化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从马克思实践观考察，就是实践、理性和价值三者之间存在的一定程度断裂的显性化、具体化，是自然人化过程中，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认识的局限和有限，实践过程中主客体矛盾运动和自然规律之间一定程度的背离，或者说是实践主体在超越自然中，实践选择的偏差甚至错误，是自然人化社会发展路径选择中主体客体认识的矛盾问题。

第三个阶段，在新的历史维度下，随着社会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生产力进一步得到发展以及社会发展问题不断产生，改革发展范式向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发展理论的协调发展范式的转变。这个阶段的发展思路是在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基础上，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经济结构，完善经济制度，突出“与时俱进”、[6](p537)“求真务实精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层面上是立足发展是第一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改革开放，强调“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利益”，[7]以人为本（人民主体地位、生活水平提高），通过统筹兼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层面上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本，全面激发生产活力，进一步注重人与自然发展的和谐和可持续性，不断修正经济运行形态；个人层面是在社会实践中，人的理念逐步从注重经济增长维度向注重人的价值维度转变，并以此指导着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从马克思实践论角度看，是实践主体的内在意识本体与生命本体的矛盾运动不断推动主体的自我解放，同时实践客体对主体实践维度及结果的反馈，逐步提升了实践主体自身的理性以及实践手段方式选择的合理性。在自然人化与创造对象化世界过程中，实践主客体之间不断调整理性和价值维度的过程，或者说是在自然人化过程中人的自然属性进一步回归。但是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农民增收困难，就业再就业压力较大，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8](p726)

纵观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国发展范式的演变是历史逻辑的宏观展现。社会进步历史过程，是连续又阶段化的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矛盾关系所构建的“现实的历史”，也是人类在实践中，实践、理性、价值三者之间矛盾运动的具体展现。从历史的宏观尺度考察新中国发展范式的变革，是以“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逻辑起点的实践与以“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9](p191)为逻辑起点的实践的矛盾运动，是“对存在的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存在包括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10](p112)的辩证发展，也是实践、理性和价值逐步走向辩证统一的过程。

随着经济作为国家主体性外化于国际体系的演变，国际格局和话语权逐步地转变。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国家经济总量跃升为全球第二以及大国形态的真正形成，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主体性内外的演变，直接决定着国家发展范式的演变，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路程上新的历史坐标起点，“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中国道路的实践新内涵从国家层面逐步向社会、个人层面的延伸。面对“现实的历史”新的逻辑起点，中国道路的发展需要重新建构面向“中国问题意识”的新发展范式，以“三个层面”的实践和“三种形态”的打造，全面深化“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实践。

二、新范式的发展思路：面向“中国问题意识”逻辑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以“中国问题”为基础，面向“中国问题”,突出“问题意识”，实践新的“解释原则”，[11](p2)从中国道路的历史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的进程中，认识和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从中国道路的理论超越和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的论证中，演绎和提炼中国发展的理论逻辑，从中国经济腾飞和社会高速发展的实践中，归纳和总结中国发展的实践逻辑，从中国道路的文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振兴中，继承和弘扬的文明逻辑。

面向“中国的问题意识”在哲学层面上有着两层意蕴，“其一是指当代中国哲学在与中国道路的互动共生过程中，其研究展开和理论建构的重点和主线，面向的主要是或者说从根本上是‘中国的’问题意识，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或民族的问题意识；其二是指与那些具有经验研究性质的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较，哲学所面向的更主要是‘问题意识’，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经验性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12](p12)在这里，极为深刻的一点就是强调要认识和把握“中国的问题”的本质和内涵，首先就是对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的主体性把握，同时，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前导性，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系统把握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背后所呈现的发展规律、理论脉络、实践形态、价值体系。

在“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上，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中国历史与实践为根本，同时必须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探讨和分析“中国问题”，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自然也必须深刻结合宏观上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性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与发展的重要论断。在当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面临的“中国问题”也必然成为世界所高度关注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强化着对整体世界、国际格局的作用，这也就是西方国家不断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甚至产生对抗的直接原因，但深层次上，则是中国的崛起正在重新建构新的世界体系，形成新的国际格局，既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建构，也是在实践形态上的重塑。

面向“中国问题意识”的逻辑作为范式的发展思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伸与发展，是“历史的现实”下实践、理性、价值的辩证统一，是突出强化了“以中国为主体并体现中国道路的主体性的”，“是强调要以具体现象或经验问题背后的宏观结构、历史脉络、发展趋势以及对这种结构、脉络和趋势等的观念设定、历史叙事和理论建构等，作为更为主要和根本的切入点与关注对象”，并“通过或借助现实问题的中介，去把握隐藏其后的对于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崛起具有长时段性质和世界历史意义的观念假定、前提预设、思潮脉络、理论阐释和历史叙事等深层次内容，进而能够从总体性和超越性的层面提出以中国为理论的阐释、判断、选择与建构”。[12](p12)这与“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是一脉相承的，“五大发展理念”本身就是以“中国问题”为基础，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中国道路实践为根基和历史起点，形成宏观发展的顶层设计。

三、新范式的发展方式：“三个层面”的系统化实践

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面向未来，中国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容，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实施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交通、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3]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五大发展理念”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是中国新的发展范式，华夏的文明历来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永续发展，中国道路的发展也必然依归于“天人合一、尊重自然”。新范式的运行是立足时代特征，面向中国问题的思想意识、理论学术和发展实践三个层面的系统化实践。

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必须立足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和文明逻辑，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想、凝聚共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突出生态理性，引领思想意识系统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全社会的运思方式就逐步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基础，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三个维度形成了立体式的思想意识发展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四个自信”中所呈现出来的思想自觉和意识自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道路发展的充分肯定和坚信。不断解放思想、创新思想、凝聚共识，既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进一步立足中国发展的实践，紧紧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从理性层面上，突出生态文明意识，创新文化和运思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进一步挖掘和发展中国智慧，特别是在智库的建设中，需要更为强化智库的深度与厚度，全面提升智库内涵，以思想意识的先进性和创新性统筹引领全社会的系统发展。

在理论学术层面上，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逻辑，进一步呈现出“大众形态”，[14](p21)以“时代的迫切问题”[15](p203)为逻辑起点和归宿，以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挖掘实践的本质，以逻辑的方式阐释和提炼规律，并以通俗的话语阐释理论的内涵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大众哲学的形态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马克思哲学活动的方式,也集中体现为深入民间调研,关注大众切身利益问题,走入大众心灵世界,为大众提供现世智慧,且诉诸民众实践”，[14](p23)并且“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16](p680)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心脏。理论学术的发展就需要更为深刻地面向中国问题，面向大众所需，在高深的内涵上，为大众所理解和认识，在凝练的基础上，为大众所掌握和运用。

在发展实践层面上，必须立足于中国道路发展的实践逻辑，进一步创新协调，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方式，以生态技术为基础，打造绿色技术体系，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根本，实现发展成果的开放共享。创新协调作为引领，既是以创新引领发展，又是以协调促进发展，突出优化技术结构，构建生态化系统运行机制，确保发展实践本质颜色。准确把握发展实践的时代特征及形态是发展实践本质的重要基础，也是检验阶段性发展实践是否科学和合理的唯一标准。从“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强调“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17]“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深刻把握中国道路发展实践历程中不同阶段的矛盾特征和形态，以马克思实践观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实现。当代发展实践的核心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实践化，是进一步创新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协调，保护绿色生态，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人民共享，这也是全面凝聚人心，实现永续的发展实践。

四、新范式的发展重点：“三种形态”的打造

发展是矛盾运动的形态，是整体系统的演变形态，并且在不同时期和区域，发展都有其重点，这是矛盾运动关系的深刻体现。处在新常态、改革深水区和社会矛盾叠加的特殊时期，中国道路的发展，就既要有顶层的设计和布局，同时又要在不同的层面上形成特定的发展重点，这也是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系统保障。

在国家层面上，要立足大国责任，进一步形成“大国形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体现的主体性，深刻审视中国道路的发展历史、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重点在富强的形态、民主的形态、文明的形态、和谐的形态上进行发展。富强在于为民、民主在于公权、文明在于厚德、和谐在于共享。“国家形态”分为内外，对外的主体性在于强而不霸、协和万邦；对内的主体性在于发展为民、共同富裕。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实践观，通过创新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方式，在不断提升经济活动质量和水平的同时，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实践，实现生态化。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维度上，协调共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在世界舞台中树立新时期“中国形象”，走好大国之路。以国家的主体性全面阐释华夏民族的优秀文化厚德重义、崇礼尚和、海纳百川、天人合一，用世界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在社会层面上，要立足初级阶段的本质，进一步形成“社会形态”,从新常态中找准规律、把握实质，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促进发展协调和共享。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深层次矛盾不断凸显、矛盾关联度进一步增强、消极影响不断显现，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考察分析。首先是社会主义发展程度。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效，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18](p10)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认识和论述，明确告诉我们，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形态仍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就决定着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本质特征和深层次的改革目标任务。其次是发展的协调程度。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效是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但同时发展的协调程度是今后社会建设的关键，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主体间发展的差距，经济活动的协调性、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性、社会结构体系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着发展的总体效果，特别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再次是发展的共享程度。“实践发展永无止境”，[19]实践发展的目标就是人民的生活幸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共享根本在于经济活动利益的公正分配、社会系列文明成果的平等共享、社会秩序的法治运行、自然生态的有效保护。

在个人层面上，要立足价值观建设，全力打造主动、积极、创新、合作的“个人形态”。社会整体的发展以个体的发展为前提，个体的发展则需要社会以公平正义为根本，社会的公平正义既为个体提供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也是个体真正融入社会、热爱社会的关键。既是进一步加强人与人的协调发展，更是以人与人的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立足价值观建设，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注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融合，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个人理念和发展实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既要突出个人的主体性，在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同时，更要强化合作共赢价值理念的注入。个体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更要服务于社会。从社会整体而言，个体的发展既是个性的成长，也是共性的形成，个性在于其主体的特征，共性在于主体间相互的关联，个性离不开共性，共性之中蕴含着个性。从个体发展而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无论是工人、农民、商人等，个体只有真正纳入到企业公司或者组织的整体发展之中，才能得到更进一步地发展，而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必须将个体的发展作为根本，充分重视和尊重个体利益和发展，才能形成组织整体的发展，如同现代工业企业的发展，必须将员工的发展纳入到企业整体发展之中，将员工的利益完全融入到企业整体的效益之中，才能真正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企业整体效益的提升，同时实现员工个体价值的不断提升。

小结

实践、理性和价值三者之间矛盾运动不断建构着“现实的历史”，中国道路的历史实践，既是中国发展范式的宏观展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随着经济作为国家主体性外化于国际体系的演变，国际格局和话语权逐步地转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真正形成了“大国形态”。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主体性的演变，直接决定着国家发展范式的演变，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路程上新的历史坐标起点，面对“现实的历史”新的逻辑起点，中国道路的发展需要以面向“中国问题意识”的逻辑为发展思路，以“三个层面”的实践和“三种形态”的生成，重构新的发展范式，全面深化“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实践，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更好地走向未来。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87-11-04（1）.

[5]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1993-11-17（1）.

[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江泽民.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带领全国人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N].人民日报，2000-02-26（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9]孙正聿.中国新起点与科学发展观[J].社会科学战线，2004，（6）.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孙正聿.从实践的观点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J].社会科学战线，2015，（11）.

[12]冯鹏志.建构“面向中国问题意识”的哲学[J].理论视野，2016，（6）.

[13]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 -12/01/c_1117309642.htm，2015-12-01.

[14]韩庆祥，张艳涛.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历史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习近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 -11/30/c_113853078.htm?prolongation=1，2012-11-30.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9]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1）.

责任编辑 张晓予

D616

A

1003-8477（2017）01-0024-06

朱建一（1983—），男，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哲学博士。